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地方政府陷債務怪圈 上屆“合法”過度舉債不追責

地方政府陷債務怪圈 上屆“合法”過度舉債不追責

2013年11月13日 09:46 來源：中國經營網綜合

【中國經營網綜合報道】據21世紀經濟報道消息，今年2月，大同市市長耿彥波調任太原代市長。這次調任甚至引發部分大同市民春節期間上街挽留。據媒體報道，當地一些居民尤其是部分開發商擔心后一任領導能否切實履行前一任主政時的征地、拆遷、安置承諾，也不知道政府到底有多少家底，究竟欠了多少債務。

數據顯示，“造城市長”耿彥波主政大同期間，大同市主要城投公司大同市經濟建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由2008年末的81.82%增長至2012年末的85.34%，同期剛性債務余額由25.93億增長至96.62億元。隨著組織部門的一紙調令，耿彥波離開大同，上任太原。

一般認為，其實離任審計原應作為調動官員的依據。但在實踐中，往往是“先調任，后審計”。因此，離任審計對黨政領導履行經濟責任的評價就大打折扣，對黨政領導人的過度舉債行為幾乎不存在約束作用。

2010年，中辦和國辦聯合頒布《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責審計規定》，首次將“政府債務的舉借、管理和使用情況”一項納入對地方各級黨政領導經責審計的范圍。但這并未改變經責審計中政府債務審計處于邊緣甚至被忽視的地位。

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審計署經責審計課題組負責人蔡春表示，“雖然兩辦頒布了相關規定，但是和操作中對領導干部離任時的債務審計和規定還是有差距的，而且究竟該怎么開展離任時的債務審計，也沒有明文規范。”

“有的時候，債務情況的變化很少甚至不會寫入經濟責任報告。”華南某市審計局人士對本報記者坦言，“因為政府機關報表體制是現收現付制，經責審計主要從財政資金審計入手，延伸至資金的去向、使用各方面，舉債資金并非財政資金，所以審計也就不會把債務作為重點加以披露。”

此外，由于受人力、時間等審計資源因素的制約，加之中國領導干部異地交流異常頻繁，經濟責任往往很難對一個領導干部任職期間內全部時間范圍進行一次性的完整審計。

“經責審計雖然范圍很廣，但是實務審計中審計機關關注更多的是重大經濟決策的程序和效果、政府投資工程的實施等情況。債權債務審計現在也會納入經責審計的內容，但一般不會是審計的重點。”東部某省審計廳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

前述審計廳人士介紹，只要政府領導人在法律法規的范圍之內舉債，審計是認可的。如果債務風險過高，審計人員會在報告中提出建議，提醒地方地方政府注意債務規模，但是這一建議并沒有強制性。從目前來看，尚無地方黨政領導人因為債務風險過高而承擔責任的案例。實務審計的時候，即使發現黨政領導人任職期間有過度舉債的行為，并不能說明其中存在問題，除非存在違規舉債，比如夸大抵押資產價值、財政資金違規擔保舉債。

橫亙在這一改革路上的難題是：兩年前，中辦和國辦出臺過類似規定，但是收效甚微;經責債務審計的操作細則并未出臺。從公開信息來看，目前尚無地方政府因過度負債而被處罰的先例。

蔡春稱，離任審計的時候，領導干部已經離任，過度舉債都已經成為既定事實。任中審計可能會好一點，如果任中舉債過多，我們在寫審計報告的時候做出風險提示，建議控制一下債務規模。

今年下半年以來，湖南、安徽、廈門等地陸續出臺債務管理辦法，將政府債務的舉借、使用、償還納入黨政領導人經濟責任審計范圍。湖南省明確提出，對政府過度負債的行為，要追究相關地方政府和當事人的責任。

隨著干部流動常態化，一屆地方政府任期內有可能經歷多位主政者。本報記者采訪顯示，幾乎沒有地方能就這些官員的舉債行為進行詳盡的評估。于是，正常的城鎮開發與“換屆經濟學”交織在一起，主政者的壓力更需要用準確的債務信息予以化解。《人民日報》近日甚至刊文指出，欠債越多的地方，官員提拔得越快。多地出臺措施，欲強化對黨政領導人的舉債約束，被寄予厚望。

報道稱，多方調查了解到，經責債務審計若要“還離任者清白，給接任者明白”，既要調整對地方政府黨政領導人的考核方式，更重要的是完善經責債務審計的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