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04年司法改革前瞻仰：讓司法機關不再制造民怨（最終版）

2004司法改革前瞻 讓司法機關不再制造民怨

本刊記者 劉爽

2003年12月17日下午，北京一個暖洋洋的冬日，賀衛方在與《法律與生活》半月刊記者談到司法改革這個話題時，第一句話就透露出了他對司法改革的急切和無奈。

賀的身份是北京大學的法學教授，在學界一直被視為司法改革的堅定鼓吹者，在司法實務界，人們更愿意把他當作法律思想的虔誠布道者，而在一些官員的眼中，賀這個“活躍分子”會經常給他們提供一些新鮮而有趣的建議。

賀衛方是來參加由司法部主辦的司法考試改革國際研討會的。稍早前他剛剛作了題為“司法考試發展及問題”的主題發言。而參加像這樣的由官方主辦的有關司法改革的咨詢會議，賀的感覺是“今年明顯多了”。

“有些問題都是老生常談了。”賀對本刊記者說，“一些10年前談論的問題今天依然還是問題，一些不同指向的改革措施相互抵消，不僅沒有解決舊問題，反而產生了新問題。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時地對改革本身進行反思和檢討是必要的。”

在過去的幾年中，賀衛方的一些改革建議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并已變成了現實。他曾對以“復轉軍人進法院”的法官非職業化現象進行過猛烈的抨擊，后來國家實施的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無疑采納了他的思想。他曾建議司法人員脫掉軍警式的制服而改穿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服飾，后來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并用上了法槌，檢察官和民警也換了裝。在常人看來，這些變化無疑會讓它的推動者飄飄然并產生無法掩飾的成就感，可賀自己卻不以為然。

“不能說這些改革措施不重要，但我們的改革本應做得更好，而不是著眼于這些細枝末節。”賀說，“一些影響司法公正的制度性的東西還在大行其道，憲法規定的獨立司法原則依然還停留在紙上。改革的實踐已經證明，那種試圖繞開制度瓶頸、以技術問題的解決推動整體改革的思路是過于簡單和幼稚的。”

賀衛方此時的心態也許映襯出目前司法改革面臨體制瓶頸制約的窘境。

幾年來，賀和他的“改革同志”一直在痛貶現行司法體制的弊端，并設計了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一個值得注意的背景是，賀的研究領域是外國法律制度和中外法律制度比較研究。賀曾公開說過“法制的祖國不在中國”，這讓他的那些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同仁非常惱火。

與賀的張揚個性不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行政法專家馬懷德在接受《法律與生活》半月刊記者采訪時則顯得異常沉穩，他一口氣說出了中國現行司法體制的種種弊端及改革的具體方案。顯然，這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就在幾天前，他參加了最高法院在國家法官學院舉辦的司法體制改革研討會，當面向起草改革方案的有關人士闡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張。

在學界，通常有改革的浪漫派和現實派之稱。從賀與馬的性格分析，他們應該是分屬兩派。可記者發現，在他們分析中國現行司法體制的弊端時，觀點竟如此相近：盡管問題千頭萬緒，但無論是司法不公還是司法腐敗，歸結到一點，都是由司法的不獨立造成的，權力和金錢的影響使得法院和法官不再只對法律負責。

馬懷德認為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標是司法獨立。“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底線，是最后的公正。”馬說，“我們要用制度保障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使他們只服從于法律，排除任何干擾，作出公正的判決。”

賀曾多次向各種級別的官員直陳不改革和遲緩改革的危險性：混亂的制度運作所導致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已不斷地傷害到我們國家的社會穩定。

“司法由于不獨立而導致了它從一個本應該追求正義的機關而變成了一個追求邪惡的機關。”賀說，“它本應該是一個解決糾紛的機關，卻變成了制造糾紛的機關；它本應該是消除民怨的機關，卻變成了積累民怨的機關。”

賀、馬應該略感欣慰的是，他們對現行司法體制的一些批評的觀點得到了官方權威人士的部分回應。中國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肖揚曾在一次論壇上，坦陳現行司法體制的弊端，并將其概括為“三化”：司法權力地方化、審判活動行政化和法官職業大眾化。肖揚還透露了官方正在或將要采取的八項改革措施，并強調其中“實踐證明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如法院產生體制、監督方式、審級制度、法官管理等”，需要通過修改憲法和有關法律才能解決。這是近年來，官方高層首次表示要通過修憲來推動司法體制的改革。

而更明確的改革信號來自中共的十六大。正是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上，有關政治體制改革部分專門列出一節談司法體制改革。其中的“必須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逐步實現司法審判和檢察同司法行政事務相分離”等表述引人矚目。

“由十五大的司法改革到十六大的司法體制改革，官方顯示出的改革目標和改革決心顯然是不同的。”一位了解內情但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官方媒體的人士對本刊記者說，“2003年5月8日，正是非典肆虐的危急時刻，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門研究了司法體制改革問題，并決定成立以羅干為組長的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根據中央的要求，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司法部也專門成立了司法體制改革研究小組，都在搞自己的改制方案，有些已經有了初步的方案，正在征求各方意見。”

四個多月前，南方的一家曾經很有影響力的周報曾透露說司法體制正醞釀重大變革，這讓那些關注司法改革的人一度興奮不已。但后來的種種跡象表明，短期內發生重大變革的猜想是有點過于樂觀了。

2004年的“兩會”，將再次進行修憲。早在數月前修憲的消息傳出時，便有心急的人士猜測這次的修憲可能包含改革司法制度方面的內容，以便為下一步的司法體制改革解決合憲性的問題。可2003年12月23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的建議表明，在14處修改中，只涉及“三個代表”、財產保護、保障人權、土地征用等內容，并沒有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內容。

“雖然都在說司法體制改革，但政治家和專家們的語義顯然有點接不上茬兒。”那位媒體人士說，“不過有些改革方案的設計還是非常有新意的，與專家的設計非常接近。”

“增加各方之間良性的互動，這本身就是改革司法改革的一部分。”賀衛方說，“將司法改革置于整個社會發展的宏大視野之中，對司法改革所涉及到的各個制度環節進行更具深度的分析和論證，使相關改革措施能夠很好地回應社會需求，無疑是需要我們特別關注的一個大問題。”

“法律實務界與學術界的良好互動環境正在出現。”賀說，“無論是法院還是檢察院的改革，都越來越多地吸收學術界的觀點，學術界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其中。更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進入司法機構內部，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甚至擔任領導職務。這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對話平臺，對話途徑的豐富、多樣化，將有助于司法的決策過程越來越體現法學知識的力量。”

“最高法院的改革方案中，諸如設立分區法院、上收死刑復核權等問題應該是基本達成了共識。”馬懷德對本刊記者說，“另外像司法判決執行權、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批捕權的問題也正在研討，司法機關各部門之間職能調整的討論也在更高層次上進行。”

盡管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平靜的背后也許不平靜。作為佐證，來自新華社的消息說，肖揚日前在會見葡語國家和地區最高法院院長會議代表團時說，目前中國正在醞釀新的更深層次法院司法體制改革，努力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

堅冰已破，法“制”之變已是潮流暗涌。

大區法院--不隸屬地方政府

北京正合律師事務所的孟律師曾接手過這樣一個案子：兩家企業為了一筆債務糾紛官司，鬧了一年多還沒有進入實質性的案件審理階段，原因是兩家企業不是一個地方的，雙方為了案件的起訴地點一直不惜血本地爭來爭去。

這個案子背后所蘊涵的東西是意味深長的：同一個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由不同的法官審理，其法律后果是截然不同的。這鮮明地折射出當今中國在司法領域“諸侯割據”、法制不統一的現實。賀衛方形容這種現象是“主客場意識”，就像踢足球，在本地好打一些，到了外地，人生地不熟，就難了。

這是肖揚所稱的“司法權力地方化”的一個注釋。

馬懷德從一個行政法專家的角度分析了司法“諸侯割據”的原因：我國的司法機構完全是按照行政區劃設置的，在行政事務上由當地黨政管理，法院的人財物完全受制于地方，不可避免地產生地方保護主義，影響法制統一和司法公正。

有人開玩笑說，中國的法院都是“地方”法院，惟一一個全國法院(最高法院)實際上已退出司法裁判領域，成為了一個司法政策法院。而最高法院的負責人曾在公開場合并非開玩笑地說，你那個地方的法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你那設立的法院，而不是你的“地方”法院。這話聽上去有點拗口，但幽默的背后有點黑色的味道。于是便有了“打假英雄”王海在不同地方的法院要求依據《消法》索賠卻導致截然相反法律后果的離奇境遇。

“行政、立法、司法三者跟行政區劃完全重合，這是中國在治國方面一個很大的問題。”賀衛方說，“不是法官人不好，而是他們沒有辦法。一個院長要為全院的人考慮最基本的生活問題，同時又要求他能夠公正，這是強人所難，這是要求他干超越人性的事。只有讓法院非地方化，才可能解決司法公正問題。”

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地方問題”不僅存在于司法領域，在國家土地管理、礦產森林資源管理、稅收管理、金融管理等其他領域也極為突出，如何消解“地方問題”是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中的一個大問題。目前，在省級以下的工商、稅務、海關等行政執法部門已經實行垂直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克服了行政執法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傾向。

為了解決中國司法體制的這個地方化頑疾，這些年來法律專家和司法實務界內部都開出了藥效不等的方子。比較有代表性的方案有司法機關垂直化管理、分設國家和地方法院、打破行政區劃設立各級法院以及設立最高法院大區分院或巡回法庭等。

司法機關垂直化管理的呼聲更多地來自飽受地方權力干擾的司法實務部門。所謂垂直管理，是指下級司法機關向上級司法機關負責，接受上級黨委的領導，司法機關的人事任免權、財權由上級掌握。

但一些法律專家對這個方案并不贊同，賀衛方稱之為“出了虎口又進狼窩”，認為是一個新的誤區。馬懷德也認為這種金字塔式的管理體制對于體系龐大的四級司法機關和幾十萬法官、檢察官來說，有一個能否應付過來和管理效率的問題。

而分設國家法院和地方法院的設想主要受美國聯邦法院和州法院模式的影響。在這個方案中，國家法院系統設國家最高法院、國家上訴法院和國家地區法院，直接向中央負責；地方法院由原來的高級法院、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組成，經費由省級財政統一撥款，法官仍然由地方人大及人大常委會任免。根據分權管轄的原則，地方法院只負責治安、刑事和普通民事案件的審理，其余的如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重大貪污賄賂案、跨轄區的經濟和民事案件等則由國家法院負責審理。

對這個方案，賀衛方的評價是“操作難度大，況且我們不是聯邦制國家而是單一制國家，兩個法院系統間的協調也是問題”。賀自己倒是提出了一個打破按行政區劃設立各級法院的改革設想，他稱之為去地方化的“釜底抽薪”之策。

“改革實際上就像拆毛衣一樣，要先找到一個線頭。”賀說，“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只要解決了法院和法官在人財物方面對地方的依賴，讓他們只對法律負責，而不是什么保駕護航，司法的地方化完全可以解決。”

賀對本刊記者非常詳盡地講解了他的方案的細節，主要的原則就是按照人口和地域而不是行政區劃重新劃分司法區劃：相鄰的幾個縣合并成立一個基層司法機構，幾個市合并成立一個中級法院，幾個省區合并成立高級法院；由中央設立專項的司法經費，人財物完全與地方脫鉤；上下級法院間除了管轄權和審級的不同外，也相對保持獨立，而不是領導和被領導關系；取消審判委員會，法院院長、庭長只負責法院內部行政管理事務，以法官為中心實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管理，除非遭到彈劾，法官職業實行終身制。

賀并不諱言實施這個方案的幾個難點：一是經費，要改革現行的財稅體制；還有就是法官的素質和民眾認為特別重要的司法監督問題，這些可以通過精簡法官隊伍、改變法官產生體制和司法公開來解決；再就是與現行的人大制度和黨政領導體制的沖突問題，賀認為像垂直化管理、分設國家和地方法院的方案也存在這個問題，可軍隊不對地方的人大負責和受地方黨政領導，沒有人說有什么大問題，因為它的建立就是國家化的思路，我們在司法方面也不應該有這方面的疑慮。

馬懷德作為行政法專家，深感地方權力對行政類案件的干擾為害尤烈，它導致老百姓與行政機關打官司立案難、勝訴率極低和執行難。這幾年，馬一直在倡議成立專門的行政法院，分設三級，由最高法院直屬。馬認為由于我國已有專門法院的體制，比如軍事法院、鐵路法院等，設立專門的行政法院在現行的憲政體制框架內不存在太大問題，實施起來難度相對較小。

目前透露出來的種種跡象表明，由于上面提及的幾種整體改革方案與現行的憲法有沖突，實施起來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官方的態度并不明朗。況且由于涉及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和財稅體制，改革的成本如何分擔也必然有個討價還價的過程，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實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相反，對于一些專家早些年提出的在基本保留現行司法制度的前提下，設立最高法院大區分院或巡回法庭的方案，官方人士倒是非常熱心和感興趣。

這種改革方案的思路是這樣的：省級以下的三級法院體制保留不變，由最高法院在全國各區域設立8個大區分院作為派出機構，或設立數目不等、職能不同的巡回法庭，對那些易受地方權力干擾的行政案件、經濟案件及特殊案件進行管轄、審理。

由于只是作為派出機構，并不作為單獨的司法序列存在，因而現行的司法體制和憲政制度不必作大的改變，甚至不用修改憲法。從官方的角度看，這樣的改革顯然風險較小。據悉，有關部門正在對這個改革方案進行細化，相信不久就會對外有個明確的宣示。

但事情往往是辯證的，風險小常常意味著收益也小。有專家指出，這種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司法權力地方化的問題，可能一部分案件特別是較大的案件能夠擺脫地方化的困擾，但絕大部分案件依然要籠罩在地方化司法的陰影中。另外有專家指出，這個方案與現行的審級和管轄制度的矛盾也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這也許就是權衡輕重緩急和利弊得失之后的妥協之策。

第二篇：改革紀檢體制 讓反腐者不再敲桌

改革紀檢體制 讓反腐者不再敲桌

曹林 《 中國青年報 》（2014年07月08日01 版）

當下反腐敗力度之大，從近來我遇到的一件事可窺見一斑：今年春節后與幾個官員朋友小聚，當時忘記給某位官員帶我出版的新書了，便答應給他寄。這幾個月太忙，忘了寄書這事兒。前幾天想起，便給那位官員的秘書發了條短信，問郵寄地址和電話。秘書回了個“哭臉”說：曹老師別寄了，領導已經落馬了。這戲劇般的經歷貌似個案，但如果放到反腐大背景下看，絕非個案。在這一輪的反腐風暴中，公眾從媒體上看到的落馬官員只是少數，都是一定級別的干部和有新聞價值的案件，更多的處理都在輿論視野之外。不少官員昨天還在報紙上出現，在公共活動上作重要講話，甚至上午還坐在主席臺上，下午名字就出現在紀委的通報上了。無疑，高密度、大力度、鐵腕的反腐敗，樹立了紀委的權威和黨紀國法的權威，獲得了支持，贏得了民心，更矯正和端正了官心。

反腐獲得如此大的成就和如此高的支持率，反腐者應欣慰和高興才是，可從他們的臉上看不到這種樂觀。近來，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內蒙古調研時強調反腐，媒體對他的形容是“會場表情凝重敲桌”。

凝重的表情和敲桌的動作，讓公眾看到了反腐者的理智，并沒有躺在反腐戰績上沾沾自喜，而是充滿危機感和憂患意識。一個個大貪的落馬，公眾感受到的是打大老虎的快意，而反腐者看到的是背后的問題；公眾解讀到的是紀委的強勢和鐵腕，而紀委部門看到的卻是自身反腐機構職能分散、形不成合力；公眾看到的是打虎成果豐碩，而紀委部門看到的是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這也許就是王岐山表情凝重和敲桌警示的原因，也是近來不斷強調要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創新的原因所在。

老虎和蒼蠅是打不盡的，這樣打下去得把紀委忙死累死，只有深層次的紀檢體制改革，才能找到反腐敗的“鑰匙”，也才會讓疲于辦案打虎的反腐者不再表情凝重敲桌。對于反腐敗，王岐山有句名言：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可以看到，“當前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并不是拖延改革和治本的借口，而是務實之舉。這一輪反腐所打的廳級以上干部，比過去很多年加起來都要多，治標確實贏得了民心，也贏得了時間。

前幾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就是在治標贏得時間后，開始以紀檢體制改革為反腐治本破局。

紀檢體制改革首先就是要破除“同體監督”這個難題，有調查發現，既有查處的案件，多數是中央巡視組和網絡舉報首先發現或曝光的，而同級紀檢組織主 1

動查處的很少。同級黨組織領導下的紀檢組織，很難去監督黨委書記和其他官員。而改革所著力推進的黨的紀檢工作雙重領導體制，落實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就是為了破“同體監督”的題。其實在此前查處諸如省部級以上官員時，已在實踐這一制度安排，從季建業到姚木根，從令政策到萬慶良，都是巡視組發現并在上級紀委領導下查處的。改革是將“上級紀委領導為主”這一成功實踐具體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改革也是強化官員的“黨章黨紀意識”。相信每一個有黨籍的官員都已經對過去很陌生的“黨章”和“黨紀”有了深刻認知，因為每一個落馬官員的通報中都有“嚴重違紀”的字樣。國有國法，黨有黨紀。作為官員要守國法，作為黨員要守黨紀，很多官員深陷腐敗，與缺乏黨紀意識有很大關系。執政的共產黨管好了自己的黨員，反腐敗就找到了治本之策，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紀檢體制改革是一個比打老虎蒼蠅更艱巨的任務，因為改革面對的不只是一兩個貪官，而是舊體制的強大慣性。

第三篇：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心得體會：讓改革之榮光永伴前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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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心得體會：讓改革之榮光永伴前行道

今天是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閉幕。又是一年的北京，又是五年時光的飛逝，又是一個改革的年份，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解放思想、改革開放至今已經歷七屆三中全會，風雨35載。縱觀歷屆三中全會無不是處于歷史的潮頭，無不是處于中國經濟前行的十字路口上，也無不是我國進行一次次改革的號角。

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做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轉折，拉開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序幕。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實現政企分離，確定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補充，設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14個港口城市。實行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賦予農民長期而又保證的擁有土地所有權。實行價格機制、流通機制、財稅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取消了實行千余年的農業稅???以上的政策均是歷屆三中全會釋放的重大利好，是給予廣大勞動人民最好的紅利。

改革開放至今的三十五年里，通過不斷的深化改革，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內生產總值超過52萬億，從改革開放前的第十大經濟體躍居于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2萬元等等。

然而當前生態環境、社會保障、經濟體制等漸漸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主要問題，改革開放所釋放的紅利正被新的時代所漸漸的稀釋，不能滿足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需要。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改革是對于創造美好生活最大的支撐。

面對全球宏觀經濟不景氣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國內外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等問題，為適應新的時代、新的世界格局，新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上任之初便釋放出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全面深化改革等信號。全面闡述中國夢、重拳出擊反腐敗、開展黨的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提出八項規定、轉“四風”要求，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了中央改革的決心。十八屆三中全會必將是一屆改革的盛會，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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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將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總體部署，解決民眾期望拿下的硬骨頭，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中國道路新的歷史起點。

今天的中國危機并存，危在外是國際經濟危機、外敵環伺周邊，在內是國內矛盾重重，矛盾突出尖銳，貧富差距加大，另外，思想混亂、黑白不分、認知缺失；機在一是由于美英等經濟危機，世界格局將要發生新的變化、二是雖然是“仔賣爺田”有點“缺德”，但多少也積累了些經濟基礎和國家勢力、三是我們有前60年發展的寶貴經驗和教訓，只要客觀對待，正確利用，都能發揮巨大“正能量”、四是我們有千年文化底蘊，今后任何改革都不應該數典忘祖，背離國情，應該本著“群眾滿意才是硬道理” 的原則，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群眾共享，中國改革永遠沒有什么難啃的“硬骨頭”。

十八屇三中全會必將跟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針對這個問題，社會斗爭比較尖銳，但是，面對國際國內形勢，中國再也經不起“30年河東，30年河西”的左右“折騰”了，時不我待，再也不能“只顧低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甚至有些人“摸石頭摸上癮”只顧摸石頭了，不知道還應該總結腳下，致使中國改革滑進“深水區”。對此，xx最近的一句話比較客觀誠懇，既不能用改革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改革30年。文革有真理，改革有謬誤，徹底否定文革和完全肯定改革都是錯誤的！

“治大國，尤烹小鮮，戰戰兢兢，如屢薄冰”，不分黑白的治國方略，只是矯枉過正的權益之計，這正如開車，方向過左了應該急向右轉，然后盡快回回方向，車子才能朝正確的方向前進，南方談話不但沒有回回方向，還加大了右轉力度，才致使中國改革滑進了“深水區”！金錢至上的“發展是硬道理更”是個錯誤，致使中國綱紀敗壞、官場腐敗、道德滑坡。

要徹底解決今天社會問題，文革是唯一的辦法。但是，上次文革失敗教訓必須深刻吸取，經驗要認真總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很容易失控，因此，一、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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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控制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范圍內。保釣運動雖然出現些問題，但總體講還是不錯；

二、文革時間不能持續太長。只要達到群眾覺醒，官史覺悟，讓他們真正感覺到只要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你就沒有執政可能，就要被群眾“打倒，并掀翻在地”時，就應該盡快叫停，讓國家建設回復到正軌上來。

十八屆三中全會應該吸取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教訓，認真總結前60年歷史，必須讓雙方都清楚認識到極左或極右錯誤對國家對社會對子孫后代所造成的危害。歷史是昨天人寫的，認真總結歷史只是“借鑒”，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在建設初期所犯的錯誤，我們今天不能重犯！針對歷史錯誤，不搞秋后算賬，不搞反攻倒算；對待今天人們所犯的錯誤，要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只要誠心悔過，愿意繼續回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上來，社會雙方就都應該有寬容之心，“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君子之過，尤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因此，要“既往不咎”，我們只負責寫好今天的現實，這很重要。

總之，只要能認真總結歷史，客觀評價歷史，吸取歷史教訓，認識到今天社會上誰的物質財富也不是海水潮來的，誰的資本積累也不是純潔無瑕的，因此，我們必需本著“矛盾需逐步調和，利益應逐漸均衡”的原則，放棄前嫌，不得寸進尺，不搞窩里反，就能攜起手來重新開創大唐盛世，實現中國的真正崛起！這是每個中國人應盡的現實義務和應肩負起的歷史責任，只有這樣，我們這一代人才能給后人留下一筆真正值得驕傲的輝煌歷史！

資料來源：http://www.tmdps.cn/data/xdth/

第四篇：讓人民群眾共享司法改革成果--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詳解四中全會決定幾大焦點問題

讓人民群眾共享司法改革成果

——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

詳解四中全會決定幾大焦點問題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tmdps.cn 2014-10-31 07:31 來源： 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３０日電（記者 鄒偉、王思北）１０月３０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邀請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介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重大意義和司法領域的重大舉措，并就社會各界關心的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司法體制改革部署體現三個導向

姜偉介紹，《決定》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戰略部署有三個特點：

第一，注重改革的全面性，體現需求導向。隨著司法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全面規劃，避免改革的碎片化。《決定》對司法體制改革的部署，充分反映了社會對司法公正的需求、對深化改革的期待。

第二，注重改革的針對性，體現問題導向。目前，人民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是司法不規范、不公正、不廉潔的問題。《決定》提出的改革部署，著力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在不斷解決問題中深化改革，健全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第三，注重改革的可行性，體現務實導向。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先易后難，有序推進。對看準了的改革，要從容易形成共識的事項做起、從有條件改革的事項做起，爭取早日取得成效，讓人民群眾共享司法體制改革的成果，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三招防止領導干部干預司法

針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將被追責的問題，姜偉說，《決定》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措施：

第一是全程留痕，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要記錄在案。

第二要公開通報，領導干部插手司法活動情節惡劣的要公開通報。

第三如果干預個案，造成嚴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規追究責任。

解決群眾“信訪不信法”重在三個環節

如何解決一些群眾“信訪不信法”也是各界關注的問題。姜偉表示，從實踐來看，影響群眾“信訪不信法”的問題主要有三個環節：

一是入口問題。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怎樣能夠納入司法程序，讓法院審理。四中全會這次提出了重大的改革舉措，就是改革法院的立案機制，由立案審查制轉為立案登記制，要求法院對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二是程序空轉問題。有些案件在司法機關審理，盡管法律程序走完了，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就是解決程序空轉問題，讓人民群眾的合法訴求依照法律程序就能得到解決。

三是維護司法權威。確有一些案件經過法院的審理，判決是公正的，這時候我們要維護司法權威，要服從法院的裁判，但對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有關部門要通過司法救助等方式加以解決。

“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與“司法獨立”是兩回事

有記者問到，“四中全會提出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這和司法獨立有何區別？”

姜偉表示，“司法獨立”的概念是根據一些國家三權分立的政體提出來的。中國實行的是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不僅是立法機關，而且是權力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并受其監督。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提出?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與?三權分立?政體下的?司法獨立?是兩回事。”姜偉說。

“《決定》明確要求，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姜偉表示，這是對“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最好的闡釋。

改革必須堅持于法有據

談到改革和立法二者關系的問題，姜偉表示，法治領域改革包括司法體制改革，必須首先要注意的一點，就是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姜偉說，《決定》提出改革要于法有據，意味著這樣幾個要求：

第一，要加強對改革的頂層設計，把改革的頂層設計與完善立法的決策有機銜接起來。在確定改革方案的時候，要與需要修改的法律同步研究。

第二，在改革中需要調整法律的，要先修改法律再啟動改革，不能以改革為名，破壞現行法律，損害法律權威。

第三，一些改革舉措，需要突破現行法律，但是修改現行法律條件又不具備，需要試行一些改革舉措為修改法律積累經驗、創建條件的，要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定程序授權有關部門啟動改革或者試行改革。比如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部分地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就是一個例證。

第四，一些不涉及法律調整的改革，比如工作機制的改革，鼓勵地方在法律框架內積極探索。

責任編輯： 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