第一篇:專訪李俊峰:去產能,要理解好三組關鍵詞-2016
專訪李俊峰:去產能,要理解好三組關鍵詞
2016.7近年來,受經濟增速放緩、能源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煤炭需求增速放緩,供給能力過剩,供求關系失衡,特別是能源資源類產品價格大幅度下降,導致企業效益普遍下滑,對經濟發展、職工就業和社會穩定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隨著國務院《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等文件的出臺,新一輪去產能正式拉開了帷幕。圍繞去產能產生的相關問題,李俊峰接受了本刊獨家專訪。
環境經濟:2015年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落下帷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此次會議的熱門話題之一。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這一輪去產能,您怎么看?
李俊峰:過去的三十幾年,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從典型的計劃經濟基本形態——全面短缺,過渡到真正的市場經濟形態——全面過剩。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適應新常態?過去應對短缺,政府是有辦法的,就是靠投資拉動來增加供應。現在供應過剩了,該怎么做?市場經濟的做法是,消費好的,淘汰不好的,但是我們缺乏這方面的經驗。中央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就是這樣一個思路,但是要統一思想,清楚地認識到,去產能、去庫存是要割肉的。
現在很多人都說,中國經濟下行,就業壓力很大,財政很困難。困難有沒有?肯定有,但是要看和什么比。現在的困難和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是沒法比的,和本世紀初也是不可比的。可以說,與那些時期相比,現在幾乎沒有什么困難。那個時候,中國什么都短缺,現在我們還少什么?
總體來看,我國的經濟形勢很好,大家要正確看待我們的經濟形勢。為什么這么說?遠的不說,朱镕基同志剛剛到北京主持財政金融工作的時候,雖說不是一窮二白,但是國家財政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靠借錢過日子。現在呢,我們每年的財政收入接近20萬億元,是那個時候國民收入的3倍多,現在的GDP是67萬億元,是當時的10多倍,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我們很富裕。
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屈指可數,現在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還多,那時候中國的富豪都在港澳臺,而且也沒有幾個,如今在福布斯排行榜上,中國億萬富翁的數量是世界第一。現在面臨的新挑戰是,東西太多了,怎么辦?對于這樣一個“新常態”,我們有沒有思想準備和應對措施?
現在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東西多了,扔不扔?這就好比家里的剩菜剩飯,是扔掉還是吃掉?過去認為扔掉了就是浪費,很可惜,不舍得扔掉。現在大家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既然剩飯剩菜吃掉有害健康,多了的、用不著的東西就要扔掉!二是提高發展質量,做高價值東西。過去我們造奧拓,以后要造奧迪,一輛奧迪的價值超過十輛奧拓,總之要做精品,讓老百姓不再出國買電飯煲、馬桶蓋,我們也能生產出一大批“奢飾品”,也能做出自己的“MBA”、自己的“好萊塢”,給老百姓更高品味的選擇。
第一組:三個思想
不論是落后產能,還是富余產能和優勢產能,產能多了,就要減,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技術進步必然帶來勞動力富余,擴大就業和減少勞動時間是發達經濟體的基本經驗;企業破產不等于企業倒閉,企業破產是投資者破產,而不是工人下崗
環境經濟:近兩年來,政府一直采取措施去產能,但幾番調控下來,效果并不理想。這是為什么?
李俊峰:去產能,首先要明確三個思想。
一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的產能多了,多了就要減少,實現供需平衡,這是市場的基本原則。所以,沒有必要給產能劃定什么是先進的,什么是落后的,什么是優勢的,意義不大。產能不夠,就要投資建設,擴大供應,多了,就要減少。好比一個人一天可以吃3個饅頭,但是做了6個饅頭,不論這個饅頭的做法怎么先進,怎么好吃,都不能硬吃掉,因為這樣有害健康,經濟也是一樣的。過去我們的思路是消化過剩產能,就是硬要吃掉6個饅頭的思路。現在是要實實在在地淘汰落后產能,“十三五”期間,要淘汰6億噸煤炭產能,淘汰1.5億噸鋼鐵產能。
二是技術進步必然帶來勞動力富余。現在很多地方政府、企業經常抱怨,一旦去產能,企業會破產,失業會增加。我覺得這是必須要面對的事情,產能減少了,效率提高了,就會面對失業下崗這些問題,甚至以后這種事情會愈演愈烈。為什么呢?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會逐漸地從繁雜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由機器代替。
最近比較火熱的新聞——AlphaGo以4:1的總比分擊敗世界圍棋冠軍、職業九段選手李世石,科技既然能生產出下圍棋的機器人,也可以生產出其他方面的機器人。未來可能有更多機器人代替人類工作,在這種現狀下,就要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讓人類從事更高級的勞動,而不是去維持落后的就業機會。同時,還要讓人民享受到技術進步帶來的實惠,就是減少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率。國務院提出的嘗試四天半工作制,就是這個意思。
煤炭行業是全世界最落后的行業之一,像龍煤這樣的企業,一方面地面工人太多要下崗,另一方面井下工作環境太苦、太累、太危險,井下工人比較短缺。那么,我們將來可能會開發這方面的機器人來代替工人下井,至于這些工人,就要給他們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讓他們比在井下更快樂地工作,這就需要培訓新技能,甚至減少勞動時間,比如正在嘗試的四天半工作制。讓機器人代替人類勞動,讓人們有更多時間去休閑,而不是把人束縛在每一個工作崗位上,這才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過去,技術條件不夠發達,很多事情要人去做,比如過去是人掃馬路,現在是掃路機;過去是人割麥子,現在有收割機等等,這些都是技術進步的表現。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淘汰勞動力的速度遠遠超過產業調整的速度。比如這次國務院為了煤炭和鋼鐵兩個行業去產能,需要安置180萬人,其實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生產不到10億噸煤,煤炭行業的工人超過1000萬人,現在我國有57億噸的煤炭生產能力,煤炭行業只有不到500萬人,不知不覺地已經淘汰了500萬煤炭行業的產業工人。
人類要學會解放自己,不能說這個領域有就業崗位,就把人類束縛在這些被先進行業淘汰的領域里,比如煤炭、鋼鐵、水泥。這也是發達國家為什么發展到一定程度,60%~80%都是服務業。服務業是什么?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服務。人類必須要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完成這個轉變,社會就進步了。
過去我們經濟不發達,提倡先生產后生活是對的,但是隨著技術進步,生產領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就要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減少勞動時間,用更多的時間去享受生活,拓展服務業的發展空間,擴大服務業領域的就業機會。
三是企業破產不等于企業倒閉,企業破產是投資者破產。我們現在不是不需要煤炭,去年我國還是消耗了36億噸煤,僅僅比2014年減少了兩億噸,問題是過去生產煤炭是賺錢的,現在是賠錢的,這個變化不是因為煤炭行業的勞動效率降低了,而是投資者對未來發展沒有做出正確的判斷。
5年前,大家在投資煤炭行業的時候,投資者們都認為,未來的煤炭應該是每噸700~800元,于是按照這樣的價格進行融資建設,而現在煤炭的價格是每噸300~400元,生產同樣多的煤炭,投資回報率卻大幅度降低。如果投資者還企圖按照原來回報率索取投資回報,顯然是不合理的。投資失誤,就要承擔責任!
投資失敗承擔責任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通用汽車。“老通用”為什么會破產?經濟危機來了,原來借的錢太貴了,還不起,只能債務重組。重組所有債務后,企業獲得了新生,叫做“新通用”,后來人們還是叫他們“通用汽車”。所有的破產都是對債務的重組。債務重組后,像龍煤,原來數百億元的債務可能歸零,也可能降為原來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這樣做就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財務成本,原來賣到500元一噸的煤才會有收益,現在賣300元一噸就賺錢了,企業就發展了,道理就這么簡單。
我們要樹立這樣一個觀念,企業破產不是企業倒閉,而是投資者的破產。投資者要為決策失誤買單,不能讓政府、工人買單。就像買股票,賠了,就要認賠,國家對股票賠了的人補償嗎?沒有。破產重組過程中,生產力沒有減少。樹立正確的觀念,去產能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才會迎刃而解。
環境經濟:也就是說,誰投資失誤,誰承擔責任。消費者或者職工不能因此而利益受損?
李俊峰:沒錯。一個企業投資失敗了,所有的投資者都要負責,而不是讓消費者來承擔。比如,你是按照100美元一桶的石油進行投資的,油價降到35美元一桶了,投資者就要承擔由此造成的損失,你不可能繼續享受100美元一桶高價石油的紅利。政府也沒有權力要求消費者來承擔責任,不能為了避免一些企業破產就抬高油價。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通過資產重組,化解債務危機,降低企業的財務費用。至于降薪,特別是普通職工降薪,我覺得這不是好辦法。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是一場進一步市場化的改革,總書記一直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我們不能做違背規律的事情,不能由企業屬性來改變市場規則,在市場競爭中,國企和民企是一樣的,不論股東,還是銀行,包括財政部門,或是一個普通公民,投資者都要為投資失敗買單。
可以說,國開行在這一輪產能過剩中損失慘重。很多人認為,這是必然的,因為它是國家政策性銀行,聽命于政府。我不這樣認為。我和國開行的同志討論時說,國開行應該是國家投資決策的最后一道防火墻,進行投資時都要做出判斷,要做需求預測,投資了,會不會導致產能過剩等等。沒有這樣的預測,不是企業在盲目投資,而是銀行在盲目投資。國開行有這樣的責任,事先要對國家投資政策評估,事后要對投資效益負責,沒有這樣的機制,最后很多銀行從借款者變成了“股東”。
第二組:戰略研究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要做長期的戰略研究,BP每年都會出一本全球能源展望的分析報告,花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卻能避免數十億、數百億的損失
環境經濟:這一輪去產能中,可以說無論國企還是民企,傷的都比較重,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俊峰:企業缺乏長期的戰略研究。大家都關注煤炭了,其實石油也是這樣的,以后的煤電也可能重走煤炭、石油的老路。大家應該都記得,2013年中石油購買了瑞士石油資產,當時都說抱了個金娃娃。但是有沒有人想過,如果說一個國家要破產了,像冰島,把好的資產賣掉,就像窮人“當”掉好東西來渡過危機,這是有可能的。瑞士富得流油,為什么要變賣石油資產?就是在一個高價錢的時候賣出去賺一大筆。如果瑞士石油的投資者們現在把資產再買回去,可能花費的價格不到賣出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這就是投資經營,這就是預測和判斷的魅力。
作為市場的參與者,企業需要經常做出這樣的判斷,而我們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缺乏這種戰略研究。BP每年都會出一本全球能源展望的分析報告,中石油資產比BP大很多,做過這樣的研究嗎?不只中石油,我們大部分的國有企業都沒有。這種趨勢分析報告花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卻能避免數十億、數百億的損失。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會說不會用。產能過剩,我們不知道嗎?煤炭產能從30億噸增加到40億噸甚至到57億噸,加上國外的投資,產能接近70億噸;鋼鐵從2億噸漲到8億噸到后來的12億噸,大大超出了消費需求,行業協會和銀行甚至國家主管部門為什么沒有發出預警?不論是投資者,還是企業家,賺錢的時候大都忘乎所以。不僅是煤炭企業,當年的中鋁、五礦以及所有做礦產資源的企業不都是如日中天嘛。現在呢,都是最苦的。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要做長期的戰略研究和預判。
第三組:轉型創新
石器時代的終結,并不是因為用完了石頭;沒有一個國家是能夠躺在資源上發展起來的;無論處于哪個發展階段,不思進取,不創新,就會被淘汰。
環境經濟:與其他工業企業不同,煤炭企業前期投資大,投產后則是挖一揪煤就是一揪現金流,所以很多煤企寧肯虧損,也要拼命挖煤,都不愿意退出市場。對此,您怎么看?
李俊峰:這很正常,這就是思維慣性。以不變應萬變,是我們許多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做法。其實,不改變就要落后。能源市場就那么大,大家都在追求能源的清潔化和低碳化,不轉型,煤炭哪有出路。很多專家包括一些部門的領導都說,煤炭可以做的比天然氣還干凈。這種把“臟”煤弄的清潔和低碳是要付出高昂代價的。美國、歐盟和日本這些發達國家為什么用煤很少,就是其綜合成本、系統成本沒有辦法和天然氣相競爭。中國用煤便宜,是以大氣環境污染和較高的碳排放為代價的。
現在企業經常抱怨,轉型過程中有這困難那困難,要政府幫助解決困難。如果企業有困難都可以找政府解決,政府又都能解決,還有必要搞市場經濟嗎?現實中,政府只能對少數人進行救助,比如說今年為了煤炭和鋼鐵去產能,對受到影響的180萬職工進行安置。但是企業不能指望這個生存,靠政府救助,只是臨時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有的供求關系都是由市場決定的,適者生存,即使政府幫助你渡過了這次難關,如果你不思進取,終會被市場淘汰。
至于企業轉型,分為3種情況。一是有能力轉型。比如,一個人打乒乓球不好,打算改踢足球,可以,但是要有踢足球的能力才行。神華集團董事長張玉卓日前在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說,要建一個包容各種清潔能源的企業。這就是轉型。可以說,神華是中國最優秀的煤炭企業,但他們并沒有躺在煤炭上過日子,而是主動轉型。神華正是因為有這種危機意識,才有可能主動轉型。但是,勝利油田、大慶油田、長慶油田能轉型嗎?轉型靠什么?時刻準備轉型的企業才能轉型。故步自封,談何轉型。我們常常說,機遇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沒有準備,機遇來了也沒有任何意義。二是通過國家幫助能夠轉型,能夠發展,能夠生存。三是必須破產重組進行轉型。
隨著技術的進步,有些東西必須要淘汰,所以有實力的企業先轉型,實力較差的通過國家救助能夠轉型,還有一部分是國家救助都不行,只好破產重組,更換一個有能力的經營者來經營,國際上有許多成功的例子。
日本航空公司曾經負債約1.5萬億日元(約1220億元人民幣),宣告破產。日本航空公司不僅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更是日本的翅膀。“必須拯救這家公司”,時任首相鳩山由紀夫登門邀請稻盛和夫擔任這家破產公司的董事長,在他的領導下,日本航空公司實施了一系列重建計劃,在宣告破產重組的第二年,就實現了扭虧為盈。2012年9月,日本航空公司在東京證券交易所再次上市。
我們國家也有這樣成功的案例,無錫尚德的破產重組,三年后也實現了鳳凰涅槃。
所以,企業破產本身不是壞事,破產是一個技術進步的開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但是要明確一個觀點,就是破產不一定要清算,而是更換一個有能力的經營者來經營。所有的國家都一樣,如果這個企業有市場需求,就要申請破產保護。通過資產重組,企業可以重獲新生,破產重組可能讓工人過得更好。
環境經濟:其實,不僅僅是企業要面臨轉型問題,所有依托資源發展起來的省份甚至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
李俊峰:是的。像阿聯酋、沙特這樣的石油大國都在談轉型,阿聯酋人寫了一本書叫做《石油后時代》,沙特的石油大臣上世紀90年代就告誡自己,“人類告別石器時代不是因為用完了石頭”,他們坐在“油盆”里還不斷地轉型,而我們卻止步不前。煤炭輝煌的那十年,不曾積蓄發展的后勁,現在就得吃這種苦果。
沒有一個國家是能夠躺在資源上發展起來的。日本有什么資源?但它是除了美國之外最發達的國家,靠的是什么?是創新。不論是沙特阿拉伯,還是卡塔爾,或是阿聯酋,他們雖然坐在“油盆”上,但他們現在轉型了,所以油價一路下滑,迪拜、阿布扎比、巴林和卡塔爾都沒有感覺到特別的困難。
2015年巴黎大會期間,法國總統奧朗德問阿聯酋總統哈利法,世界告別化石能源,阿聯酋怎么辦?哈利法總統輕松地說:“我們的兄弟姐妹們會高高興興地賣出最后一桶油。”我們所謂的資源大省憑什么說煤炭鋼鐵就可以養你一輩子?這是發展理念的問題。
硅谷什么資源都沒有,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的投資新秀?阿聯酋在90年代提出轉型,才有了迪拜、阿布扎比等一個個沙漠新城。迪拜即使現在不產一桶油,日子照樣過得很好。像山西、內蒙古,有那么好的風能資源、太陽能資源,為什么不轉型?就是因為過去躺在煤炭上,日子過得太滋潤了。
不僅僅是資源大省,北京、上海都面臨轉型問題。深圳可以有那么多優秀的企業,北京、上海為什么沒有?就是太舒服了,隨便一塊地,收益幾十倍幾百倍。在北京和上海,只要在2005年買了一套房子,現在就是百萬甚至千萬富翁,還搞什么創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家在過好日子的時候都忘記了未來的風險,所以總書記激勵上海要做創新型城市。
國外的企業也一樣,只要創新乏力,就要被打敗。10年前,幾乎人手一部諾基亞。如今,因為故步自封,諾基亞被蘋果打敗了。如果蘋果不創新,很有可能被華為打敗,不要覺得這是天方夜譚,沃爾沃不是被吉利收購了,夏普不也被臺灣的企業收購了。
大慶油田曾經多輝煌,新聞報道說現在每個月賠50億元,一年就賠600億元,為什么在輝煌的時候沒有轉型,為以后發展積累資本呢?所以,不論處于哪個發展階段,不論是國家、地區還是企業,不思進取,不創新,就會被淘汰。
環境經濟:國際上有沒有去產能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
李俊峰:國外去產能都是靠市場,是企業自主行為,不是政府行為。BP預計石油產能會過剩,所以從2009~2013年一直都在變賣石油資產。當時我們的研究人員稱,BP變賣石油資產,是為了解決墨西哥灣石油賠償的問題。直到去年,我們才明白BP是在調整產業結構。還有殼牌,也在不斷地降低石油資產的比例,還購買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公司。再如股神巴菲特,當時他是中石油的第二大股東,卻賣掉了中石油股票,我們都覺得不應該。現在回過頭來看,他又賺了。還有GE,幾乎賣光了煤電和核電資產,買了顏巴赫搞燃氣發電,買了桑德搞風電,現在是全球最大的燃氣和風力發電設備供應商,現在又買了阿爾斯通的電網資產,搞智能電網。這些都是轉型的例子。
產能不是被去掉的,而是在落后過程中自然地被淘汰掉。為什么會形成過剩的產能?就是因為我們不舍得淘汰。比如說對過剩產能的認識,一開始叫落后產能,因為不舍得淘汰,就給它戴了一頂帽子,叫富余產能,還是不舍得淘汰掉多余的,又改叫為優勢產能,不論是落后,還是富余,或者是優勢,只要是多余的,就要堅決地淘汰掉,富余的產能不分好壞。很多人說,這么好的礦,說扔就扔嗎?對,就得扔掉。我舉個例子,在這個地方清華招生只要100個,第101個再優秀也進不了清華,這就是淘汰落后。
國外沒有去產能的經驗,都是在轉型。2005年,美國煤炭發電占比58%,現在這個比例只有30%,十年的時間減少了近2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減少兩個百分點,去年一年就關閉了89座燃煤電廠,這就是順應趨勢,順勢而為,但他們從來不叫“去產能”。美國第二大煤炭公司2015年初宣布破產,第一大煤炭公司也在近期陷入破產的困境,但他們并不著急,因為這是市場行為,優勝劣汰。我們要搞市場經濟,也要有這種優勝劣汰的心態,不能讓所有的企業千古永存!
環境經濟:像山西、河北這樣的資源大省,在去產能過程中,職工安置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您認為這次和過去相比,政府處理的思路是怎么樣的?
李俊峰:政府現在的思路是正確的。過去,政府救助企業,相當于用政府的錢替企業還債,這成了補“資本家”,補投資者,等于替投資者投資失誤買單,這就是一批僵尸企業形成的根本原因。
同樣的事情,做法卻不同。西方國家往往先保工資,后償還貸款,而我們是先還貸款,后保工資,這種思路是錯的。工人是什么?就是干活的,不是決策者,不能讓工人替投資者失誤買單。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答中外記者問時指出,中央已經建立了1000億元主要用于轉崗安置的專項資金。現在的思路已經明確了,政府要救助的是工人,不是投資者。工人下崗,有失業保障,還有再就業培訓等一系列措施,幫助有就業能力的職工重新就業。
同時,從長遠考慮,我國逐步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應該逐步建立向發達國家靠攏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通過提高勞動效率和減少勞動時間來增加就業崗位,而不是通過挽救落后企業來保住落后時代的就業崗位。曼徹斯特曾經是一座礦工城,現在近30年不挖煤了,人們生活的照樣很好,曼聯還是那個優秀的球隊。
過去,我們常提一個口號——幫企業解危脫困,這種思路是不對的。幫助一個落后企業活過來,勢必會阻礙一個先進企業的發展,幫助一個落后產業死而復生,就可能扼殺一個新產業的誕生。今后,我們要嘗試“鼓勵少數,引領大多數,淘汰落后”,而不是一味地保護“落后”。拋棄舊有觀念,整個經濟才會有活力。
(來源:《環境經濟》雜志 作者:記者 雷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