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修改后刑訴法對自偵工作的影響及對策

修改后刑訴法對自偵工作的影響及對策

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是1996年修訂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的首次“大修”，修改條文逾百條，在證據制度、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新刑訴法明確樹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法治理念，強化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新刑訴法倡導的人權保障理念是對憲法“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根本性價值在刑事立法中的具體體現。伴隨著人權保障理念在刑事立法領域的樹立，特別是通過規范刑事司法行為的程序法加以明確規范，對今后偵查工作無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對此，我們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及時調整工作思路，認真思考，積極應對。

一、新刑訴法對自偵工作的影響

（一）嚴格化的證據規則，提高了搜證要求

新刑訴法要求對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職務犯罪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要求自偵部門工作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嚴格按照刑訴法的相關規定，告知其權利義務，全程錄音錄像要求偵查人員嚴格訊問方式方法以及訊問措辭，不能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證人證言。

非法證據排除使得檢察機關偵查取證工作面臨了巨大挑戰。證據的合法性既包括程序要合法也包括實體要合法，獲取證據的手段、獲取程序要合法，否則的話就會被當作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對于職務犯罪來說，尤其是賄賂犯罪突破案件主要依靠的事言詞證據，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無疑成為涉案者為逃脫法律追究的一個重要的辯護理由。通過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摧毀犯罪嫌疑人的心底防線使其交代罪行，是檢察機關在處理職務犯罪，特別是賄賂犯罪時最常用的手段，而新刑訴法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使得偵查部門只能在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時，才可對案件有細致的了解，否則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將自偵部門的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狡辯成威脅、恐嚇，最終使得證據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偵查的手段、環境、方式、辦案人員的語氣語調等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戰與要求。

（二）辯護制度的完善化，強化偵辯對抗性

新刑訴法對于辯護制度的修改主要有四點：一是辯護人參與訴訟的時間提前。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偵查機關應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二是委托辯護主體擴大。犯罪嫌疑人的監護人、近親屬也可以代為委托辯護人。三是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將原來的范圍擴大到部分精神病、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四是律師會見等權利得到更好保障，持“三證”即可會見犯罪嫌疑人。

在自偵案件的偵查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逃避法律制裁的僥幸心理。而律師在偵查階段就可以以辯護人的身份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使其參與相關職務犯罪案件的辯護、代理環節極大提前，因而檢察機關自偵部門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全程幾乎都要面對辯護人的監督。在以往自偵案件辦理中，辦案機關突破案件的最佳時機就是對犯罪嫌疑人訊問初期，而如今在這一階段，律師的提前介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了律師幫助，無疑是給犯罪嫌疑人打了一針強心劑。犯罪嫌疑人可能因為律師提供的法律專業知識，在面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更加鎮定從容，提高其辯解能力，大大的加強了犯罪嫌疑人對抗偵查的意識，而且法律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運用沉默權，對一切有關犯罪的問題拒絕回答，或者避重就輕，只交代自己最輕的或者與犯罪無關的問題，以逃避法律制裁，使案件的突破難度加大。再者律師會見不被監聽，對于缺乏職業素養、預謀不法行為的律師缺少監督，不可避免地有些律師為了幫助犯罪嫌疑人逃脫罪責，就會為其出謀劃策，為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訴辯解提供意見。特別是新刑訴法賦予律師的申訴、控告權，使得檢察工作中稍有不符合訴訟程序的行為，就會給律師以口實，使得偵查工作處于被動，這無疑給檢察院的偵查和審查工作帶來了更多的挑戰。

（三）細化了強制措施條件，加大了采取強制措施的難度 一是對取保候審進行修正完善。新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九條、第五十三條和第七十條對取保候審制度的條件明確、范圍擴大、相關義務和保證金問題都作了新的規范。二是細化了監視居住條件。嚴防監視居住制度異化為變相羈押，同時完善被監視居住人的監督手段和刑期折抵。三是逮捕、拘留和審查逮捕的程序規范，明確逮捕條件和羈押告知義務，將必要性審查制度嚴格化，使偵查羈押措施在更加規范的法治軌道內健康運行。新刑訴法就強制措施的條件、程序等進一步細化、規范化，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條件更加苛刻，對傳統的通過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為辦案爭取時間、輔助案件突破提出了挑戰。

（四）偵查監督進一步強化，約束了自偵行為

偵查監督的強化主要體現在羈押必要性的嚴格審查上，新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的程序，羈押必要性審查是為強化對羈押措施的監督，防止超期羈押和不必要的關押。在對偵查活動監督中，對被采取羈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要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發現不應當繼續羈押的，應當及時變更強制措施。變更強制措施就可能使偵查部門無法控制犯罪嫌疑人，不利于證據的收集。

二、自偵部門如何更好應對新刑訴法的規定

（一）要扎實充分地做好對自偵案件的初查工作。新刑訴法對禁止強迫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律師對案件的辯護、代理環節極大提前,使得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理念及偵查模式不能適應新訴訟法的要求,在適應新刑訴法的過程中,除了要樹立“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實體與程序兼顧”的觀念外,對于傳統辦案方式中將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為突破案件關鍵的做法要予以摒除,要逐步樹立依靠正面接觸、訊問前的秘密調查及科技手段和技術偵查獲取證據突破案件的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逐漸形成依靠秘密調查和技術偵查,巧妙運用偵查謀略迫使涉案者自亂陣腳，露出破綻。在新刑訴法背景下,由于辯護律師的介入已經提前至偵查階段,使得檢察機關自偵部門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全程幾乎都要面對辯護人的監督，律師享有充分的權利對抗檢察機關。為有效查處犯罪,檢察機關自偵部門的偵查工作中心應適當前移,在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前,要做好相應的調查、偵查、取證工作,要更加重視立案前的自偵案件的初查工作, 一旦出現直接與案件相關的物證、書證等證據，必須高度重視，快速收集、查扣，以防毀滅轉移。將相當一部分物證、書證、甚至言詞證據予以固定。在自偵案件初查期間,在沒有任何干擾的狀況下,做好充分準備后,再立案進入偵查階段,會使得偵查工作更加快速、有效。

（二）勤于專研訊問手段，嚴格規范審訊過程

新刑訴法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重大、復雜案件，傳喚、拘傳的時間可延長至24小時，傳喚和拘傳時間的延長為第一次訊問爭取了時間，緩解了自偵部門拘留前辦案時間緊張的壓力，但即便時間有所延長，只有重視訊問技巧、提高訊問水平，才會真正解決審訊難的問題。為充分利用新刑訴法關于拘傳24小時的規定，在目前審訊工作中自偵部門應提前準備、摸索規律，研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況，研究如何科學安排審訊時間、確定和規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飲食時間及場所，把握審訊工作的最佳節奏，確保在規定的時間內突破案件和固定證據。與此同時必須注意的是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在審訊過程中應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案,一是要嚴格遵守提審訊問制度,規范辦案工作區及看守所錄音錄像硬件配備及人員配置,對訊問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嚴格遵守看審分離和審錄分離等規定，消除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可能性。

（三）適時靈活的運用強制措施

修改后的刑訴法對監視居住和逮捕等強制措施有了較為細化的規定，立案后首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既是檢察部門必須履行的法定程序，又是決定案件成敗的關鍵。偵查人員既不要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能作有罪供述，但又不能走形式、走過場。要充分運用已收集掌握的證據，打消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僥幸心理，摧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線，對犯罪嫌疑人的言行和細節要多留意，多觀察，多研究，從而發現新的線索和取證方向。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的犯罪嫌疑人，大膽適時地對其采取刑事拘留的強制措施，改變訊問環境，可能會有意外的收獲。

（四）轉換偵查模式,充分運用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權

首先,新刑訴法規定了禁止自證其罪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得合法證據的獲取難度大大的增加,技術偵查手段的補充又為證據的獲取提供了新途徑。檢察機關在立案后,對于重大貪污、賄賂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批準手續,可以由檢察機關決定采用技術偵查手段,并交由執行機關執行。因此,檢察機關在辦理自偵案件時,應當善于運用技術偵查手段的決定權,并與相關執行部門取得聯系,相互配合,通過執行部門麥克風監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郵件檢查等方式直接而快捷地收集犯罪證據，增強自偵部門獲取客觀證據的能力,減少對口供的依賴。其次,檢察機關在證據的獲取方面,要兼顧實體與程序合法。在偵查工作中,要保持與律師及其它司法部門的聯系,尊重并聽取意見,及時糾正自身自偵案件處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失誤。要善于借助律師的作用，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一定程度的說服教育工作,以實現犯罪嫌疑人認罪悔過,進而對案件的偵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進效果。對于律師的申訴、控告,要予以重視并妥善處理,以確保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不受非法侵害,也有助于維護檢察機關的形象。自偵部門完全可以在表明檢察機關對律師職業和權利尊重同時,提出要求其行業自律的建議,對少數律師的違規違紀行為及時通報,對個別律師的違法犯罪行為及時依法處理。

尚義縣人民檢察院反貪局綜合科 郭朝輝

2013年11月20日

第二篇：刑訴法修改對公訴工作影響及對策范文

刑訴法修改對公訴工作影響及對策

作者：黃鴻遠

時間：2012-05-08

正義網

此次刑訴法修改，對公訴而言，新刑訴法恢復了卷宗移送制度，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增設了庭前預備會議，設立了關鍵證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對簡易程序進行了重大修改。權力的本質是責任，機遇總是與挑戰并存。立法上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對執法者的一次全新挑戰。新刑訴法對檢察機關更新執法理念、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能力、強化自身監督制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作為行使國家追訴權的公訴機關，在新形勢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積極應對新的挑戰，正確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維護司法公正，是我們每一名公訴干警應當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一、此次刑訴法修改涉及公訴工作的主要方面

（一）無罪推定原則的充分體現

此次刑訴法修改雖然沒有明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但以下四條已經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實質和內核：一是新刑訴法第四十九條明確規定了舉證責任：“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二是第五十條規定了“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同時明確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確立了不得自證其罪的權利。三是第五十三條規定了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具體標準，即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的事實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四是繼續保留了“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的規定，集中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成分。

（二）律師閱卷制度的改革

此次刑訴法修改對于律師閱卷問題，在第三十八條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其對1996年刑訴法的修改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閱卷的范圍從以往的部分材料擴大到案卷材料。新刑訴法規定，無論審查起訴階段還是審判階段，辯護律師都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二是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上述案卷材料。此外，為了防止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材料不被移送，第三十九條還規定:“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這就可以使辯護人全面掌握不利和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材料。

（三）對公訴案件的庭審細化了要求

在公訴案件庭審方面，對于檢察機關具有影響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第一百八十七條增加了證人、警察和鑒定人出庭的規定；二是第一百九十二條增加了專家證人出庭制度；三是一百九十三條在完善一審程序時增加了“量刑”內容，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四是第二百零八條、二百一十條擴大了簡易程序案件的適用范圍規定檢察機關應當派員出庭支持公訴，取消了簡易程序案件可以不派員出庭的規定。

二、刑訴法修訂對公訴工作的影響

（一）證據制度的修改對公訴人素質、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新刑訴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實踐中，如何正確運用調查核實權，如何妥善處理與公安機關之間的關系，都對公訴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一定程度上加大公訴人的工作量。此外，基于檢察機關的調查核實權，第五十七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這就需要公訴人進一步研究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方法。

而在證人、鑒定人、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方面，雖然新刑訴法在第一百八

十七、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了證人、鑒定人和專家證人出庭作證的條件以及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但是對于公訴人而言，在當前的現實情況下證人出庭作證加大了指控犯罪的難度，尤其是當證人在法庭上直接面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詢問和質證的壓力時，如何實現良好的庭審效果對公訴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鑒定人和專家證人都是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特殊群體，因此，在詢問鑒定人和專家證人時，公訴人也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的學習和訓練，在工作中逐步實現公訴隊伍的知識化和專業化。

（二）律師辦案制度的修改增加了辦案的難度

此次刑訴法在律師辦案制度方面吸收了08年實施的新律師法的精神，在律師會見權、律師自行調查權、律師閱卷權等方面，較現行的刑訴法有突破性規定，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這意味著，控辯雙方的關系將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然而這對檢察機關公訴工作則意味著一次全新的挑戰，而對公訴工作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增加了控方證明的難度。新刑訴法中涉及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程序的第三十八、三十九條的規定，從總體上看，是擴大了辯護方的權利，從而限制了控訴方的權力。在新刑訴法實施前公訴機關尚可以以刑訴法為上位法、律師法為下位法為由拒絕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但新刑訴法實施后這個“擋箭牌”將不復存在，也使偵查、公訴機關所掌握的證據材料，從現有刑訴法所規定的“半公開”狀態變為“全面公開”狀態。而隨著辯護方權利的擴大，控訴方和辯護方的力量對抗也就從表面上的平等向實際上的平等邁出堅實的一步，進而使控辯雙方的對抗性進一步增強。新刑訴法第四十九條還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這也就意味著辯護方不承擔相關的責任，這樣必然增加控方證明的難度。

二是增加了固定證據的難度。在案件偵查和審查起訴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證人由于不了解偵查機關在偵查活動中對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獲取了哪些證據，因而不敢輕易翻供翻證。而新刑訴法賦予了律師更充分的會見權、調查取證權和閱卷權，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查閱偵查機關移送的證據卷材料，因而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證據及全案的證據弱點、薄弱環節。同時，律師還可以提前了解案件相關證人的證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這樣一來，為律師在犯罪嫌疑人和證人之間、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間進行串供提供了條件。通過串供或者其他的措施，犯罪嫌疑人極有可能翻供，從而給公訴機關的工作帶來很大的麻煩。少數素質不高的律師如果對犯罪嫌疑人、證人稍加“點撥”或暗示，犯罪嫌疑人、證人就有可能翻供變證，造成言詞證據的穩定性減弱。職務犯罪特別是行受賄這種對合性犯罪往往主要靠言詞證據定案，言詞證據本就穩定性差，犯罪嫌疑人、證人如果翻供變證，必然增加固定證據的難度。

（三）簡易程序全部出庭將大量增加公訴人的工作量

新刑訴法在某種程度上將現行的簡易程序和被告人認罪普通程序案件簡化審程序加以合并，這樣做將有利于提高庭審效率，同時也有利于彌補檢察機關對于適用簡易程序案件庭審活動監督缺失等問題。但是，它給基層檢察機關帶來的難題也是顯而易見的，人力、物力和案件量如何匹配、怎樣提高訴訟效率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對基層院而言，簡易程序和簡化審程序案件占到絕大多數，如果每個案件都要出庭，案多人少的矛盾將更加突出。

三、公訴機關的應對措施

（一）轉變執法理念

刑訴法的修訂是我國法治建設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特別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以及對保障律師執業權利、保護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等一系列明文規定，對維護法律統一正確實施以及社會公平正義都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檢察機關應當積極適應，更新執法觀念，認真執行法律規定，迎接挑戰。首先，要更加注重程序正義。在追求實體公正的同時，更要重視程序正義。但長期以來一些執法人員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觀念在辦案中還是存在。程序正義要求公訴人嚴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行使，人們訴訟于法律不但要求結果公正，更希望程序正義。其次，要更加注重人權保障。人權保障的理念要求我們要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公訴機關在審查起訴時，不僅要仔細審查那些導致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證據，更要仔細審查那些將導致犯罪嫌疑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全面、客觀、公正地審查全部證據。再次，要更加注重尊重律師工作。一個國家法治建設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律師參與訴訟的程度和實際效果來體現的。檢察機關應當為律師行使職責提供方便，相信律師的職業道德和執業水平，加強與律師的溝通和交流，贏得律師對檢察工作的理解與配合。公訴人確保律師權利的實現，就是對律師工作的尊重，就是對刑訴法的遵守，就是對國家法治建設的推動。

（二）苦練內功，提高公訴人業務素質

一方面全面學習刑訴法修正案的相關法條，深入探究法條的學理解釋，正確把握刑事訴訟的基本原理，認真領會立法意圖，通過公訴實踐逐步實現公訴理念的轉變。另一方面，積極開展針對公訴人的實戰培訓，提高庭審交叉詢問技能，妥善處理庭審調查中證人證言、證據發生的各種變化，全面提高掌控庭審局面的能力。

（三）加強與偵查機關配合，強化證據意識

刑訴法的修改對偵查、公訴機關收集、整理和審查證據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時也使審判前偵查結論的不確定性增加，需要通過繼續偵查隨時提供指控犯罪應有的證據。這就要求偵查和起訴方進一步協調關系，形成合力，尤其是偵查必須圍繞起訴指控的需要進行，偵查機關必須準確全面地提供指控所需要的證據。因此，要以刑訴法的修改為契機，加強與偵查機關的聯系，及時互通情況信息；對重大復雜案件，公訴機關要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指導偵查機關依法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無罪、罪重、罪輕的各種證據；強化證據的完善、固定工作，防止翻供翻證，及時發現并堵死證據中的空隙、漏洞，提示偵查機關補強完善證據；強化案件動態監控，注意收集串供、轉贓等再生證據，發現并掌握律師介入后出現的翻供翻證及其他不正常情況，提高辦案人員審查、分析、判斷和運用證據的能力；加強偵訴協作，形成合力，提高出庭公訴、指控犯罪的能力。同時，公訴機關要切實改進目前的證據結構，逐步降低言詞證據的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提高實物證據的比重和地位，通過降低言詞證據的比重，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負面影響自然降低。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偵查機關更高的偵查水平以及偵訴機關之間更強的協調能力。

（四）完善相關制度和工作機制建設

一是針對第五十四條至五十八條，建議“兩高”及時出臺司法解釋，對“非法方法”進行列舉，對“嚴重影響司法公正”進行詮釋；對形式非法、陳述內容自愿真實的言詞證據如何處理進行判定；公訴方要求偵查人員進行合法性說明，如何進行，是否與非法證據排除的司法解釋接軌；以及對有權要求偵查機關提供其他證據證實偵查行為合法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二是證人保護制度在檢察機關如何實現，什么條件下依申請而保護，什么條件下實現主動保護，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保護措施在實踐中如何操作，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究竟有哪些方式和措施等等，需要進一步更為明確的規范。三是針對簡易程序全部出庭的情況，建議區分情況采取出庭支持公訴和出庭旁聽庭審兩種形式，或者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允許檢察機關派一人出庭。

第三篇：學習修改后刑訴法體會

學習修改后刑訴法學習心得體會 我國的刑事政策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與現代司法公正、人權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則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訴法給檢察機關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新法與舊法相比取得很大的進步，從許多方面對許多問題做出了新的具體規定，對很多制度如證據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國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就要求我們進行一系列加強人權保護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國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此次刑訴法修正與時俱進，亦明確將此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寫入了刑訴法（第二條），使該原則由憲法理論進入了實際操作，標志著刑訴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擊向保護的轉移，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具里程碑性的意義。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點就是先有犯罪結果，再根據各種證據追溯、還原犯罪事實，故證據線索無疑是刑事訴訟的生命線。因刑事偵查一般屬事后追查（抓賭博、扒竊、兩搶及交易類的現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導致絕大多數證據材料在案發時不在司法機關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數關鍵證據在犯罪嫌疑人親友、同伙控制下，為保障偵查的有效性，自古以來的偵查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為的就是防止打草驚蛇，不給犯罪嫌疑人的親友、同伙有毀滅證據的時間和機會。而“國

家專門機關在追訴、懲罰犯罪過程中，往往不自覺地超越權力、甚至濫用職權，從而侵犯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導致錯追、錯判，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刑事訴訟法是一部專業性很強的法律，連我們這些基層法院的審判人員，都不敢輕言知曉、熟悉，更勿論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辯護人就顯得至關重要。此次修改將可委托辯護人的時間由原來的“移送審查起訴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訴訟全過程都可委托辯護人，使偵查階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來的自行“聘請”，變為“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托辯護人”，從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權益更易得到保障。當然，在加大保護力度的同時，打擊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確規定“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機關”，即偵查透明化了，辯護人的活動也要透明化，辯護人監督司法機關，司法機關也要監督辯護人，防止辯護人幫助串供或毀滅證據。

新刑訴法新增加一條，作為第四十九條：“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這實際上是“疑罪從無”原則的具體和明確。“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沉默權，此次修改雖未廢除“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之規定，未賦予其沉默權，但明確舉證責任，無疑是一個進步。

修改前刑訴法雖然也有“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規定，但《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五條規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是否可以理解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證據不排除，這無疑給偵查人員違法收集證據留下空間。此次修改，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進一步明確這些證據“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同時規定了非法證據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就確立了公訴機關的雙重證明責任——不僅要提供證據證明犯罪成立，還要證明這些證據的來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進一步規定了證人（含鑒定人）的強制出庭作證義務，否則其證言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第五十九條規定：“證

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這實際上人性化、人文關懷的體現，也是西漢時就確立的“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的再現，同時也“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屬證據的當然排除之列，意味著偵查、檢察機關不得強迫證人作證，不得強制收集證言，但法院卻可以，多少有些“只許州官放火”之嫌，但總的來說，法院的審判遠比偵查要公開、透明得多，證人的合法權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這次刑訴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權，這樣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機關辦案難度增加，但更好地保護了當事人的權利。這是依法治國的體現，更是法治的進步。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得以體現。

第四篇：學習修改后刑訴法體會

學習修改后刑訴法學習心得體會

我國的刑事政策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與現代司法公正、人權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則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訴法給檢察機關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新法與舊法相比取得很大的進步，從許多方面對許多問題做出了新的具體規定，對很多制度如證據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國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就要求我們進行一系列加強人權保護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國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此次刑訴法修正與時俱進，亦明確將此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寫入了刑訴法（第二條），使該原則由憲法理論進入了實際操作，標志著刑訴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擊向保護的轉移，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具里程碑性的意義。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點就是先有犯罪結果，再根據各種證據追溯、還原犯罪事實，故證據線索無疑是刑事訴訟的生命線。因刑事偵查一般屬事后追查（抓賭博、扒竊、兩搶及交易類的現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導致絕大多數證據材料在案發時不在司法機關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數關鍵證據在犯罪嫌疑人親友、同伙控制下，為保障偵查的有效性，自古以來的偵查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為的就是防止打草驚蛇，不給犯罪嫌疑人的親友、同伙有毀滅證據的時間和機會。而“國家專門機關在追訴、懲罰犯罪過程中，往往不自覺地超越權力、甚至濫用職權，從而侵犯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導致錯追、錯判，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刑事訴訟法是一部專業性很強的法律，連我們這些基層法院的審判人員，都不敢輕言知曉、熟悉，更勿論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辯護人就顯得至關重要。此次修改將可委托辯護人的時間由原來的“移送審查起訴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訴訟全過程都可委托辯護人，使偵查階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來的自行“聘請”，變為“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托辯護人”，從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權益更易得到保障。當然，在加大保護力度的同時，打擊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確規定“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機關”，即偵查透明化了，辯護人的活動也要透明化，辯護人監督司法機關，司法機關也要監督辯護人，防止辯護人幫助串供或毀滅證據。

新刑訴法新增加一條，作為第四十九條：“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這實際上是“疑罪從無”原則的具體和明確。“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沉默權，此次修改雖未廢除“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之規定，未賦予其沉默權，但明確舉證責任，無疑是一個進步。

修改前刑訴法雖然也有“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規定，但《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五條規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是否可以理解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證據不排除，這無疑給偵查人員違法收集證據留下空間。此次修改，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進一步明確這些證據“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同時規定了非法證據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就確立了公訴機關的雙重證明責任——不僅要提供證據證明犯罪成立，還要證明這些證據的來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進一步規定了證人（含鑒定人）的強制出庭作證義務，否則其證言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第五十九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這實際上人性化、人文關懷的體現，也是西漢時就確立的“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的再現，同時也“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屬證據的當然排除之列，意味著偵查、檢察機關不得強迫證人作證，不得強制收集證言，但法院卻可以，多少有些“只許州官放火”之嫌，但總的來說，法院的審判遠比偵查要公開、透明得多，證人的合法權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這次刑訴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權，這樣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機關辦案難度增加，但更好地保護了當事人的權利。這是依法治國的體現，更是法治的進步。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得以體現。

第五篇：簡論技術偵查的規定對自偵工作的影響

簡論技術偵查的規定對自偵工作的影響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作者：張廣新 趙海宇編輯：studa121

1論文摘要 新刑訴法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有較大影響，其中關于技術偵查的規定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影響尤為突出。關于技術偵查的規定給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今后的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應當依法用好法律賦予的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

論文關鍵詞 新刑訴法 職務犯罪偵查 技術偵查 秘密偵查

一、技術偵查的含義、適用案件范圍及技術偵查的種類

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追捕被通緝或者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準，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 技術偵查是采取一定的科學技術手段獲取案件信息、證據和緝拿犯罪嫌疑人等偵查行為的總稱。技術偵查具有科技性、隱秘性和適用對象特定性等特征：（1）技術偵查主要運用一定的科技手段進行偵查。（2）這種技術手段具有特定性，不是所有運用技術手段的偵查活動都稱之為技術偵查。（3）技術偵查具有隱秘性，通常是偵查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偵查活動。（4）技術偵查通常是對特定對象展開的偵查活動。檢察機關有權采取的技術偵查手段的案件范圍包括：一是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二是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三是需要追捕被通緝或者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論是否為重大犯罪案件，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

技術偵查包括哪些類型，《國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所規定的“技術偵查”包括電子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獲取某些物證、郵件檢查等秘密的專門技術手段，但此次修改后的刑訴法并沒有對此加以規定。筆者認為對技術偵查手段應該作狹義的解釋，即建議在修正中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對技術偵查的種類作如下規定：技術偵查手段包括監聽、技術追蹤、視頻監控、互聯網監控等手段，其他手段可劃歸秘密偵查手段。

二、技術偵查的適用依據和適用程序

在偵查中采取哪一種技術手段，需要解決依據問題，即依據何種標準來決定是否采取某一措施以及采取哪一種措施，或者對哪些對象采取措施。新刑訴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批準決定應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確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和適用對象。”本條將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依據確定為“偵查犯罪的需要”，即以偵察活動的實際需要來確定要不要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采取何種技術偵查措施以及這些技術偵查措施適用于哪些人。

刑訴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新刑訴法的規定過于籠統，技術偵查由哪個機關來批準、可以批準幾次、哪個機關有權對技術偵查進行監督等問題仍待細化。程序是正義的保障，需要對具體適用的程序進行規制：第一，批準機關。我國職務犯罪技術偵查由檢察院內部偵查監督部門進行批準，還是由上一級

偵查監督部門進行批準，或是由上一級職務犯罪偵查部門批準？三種模式各有利弊，筆者建議由本院反貪部門主管檢察長批準，并報上級反貪部門及上級偵查監督部門備案，這樣設置，既保證了職務犯罪偵查的效率效果，有利于案件偵查的保密，而且對偵查部門使用技術偵查也有足夠的監督和制約。第二，解除程序。如果檢察機關對應當解除技術偵查措施的不予解除，該由誰給予指出？為了保證檢察機關依法運用技術偵查，出現違法情形時，犯罪嫌疑人或辯護律師可向偵查機關或批準機關提出審查的申請，同時批準機關也應在一定時間內主動審查，及時發現問題。

三、技術偵查的規定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影響

（一）技術偵查的規定有利于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進一步開放和透明以及保障人權

新刑事訴訟法將一直處于秘密隱晦狀態的“技術偵查”措施規定在刑事訴訟法中，技術偵查措施自此有法可依，進一步提高了偵查機關偵查活動的規范性，同時，新刑訴法賦予了通過這種偵查措施獲取得材料具備證據資格和能力，使其能夠出現在審查起訴和法庭審判階段，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因此得以進一步開放、透明，有利于保障人權，走出一條偵查工作數量與質量并重、效率與效果兼得、辦案安全有保證的路子，實現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科學發展。

（二）有利于提高職務犯罪偵查的科技含量

新刑訴法使得技術偵查規范化，規定的技術偵查，是有力的法律武器，提高了職務犯罪偵查的科技含量，有利于偵查工作的精力從獲取口供轉移到全面搜集證據上來，實現“由供到證，以證印供”向“以證促供、證供互動”的轉變，有利于盡快放棄傳統依賴口供突破案件的辦案模式。

（三）賦予技術偵查獲取的材料具備證據資格和能力有利于提高辦案偵查含量

新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二條“依照本節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的目的之一是通過科技方法收集材料作為證據，為后續的訴訟活動提供依據并以此確立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新刑訴法這一條款的規定，使得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收集的材料具有證據資格和能力，可以作為起訴和判決的依據。

（四）有利于加強隊伍專業化建設和提高偵查能力和執法水平

開展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人是第一要素，技術偵查的有效使用，是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一大利器，同時也對偵查人員的能力和素質提出新要求，這就要求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加強隊伍專業化建設，提高偵查能力和執法水平。通過開展專項培訓、提高信息化偵查能力和科技化應用能力、健全完善偵查人才引進，優化偵查人員知識結構、專業結構、年齡結構，提升運用技術偵查的能力，促進偵查隊伍專業化整體水平的提高。

四、實踐中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的有效使用

實踐中如何有效使用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即如何在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有效使用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偵破案件，應遵循以下幾點：

（一）明確職務犯罪偵查使用特殊偵查手段的優先性

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優先性是指偵查主體在偵查職務犯罪過程中依法享有優先適用特殊偵查手段的權力。職務犯罪與普通犯罪相比具有隱秘性特征，特別是在一對一的賄賂案件中，因缺乏受害人，加上環境的封閉性，依靠傳統偵查手段破案的幾率甚低，即使勉強能獲得證據，亦需要通過大量的間接證據來完成，這需要耗費大量的刑事司法資源。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具有較強的應對性與有效性，能以較低的司法資源獲得較大的司法利益，因此應當保障在偵查職務犯罪中使用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的優先性。

（二）明確區分科技手段和技術偵查以及秘密偵查和技術偵查

科技手段在偵查工作中的應用與技術偵查是兩個概念，科技手段范圍廣，包括調取電子證據、話單分析、數據恢復、心里測試等，為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對于不屬于技術偵查范疇的現代科技方法，在辦案中可以積極探索、大膽使用。

秘密偵查是偵查機關根據授權，使用秘密力量，隱匿身份實施偵查，收集犯罪證據，抓獲犯罪嫌疑人的特殊偵查方法。修正后的刑訴法規定了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二者是不同的。在職務犯罪偵查中，要靈活使用這兩種特殊偵查手段。在立案之后，依法使用偵查手段和措施，改變立案后馬上解除犯罪嫌疑人的習慣做法，采取秘密偵查的方式最大化收集固定證據，并嚴格依照新刑訴法規定，依法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做好充分準備后與犯罪嫌疑人正面交鋒。

（三）機動靈活使用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和強制措施

職務犯罪偵查是一種由表及里的從不確定到確定的動態認知過程，本質上是對已經發生的犯罪事實的一種復原，是運用證據恢復其本來歷史面目的高智能和對抗性復雜的實踐活動，需要偵查部門在主動、靈活、機動條件下，綜合運用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和強制措施獲取證據、揭露犯罪、證實犯罪、懲治犯罪。

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案件，刑訴法規定可以采用技術偵查手段，并可采取拘留、逮捕、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對于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可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于沒有達到法律規定的“重大”標準的貪污、賄賂案件，則不能采取技術偵查手段，那么是否可以采取秘密偵查手段呢？筆者認為是可以的。實踐中，秘密偵查已經成為貪污、賄賂案件的常態化偵查手段，對偵破案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刑訴法第七十三條：“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本條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做出了規定，刑訴法如此規定的目的是提高監視居住的約束力，但也起到有利于職務犯罪偵查間接效果。尤其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強制措施，有利于增強監視居住的控制力度，避免妨礙訴訟的情形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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