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最后歲月

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最后歲月

一、重修舊作

李達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一向被尊為“中國的理論巨匠”。

1961年，李達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這年夏天，因為雙手顫抖的病癥，加上勞累過度，他來到廬山休養。

8月25日，剛剛抵達廬山的毛澤東約見了李達。這是繼1959年他們在武漢相會后又一次相見

。那一次兩位好友談論文章時，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贊賞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隨后他也中肯而直率地告訴李達：“你的文章沒有從前那樣有鋒芒。”從那以后，李達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與血氣”。

“看你的氣色不太好，人也比過去消瘦許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體，注意休息。”毛澤東一見面就非常關注李達的身體健康。

聽到毛澤東的關心，李達十分感激。隨后毛澤東又一次贊賞李達30年代所寫的《社會學大綱》是那樣“膾炙人口”，接著衷心地建議李達“是不是根據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達在武漢大學多找幾個助手共同承擔這一任務。

李達當即表示：“我一定不會忘記你的囑托，盡快把《社會學大綱》修改好。”

接受任務后，李達便雷厲風行。他一邊打電話給助手，要求立即把有關書籍帶上廬山，一邊寫信給武漢大學哲學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訴他接受了毛澤東交給的修改《社會學大綱》一書的任務，希望他能在優秀畢業生中物色兩位有所作為的學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紹自己準備花3年的時間修改或撰寫《唯物辯證法大綱》、《歷史唯物論大綱》等6部哲學著作的計劃。

給余志宏的信發出不久，李達中斷休養，由廬山返回武漢。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籌建毛澤東思想研究室，李達調集了幾名助手，隨后又向學校要了幾間房子，毛澤東思想研究室就這樣成立了起來。這是全國大專院校里最早建立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室。

李達與助手們經過5年的共同努力。數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辯證法大綱》終于問世了。當此書征求意見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給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評價：“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它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蓋所謂聯系是諸對立物間在時間和空間中互相聯系，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這些結論是對對立統一規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闡述和高度概括”。

二、抵制“頂峰論”

還在李達與助手們聚精會神地全面研究撰寫《唯物辯證法大綱》時，康生與林彪等人為了達到個人目的，唱起了“頂峰論”。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會議上，“頂峰論”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拋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1960年10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指出：“現在的馬列主義是什么？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思想的頂峰。”

對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導的“頂峰論”，李達認為這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有一位領導特地撰寫了一篇題為《毛澤東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頂峰》的文章。當這篇文章送給李達提意見時，李達一看題目，就把文章丟在桌子上，毫不諱言地指出：“這篇文章題目本身就不科學，誰也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頂峰，因為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也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接著他要求助手們“在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時，絕對不能出現這類字眼”。李達的話傳了出去，弄得這位領導非常尷尬。

李達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但這并不能阻止那年月大報小刊上連篇累牘的“頂峰論”。相反，在林彪反復叫喊“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的影響下，“頂峰論”成為人們最時尚最熱衷的話題。一次李達助手在談到撰寫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時，提出是否加上“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李達立即對這種想法給予了嚴厲批評，指出“不能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本身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汲取新的養料，不斷豐富發展自己，決不會停滯不前，因此也決不會有什么‘頂峰’”；“‘頂峰’這種提法不符合辯證法，是形而上學，是吹泡泡，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李達的觀點是鮮明的。然而許多人不能理解，認為李達是固執，是僵化，是埋頭學問。當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勸李達：“寫上這一句話，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樣堅持，說不定還會犯錯誤呢！”這些善意的勸告沒有改變李達的初衷，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錯誤？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犯錯誤，而違反辯證法的東西就能出成績？”

李達這種“不講政治”的“固執己見”，引起了一些領導的不滿。

三、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經國家有關部門同意，李達已經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專職委員。然而由于《唯物辯證法大綱》還沒有最終定稿，1966年2月，李達又返回了武漢，開始了全書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當李達全力投入工作的時候，文化戰線上掀起了大批判運動。此時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對李達頗有微詞，認為李達“埋頭研究，不關心政治”，隨即指示武漢大學整理出李達的一份材料，說李達是“反動學術權威”，并通過有關部門報到中央。因為李達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此事關系重大，中央有關同志就此事詢問了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當時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會議上，有人又向毛澤東談及李達的問題，當詢問可不可以對李達開展批判時，毛澤東仍舊沒有表態。接著在上海會議期間，這人“不厭其煩”，再一次詢問毛澤東是否可以對李達進行批判，并說湖北的群眾有這方面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說了一句：“既然群眾有要求，在校內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緊接著形勢急轉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發表后，全國上下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現了高潮。中央“5·16通知”發出后，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鄧拓、吳晗、廖沫沙所謂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時間成為全國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將武漢大學整理出來的李達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實”，作為中南地區的“三家村”，上報給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6月3日，武漢大學召開全校大會，傳達中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個“三家村黑幫”。6月7日，在省委駐武漢大學教育革命領導小組的主持下，召開全校三級干部擴大會議，決定進一步發動群眾，揭開武漢大學階級斗爭的蓋子，將目標集中對準校長李達、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三人。

從此，李達再也沒有安寧過。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寫書，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著他的助手們也被強制性地“集中”起來，強令寫出揭發檢舉李達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電話被剪斷，北京的來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開貫徹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到大專院校和文化藝術界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指出要把革命斗爭的矛頭指向“‘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決定將李達與武漢大學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作為武漢大學的“三家村”。這是全國所有高校被“揪”出來的第一個“三家村黑幫”。

四、不屈的抗爭

6月13日，武漢大學“組織”7000余名師生員工集會，批斗李達，“聲討”珞珈山“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湖北省、武漢市幾十萬人擁入武大校園“聲援”武大師生的“革命”行動；《湖北日報》、《武漢晚報》等報刊，長篇累牘發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長時期以來，武漢大學存在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朱劭天、何定華和某資產階級‘權威’等組成的‘三家村’黑幫，猖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瘋狂地攻擊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資產階級路線，抗拒省委領導，陽奉陰違，欺上瞞下，打擊無產階級革命派，扶植資產階級‘專家’，把武大變成他們復辟資本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與此同時，湖北省將李達、朱劭天、何定華作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圍內開展批判。

此時“批判”和“聲討”，雖然用的是“某資產階級‘權威’”，但被隔離起來的李達心情異常沉重，他根本沒有半點辯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實實“認罪”，寫“認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課”。

6月30日，對于李達的批判開始升級，李達的名字，在報紙上公開點了出來。《武漢晚報》發表了《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和《揭發武大的“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長李達、前黨委第一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組成的‘三家村黑幫’，就是這樣一小撮妄圖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理人。”

進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開始殘酷起來。武漢地區接二連三的批斗大會，李達總是“主角”，批斗、聲討、示眾、審訊、辱罵，使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遭受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迫害。然而倔強的性格，使李達從不在批斗者面前低頭，所以每一次批斗，對他的人體摧殘是最重的。

盡管李達遭受種種非人的磨難，但當他聽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資料被搶走，助手被趕跑、研究室撤銷時，憤慨地說：“你們把我的資料搶走了，把我的助手趕跑了，我怎樣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寫書的任務呢？”

無情的批斗，肉體的折磨，李達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他的飲食銳減，病情逐漸加重，身體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華看到他這個樣子，內心十分難過，但李達仍然抱著樂觀的態度，“黑暗總會過去，等運動結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黨中央、向潤之告狀。”

7月中旬，為了加大對李達“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漢大學舉辦了“李達罪行展覽”。這時李達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發作，李達都非常痛苦，有時痛得大汗淋漓。盡管如此，對李達的批斗卻沒有半點減緩的跡象，批斗、游街、罰跪，可謂變本加厲，直到李達臥床不起。

五、巨星的隕落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又一次抵達武漢視察的消息傳遍了武漢三鎮，可是李達被軟禁在武漢大學自己的家中，無法知道毛澤東來到武漢的情況。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關于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開除了李達這個“叛徒”、“地主分子”的黨籍。

7月19日，看守李達的一個學生悄悄地把毛澤東已到武漢消息告訴了李達。這個消息讓李達頗有些高興，他認為毛澤東一定會出來給他說話的。當天晚上他強支撐起身體，準備給毛澤東寫信，可是當他拿起筆來的時候，內心又充滿了矛盾，是稱呼潤之，還是稱呼主席？經過半天思慮，他選用了主席的稱呼，因為他想在目前的處境下，直呼毛澤東的名字有些不合時宜了。全信的內容短得不到20個字：“主席，我有難，請救我一命。李達頓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達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懇請學校“文革”工作隊的人，將這封信盡快送給毛澤東。

然而，就在李將信交給學校“文革”工作隊的前兩天，毛澤東已經離開了武漢。此信只好輾轉送往北京。

李達的病情更加嚴重了：胃病頻繁發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惡化，手顫抖得嚇人，進食困難，每天僅靠少量的稀粥維持生命，身體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達身體不行了，要求去醫院治療，但被拒絕。李達非常痛苦地對看守說：“我們共產黨人和解放軍就是對待俘虜，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現在就是把我當作敵人，當作你們的俘虜，也要給我治病呀！”過了幾天，家人看到李達時有昏迷，要求自費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絕。

李達的信輾轉送到毛澤東手里，已經是8月中旬，毛澤東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決李達的困難處境問題。

8月22日，李達已經是奄奄一息了。這時可能是毛澤東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許是有一些人“良心”發現，他們才允許把李達“押送”去醫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這時的李達已經處于半昏迷狀態，已經難以輸液。8月24日，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畢生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并作出了卓越貢獻的理論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艱難的人生之路。8月25日，在李達尸體即將火化時，學校宣讀了經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關于“開除李達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決定”，并宣布“李達已死”。

第二篇：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結局 陳獨秀

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結局 陳獨秀、李大釗沒有參加中共“一大”，是歷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當時陳獨秀擔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又兼任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離開廣州，這筆款子就會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釗當年擔任北京八校的教職員聯誼會議主席，正在領導索薪斗爭和暑期會務，也不能離開北京。他們雖然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但不影響他們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的歷史地位。

“一大”會議的曲折

許多人都知道“一大”在上海召開時曾遭到法國巡捕的搜查，但很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出在馬林身上。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從歐洲來到上海，一路上已引起各國反動當局的警覺和注意，并掌握了他的行蹤。租界巡捕房詳細記錄了他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幾度遷移的地址，當他在李漢俊家參加會議時，就發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會址的事情。

上海開會遭到搜查后，經“一大”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提議，“一大”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開會時為掩人耳目，還特意將帶來的麻將牌倒在桌上。王會悟也裝扮成歌女的模樣，坐在船頭充當會議的哨兵。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歸宿

13位代表的人生歸宿可以歸為五類。

其一，踐約信念，奮斗終生：包括毛澤東、董必武、王盡美。毛澤東參加“一大”期間雖然寡言深思，但他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時間超過了幾任總書記的總和。董老長期在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王盡美從1923年至1925年擔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積勞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獻身，視死如歸：包括何叔衡、鄧恩銘和陳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轉移途中與敵人遭遇，壯烈犧牲。鄧恩銘1928年被捕入獄，1931年英勇犧牲。陳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獄，1943年被秘密屠殺。

其三，性格倔強，身離心儀：包括李達和李漢俊。李達在上海機關工作時，多次和陳獨秀、張國燾發生矛盾，于1923年夏憤然宣布脫黨。但李達從未放棄信仰，一如既往地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李漢俊也因與陳、張意見不合，逐漸脫離了黨的活動，被開除黨籍。1927年12月，李漢俊被桂系軍閥殺害。其四，誤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劉仁靜和包惠僧。劉仁靜是“一大”最年輕的代表，1929年赴蘇學習，回國途中拜會托洛斯基，從此開始成為黨內的反對派，后在國民黨政府任職，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車禍。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時決定退黨，后曾迫于生計在國民政府內政部任職，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敵叛黨，下場可恥：包括陳公博、周佛海和張國燾。陳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脫黨的人物，抗戰時期追隨汪精衛賣國求榮，成為第二號漢奸，1946年被槍決。周佛海1924年脫黨，抗戰期間投靠汪精衛成為大漢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監獄。張國燾因為在參加“一大”時帶來了李大釗的意見，會議推舉他為主席，之后長期在黨內擔任要職；在長征途中和到達延安后，張國燾分裂中央的嚴重錯誤受到批判； 1938年初，張叛黨投靠蔣介石并當了軍統特務；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資料來源：http://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歸宿（1）總體簡介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歸宿（1）總

體簡介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0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３號（后稱望志路１０６號，現改興業路７６號）召開。31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舉行。在南湖游船上，完成“一大”所有議程，偉大的中國共產

黨正式誕生。

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共１3人，他們是：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還有武漢小組的包惠僧（他是在廣州與陳獨秀商談工作期間，受陳個人委派參加會議的）。他們代表著全國５０多名黨員，清一色的知識分子。當時，對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產國際派馬林（荷蘭人，共產主義活動家，1942年被納粹殺害）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俄共（布）黨員，1938年因莫須有的間諜罪被槍決，1956年平反昭雪）出席了會議。最后一天的會議，兩位國際代表因目標太大，李漢俊、陳公博也因故都未去嘉興南湖參

加。

李達夫人王會悟（浙江嘉興桐鄉人）作為中國第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參加了大會的籌備、會務和保衛工作。大會期間，由于密探闖入，會議必須另選地點。王會悟立即建議到嘉興南湖去繼續開會，與會者采納了她的建議。

“一大”選舉中央領導機構時，代表們認為目前黨員人數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并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任組織主任，李達任宣傳主任。黨的第一個中央領導機關由此產生。

參加“一大”的與會代表年齡分別為：何叔衡45歲（最大）；董必武35歲；李達和李漢俊31歲；陳公博29歲；毛澤東28歲：包惠僧27歲；陳潭秋25歲；張國燾和周佛海24歲；王盡美23歲；鄧恩銘20歲；劉仁靜19歲（最小）。平均年齡25.9歲。其中，董必武、陳潭秋、李漢俊、包惠僧、劉仁靜為湖北籍；毛澤東、何叔衡、李達、周佛海為湖南籍；鄧恩銘為貴州籍（唯一的一名少數民族代表）；王盡美為山東籍；張國燾為江西藉；陳

公博為廣東籍。

“一大”代表的人生歸宿可大致歸納為四類：

（1）、人民領袖，開國元勛。有踐約信念、奮斗終生的毛澤東、董必武二人。

（2）、革命先烈，志士仁人。有英勇獻身、視死如歸的何叔衡、陳潭秋、鄧恩銘和積勞成疾、英年早逝的王盡美以及性格倔強、身離心儀的李達、李漢俊六人。

（3）、誤入歧途、迷途知返。有悲觀失望、落伍掉隊的包惠僧和不聽勸阻、參加托派的劉仁靜二人。

（4）、叛徒特務，漢奸走狗。有分裂紅軍、另立中央、投敵叛黨、淪為走狗的張國燾和朝秦暮楚、反復無常、陰險狡詐、投機鉆營、叛黨叛國的大漢奸陳公博、周佛海三人。

第三篇：中共一大代表生平簡介及最后歸宿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簡介及最后歸宿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３號（后稱望志路１０６號，現改興業路７６號）召開。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共１２人，他們是：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參加會議的還有武漢小組的包惠僧（他是在廣州與陳獨秀商談工作期間，受陳個人委派參加會議的）。他們代表著全國５０多名黨員。當時，對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產國際派馬林（荷蘭人）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出席了會議。以下是與會代表生平簡介：

№１毛澤東（1893 ～1976）

毛澤東，字潤之，筆名子任。1893 年12 月26 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1976 年9 月9 日在北京逝世。中國人民的領袖，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詩人，書法家。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36 ～1976），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 ～1945）和中央委員會主席（1945 ～1976），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 ～1954）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4 ～1959）。

№２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學名瞻岵，湖南寧鄉縣杓子沖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18年加入新民學會。1919年參加“驅張”運動。1920年受聘在岳云中學任國文教員，同年冬同毛澤東等同志在長沙秘密建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和毛澤東出席黨的“一大”。1921年至1927年，歷任中共湘區委員會組織委員、湖南自修大學和湘江學校的負責人，并按黨的指示，幫助組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大革命失敗后，去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5月，去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0年7月回國，在上海任共產國際救濟總會和中國濟會主要領導人，1931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執委，并任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部長、內務部代理部長等職。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被留在根據地堅持斗爭。1935年2月，和瞿秋白、鄧子恢等向閩西轉移，在福建上杭遭敵人襲擊，壯烈犧牲。№３王盡美

王盡美生于1898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山東黨組織早期的組織者和領導者。1919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被推舉為山東學生聯合會負責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后，被發展為外埠會員。同年冬，與鄧恩銘等人發起成立勵新學會，出版《勵新》半月刊。

1921年春，王盡美發起創建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7月，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任中共山東區支部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山東分部主任。1922年1月，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被留在中央負責領導工人運動。參與制訂《勞動法大綱》，先后領導山海關、秦皇島等地的罷工斗爭，并為開灤五礦總同盟罷工指揮部的成員之一。

1922年11月，在山海關領導建立黨的組織。1923年2月，被反動當局逮捕，經工人營救獲釋。后重回山東，主持山東黨的全面工作。1924年1月，參加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1月，任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2月，抱病組織青島國民會議促成會，參與領導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因長期積勞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島逝世，時年27歲。

№４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賢琮，又名用威，字潔畬。1886年出生于湖北黃安縣城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從小跟隨教私塾的父親讀書，18歲應試中秀才。隨后在家鄉高等小學任教，1905年到武昌考入中學堂，接受近代教育，五年后畢業赴黃州任中學英文教員。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董必武趕赴武昌投奔軍政府任秘書官，擔任過同盟會湖北支部評議員，軍政府總務科長。1913年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東京，入日本大學讀法律。當時孫中山建立的中華革命黨只有幾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

1915年潛回原籍組織反袁起義被捕，袁世凱死后出獄，回日本完成學業。留學期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書籍，1917年回國后在武漢開辦律師事務所并辦學，成為湖北頗有些名氣的教育家和律師。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后，董必武的思想轉向共產主義，翌年夏通過李漢俊與陳獨秀為首的上海共產黨小組接上關系，隨即和陳潭秋等在武漢組織共產主義研究小組。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此時35歲，在代表中僅次于何叔衡為第二年長者。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開職業是主持武漢中學，并在湖北一師等校兼課。他在校內秘密向學生進行革命教育，從而在省內發展了最早的一批黨團員。北伐軍占領武漢后，董必武成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農工廳長，積極組織農民運動講習所并推動工人運動。1927年7月武漢政府反共后，因他已遭通緝且目標太大，由黨組織安排赴日本，再轉往蘇聯學習。1932年回國后進入江西蘇區，任中央黨校副校長、臨時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長等職。1934年董必武以近五十歲的年齡和體弱之軀參加長征，在干部休養連任黨支部書記，其間拉著馬尾巴爬過雪山，拄著拐棍走出了草地。1937年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漢，擔任長江局常委，后遷往重慶和周恩來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缺席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1947年從國統區撤回后，主管華北財政工作，翌年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擔任過政務院副總理、政法委員會主任，領導過司法工作。后因年歲已高，主要擔負名譽性職務，1959年任國家副主席，“文革”中還代國家主席。因惟有他與毛澤東在黨內資格最老，受命主持黨史編寫，在極“左”環境中卻難下筆。他在毫無實權的情況下，潔身自律，應邀題詞時總大書“群言堂”三字，種種心曲盡在不言中。1975年4月2日，董老以89歲高齡因肝癌去世，病榻上的毛澤東聞訊連續幾日傷感不已。開天辟地一代英杰雖相繼凋零，黨的事業卻后浪推前浪，不久神州巨變便足慰英靈。

№５陳潭秋

陳潭秋，1896年生，湖北黃岡人。青年時代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漢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黨的一大。此后，陳潭秋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員、武昌地委書記、湖北區委組織部長、江西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滿洲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秘書長等職，領導各地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兵運工作，為黨的事業四處奔波。

1933年初夏，陳潭秋到中央蘇區工作，任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政府糧食委員（即糧食部長）。紅軍長征后，陳潭秋留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共江西分局組織部長。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后參加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1939年9月，陳潭秋奉命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他同新疆軍閥盛世才進行了靈活巧妙的斗爭。當盛世才公開走上反蘇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黨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撤離。陳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還有一個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陳潭秋被捕。敵人對陳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脫黨”。陳潭秋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被秘密殺害于獄中，時年47歲。

1945年6月，在黨的七大上，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的陳潭秋當選為中央委員。當時代表們并不知道，早在1年零9個月前，陳潭秋已告別了全黨同志，在新疆被國民黨殺害。

№６鄧恩銘

1931年4月5日，在響亮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口號聲和悲壯的國際歌聲中，一位著名的共產黨人在濟南緯八路英勇就義。這位烈士便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鄧恩銘。

鄧恩銘，又名恩明，字仲堯，貴州荔波人，1901年生，水族。1918年，倚靠在山東的親戚資助，鄧恩銘考入濟南省立第一中學。五四運動爆發后，鄧恩銘積極參加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被選為學生自治會領導人兼出版部部長，主編校報，組織學生參加罷課運動。1920年11月，他與王盡美等組織勵新學會，介紹俄國十月革命，抨擊社會現狀。1921年春，鄧恩銘參與發起建立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同年7月，鄧恩銘與王盡美代表山東共產黨早期組織，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回濟南建立中共山東區支部，任支部委員。

1922年1月，鄧恩銘赴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的親切接見。同年底，鄧恩銘赴青島，創建黨組織，先后任中共直屬青島支部書記、中共青島市委書記。

大革命時期，鄧恩銘先后領導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和青島全市工人大罷工，組織成立青島市各界聯合會和市總工會。1927年4月，鄧恩銘赴武漢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山東后，任中共山東省執行委員會書記。

大革命失敗后，鄧恩銘輾轉山東各地，領導黨組織開展斗爭。1928年12月，鄧恩銘在濟南被捕。在監獄中，鄧恩銘領導其他黨員組織越獄斗爭。反動派對他恨之入骨，殘酷地將他殺害。水族人民的好兒子———鄧恩銘

董必武同志1961年8月21日在紀念王燼美的一首詩中寫道：“四十年前會上逢，南湖泛舟語從容；濟南名士知多少，君與恩銘不老松”。№７李達

李達生于1890年10月，湖南永州人。1919年五四運動后，致力于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夏與陳獨秀等人發起成立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并主編《共產黨》月刊，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代書記。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

1921年8月至1925年5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委員。1921年9月創辦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和革命叢書。1922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同年11月應毛澤東邀請到長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并主編自修大學機關刊物《新時代》。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險惡環境中，他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陣地，成為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譽為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號召黨的高級干部學習此書。建國后，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和中國哲學學會會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應用和發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毛澤東曾當面稱贊他是理論界的魯迅。1966年8月在武漢逝世。

№８李漢俊

李漢俊（1890—1927），湖北潛江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早年留學日本，接受馬克思主義。回國后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大力推進建黨工作，為召開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貢獻。1922年回武漢組織學生、工人開展革命活動。1927年被反動軍閥殺害，年僅37歲。1952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證書上寫著：“李漢俊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９劉仁靜

劉仁靜（1902－1987）又名養初，后改名劉宇。湖北應城人。1919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春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1921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劉仁靜是最年輕的一位，當時只有１９歲。作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是黨在早期的重要領導骨干，曾在北大工作和學習。1922年和鄧中夏在北京創辦《先驅》。同年9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繼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回國后，曾在上海擔任過團的書記，后到北京主編《政治生活》。1926年赴莫斯科列寧主義學院學習。后參與托洛茨基派活動。1929年回國后，即進行托派組織活動，1929年被開除出黨。1935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抗日戰爭前出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1951年后調到人民出版社工作。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在北京街頭散步時，被飛馳而來的一輛公共汽車撞倒。由于顱骨破裂，當場遇難，終年８５歲。誰也沒有料到，最后一位中共一大代表，是這樣去世的。

№１０張國濤

張國燾（1897 ～ 1979）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38 年成為叛徒。又名張特立，江西萍鄉人。1916年入北京大學，后來曾參加五四運動。原為無政府主義者，后轉信馬 克思主義。1920年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局三個成員之一，兼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1922 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俄國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見過列寧。1923 年參與發動和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會上均被選為中央委員。1924年1月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后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叛變自首，出獄后隱瞞了叛變行為，任中共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等職。1927年5月當選中共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國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員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義未逞，參加起義。后去蘇聯，在對右傾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留在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1931年初回國后，被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會主席。曾以 “肅反”為名誣害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并于1932 年和1935年在國 民黨軍隊壓力下先后放棄了鄂豫皖和川陜根據地。

1935年6月率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四川省懋功（今為小金）與毛 澤東率領的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師后，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軍 事委員會副主席。他反對中共中央關于紅軍北上抗日的決定，且要求改組中共中央。1935 年9月擅自率8 萬紅軍南下，公開分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自行成立黨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評，朱德、劉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軍大多數指戰員的不滿，南下又遭到重大失敗，1936 年 6 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黨中央。在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紅二方面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等堅持黨中央北上方針，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7 月初他才率領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省會寧地區會師。1937年3月中共中央舉行會議，清算了他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繼續讓他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1938年 4 月初他只身逃離陜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 漢，脫黨逃到國民黨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1949 年移居香港，后轉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寫的 《我的回憶》 中，對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進行辯解，自我吹噓，并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作了許多歪曲事實的敘述。1979年12 月因病去世于多倫多。

№11周佛海

周佛海，湖南沅縣陵縣人，早年留學日本。他曾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并代表日本小組出席過中共“一大”，1924年冬脫離共產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周佛海投靠蔣介石。抗日戰爭爆發后，周佛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隨著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周佛海與汪精衛一伙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還與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結，進行謀求“和平”的勾當。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衛等逃離重慶，經河內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潛入上海，開展賣國活動。汪偽政權成立后，周佛海任財政部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等重要職務。1941年3月，汪精衛去日本治病期間，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長一職。8月初，汪病情惡化，周佛海應日本政府之召抵達名古屋探視汪，并與陳璧君商談人事調整問題。后又抵東京，分別拜訪日本首相、海相、陸相、軍令部長、參謀總長等，討論對重慶民政府的誘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問題。汪精衛病死后，周佛海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抗戰勝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與國民黨聯絡，尋求后路。抗戰勝利后，周佛海曾被蔣介石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京滬杭行動總指揮，后改任“總司令”，負責維護京滬一帶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慶國民黨軍隊的到來。他向蔣介石表示：“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愿死于主席之前。” 當國民黨大批人馬到達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價值。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慶。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對周佛海進行公審。11月7日，法庭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橋監獄。次年3月，蔣介石發布特令，以“響應反正”、“戴罪圖功”，“以觀后效”為由，將周佛海“減為無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慘呼哀號之后，一命嗚呼

№12陳公博

廣東南海人。1920年北京大學畢業。回廣州和譚平同創辦《群報》。1921年初參加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被開除出黨.1925年加入國民黨，曾任廣東省農業廳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政府實業部長等職。因對蔣介石獨攬大權不滿，同汪精衛、顧孟余等到人于是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抗日戰爭爆發后，隨汪投敵，任汪偽政府立法院長，1944年汪死后，任偽國民政府主度兼行政院長，抗戰勝利后逃亡日本，后被解回，1946年被處死。

另外一個特殊與會代表就是包惠僧

曾用名晦生，亦名一德，筆名棲梧老人，湖北黃岡人。1917年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1919年北京大學文學系肄業。曾任《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等外勤記者。1920年與董必武、陳潭秋組織武漢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1922－1923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中共武漢支部書記等職。

1924年包惠僧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員訓練班委員、鐵甲車總隊政治教官、滇軍干部學校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次年參加廣東革命政府東征。1926年1月參加國民黨“二大”。后出任黃埔軍校高級政治訓練班主任、政治教官。隨北伐軍抵達武漢，任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1927年1月調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十四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敗后脫離共產黨。1949年11月從澳門回到北京，任內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國務院參事等職。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著有《包惠僧回憶錄》等。

13位代表的人生歸宿可以歸為五類。

其一，踐約信念，奮斗終生：包括毛澤東、董必武、王盡美。

毛澤東參加“一大”期間雖然寡言深思，但他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時間超過了幾任總書記的總和。

董老長期在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

王盡美從1923年至1925年擔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積勞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獻身，視死如歸：包括何叔衡、鄧恩銘和陳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轉移途中與敵人遭遇，壯烈犧牲。鄧恩銘1928年被捕入獄，1931年英勇犧牲。

陳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獄，1943年被秘密屠殺。

其三，性格倔強，身離心儀：包括李達和李漢俊。

李達在上海機關工作時，多次和陳獨秀、張國燾發生矛盾，于1923年夏憤然宣布脫黨。但李達從未放棄信仰，一如既往地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

李漢俊也因與陳、張意見不合，逐漸脫離了黨的活動，被開除黨籍。1927年12月，李漢俊被桂系軍閥殺害。

其四，誤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劉仁靜和包惠僧。

劉仁靜是“一大”最年輕的代表，1929年赴蘇學習，回國途中拜會托洛斯基，從此開始成為黨內的反對派，后在國民黨政府任職，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車禍。

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時決定退黨，后曾迫于生計在國民政府內政部任職，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敵叛黨，下場可恥：包括陳公博、周佛海和張國燾。

陳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脫黨的人物，抗戰時期追隨汪精衛賣國求榮，成為第二號漢奸，1946年被槍決。

周佛海1924年脫黨，抗戰期間投靠汪精衛成為大漢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監獄。張國燾因為在參加“一大”時帶來了李大釗的意見，會議推舉他為主席，之后長期在黨內擔任要職；在長征途中和到達延安后，張國燾分裂中央的嚴重錯誤受到批判； 1938年初，張叛黨投靠蔣介石并當了軍統特務；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第四篇：建議中共一大改址 李達夫人王會悟是中共幕后功臣

建議中共一大改址 李達夫人王會悟是中共幕后功臣 2011年06月30日 17:44 來源：中國新聞網 參與互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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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嘉興6月30日電(記者 邵燕飛)一汪碧水，一艘游船，譜下一段驚動寰宇的紅色傳奇。正是她使浙江嘉興成為中國革命的發源地之一，一個終身沒有加入共產黨卻被人們譽為“一大幕后功臣”，她就是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

邂逅李達

王會悟，1898年出生在浙江桐鄉烏鎮，父親王彥臣為人耿直嚴謹，是晚清的一名秀才，開著一家私塾，母親賢惠能干，刺繡技術遠近聞名。王會悟從6歲起就隨父就讀，在她的同窗中，有一位是后來成為大文豪的沈雁冰(茅盾)，而按輩分，王會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16歲那年，王會悟從嘉興女子師范預科苦讀一年后回鄉教學，把鄉村私塾辦成了桐鄉第一所女子小學，開設了國文、算術等課程，又極力宣傳婦女解放的新觀念，如反對童養媳、鼓勵女孩剪辮放足等，將社會進步的新風氣帶到閉塞的鄉村。

1916年，她又考入湖州教會學校——湘郡女校，繼續深造。1919年，王會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她被新時代所召喚，來到開風氣之先的上海，在中華女界聯合會做文秘工作，這是她真正從事婦女解放工作的開始。就在這里，她邂逅了她的人生伴侶。文質彬彬、才華橫溢的李達讓王會悟敬佩不已，而王會悟的婉約聰慧以及作為新女性強烈的求知欲，也讓李達一見傾心，共同的理想和志趣讓這一對年輕人越走越近。

1920年下半年，兩人終于喜結連理，他們邀請了沈雁冰、沈澤民兄弟和幾位朋友，就在陳獨秀的寓所里舉辦了婚禮。

建議“一大”會議改址嘉興南湖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會議在上海召開，王會悟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李達和李漢俊負責通知各地代表來滬參加會議，而食宿、開會地點等后勤事務則由王會悟負責。

桐鄉烏鎮景區顧問邵云告訴記者，當時為了一大開會的地點，王會悟找了好幾個地方，都不太理想，后來想來想去王會悟想到了李漢俊的家，而那個房子的真正主人卻是李漢俊的兄弟李書城。“李書城是國民黨的一位軍事部長，恰好當時不在家，李漢俊也寄居在法租界的一所洋房里，所以地點就選在了他們家。”

“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李漢俊家召開了，”邵云笑著說道。一大代表開會時，王會悟就在樓下后門門口望風，突然，有個年輕人手里托著濕衣服直奔樓上跑去，王會悟覺得事情有點蹊蹺，她也趕忙跑上樓，將情況匯報給了坐在門口附近的翻譯楊明齋，楊明齋馬上翻譯給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聽，馬林當即宣布休會，匆匆收拾文件撤離。

邵云在向記者介紹時表示，由于密探的突然闖入，會議必須另選地點，會議停了兩天，代表們提了好幾個開會地點的方案，有提議去上海其他地方，也有提議去西湖，但代表們經過分析都認為這些地方雖好，但又害怕太惹人注目而被否決。

王會悟想到了自己的家鄉，便建議一大的會址可以選擇到嘉興南湖去開。王會悟告訴與會者，她曾在嘉興女子師范念過書，對嘉興以及南湖的情況非常熟悉，她想到嘉興的南湖游人少、好隱蔽，就建議到南湖包一個畫舫，在湖中開會，當時參加一大會議的人員采納了她的建議。“王會悟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作出這么大的貢獻，但她一直到去世都沒有入黨，是非黨代表成員。”邵云告訴記者。

毛澤東稱贊是“真正的人”

李達夫婦與毛澤東有深厚的友誼。1922年11月，李達應毛澤東之邀，帶王會悟及出生才數月的長女，去長沙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主持教務，王會悟在該校所屬補習學校教英文，兩人與毛澤東、楊開慧同住清水塘一個多月。

1923年夏，王會悟懷上二胎，與李達回上海。可是，這時李達與陳獨秀的合作關系卻破裂了，李達便自動離開了黨組織。此后20年，李達走南闖北，或任編輯，或做教師，并一度參加北伐，不顧環境險惡，始終保持愛國救國之志，繼續傳播馬克思主義。王會悟始終與之并肩戰斗。

李達是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哲學家，無論環境好惡，他都著述不輟。自與王會悟相識以后，他的譯著大多由王會悟謄抄付印出版。1933年至1937年，李達在北大等校任教，譯著很多，其中《社會學大綱》一書，由以王嘯鷗(王會悟筆名)之名創辦的筆耕堂書店出版發行，并寄給延安的毛澤東。毛澤東反復閱讀以后，大為贊賞，即向黨的高級干部和抗日軍政大學推薦，并稱贊李達夫婦是“真正的人”。

坎坷的后半生

1933年以后，李達全家遷到北平。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占領北平，王會悟力促李達先去湖南家鄉暫避，自帶子女留守家中，又將李達書稿及有關抗日救國的書籍裝箱埋入院中地下。但不久她遭到日本憲兵和偽警的檢查，被毆打拘留。后經友人相助，王會悟于8月下旬帶子女逃出北平。

1944年8月，湖南零陵淪陷，李達夫妻二人失去聯系。抗日戰爭勝利后，王會悟隨民主人士乘船出川回到南京。

直到1949年5月，李達和部分民主人士應毛澤東邀請去北平，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并將王會悟母女接到北平，這對患難夫妻才得以重逢。1949年12月，經劉少奇介紹，毛澤東、李維漢等證明，李達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建國后，毛澤東欲留李達在京工作，因熱愛教研，李達婉辭。1950年2月，李達出任湖南大學校長，后調任武漢大學，并兼任中國哲學會會長。王會悟在政務院從事法制工作，住在北京北河沿法制委員會大院。后因多年勞頓，體弱多病，離職休養。“文革”開始后，李達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王會悟及女兒被驅逐出門。但她堅信是非顛倒的混亂日子終將過去，教育子女相信黨、相信馬克思主義，堅持信念。隨著“文革”結束，1980年李達獲得平反，骨灰遷入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王會悟年輕時就走上了革命道路，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婦女解放作出過重大貢獻，她心懷坦蕩，安于平淡，一生未任要職。1993年10月20日，王會悟在北京寓所病逝，終年96歲。(完)

第五篇：于娟-生命歲月最后反思的話

復旦女教師于娟已經去世半年多了，但這篇《為啥是我得癌癥？》值得每個人認真閱讀。

于娟，女，32歲，祖籍山東濟寧，海歸，博士，復旦大學優秀青年教師，一個兩歲孩子的母親，乳腺癌晚期患者。2009年12月被確診患上了乳腺癌，2010年1月2日于娟被進一步確診乳腺癌晚期，2011年4月19日凌晨三時許，于娟辭世。

她的博客寫到：“若天有定數，我過好我的每一天就是。若天不絕我，那么癌癥卻真是個警鐘：我何苦像之前的三十年那樣辛勤地做蝂捊。名利權情，沒有一樣是不辛苦的，卻沒有一樣可以帶去。”；“活著就是王道，如是記之。”

于娟生命日記——《活著就是王道》博客精華文摘于娟：一定不要熬夜

“第一，我沒有遺傳；第二，我的體質很好；第三，我剛生完孩子喂了一年的母乳；第四，乳腺癌患者都是45歲以上人群，我那時只有31歲。”

“我想我之所以患上癌癥，肯定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累積的結果。”

于娟: 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

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你會發現，任何的加班，給自己太多的壓力，買房買車的需求，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時間，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買車的錢給父母親買雙鞋子，不要拼命去換什么大房子，和相愛的人在一起，蝸居也溫暖。癌癥是我人生的分水嶺。別人看來我人生盡毀。其實，我很奇怪為什么反而癌癥這半年，除卻病痛，自己居然如此容易快樂。我不是高僧，若不是這病患，自然放不下塵世。這場癌癥卻讓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來，索性簡單了，索性真的很容易快樂。名利權情，沒有一樣不辛苦，卻沒有一樣可以帶去。

時隔一年，幾經生死，我可以坐在桌邊打字，我覺得是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客觀科學，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去分析總結一下，為啥是我得癌癥。做這件事對我并無任何意義，但是對周圍的人可能會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我在癌癥里整整掙扎了一年，人間極刑般的苦痛，身心已經摧殘到無可摧殘，我不想看到這件事在任何一個人身上發生，但凡是人，我都要去幫他們去避免，哪怕是我最為憎恨討厭的人。

之所以去思考這個問題并且盡量想寫下來是因為，無論從什么角度分析，我都不應該是患上癌癥的那個人。1

痛定思痛，我開始反思自己究竟哪點做得不好，所以上天給我開個如此大的玩笑，設個如此嚴峻的考驗。

一、習慣問題之飲食習慣

1、瞎吃八吃

我是個從來不會在餐桌上拒絕嘗鮮的人。基于很多客觀原因，比方老爹是廚子之類的優越條件，我吃過很多不該吃的東西，不完全統計，孔雀、海鷗、鯨魚、河豚、梅花鹿、羚羊、熊、麋鹿、馴鹿、麂子、錦雉、野豬、五步蛇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除了鯨魚是在日本的時候超市自己買的，其他都是順水推舟式的被請客。然而，我卻必須深刻反省，這些東西都不該吃。

尤其我看了《和諧拯救危機》之后。選擇吃他們，剝奪他們的生命讓我覺得罪孽深重。破壞世間的和諧、暴虐地去吃生靈、傷害自然毀滅生命這類的話就不說了，最最主要的是，說實話，這些所謂天物珍饈，味道確實確實非常一般。那個海鷗肉，高壓鍋4個小時的煮燉仍然硬的像石頭，咬上去就像啃森林里的千年老藤，肉纖維好粗好干好硬，好不容易啃下去的一口塞在牙縫里搞了兩天才搞出來。

我們要相信我們聰明的祖先，幾千年的智慧沉淀，他們篩選了悠長悠長的時候，遠遠長過我們壽命時間的無數倍，才最終鎖定了我們現在的食材，并由此豢養。如果孔雀比雞好吃，那么現在雞就是孔雀，孔雀就是雞。

2、暴飲暴食

我是個率性隨意的人，做事講究一劍在手快意恩仇，吃東西講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我的食量聞名中外，在歐洲的時候導師動不動就請我去吃飯，原因是老太太沒有胃口，看我吃飯吃得風卷殘云很是過癮，有我陪餐講笑話她就有食欲。其二，我很貪吃。之所以叫bluemm是因為在復旦讀書時候導師有六個一起做課題的研究生，我是唯一的女生。但是聚餐的時候，5個男生沒有比我吃得多的。年輕的傻事就不說了，即便工作以后，仍然屏著腰痛(其實已經是晚期骨轉移了)去參加院里組織的陽澄湖之旅，一天吃掉7個螃蟹。我最喜歡玩的手機游戲是貪吃蛇，雖然功夫很差。反思想想，無論你再靈巧機敏，貪吃的后果總是自食其果。玩來玩去，我竟然是那條吃到自己的貪食蛇。

3、嗜葷如命

得病之前，每逢吃飯若是桌上無葷，我會興趣索然，那頓飯即便吃了很多也感覺沒吃飯一樣。我媽認為這種飲食嗜好，或者說飲食習慣，或者說遺傳，都是怪我爹。我爹三十出頭的年紀就是國家特一級廚師，90年代的時候，職稱比現在難混，所以他在當地烹飪界有點名頭。我初中時候，貌似當地三分之一的廚子是他的徒子徒孫，而認識他的人都知道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可想而知，我只要去飯店，就會被認識不認識叫我“師妹，師叔”的廚子帶到廚房，可著勁地塞。那時候沒有健康飲食一說，而且北方小城物質匱乏，葷食稀缺。我吃的都是葷菜。

其二就是，我很喜歡吃海鮮。話說十二年前第一次去光頭家，他家在舟山小島上。一進家門，我首先被滿桌的海鮮吸引，連他們家人的問題都言簡意賅地打發掉，急吼吼開始進入餐桌戰斗，瞬間我的面前堆起來一堆螃蟹貝殼山。公公婆婆微笑著面面相覷。我的戰斗力驚人超過了大家的預算，導致婆婆在廚房洗碗的時候，差公公再去小菜場采購因為怕晚飯不夠料了。十幾年之后每次提到我的第一次見面，婆家人都會笑得直不起腰，問我怎么不顧及大家對你第一印象。我的言論是：我當然要本我示人，如果覺得我吃相不好，就不讓我當兒媳婦的公婆不要也罷，那么蹭一頓海鮮是一頓，吃到肚子里就是王道。我在這里寫這些不是說吃海鮮不好，而是在反思為啥我多吃要得病：我是魯西北的土孩子，不是海邊出生海里長大的弄潮兒，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光頭每日吃生蝦生螃蟹沒事，而我長期吃就會有這樣那樣的身體變化：嫁到海島不等于我就成了漁民的體質。

話說我得了病之后，光頭一個星期不到，考研突擊一樣看完了很多不知道哪里搞來的健康食療書，比方坎貝爾的《中國健康調查報告》、《治愈癌癥救命療法》等等，引經據典，開始相信牛奶中的酪蛋白具有極強的促癌效果，以動物性食物為主的膳食，會導致慢性疾病的發生(如肥胖、冠心病、腫瘤、骨質疏松等)，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膳食最有利于健康，也最能有效地預防和控制慢性疾病。即多吃糧食、蔬菜和水果，少吃雞、鴨、魚、肉、蛋、奶等。可憐躺在床上只能張嘴喂食的我，開始化療那天開始就從老虎變成了兔子。

話說生死經歷換來的關于化療時候應該吃什么的經驗，我會有空寫下來給大家分享，最好所有所有人一輩子都用不到，但是無論怎么說，像我這樣切身體會的東西需要讓需要的人知道，免得像我這樣走彎路。

第二部分 睡眠習慣

這些文字不像我平時行文blog，想到哪里寫到哪里，所以我寫這個系列很慢很慢，因為我自認為這些文字比我的博士論文更有價值，比我發表的所有學術文章有讀者。我要盡可能控制自己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之外，還要系統認真地前后回想分析一遍。

現在這個社會上，太多年輕人莫名其妙得了癌癥，或者莫名其妙過勞死，而得到的原因往往是所謂的專家或者周圍人分析出來的。因為當事人得了這種病，茍活世間的時間很短，沒有心思也沒有能力去行長文告誡世間男女，過勞死的更不可能跳起來說明原因再躺回棺材去。我作為一個復旦的青年教師，有責任有義務去做我能做的事，讓周圍活著的人更好的活下去，否則，剛讀了個博士學位就有癌癥晚期，翹了還不是保家衛國壯烈犧牲的，這樣無異于鴻毛。寫這些文字，哪怕一個人收益，我也會讓自己覺得，還有點價值。

我平時的習慣是晚睡。其實晚睡在我這個年紀不算什么大事，也不會晚睡晚出癌癥。我認識的所有人都晚睡，身體都不錯，但是晚睡的確非常不好。回想十年來，自從沒有了本科宿舍的熄燈管束(其實那個時候我也經常晚睡)，我基本上沒有12點之前睡過。學習、考GT之類現在看來毫無價值的證書、考研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與此同時，聊天、網聊、BBS灌水、蹦迪、吃飯、K歌、保齡球、吃飯、一個人發呆(號稱思考)填充了沒有堂而皇之理由的每個夜晚。厲害的時候通宵熬夜，平時的早睡也基本上在夜里1點前。后來我生了癌癥，開始自學中醫，看黃帝內經之類。就此引用一段話：

下午5——7點酉時 腎經當令

晚上7——9點戌時 心包經當令

晚上9——11點亥時 三焦經當令

晚上11——1點子時 膽經當令

凌晨1——3點丑時 肝經當令

凌晨3——5點寅時 肺經當令

凌晨5——7點卯時 大腸經當令 當令是當值的意思。也就是說這些個時間，是這些器官起了主要的作用。從養生的觀點出發，人體不能在這些時候干擾這些器官工作。休息，可以防止身體分配人體的氣血給無用的勞動，那么所有的氣血就可以集中精力幫助當令肝臟工作了。

長期以往，熬夜，或者晚睡，對身體是很沒有好處的。我的肝有幾個指標在查出癌癥的時候偏高，但是我此前沒有任何肝臟問題。我非常奇怪并且急于搞明白為什么我的肝功能有點小問題，因為肝功能不好不能繼續化療的。不久以后我查到了下面一段話：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感染科主任竇曉光介紹，熬夜直接危害肝臟。熬夜時，人體中的血液都供給了腦部，內臟供血就會相應減少，導致肝臟乏氧，長此以往，就會對肝臟造成損害。

23時至次日3時，是肝臟活動能力最強的時段，也是肝臟最佳的排毒時期，如果肝臟功能得不到休息，會引起肝臟血流相對不足，已受損的肝細胞難以修復并加劇惡化。而肝臟是人體最大的代謝器官，肝臟受損足以損害全身。所以，“長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殺”的說法并不夸張。因此，醫生建議人們從23時左右開始上床睡覺，次日1至3時進入深睡眠狀態，好好地養足肝血。

得病之后我安生了，說實話，客觀情況是我基本失去了自理能力，喝水都只能仰著脖子要吸管，更不要說熬夜蹦迪。因此我每天都很早睡覺，然后每天開始吃綠豆水、吃天然維生素B、吃雜糧粥。然后非常神奇的是，別的病友化療會肝功能越來越差，我居然養好了，第二次化療，肝功能完全恢復正常了。

希望此段文字，對需要幫助的人有所貢獻。也真心希望我的朋友們，相信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這句古話。我們是現代人，不可能脫離社會發展的軌跡和現代的生活節奏以及身邊的干擾，那么，在能控制的時候多控制，在能早睡的時候盡量善待下自己的身體。有些事情，電影也好、BBS也好、K歌也好，想想無非感官享受，過了那一刻，都是浮云。

唯一踩在地上的，是你健康的身體。

第三部分 突擊作業

這一部分，我不知道算作作息習慣還是工作習慣。

說來不知道驕傲還是慚愧，站在脆弱的人生邊緣，回首滾滾烽煙的三十歲前半生，我發覺自己居然花了二十多年讀書，讀書二字，其意深妙。只有本人才知道到底從中所獲多少。

也許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頂著讀書的名頭，大把揮霍自己的青春與生命。因為相當長一段時間我是著名的不折不扣2W女。所謂2w女是指只有在考試前2周才會認真學習的女生：2 weeks。同時，考出的成績也是too weak。

各類大考小考，各類從業考試，各類資格考試(除了高考，考研和GT)，可能我準備時間都不會長于兩個星期。不要認為我是聰明的孩子，更不要以為我是在炫耀自己的聰明，我只是在真實描述自己一種曾真實存在的人生。

我是自控力不強的人，是爭強好勝自控力不強的人，是爭強好勝決不認輸自控力不強的人。即便在開學伊始我就清楚明確地知道自己應該好好讀書，否則可能哪門哪門考試就掛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把自己釘死在書桌前。年輕的日子就是這點好，從來不愁日子過得慢。不知道忙什么，就好似一下子醒來，發現已經九點了要上班遲到了一樣。每當我想起來好好學習的時候，差不多就離考試也就兩個星期了。我此前經常的口頭禪是：不到dealine是激發不出我的學習熱情的。

然后我開始突擊作業，為的是求一個連聰明人日日努力才能期盼到的好結果好成績。所以每當我埋頭苦學的時候，我會下死本地折騰自己，從來不去考慮身體、健康之類的詞，我只是把自己當牲口一樣，快馬加鞭、馬不停蹄、日夜兼程、廢寢忘食、嘔心瀝血、苦不堪言。最高紀錄一天看21個小時的書，看了兩天半去考試。

這還不算，我會時不時找點事給自己，人家考個期貨資格，我想考，人家考個CFA，我想考，人家考個律考，我想考。想考是好事，但是每次想了以后就忘記了，買了書報了名，除非別人提醒，我會全然忘記自己曾有這個追求的念頭，等到考試還有一兩個星期，我才幡然醒悟，又吝嗇那些報名費考試費書本費，于是只能硬著頭皮去拼命。每次拼命每次脫層皮，光頭每次看我瘦了，就說，哈哈，你又去考了什么沒用的證書？

然而，我不是馮衡(黃蓉的媽，黃老邪的老婆)，即便我是馮衡，有過目不忘的本事，到頭來馮衡強記一本書都也嘔心瀝血累死了。何況天資本來就不聰明的我？

我不知道我強記了多少本書，當然開始那些書都比九陰真經要簡單，然而長此以往，級別越讀越高，那些書對我來說就變得像九陰真經一樣難懂。于是我每一輪考試前的兩個星期強記下來，都很傷，傷到必定要埋頭大睡兩三天才能緩過力氣。本科時候考試是體能，然而到后來考試是拼心血拼精力。

得病后光頭和我反思之前的種種錯誤，認為我從來做事不細水長流，而慣常的如男人一樣，大力掄大斧地高強度突擊作業是傷害我身體免疫機能的首犯。他的比喻是：一輛平時就跌跌撞撞一直不保修的破車，一踩油門就徹天徹夜地瘋跑瘋開半個月。一年搞個四五次，就是鋼筋鐵打的汽車，被這么折騰得開，開個二十幾年也報廢了。

深切提醒像我曾經那樣在dealine之前突擊作業的同志們。

第四部分 環境問題

打下這幾個字，猶如土豆背得那句詩：拔劍四顧心茫然。

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哪怕具體到我自身。然而，若是我不去思考與分析，怕是很多人都難能分析：我在挪威畢竟是學環境經濟學的科班出身，這件事在光頭的身上更極具諷刺，他的科研方向是環境治理和環保材料的研發。

我是個大而化之的生活粗人，從來沒有抱怨過周邊的環境多么糟糕，01年去日本北海道附近呆了段時間，是佩服那里環境不錯，但是卻也真沒有嫌棄上海多糟糕。04年的時候聽到一個崗布(一個日本人)抱怨下了飛機覺得喉嚨痛的時候非常嗤之以鼻，心里暗暗說：我們這里環境那么糟糕，你還來干啥？不如折身原班回去！

我真正體會到空氣污染是07年從挪威回國，在北京下飛機的那一瞬間，突然感覺眼睛很酸，喉嚨發堵，崗布的話猶然在耳。也許，日本鬼子不是故意羞辱我們日新月異的上海。我們一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當然不敏感，但是若是跑去一個環境清新的地方住上若干年，便深有體會。同期回國的有若干好友，我們在電話里七嘴八舌交流我們似乎真的不適應中國國情了：喉嚨干，空氣嗆、超市吵、街上橫沖直撞到處是車。這不是矯情，這是事實。這也不是牢騷，這是發自內心的感受。回國半年，我和芳芳阿蒙等無一例外地病倒，不是感冒就是發燒就是有個啥啥啥小手術，光頭嘲笑我們，是挪威那個地兒太干凈了，像無菌實驗室，一幫中國小耗子關到里面幾年再放回原有環境，身體里的免疫系統和抗體都不能抵御實驗室以外的病菌侵入。是，我不多的回國朋友里面，除了我，梅森得了胸腺癌，甘霖得了血方面的病。

也許，這只是牢騷。除非國民覺醒，否則我們無力改變這個事實、這個環境、這個國情。

網絡上查一下，就會有觸目驚心的數據：現在公布的數據說癌癥總的發病率在 180/10 萬左右 , 也就是每 10 萬人中有 180 個人患癌癥。中國癌癥發病率最高的城市：上海。據統計，上海癌癥發病率1980年比1963年增加了一倍，超過北京、天津的25%，為全國城市第一位。而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癌癥監測數據顯示，上海市區女性的癌癥發病率比20年前上升了近一倍，每100名上海女性中就有一人是癌癥患者，也遠高于我國其他城市。

也許我看這段文字和大家不同，因為我更加知道每個代表病人的數據背后，都是一個個即將離開人世的生命和撕心裂肺不再完整的家。

我并不是說，大上海的污染讓我得了癌癥，而是自我感覺，這可能是我諸多癌癥成因的一個因素：我不該毫無過渡時間地從一個無菌實驗室出來，就玩命地趕論文，在周邊空氣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機的大環境里，免疫力全線下降的時候壓力過大用力過猛，加上長期積累的東西一下子全部爆發了。

話說十年前，本科和研究生我有一年的非校園空檔，這一年里我工作、考研和去日本。除卻日本之旅，我都住在浦東一間親戚的新房里。新房新裝修，新家具。開始新房有點味道，我頗有環保意識地避開了兩個月回了山東。等從山東回來，看房間味道散去，我也心安理得住了進去。

07年房子處理，光頭憐惜那些基本沒有怎么用過的家具，當些個寶貝似得千里迢迢從浦東拉到了閔行研發中心用。哪里想到，09年他開始研究除甲醛的納米活性炭，有次偶爾做實驗的時候，打開了甲醛測試儀，甲醛測試儀開始變得不正常，一般來講高于0.08已然對身體有危險，而屏幕上的指數是0.87。清查罪魁禍首的時候，東西一樣樣清除，一樣樣扔出研發實驗室檢測，最后，把家具扔出院子測，結果是，那些家具的檢測指數猶如晴天霹靂。

光頭立刻石化。

然而為時已晚，事隔半年，我查出了乳腺癌，醫生對光頭開始說癌癥的普及教育，令光頭時不時腦袋里靈光里，一直在閃出那套家具和那批令他憤恨的甲醛超標數據。

醫生說：腫瘤的腫塊不是容易形成的，癌癥的發生需要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要經歷多個階段。從正常細胞到演變成癌細胞，再到形成腫瘤，通常需要10～20年，甚至更長。當危險因素對機體的防御體系損害嚴重，機體修復能力降低，細胞內基因變異累積至一定程度，癌癥才能發生。

癌癥發生的多個階段為：正常細胞→輕度不典型增生(分化障礙)→中度不典型增生→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早期癌(黏膜內癌)→浸潤癌→轉移癌。從自然病程來看，即使過去被稱為“癌中之王”的肝細胞癌，從發現到死亡也有3～6個月的生存時間。而據估計，從癌變開始(以甲胎蛋白，即AFP開始低水平升高算起)發展到晚期，有至少2年時間，從單個癌細胞發展到AFP升高的實際時間還要長得多，乳腺癌在臨床發現腫塊前，平均隱匿時間為12年(6～20年)，確診以后的自然病程也有26.5～39.5個月。也就是說，我的乳腺癌很有可能是當時那批家具種下的種子，那些癌細胞經歷了漫長的等待，伺機等待我體內免疫力防線有所潰瀉的時候奮起反攻。

光頭無語，我亦無言。這是要命的疏忽，然而，誰能想得到呢？

一日在病房，夜里聊天，我和光頭不約而同講到這些家具，我感慨防不勝防的同時開玩笑：說不定你那個國家專利日后賣得很火，記者會專門報道你：甲醛家具殘害愛妻斃命，交大教授畢生創發明復仇之類。哪里想到光頭歇斯底里啞著喉嚨叫：“我寧可他媽的一輩子碌碌無為，也不想見到這種話從任何人嘴里說出來。”我突然意識到：我這句話對他的內心來說不是玩笑，而是天大的諷刺。一個終年埋頭在實驗室發明了除甲醛新材料的人，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愛人卻經年累月浸泡在甲醛超標的環境里，最終得了絕癥。

我曾在瑞金醫院斷斷續續住院長達半年之久，半年之內接觸了大概三五十多個病友。開始住院那陣兒癌痛難忍本命不顧，后來不是那么痛了，就開始在病房聊天。

我讀了兩個碩士一個博士的課程，修社會統計、社會調查兩門課不知道重復修了多少遍。幼功難廢故伎不棄，自覺不自覺的病房聊天里，我就會像個社調人員一樣，以專業且縝密的思維開始旁敲側擊問一些問題。這是自發的科研行為，因為我一直想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會得癌癥。有時候問到興頭上，甚至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潛伏在癌癥病房里的青年研究學者。然而無比諷刺的是，現實是我是一個潛伏在青年研究學者中的癌癥患者。

長期潛伏的樣本抽樣(n>50)讓我有足夠的自信，去推翻一個有關乳腺癌患者性格的長期定論，乳腺癌患者并不一定是歷經長期抑郁的。可以肯定的說，乳腺癌病人里性格內向陰郁的太少太少。相反，太多的人都有重控制、重權欲、爭強好勝、急躁、外向的性格傾向。而且這些樣本病人都有極為相似的家庭經濟背景：她們中很多人都有家庭企業，無論是家里還是廠里，老公像皇帝身邊的答應，她們一朝稱帝，自己說了算。家庭經濟背景其實并不能說明什么，因為來瑞金治病的人，尤其是外地人，沒有強有力的經濟背景，是不太會在那醫院久住長治的。

身邊病友的性格特色，不禁讓我開始反思自己的性格。我很喜歡自己的性格，即便有次酒桌上被一個哥們半開玩笑地說上輩子肯定是個山東女響馬也好不以為然。我從來不認為有什么不好，后來生病才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性格不好：我太過喜歡爭強好勝，太過喜歡凡事做到最好，太過喜歡統領大局，太過喜歡操心，太過不甘心碌碌無為。

簡而言之，是我之前看不穿。

我曾經試圖像圓圓三年搞定兩個學位一樣，三年半同時搞定一個挪威碩士、一個復旦博士學位。然而博士始終并不是碩士，我拼命日夜兼程，最終沒有完成給自己設定的目標，自己惱怒得要死。現在想想就是拼命拼得累死，到頭來趕來趕去也只是早一年畢業。可是，地球上哪個人會在乎我早一年還是晚一年博士畢業呢？

我曾經試圖做個優秀的女學者。雖然我極不擅長科研，但是既然走了科研的路子就要有個樣子。我曾經的野心是兩三年搞個副教授來做做，于是開始玩命想發文章搞課題，雖然我非常地迷茫實現了做副教授的目標下面該干什么，不過當下我想如果有哪天像我這樣吊兒郎當的人都做了教授，我會感到對中國的教育體制很失落。當然，我非常肯定一定地負責地說，我認識的一些垃圾無論科研能力和人品道德還真不如我。不說這些了，為了一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標的事情撲了命上去拼，不能不說是一個傻子干得傻事。得了病我才知道，人應該把快樂建立在可持續的長久人生目標上，而不應該只是去看短暫的名利權情。我天生沒有料理家務的本事，然而我卻喜歡操心張羅。尤其養了土豆當了媽之后心思一下子縝密得像mintmm了，無意中成了家里的CPU，什么東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時間應該什么做什么事情，應該找什么人去安排什么事情統統都是我處理決斷。病前一個月搬家，光頭夢游一樣一無所知，感概怎么前一夜和后一夜會睡在不同的地方。后來病了，我才突然那發現光頭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樣是個上輩子就喪失了料理日常生活的書呆子。離開我地球照轉，我啥都沒管，他和土豆都能活得好好的。無非，是多花了幾兩銀子而已。可是銀子說穿了也只是銀子，CPI上漲，通貨膨脹，我就是一顆心操碎了，三十年后能省下多少呢？假如爹媽三十年前有一萬塊，基本上可以堪比現在的千萬富翁身價，可是實際上現在的一萬塊錢還買不了當年500塊錢的東西。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覺得，一生輕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閑事淡事，我不再有對手，不再有敵人，我也不再關心誰比誰強，課題也好、任務也罷暫且放著。世間的一切，隔岸看花、風淡云清。

于娟語錄：

人生最痛苦的事有三種：晚年喪子，中年喪妻，幼年喪母，如果我走了，我的父母、丈夫還有孩子，就會面臨這些痛苦，所以我要堅強地活下去。

我愿像一個乞丐——或者干脆就是一個乞丐匍匐在國泰路邊，只要能活著看我爸媽帶土豆經過。

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你會發現，任何的加班（長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殺），給自己太多的壓力，買房買車的需求，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時間，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買車的錢給父母親買雙鞋，不要拼命去換什么大房子，和相愛的人在一起，蝸居也幸福。（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會做一名大學老師，用老師一年的四五個月的假期與家人、父母一起郊游玩耍或者放松自己，為了理想！加油！——浩子評語）

（不管男女老少，了解一下乳腺癌，特別是身邊的女性長輩，要多檢查。當年林黛玉飾演者陳曉旭就是被乳腺癌無情地奪去了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