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獄偵特情”所獲證據之規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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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偵特情”所獲證據之規范使用

“獄偵特情”所獲證據之規范使用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宣告無罪的張高平、張輝強奸案中，因神秘證人袁連芳的出現，人們開始關注一個詞匯，即“獄偵特情”。所謂獄偵特情，是指被偵查部門控制而在監獄或者看守所中進行搜集犯罪證據、獲取犯罪信息的隱蔽力量，也可稱為“線人”、“耳目”。雖然獄偵特情是一種實行已久的秘密偵查措施，但在2012年修訂前的《刑事訴訟法》中，獄偵特情并不是一種法定的偵查措施，而僅由司法部發布的《獄內偵查工作規定》、公安部、財政部發布的《公安業務費開支范圍和管理辦法的規定》等部門規章進行簡單的規定。目前《刑事訴訟法》已經將隱匿身份偵查、控制下交付這兩種秘密偵查措施規定在技術偵查一節中，獄偵特情作為一種隱匿身份的秘密偵查措施，已經具備了合法的“身份”。然而，若不從程序法及證據法上對其進行規范，難保張高平、張輝案之類的錯案不會再次發生。而對獄偵特情進行規范的重點問題，無疑還是與之相關的證據使用問題。因此，筆者擬對獄偵特情的相關證據使用問題進行探討，以求從證據運用角度對這一秘密偵查措施進行有效規制。至于如何從審批、實施方面進行程序上的規制，在此不予討論。

一、獄偵特情收集的證據類型

作為在監獄、看守所（主要是看守所）這一封閉空間內的秘密偵查手段，獄偵特情與獄外線人、臥底收集的證據類型也有所不同。除了監獄或看守所內發生的犯罪外，獄偵特情無法像獄外特情那樣滲入到犯罪行為中，也無法參與或目睹犯罪行為并搜集證據信息。因此，獄偵特情通常是通過貼近犯罪嫌疑人，采用各種手段套取犯罪嫌疑人關于曾經實施某種犯罪的信息，并反饋給偵查人員。一般來說，通過獄偵特情收集的證據有如下幾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獄偵特情與犯罪嫌疑人建立關系之后，通過各種方式使犯罪嫌疑人主動供述其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以采取自書方式，也可以向偵查人員口頭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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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在某地檢察機關辦理的徐某行賄一案中，偵查人員將特情的身份設定為因受賄而被關押的某公路局局長。徐某出于江湖義氣，認為不應該將受賄人供出，同時也擔心受賄人日后會責難他。于是他常問特情，是否恨那些出賣他的行賄人。特情告訴他行賄人當初送錢也不是為了害他，而是為了讓他手頭寬裕些，因此并不恨他們。徐某在特情的引導下，很快放下思想包袱，向偵查人員供述了行賄事實。

2.特情的證言。特情可以通過證言對發生在看守所、監獄內的犯罪進行證明，或者在特情獲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之后，以證人證言的方式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內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過程加以證明。如在張高平、張輝案中，就是通過證言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內容進行證明的。

[案例二]張輝因涉嫌強奸被關押至看守所后，特情袁連芳采取逼供等手段，強迫張輝抄下“作案經過”。在此之后，袁連芳接受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審時作證證明，張輝在拱墅區看守所關押期間神態自若，并告知其曾從老家駕車載一女子到杭州，在留泗路上強奸，他不是故意殺死被害人而是因為女孩子的呼救，他卡頸時不小心將女子掐死的情況。這一證言也成為判決張高平、張輝有罪的關鍵證據。

3.實物證據。即獄偵特情通過貼近犯罪嫌疑人并獲取了犯罪嫌疑人某種犯罪的信息，通過這一信息而在獄外進行搜查、扣押獲得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

[案例三]某地檢察機關辦理的鄭某行賄一案，行賄手段隱蔽、復雜，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正面審訊難以突破，于是采取獄偵特情手段。鄭某因身體肥胖，在看守所難以適應，特情主動關心鄭某，并很快獲得鄭某的好感，通過聊天，得知鄭某曾向受賄人正在讀書的女兒賬戶中匯款5萬元。特情將這一消息反饋給偵查人員后，偵查人員通過查詢銀行記錄獲取了匯款證據，并據此搜查出鄭某匯款時的銀行卡。

二、各類證據的證據能力及證明力分析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25條的規定，采取獄偵特情措施收集的如上三種類型的證據，均可在訴訟中直接作為證據使用，而不需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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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轉化”、“漂白”。但問題在于，這條規定僅是一條許可性規定，至于這些證據究竟能否具備證據能力、在訴訟中如何使用，還需要根據其它法律規范進行具體判斷。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特情及線人無論是否具備偵查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都不可否認其“國家性”特征，也就是說，特情、線人是國家追訴機關“手足之延伸”。[1]在通過特情獲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形中，實際上等于將追訴機關的訊問行為延伸至特情，在這種情形下，國家追訴機關必須承擔對特情的控制及監督義務。因此，判斷犯罪嫌疑人供述有無證據能力，依然要以規范訊問權力的法律條款為依據。在秘密偵查中，無疑會免除國家追訴機關的部分義務，主要是對犯罪嫌疑人的告知義務。但在秘密偵查中偵查人員及特情人員依然要遵守其它保障供述任意性的法律規范，不得違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已經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因此，特情在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過程中，雖然難免采取一些欺騙、隱瞞手段，但底線是要保證犯罪嫌疑人自愿作出供述，不得采取刑訊等非法手段，否則所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就將被排除。

在獄偵特情措施下獲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對其證明力判斷要尤為謹慎。即便通過審查，認為特情未采取違法逼供等措施，犯罪嫌疑人供述具備證據能力，也不意味著這種供述就具有較強的證明力。在看守所、監獄這種特殊環境下，犯罪嫌疑人本身就具有較大的心理壓力，即便特情未采用暴力等方式逼供，但也不可避免的會使用一定的欺騙或威脅手段，這都會使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真實性受到影響，而且特情手段的使用是否超越了合法界限，往往難以進行證明。因此，對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必須進行仔細甄別，且必須有足夠的補強證據尤其是實物證據對其真實性進行補強。

（二）特情證言的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特情證言是否具備證據能力，在何種待證事實上具備證據能力，要根據證言的內容來進行具體判斷。如上所述，獄偵特情的證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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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種樣態：（1）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內容；（2）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過程；（3）證明監所內的犯罪行為。

如果特情證言是為了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內容，如上述案例二中袁連芳證明張輝在看守所供述的作案過程，那么這種證言只不過是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復述而已，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實際上是同一種證據，并非“證言”。因此，這種特情的證言是否具備證據能力的問題，就等于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具備證據能力的問題，要根據如上的法律標準進行判斷，另外，還要根據證人是否具備作證能力來進行判斷，若證人不具備作證能力，則其轉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也不具備證據能力。

正因為如此，對于上述的特情證言，只能視為犯罪嫌疑人供述之一，而不能將其作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補強證據，否則就產生了證據進行自我補強的謬誤。而在案例二中，法院在判決書中，將袁連芳的證言單獨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重要證據，并以此對張高平、張輝的有罪供述進行補強，就是犯了這種錯誤，且法院最終依據這兩項證據對張高平、張輝進行定罪，導致了這一錯案發生。這種證據的“自我補強”實際上相當于沒有進行口供補強，而是僅憑口供定案，很容易導致錯案。因此，對于這種證言只能將其作為犯罪嫌疑人供述使用，在犯罪嫌疑人有多次供述的情況下，可將其作為供述之一，與其它供述進行對比，但切不可將其作為補強證據使用。

若特情證言是為了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出過程，則是相當于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真實性、合法性的一種旁證，如在河南的馬廷新案件中，特情袁連芳證明馬廷新在看守所的自首材料是其自己所寫的證言。這種證言本身并不能證明案件事實，而只能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實性起到一定的證明作用，因此一般來說，只要特情具備作證能力，這種證言是具有證據能力的。

但是由于特情的特殊地位，對于這類證言的證明力要審慎判斷。因為采信這種證言，就意味著更有可能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因此不能對這種特情證言偏聽偏信，而必須有其它證據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實性，否則就有可能導致錯誤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而造成錯案。在馬廷新案中，就是因為采信了袁連芳的證詞，才導致作出錯判。另外，這種證言只能作為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旁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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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作為補強證據對口供進行補強。因為根據補強證據的要求，補強證據應當具有對主證據的客觀性和主證據證明的案件主要事實的客觀真實性的雙重證明作用。正是因為如此，補強證據的證明對象與主證據的證明對象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疊性，也只有二者的證明對象存在一定的重疊性，才能夠相互呼應，避免錯誤認定事實。[2]而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過程的特情證言并非是對犯罪嫌疑人供述內容的證明，而僅是證明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作出的供述，與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證明內容并不重疊，因此這種證據不符合補強證據的要求。在訴訟中，這種證言只能用于判斷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及真實性，而不能用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補強證據。

另外，特情的證言還可以證明在看守所或監獄發生的犯罪，此時特情的證言與一般的證人證言一樣，可以直接作為證據使用，其證據能力及證明力的審查判斷，也按照一般證人證言的審查判斷方式進行。

（三）實物證據的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實物證據是較為客觀的證據。因此，在使用獄偵特情的案件中，應當盡量通過特情而收集到相關的實物證據，如兇器、尸體、賬戶等。對于這類實物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要根據特情收集證據使用的手段、證據的重要性來進行判斷。若特情雖然采取了一定的欺騙或威脅方法，但并未超出合法性底線，且依靠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信息而準確的提取或扣押到相關實物證據，那么，這些實物證據就具備證據能力。當然，在偵查人員搜查、扣押過程中，依然要遵守法定程序，否則也可能導致實物證據失去證據能力。

雖然實物證據相對較為客觀，但并不意味著其證明力就必要高于其它證據。在使用獄偵特情的案件中，要防止根據特情提供的信息而“按圖索驥”的進行證據“湊數”。這就要求在根據特情提供的信息進行實物證據的收集時，不可憑主觀臆斷而創造證據，更不能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偽造證據，造成證據印證的假象。必須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客觀、全面的進行證據收集，保證所收集的證據是生成于案件事實的。若能提取到隱蔽性較強的證據，則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實性，可以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和實物證據。若無法根據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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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供述收集到相關實物證據，則說明犯罪嫌疑人供述或特情提供的信息有疑問，需要進一步進行核實。在法官審查判斷證據時，不可僅審查實物證據是否與犯罪嫌疑人口供相印證，因為在獄偵特情的案件中，這種印證往往也并不可靠。因此法官更需要審查實物證據的來源是否可靠、是否生成于案件事實、相互之間是否有矛盾之處，在排除合理疑問之后，才能采信實物證據。

三、在庭審中的使用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依照本節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后果的，應當采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依該條規定，在獄偵特情案件中，所獲得的證據材料既可以在法庭上正常的出示、質證，也可以采取保護措施進行出示和質證，甚至由審判人員進行庭外核實。但因保障特情安全、維持特情有效性的需要，控方在大多數案件中都不會將特情公開，因此在獄偵特情案件中，證據的使用問題尚需要具體分析。基于獄偵特情的特殊性，在相關證據的調查中，應當在直接言詞原則與特情的保密需要之間進行權衡，盡可能在保障被告人對質詢問權的同時，也不對特情的安全造成危險。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使用

在法庭上出示通過獄偵特情而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時，若該供述是像案例一那樣通過正常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犯罪嫌疑人也未當庭翻供，并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前后一致，有其它證據能夠補強，就表明犯罪嫌疑人供述具有自愿性和真實性，此時就無須傳喚特情出庭作證，也無須在庭外對特情的取證行為進行調查核實。若在庭審中雖然犯罪嫌疑人并未翻供，但發現通過特情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與對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作出的供述存在不一致或矛盾之處，就有必要傳喚特情出庭，對特情收集證據的情況進行調查。[3]在案例二那種公開使用特情轉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況下，可以直接傳喚特情出庭作證。在特情的身份并未暴露的情況下，出于保障特情安全的需要，在無法以其它方式保障特情人身安全的情況下，可以不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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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出庭，而由法官進行庭外核實。庭外核實可以采用詢問特情、查看監所錄音錄像等方式進行。在進行核實時，可以讓控方辯方均在場，但前提是要通過簽訂保密協議等方式，讓辯方對特情身份等情況承擔保密義務。若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律師，或者不符合法定的指定辯護情形，法官可以指定律師參與庭外核實過程。若因案件保密需要，在進行證據核實時不能讓辯方在場，必須在核實后由法官向辯方說明核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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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職務犯罪偵查之獄偵特情工作研究

職務犯罪偵查之獄偵特情工作研究

摘要：

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偵查人員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實施隱匿身份的偵查。隨著反腐敗的深入推進，檢察機關必須重新審視獄偵特情這種傳統偵查方式，本文擬從獄偵特情在職務犯罪偵查中運用的必要性、如何選建獄偵特情及防治獄偵特情的濫用等有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其能更好的為自偵部門所用。

關鍵詞：檢察機關；獄偵特情；職務犯罪

隨著2013年新刑訴法的公布，獄偵特情重新引起檢察界的關注，獄偵作為傳統刑事偵查工作方法之一，它是指偵查機關在公安、看守所、監獄及監所檢察等部門的配合下，通過秘密方式物色獄內羈押、服刑人員，用以對被羈押的偵查對象貼身查探，從而有目的的了解、掌握偵查對象的相關犯罪事實、犯罪心理等情況，并獲取相關證據的偵查活動。[1]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推進，反貪部門的偵查工作面臨嚴重考驗，亟需提高自身的技戰術水平，具體到偵查手段上，有必要認真審視反貪部門很少運用的獄偵這一偵查措施。筆者試從職務犯罪偵查面臨的現狀著手，對獄偵特情在職務犯罪偵查中運用的必要性、如何選建獄偵特情以及防止獄偵特情的濫用等有關問題進行粗淺的探討。

一、獄偵特情措施的必要性

第一是當前反貪實踐的必然需要。隨著反腐敗工作的持續推進，反貪部門面臨的執法環境愈發嚴峻。一方面，貪污賄賂的犯罪手段愈發隱蔽，方式愈來愈狡猾，尤其是有些犯罪嫌疑人的反偵察能力以及對抗偵查的意識都在不斷增強；另一方面，隨著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識的提高，其中規范偵查活動的規定：如傳喚時間、使用強制措施、律師提前介入等逐步為大眾所熟悉，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大大增強，但是由于檢察機關使用的偵查手段權限有限，運用偵查措施受到諸多限制，導致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偵查模式單一，偵查手段匱乏。可以說，新形勢下的反貪工作面臨著內外部的巨大挑戰，因此，加強獄偵工作也就越來越有必要了。之前通過在審訊室里以“疲勞戰”、“車輪戰”、“打擦邊球”來突破案件的方法已經難以奏效，無法適應當前的反貪工作形勢，通過獄偵這種“以利用偵查謀略開展外圍式、迂回式包抄前進的偵查模式”來突破案件已成為現實需要。

第二是深挖余罪，獲取案件線索并擴大戰果的必然需要。通過獄偵措施的運用，就能夠獲知案件情況、相關證據、犯罪嫌疑人的思想顧慮等信息，有些信息往往是無法在審訊室里獲得的，這樣尤其顯得其價值珍貴。哪里有敵人，哪里就有我們的戰場是毛澤東同志游擊戰理論的基本觀點之一，但在當前的反貪實踐中，由于分工的不同，有的反貪干警也許從來沒有機會進入監管區，更不用說感受監室的氛圍。當犯罪嫌疑人被送進看守所那道大門時，反貪干警就此止步了，當犯罪嫌疑人邁著沉重的步伐走出監室來接受訊問時，面對其心態和供詞的變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個問號：他在里面發生了什么？他在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這樣就需要我們重新審視監所的功能，要讓它成為我們檢察機關偵破案件獲取線索的另外一個戰場。如果忽視了監所這個戰場，反貪的后續工作就沒有可靠保障，串供、翻供、拒不認罪都會發生；如果忽視了這個戰場，反貪工作特別是賄賂案件的查處就會越辦越小，最終成為“一錘子”買賣。

第三是鞏固反貪前期工作的必然需要。貪污賄賂案件由于證據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往往千方百計的利用各種關系網打探消息，通風報信，進行串供和訂立攻守同盟，企圖在證據上做文章，以逃避法律的制裁。開展好獄偵工作，就能為我們獲取案件線索，及時掌握案件的進展情況及動態變化，做到防患于未然，為我們獲取旁生、再生證據創造條件，有效粉碎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的企圖。

二、獄偵特情的選建

獄偵特情有效使用的前提是合理選建，根據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細則》規定，特情人員應當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特情應當具有發現和接近犯罪分子的條件；二是特情應當具有一定的活動能力；三是特情應當愿意為偵查機關工作，具有為偵查機關控制使用的條件。其中浙江省公安廳、檢察院與監獄管理局在2006年制定的《會議紀要》中對特情人員的要求更高，規定特情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是獄偵特情自身刑期應在10年以下，少數尖子特情的刑期可以在10年以上，最長不得超過15年；二是認罪伏法；三是有立功贖罪的愿望，愿意為公安、檢察機關工作；四是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和社會閱歷；五是有較好的心理素質和口頭表達能力；六是知道或初通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2]筆者認為，職務犯罪獄偵特情的選建應當著重考慮以下三個因素：一是特情應具有較強的心理素質、應變能力和社交能力，善于處理突發狀況，社會閱歷豐富，與犯罪嫌疑人能有共同的話題，能在同犯罪嫌疑人不斷的交談中發現有價值的線索而不被犯罪嫌疑人所察覺；二是選擇的特情具有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賴，愿意為偵查部門工作并接受偵查人員的指揮，如果特情人員不受控制和指揮，那么也就喪失了使用的價值，要堅決防止特情人員被犯罪嫌疑人策反的情況發生；第三特情人員應當具有極強的保密意識，鑒于職務犯罪偵查的特殊性，特情人員在與其他監管人員、會見家屬時應當注重案件保密，除對特定的偵查人員透露案件信息外，不得與其他任何人有案件上的交流。同時獄偵特情人員的選建除了在押的罪犯和勞教人員之外，其他尚在偵查、批捕、起訴環節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只要條件符合，本人自愿的話，也可以作為個案的獄偵特情使用。實踐證明，這些犯罪嫌疑人為獲得從輕處罰，工作積極性往往會更高，有時反而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當然，獄偵特情人員的選建應禁止使用有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暴力犯罪的罪犯。

三、“獄偵特情”濫用的危害

獄偵特情雖然用來穩定和維護監管秩序、及時有效突破案件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一旦被濫用就有諸多危害。因為在實際的刑偵過程中由于特情偵查的手段特殊與行為保密，致使司法程序與社會力量難以制約，容易產生所謂“誘惑偵查”或“警察陷阱”等效應。[3]浙江的張輝、張高平冤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一，獄偵特情制度非常有可能異化為變相的刑訊逼供。偵查人員為了提高辦案效率，同時避免承擔刑訊逼供的責任，在“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勢思維之下，利用特情人員為獲得立功的迫切心理，對犯罪嫌疑人威逼利誘，直至其承認犯罪。在這種情況下，“獄偵特情”實質上充當了偵查人員進行刑訊逼供的工具，在本質等同于偵查人員實施的刑訊逼供甚至更惡劣，因為利用“獄偵特情”實施的刑訊逼供形式更加隱蔽，很難被有效監督，即使被發現，背后主使的偵察人員依然可以辯稱自己毫不知情。

第三篇：獄偵特情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運用

【內容提要】修改后刑訴法規定,偵查人員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實施隱匿身份的偵查。檢察機關在偵查實踐中使用的獄偵特情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授權。檢察人員應當遵循比例原則、嚴格管理和審批原則、秘密性原則,建立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選建模式,并通過協作配合、聯系溝通、反饋獎勵等配套機制的完善,不斷規范獄偵特情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運用。

【關鍵詞】獄偵特情 職務犯罪偵查 配套機制

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在修改后刑訴法對檢察機關的隱匿身份偵查進行概括授權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如何更為有效地使用該項偵查措施,是擺在檢察人員面前一個亟待研究的課題。

一、問題的提出:檢察機關是否具有隱匿身份偵查權

有觀點認為上述規定并非是對檢察機關使用秘密偵查手段的概括授權,而是排除檢察機關的使用權。“偵查章對各種偵查行為的界定中立法技術上均明確了主體,如果是準許自偵案件偵查使用的偵查行為,均表述為‘偵查人員’或者明確表述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也就是說根據現有的這種定型的立法技術,凡是沒有明確人民檢察院可以使用,或者沒有明確表述為‘偵查人員’、‘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檢察機關在辦理自偵案件過程中均不得使用。”⑴筆者認為,這一理解有失偏頗。首先,立法的簡明價值決定了法條中應當省略贅余詞語。即便不加以明確表述,偵查人員和偵查機關依然是本條規定的主體,其他人員只有在偵查人員的指揮下,才可以輔助實施隱匿身份的偵查。其次,根據對法條的體系解釋原則,自偵案件的偵查程序和措施適用偵查章的規定。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適用本章的規定”,可以引申出檢察機關在偵查直接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偵查章所規定的所有偵查行為。最后,偵查措施的決定權和實施權主體是可以分離的。這一規定將隱匿身份偵查的審批權交由公安機關負責人來行使,但是在實施主體上則未作限制。考慮到實踐中包括特情偵查在內的隱匿身份偵查措施,主要是由公安機關實施,或者要依靠公安機關來協助實施,本條規定由公安機關負責人對隱匿身份偵查進行審批具備一定合理性。

二、使用原則:規范使用的前提保障(一)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包含適合性、必要性和相稱性三個方面的內容。適合性強調的是國家機關所采取的措施要以實現法律所規定的職能為目標,并且每一個措施都有利于其法定職能的實現。從總體上看,使用獄偵特情對偵查辦案是有重大意義的,但并不意味著獄偵特情在所有案件中使用都是有效果的。因此,該原則要求辦案機關在個案中采取獄偵特情前,應當首先考慮使用獄偵特情對突破口供或穩定供述的有效性,只有經過慎重研究,認為可能有效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必要性原則,又稱最后手段原則,要求國家機關在實現某一職能目標時,如果可能對公民權利造成影響的話,應當選擇對公民權利損害最小的手段。獄偵特情的使用包含一定的欺騙性因素,使用不當將直接影響偵查破案和檢察機關的誠信,只有在沒有其他有效替代手段的情況下,才能考慮使用獄偵特情。相稱性原則要求國家機關在實施任何職權行為的過程中,其對公民個人權利造成的損害與其保護的社會公益之間應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該原則要求使用獄偵特情只能出于保護較為重大的利益,即在較為重大的職務犯罪中才能使用,不得濫用。(二)嚴格管理和審批原則

嚴格管理是規范使用的前提,獄偵特情的特殊身份、文化層次和利益需求,決定了必須從嚴管理,否則不僅無助于偵查破案,還可能滋生新的問題。實踐中就曾出現過特情耳目利用管教民警對其的信任,糾集同監室其他人,在監室內稱王稱霸的現象。嚴格管理原則,要求管理人員隨時掌握特情的思想動態,對其進行經常性的罪錯、監規、紀律教育,增強真誠悔過、立功贖罪意識。除配合辦案需要外,對特情日常生活要進行嚴格管理,不得縱容特情的違規、違法行為。嚴格審批原則,除要求履行法律規定的由公安機關負責人審批程序之外,檢察機關自身內部在使用過程中,也要建立、遵循嚴格的審批程序。原則上,應當由辦案人員提出獄偵特情使用建議,處(科)室領導同意后,報請分管自偵的副檢察長審批。(三)秘密性原則

作為秘密偵查措施的一種,秘密性原則是獄偵特情使用有效性的基本保證,一旦泄密,個案中獄偵特情的使用即宣告失敗;獄偵特情手段如果廣為人知,犯罪嫌疑人就會提高警惕,獄偵特情的使用同樣會陷入困境。此外,秘密性原則也是保障特情耳目人身安全的必然要求。秘密性原則需要貫徹到特情的選建、使用、日常管理和工作評定全過程。在選建環節,除正式留底檔案以外,一律以代號指稱,特情的檔案要嚴格保密,檢察機關和輔助管理的看守所、監獄部門需要查閱的,要經分管領導審批,其余單位、人員不準查閱特情檔案。在使用環節,檢察機關應指派專人與監獄、看守所聯系,與特情之間聯系要嚴格遵守個別、單線聯系原則,特情和特情之間不準相互聯系,嚴禁由特情發展特情,特情管理特情。在日常管理中,應當對特情進行經常性的保密教育,確保特情在偵查過程及偵查破案后都能嚴格遵守保密工作紀律。在工作評定環節,將特情遵守保密紀律作為一項重要的考評內容。除內部流轉的工作文書外,對外公開的文件,如法院審理減刑案件的公示文件等,應當只籠統表述特情為案件偵破提供重要線索,不得具體描述案件名稱,如何提供線索等細節。

三、具體實施: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一)獄偵特情的選建

獄偵特情的合理選建是有效使用的前提,在選建環節主要考慮獄偵特情的自身條件、刑期條件和犯罪種類三個方面內容。

1.自身條件。(1)為檢察機關工作的積極性。這是獄偵特情選建的首要條件。只有愿意積極為檢察機關工作,才有可能通過培訓進一步提高其他各項能力。至于具體動機,不管是出于協助檢察機關打擊犯罪的正義感,還是出于換取自身立功減刑機會的功利目的,都可以考慮。(2)認罪服法。真誠悔罪是減刑法定條件之一,出于后續獎勵條件的兌現考慮,在選建特情人員時也必須符合認罪服法要求。(3)有一定文化素質和社會閱歷。這是特情與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話題的必備條件。(4)有一定的法律知識。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可以避免自身的違法行為,同時有利于在犯罪嫌疑人面前表現出一定的權威性。(5)有較好的心理素質、社交能力和應變能力。特情工作時有許多臨時突發狀況,出于保密要求,偵查人員和監管人員不能直接協助其處理,因此,特情必須具備較好的心理素質和相應的處理能力。(6)較為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賴。鑒于實踐中個別特情因為利益誘惑,不但未能較好服務于偵查工作,甚至被犯罪嫌疑人策反,因此,人品條件也是考察的必備條件之一。

2.刑期條件。原則上應在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期間內的罪犯中選建。在選建刑事特情時,在刑期問題上主要應當考慮以下幾個要素:(1)罪犯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被判處更重刑罰的罪犯,通常情況下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大,不易于被改造成刑事特情,為檢察機關所用。因此,刑事特情的選建以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為宜。(2)工作積極性。如果刑期過短,罪犯立功減刑的積極性可能不高,不利于刑事特情工作的開展。(3)綜合效益。刑事特情的選建有人員甄選、考察和培訓等系列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成本投入,如果罪犯的刑期較短,能夠為檢察機關服務的年限就相對有限,不符合投入產出比的效益原則。

3.犯罪種類。原則上以同種類犯罪人為宜,禁止使用有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暴力犯罪的罪犯。考慮到貼靠犯罪嫌疑人和情感溝通的需要,個案中刑事特情應當盡量選擇與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犯罪同種類的犯罪。作為職務犯罪的特情,除職務犯罪本身之外,還可以考慮其他類似的經濟類犯罪。(二)具體實施方法

1.身份設定。獄偵特情身份的設定,將直接關系后續工作方式、方法的選擇,因此,設定身份需要偵查人員在通盤考慮的基礎上慎重選擇。同時設定身份也要考慮到特情自身的情況,以特情自身條件為基礎,進行合理設定。實踐中,可以考慮以下幾種身份:(1)普通型權威身份。絕大多數職務犯罪嫌疑人沒有被采取羈押型強制措施的經歷,對看守所的環境十分陌生,再加上社會上一些人對看守所惡劣環境的夸張渲染以及自身原先的特殊身份和犯罪種類,犯罪嫌疑人進看守所后必然擔心遭受他人的欺壓。可以利用犯罪嫌疑人這樣一種心理狀態,將特情身份設置成監室里具有權威身份的龍頭老大。在監管民警的配合之下,特情以這樣一種身份在日常生活中關照、保護犯罪嫌疑人,能夠自然地使犯罪嫌疑人產生好感,有利于工作的進一步開展。(2)專業型權威身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與外界聯系被切斷,信息隔離,所涉嫌的犯罪仍處于偵查之中,處理結果尚不確定,此時犯罪嫌疑人急需向有經驗和專業知識、經歷的人員請教如何應對,可以將特情設計成與犯罪嫌疑人同種類的犯罪人,但是在金額上更大,次數更多,無形之中讓犯罪嫌疑人感覺到特情是見過世面的過來人,有問題可以向其請教,同其商量,這樣可以為特情的進一步貼靠創造條件。(3)相似身份。有相似身份、經歷的人比較容易找到共同話題,情感上能夠形成共鳴,犯罪嫌疑人在新進入一個環境時,也傾向于找與其有類似身份的人交往。為此,可以針對性地將特情設計成與犯罪嫌疑人具有相似身份的人。根據案件偵查需要,可以在犯罪種類、金額、犯罪經歷、犯罪前身份、文化程度等方面,選擇部分內容設計成與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相似。(4)對向身份。對于受賄罪與行賄罪這種對向犯,可以根據案情需要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有意地將特情身份設置成對向的行賄人或受賄人。利用特情之口進行闡述說理,讓犯罪嫌疑人了解對方在此情此景之下可能有的心理想法,以及對自己交代供述后可能產生的效果,從而減輕、消除犯罪嫌疑人交代供述的心理壓力。

2.具體工作方法。考慮到特情的特殊身份,需要采用一些有別于普通偵查審訊的方法。(1)情感引導法。利用特情與犯罪嫌疑人同處一個監室關押過程中形成的情感信賴,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說理教育,促使其供述交代。偵查實踐中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犯罪嫌疑人對特情產生更強烈的感激、信賴心理。如我們在辦理某受賄案過程中,通過與看守所民警配合,在一段時間內限制犯罪嫌疑人的經濟來源,使其在看守所的生活處于十分窘迫的狀態,與其案發前豐裕的物質生活形成強烈的反差。其后,再安排特情對其生活進行一定的關照,使其對特情產生由衷的好感,為特情的進一步教育說服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此外,部分辦案人員通過苦肉計形式,讓犯罪嫌疑人對特情產生愧疚心理,也是建立良好心理接觸的方法。(2)配合施壓法。利用特情在犯罪嫌疑人心目中的權威性,通過特情的自身經歷,以身說法,給犯罪嫌疑人心理施加壓力,配合偵查審訊的有效推進。由于訴訟立場、角色的差異,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在審訊過程給其施加壓力的話語往往是將信將疑,甚至全盤否定,因此,審訊施壓的效果經常大打折扣。由特情進行現身說法,情況則完全不同。因為類似的身份、經歷,雙方更容易產生同病相憐的感覺,特情所說的話更易于進入犯罪嫌疑人的內心。尤其是設置成權威型身份的特情,其一舉一動都會對犯罪嫌疑人的行為造成巨大影響。特情通過日常聊天方式,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顧慮之后,再有針對性地施加壓力,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另外,特情可以通過與偵查人員的溝通,順著偵查人員施加壓力的主題,結合自身經歷、經驗進行進一步的闡述,放大偵查審訊中施壓的效果。(3)信息套取法。是指偵查審訊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尚處于猶豫動搖階段時,偵查人員利用特情套取犯罪嫌疑人內心對待審訊的看法、應對審訊打算、抗拒審訊的支點等信息。在對案情保密的基礎上,偵查人員應當將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包括原先工作單位、職務、特長、興趣、愛好等,向特情作簡要的介紹;也可以針對性地設計一些話題,幫助特情與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話題,以便進一步套取信息。偵查人員在設定特情身份后,應當進一步設計配套的經歷等細節,以及特情對待偵查審訊的態度、看法等主觀信息,用作雙向互動時的交流信息,獲取犯罪嫌疑人的信任。(4)穩定供述法。依賴犯罪嫌疑人口供定罪的職務類、經濟類犯罪,如何應對犯罪嫌疑人的翻供一直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獄偵特情的介入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特情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發揮穩定供述的作用:一是發現犯罪嫌疑人有翻供苗頭時,在偵查人員的指揮下,通過教育、施壓、比對舉例等方式打消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想法;二是發掘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心理基點,及時報告,使偵查人員能夠有針對性地通過訊問打消犯罪嫌疑人的念頭,或者通過外圍調查,補強相應證據,封堵犯罪嫌疑人的翻供退路。

四、特情工作的配套機制:輔助規則的構建(一)建立協作配合機制

獄偵工作的開展需要檢察機關、監獄管理機關、公安機關共同協作,建立工作上的協作配合機制是相當必要的。協作配合機制應當明確各個部門的任務和職責。獄偵特情的選建由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共同審核,由監獄管理機關建立并保存獄偵特情的檔案材料,看守所負責獄偵特情的日常生活管理。職務犯罪獄偵特情原則上要異地使用,由檢察機關自偵部門負責聯系接收的看守所后,到公安機關監管部門辦理具體的異地羈押手續。使用結束后,由羈押地看守所呈報特情的減刑、假釋手續,檢察機關駐所檢察室負責出具審核意見。(二)建立聯系溝通機制

在使用獄偵特情前,檢察機關偵查人員和看守所民警應當共同研究,制定案件偵查中的獄偵特情配合方案,內容包括:簡要案情,特情具體身份的設定,貼靠犯罪嫌疑人的方法,需要由特情配合的具體問題、實施步驟,保密和注意事項等。獄偵特情的使用過程中,偵查人員與看守所民警要定期和不定期地交換犯罪嫌疑人和獄偵特情的情況,包括思想動態、預先設定方案的執行效果、新出現的可疑跡象、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等,對配合中出現的新問題要立即著手研究解決。

(三)建立案件討論總結制度

在例行的一案一總結之外,使用獄偵特情的案件偵查終結后,應當組織專門的獄偵特情使用總結會議,由偵查人員和看守所民警、監獄干警等相關人員參與,對特情使用過程中出現的個案特情的選擇、具體身份的設定、任務的部署、工作方法的傳授、部門之間的協作溝通等問題,進行必要的總結,推廣成功經驗,避免存在的問題。(四)建立反饋獎懲機制

建立科學合理的獎懲機制,可以有效調動獄偵特情的工作積極性,有利于獄偵工作的順利開展。案件生效判決確定后,應當及時對特情的工作情況進行評定,對于成績出色的,要落實獎勵、兌現政策,為下一次獄偵工作夯實基礎;對工作中出現問題的,也要及時予以懲戒,以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評定的內容包括:工作態度、工作實效、工作紀律、悔改表現等方面。嚴守工作紀律,確有悔改表現,為偵查破案提供重要線索的,可以評定為工作出色,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或者聯合看守所提請人民法院進行減刑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對偵查工作造成影響的,撤銷其特情資格;情節嚴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泄露工作秘密的;謊報情況的;嚴重違反監規的;拒不配合工作的。

【注釋與參考文獻】

⑴程雷:《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的隱藏身份實施偵查與控制下交付》,載《中國檢察官》2012年第4期

第四篇：特情稽核規范20161031

特情稽核規范

《關于規范路網收費監控稽查工作的通知》（鄂高管聯委辦【2011】7號）及管理處相關規定，對特情稽核做了詳細規定。

一、特情稽核

（一）執行規范

收費特殊情況按車道類型可分為入口特情和出口特情兩大類。收費管理所必須在24小時內對當班期間收費特情全部稽核完畢；路段中心需對管理所稽核情況進行100%復核。

（二）稽核規范

1、特情稽核內容

入口：重發、闖關、緊急（節假日緊急除外）、（不含ETC車輛）出口：免費車、緊急（節假日緊急除外）、優惠、補票、無稱重、客車降檔、貨改客、闖關（含下班）、卡壞、無卡、軸調整、U型、靜態超時（不含ETC車輛）。

2、特情類型分類及稽核格式 A、入口（1）闖關

注明車牌以及處理流程。如“鄂A12345 跟車沖崗”或“車道誤報警”等。（2）緊急車

注明“緊急放行原因，共×輛”。（3）重發

注明相關原因。B、出口（1）免費車

①施工通行證車：注明“施工通行證，×年×月×日——×年×月×日××至××（區間）免費，××元,編號：****。”

②免費車內公務車：注明“公務車，××元。”

③清障救援車：注明“清障施救通行證，×年×月×日——×年×月×日××至××免費，××元。”

④無牌（臨牌）軍警車：注明“注明所屬單位，××元。”

⑤出口收改免軍警車：有車牌軍車，如“G12345證件齊全，××元”；警車，如“本省制式警車，××元。”

⑥其他高速單位車輛：注明所屬單位，如“京珠高速，××元。”

⑦中心通知免費車：注明“接中心通知，該車為××車輛，×月×日——×月×日××至××免費，××元。”

⑧其他免費車輛（如防汛車、聯合收割機車、防汛車/抗震救災車、武當國際武術節用車等）：注明“××車，××元。”

⑨緊急車：注明“緊急放行原因，共×輛。”緊急車隊已收費系統統計數量為準稽核數量。

⑩其他情況造成的收改免：注明產生原因，××元。

舉例：

1、清障施救通行證，2016年7月1日-2016年12月31日，隆中、老河口、琚灣段區間免費，15元，編號：00012。

舉例：

2、第十三屆中國武漢農業博覽會通行證，2016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280元，編號：0000649。舉例

3、接中心通知：該車為漢十全線道路卡口安裝車輛，2016年10月28日至2016年10月30日，孝感北至漫川關免費，50元。舉例：

4、施工通行證,2016年7月7日-2016年12月31日，孝感北至漫川關免費，20元,編號：101042。

免費車的范圍界定為：

a、收費政策規定免費的車輛。

b、漢十免費車單、收費稽查科或監控中心通知臨時免費的車輛。

c、公務車包括白名單車輛、特別通行證、防汛車。包括六大管理處車。d、采血車、送血車和其他免費車輛。（2）優惠車

①綠色通道車：注明優惠品種，優惠金額，如“蘋果，100元”；因特殊情況造成收費管理員暫時無法進行圖像跟蹤、或現場暫時無法保證兩人同時查驗的，收費現場可利用費亭相機對查驗過程進行拍照、錄像的方式進行監管，并做好圖片和錄像保存，稽核方式舉例：蘋果，100元 ；收費管理員現場稽查，已拍照。

②郵政車：注明“郵政車，100元。”（3）補票

①收改免補票：注明補票原因，針對因上一班未處理交接至下一班的各類補票應詳細說明原因、車輛噸位、車輛補繳金額等信息。針對收費員誤操作進行的補票，應注明原因，如“收費員誤將車牌為××的收費車免費放行（貨車按客車收費），車輛應繳金額為××元，已按補票操作。”

②黑名單補票：注明車牌號以及處理過程，如“鄂A123456 系統提示黑名單，金額為××元，已按補票處理，并上報監控中心注銷。”（3）其他（包含換卡、J型、闖關、其他等）補票：注明車牌號以及處理過程，如“鄂A123456 2011年9月1日在棗陽所出口跟車闖關，本所攔截后報中心，補繳其通行費××元。”

（4）無稱重

無稱重的原因（若補齊差額請注明）用何種方式收費、處理結果，例如：“鄂AN1234貨車進站后，收費員未及時發現該車無軸重信息，造成誤操作”、“鄂AN1234貨車進站后，收費員刷卡打票后發現該車無軸重信息，后及時攔下該車倒車重新過磅，操作補票補齊差額××元”等。

（5）客車降檔

注明降檔原因以及車型變化，如“入口車型誤判，4—3.”或注明“收費人員違規降檔。”（6）貨改客

貨改客的原因，例如：“入口誤發卡”。（7）闖關（含下班）

車牌（無法確認的注明原因）、是否上報黑名單、例如“鄂AM1234，沖崗，已上報監控中心” 或“車道誤報警”等。

（8）卡壞

卡壞原因（人為損壞、物理壞卡、其他原因）、處理結果，例如：“鄂AM1234，因無法讀取IC卡信息/讀取IC卡過程中死機/入口未刷卡，經核實入口為××站，操作卡壞收費通行費”等。

（9）無卡

入口是發卡、是否屬司機遺失卡、能否確認入口、IC卡賠償發票票號、處理結果，例如“鄂AM1234，車輛無卡經核實系司機原因造成的IC卡遺失，經核實入口為××站，收取IC卡工本費10元，票號：××××”等。（或未收取IC卡工本費）

（10）軸調

①軸調整（加限、減限）：注明改軸前后車輛的限載噸位，如“減限：49噸—45噸”或“加限：45噸—49噸。”

②軸調整（加重、減重）：注明增加以及減除軸重原因，如“加重：輪軸識別錯誤，合并車輛軸重。”

③在多種軸型調整的情況：如“軸調整（加限加重）”“軸調整（減限減重）”等，應同時注明調整原因，格式為“減限減重：拖車下道，對車輛進行分軸減限，49噸—32噸。”

④軸調整（）：如“輪軸識別有誤”、“車輛重新復磅”、“刪除多余軸重信息”等（11）U型

①U1：注明“U1，免費放行。”

②U2：注明“U2，收取通行費××元。” ③U3：注明“U3，收取通行費××元。”

④U4：需查明原因，注明“U4，U轉原因，按能證明U轉地點為××，收取通行費××元。”

（12）靜態超時

注明超時原因，例如“靜態超時：在服務區停車休息”等。

舉例：一車多情（降檔收改免貨變客U型(U4)靜態超時）：

1、施工通行證,2016年7月7日-2016年12月31日，孝感北至漫川關免費，20元,編號：101042。

2、入口車型誤判，4—3。

3、入口誤發卡。

4、U4，U轉原因，按能證明U轉地點為××，未收取通行費。

5、靜態超時：在服務區休息。備注：每項特情空1行，再繼續稽核。

第五篇：傅躍建,何德輝：職務犯罪偵查“獄偵耳目”的規制使用

職務犯罪偵查“獄偵耳目”的使用

傅躍建 何德輝

***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確立秘密偵查的合法性，盡管學界對于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中是否享有秘密偵查權尚有爭議，但司法實務中檢察機關已普遍采納，其中使用獄偵耳目即為典型體現。本文以獄偵耳目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現實需求為基礎，立足實證，從實然操作的層面，提出獄偵耳目規制使用的建議，以期對我國職務犯罪偵查能力的提高及冤錯案的遏制有所裨益。

①

一、獄偵耳目內涵的界定

耳目原意是指替人刺探消息的人。在我國長期的司法實踐中，“耳目”、“特情”、“線人”常被混用，學界也很少研究者三者之間的區別。但事實上，必須嚴格區分“耳目”與“特情”、“線人”的區別，“耳目”中也應當對“獄偵耳目”與“獄內耳目”加以區分。

第一，“耳目”不同于“特情”。刑事特情是由刑事偵查部門領導指揮的，用于搜集犯罪活動情報、進行專案偵查、發現和控制犯罪活動的一支秘密力量。②特情不是偵查人員，但其實施的卻是一種偵查行為，有學者稱之為“警察圈套”或“臥底偵查”。與特情作為一種隱蔽的偵查力量不同，耳目是一種輔助的偵查力量，其所負責的是消息的刺探，為偵破案件收集線索、了解動態，本質上是一種協助工作。

第二，“耳目”不同于“線人”。線人，亦稱線民，是指協助警察探取社會情報和獲取破案線索之民眾，其基本職責就是為警察通風報信、檢舉犯罪行為、提供情報資料。線人是在偵查機關管理下的普通民眾，任何公民，無論什么年齡、階層，只要他能收集到犯罪信息，并自愿接受警方的管控，都可成為線人。而獄偵耳目卻有其發展對象的限定性，不僅限于在押的罪犯，還有選任方面的嚴格條件限制。* 傅躍建，浙江省金華市人民警察學校教授。

** 何德輝，浙江省金華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一處處長。① 陳國峰：《獄偵特情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運用》[J]，載《人民檢察》2103年第12期，第62頁 ② 張月亭：《刑事偵查學教程》[M]，群眾出版社1998版，第191、194頁。③ 參見謝佑平、鄧立軍：《臺灣地區的“線民”制度》[J]，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第149頁。

③第三，“獄偵耳目”不等同于“獄內耳目”。獄內耳目只限于監獄，是監獄秘密偵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又可分為“專案耳目”與“控制耳目”：前者用于了解控制具體偵查對象的思想動態和犯罪事實，為偵破案件提供證據和收集犯罪線索；后者主要用于對監獄內部關押的重大危險分子、要害部位的監控和管制。與獄內耳目不同，獄偵耳目是針對特定對象，區別于“控制耳目”，類似于 “專案耳目”。但在職能上，“專案耳目”又有為偵破案件提供證據的職能，具備特情的職能，更應稱之為“獄偵特情”，故與獄偵耳目還是有所差異。

綜上，獄偵耳目是指偵查機關為偵破案件，從在押罪犯中選建，用于收集犯罪信息、掌握對象動態、協助收集證據的一批隱蔽身份的輔助人員。司法實踐中正是因為概念的混同，導致“耳目”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偵查取證、未嚴格管理導致素質下降，致使出現了誣告陷害、非法取證等違法犯罪行為，嚴重者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只有首先厘清概念，才能夠還原獄偵耳目制度的制度價值所在，從而研究其對職務犯罪偵查的顯著作用，并加以合理規制以便更好地發揮制度價值。

二、職務犯罪偵查運用獄偵耳目之證成

（一）職務犯罪偵查運用獄偵耳目的正當性解析

從某種意義上講，偵查是一種“惡”，是一種為揭露和證實犯罪“必要的惡”。而秘密偵查更是在法國人維克多關于“只有罪犯才能對付罪犯”的理念下產生的，具有與生俱來的侵害性和擴張性，甚至具有直接踐踏法律的風險。據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錯誤定罪研究中心”研究，45.9%的錯誤死刑判決與說謊的線人有關，是造成死刑案件錯誤判決的主要原因。我國近期發生的“兩張”冤錯案、馬廷新冤錯案，也都造因于一個獄偵耳目。可見，獄偵耳目是一把雙刃劍。然而，倘若僅僅因為獄偵耳目存在“惡”的可能性就否定其存在的正當性，不顧其在打擊犯罪方面的巨大作用，那未免因噎廢食了。一個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一般認為從手段正當性、目的正當性和符合比例原則三個方面考量。手段和目的是標準之一，但一個行為在保護一種法益而又同時侵害另一種法益時，“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比例選擇原則是合理的。“任何利益的沖突，都存在選擇的一般性原則。當發生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及由此產生權衡與選擇問題時，為獲得某種利益或者肯定某種事物、行為的價值，就要放棄或否定與之對立的另一些權益或價值。”

②

①當耳目偵查在打擊犯罪方面巨大作用所保護的公共利益大于個體利益時，耳目偵查就是一種為“善”而付出的“必要的惡”，具有了現實正當性。

有觀點認為刑訴法并沒有賦予檢察機關秘密偵查權。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為了查 ① Andrew E.Taslitz, Prosecuting the Informant Culture, in 109 Michigan Law Review(2011), p.1983 ② 宋英輝：《論刑事程序中的權衡原則》[J]，載《法學研究》，19933年第5期，第24頁。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根據現有立法技術，“凡是沒有明確人民檢察院可以使用，或者沒有明確表述為‘偵查人員’、‘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檢察機關在辦理自偵案件過程中均不得適用。”上述觀點有失偏頗。從憲政法理角度講，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是基本法律賦予的，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權一致，不存在厚此薄彼的動因。從法體系解釋角度講，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的規定，完全可以延伸出檢察機關具有偵查章所規定的任何偵查權，包括秘密偵查權。否則監獄獄偵部門、軍隊保衛部門也都將喪失秘密偵查權。從法律邏輯講，刑訴法將秘密偵查的審批權賦予公安機關，并沒有從邏輯上否定檢察機關對秘密偵查的實施權。決定主體與實施主體分離在刑訴法中并不少見，如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的規定。刑訴法的這一規定也是符合實際的，考慮到秘密偵查一般均由公安機關實施或者協助實施，如獄偵耳目的使用必須依靠公安機關，得不到公安機關的同意和配合，往往只能是“空中樓閣”。所以，職務犯罪偵查中獄偵耳目運用的法理正當性，是不容置疑的。

①

（二）職務犯罪偵查運用獄偵耳目必要性解析

職務犯罪不同于普通犯罪。職務犯罪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犯罪主體是國家公職人員，該類主體一般具有較高的學歷和智商，犯罪時工于心計、善于謀劃，屬于智能型犯罪。其次，犯罪行為與職務、權力有密切聯系，作案手段狡猾隱蔽，社會危害性隱伏期較長，難以被及時發現，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一般不會自行暴露，屬于隱秘型犯罪。再次，職務犯罪侵害的大多數是國家、社會的公共利益，除刑訊逼供、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等犯罪外，一般沒有直接被害的自然人，屬于無被害人犯罪。上述三個特性決定了職務犯罪偵查手段應該有別于一般犯罪的偵查手段。

在國外，獄偵耳目已被證明為職務犯罪偵查中行之有效的偵查方式之一。在美國，20世紀70年代之后，耳目偵查就開始運用于行賄、受賄等職務犯罪偵查領域，經常利用特情、耳目等收集破案線索和證據，派遣特情、耳目進行秘密偵查等，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隨即為歐美各國所效仿。在德國，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對于嚴重犯罪(包括公職人員嚴重犯罪)案件，在采取傳統偵查措施難以取得成果的情況下，可以采取臥底偵查、耳目偵查等秘密偵查措施。④③

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耳目偵查作為一種“特殊偵查手段”，已被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認可。保障人權、制約公權是刑訴法修改的最核心宗旨。隨著偵查權的進一步規范，過去“一支筆、① 程雷：《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隱藏身份實施偵查與控制下交付》[J],載《中國檢察官》，2012年第4期，第13頁。

② 朱孝清：《職務犯罪偵查措施研究》[J]，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1期，第129頁。③ 梁國慶：《國際反貪污賄洛理論與司法實踐》[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32頁。④ 劉立憲：《新世紀反貪污對策研究》[M]，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頁。一張嘴、兩條腿”的偵查模式，之前“依靠強大權力彌補有限能力”的取證方式，都將進一步喪失生存空間。正面戰場的偵查已被捆住手腳，迫切需要獄偵耳目開辟第二戰場。耳目偵查作為一種非常規偵查措施，憑借極強的隱蔽性、高效率和滲透功能，其不可或缺性在無被害人犯罪、隱形犯罪等案件中體現的淋漓盡致。耳目偵查又是一種主動性偵查，相對于傳統的回應型偵查，能夠主動的獲取犯罪情報，提供破案線索，協助偵查機關收集固定證據，使偵查活動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現階段，職務犯罪又呈現出組織化、集團化的新特性，傳統的偵查方法一般只能打擊犯罪的前沿、低端成員，不能深挖真正的幕后 “大魚”，不利于突破大型窩串案。而隱蔽的耳目偵查能夠使偵查機關較為輕易的掌握整個犯罪脈絡，徹底鏟除整個犯罪共同體。特別是在反腐敗洗錢犯罪、贓款贓物的跨國追繳方面，采用耳目偵查還可以突破訴訟程序的框框，最大限度的發揮獄偵耳目“全天候”、“背靠背”的偵查能力。

①

（三）職務犯罪偵查運用獄偵耳目價值功能解析

職務犯罪偵查面臨的困境有很多，對此學界多有論述。但是概而言之，無外乎案源少、偵破難、取證難三個方面。據統計，河南省通過情報資料的綜合運用，查破刑事案件占全省破案總數，1989年為2%，1992年為9.2%,1996年為12%。實踐證明，獄偵耳目的運用有助于上述難題的解決。

1、耳目偵查是擴寬線索來源的有效途徑，可以緩解“案源少”的困境。當前，職務犯罪舉報線索總體呈下降趨勢，且一半以上的匿名舉報更是導致舉報成案率嚴重偏低，職務犯罪案源匱乏，檢察機關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傳統坐等群眾舉報的偵查模式，已不適應新時期反腐敗斗爭的需要。獄偵耳目無疑是情報、線索來源的有效保證。如2008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下行的影響，某沿海城市不少企業主因涉嫌非法吸存、集資詐騙等犯罪被羈押于看守所，這些企業主在經營過程中難免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經濟往來，其中往往隱藏著職務犯罪。通過選擇運用獄偵耳目進行貼靠，針對這些對象被羈押后心理落差大、患得患失等心態，以及 “想立功”、“想出去”的迫切愿望，循循誘導、教育感化，最后成功獲取有效職務犯罪線索數十條，成為當地深挖職務犯罪線索的一劑“靈藥”。特別是來自職務犯罪分子中的獄偵耳目，他們熟悉職務犯罪的犯罪心理和特性，具有相似的犯罪經歷和共同語言，在偵查機關創造的特殊環境下，能夠游刃有余的近距離接近偵查對象，輕而易舉的獲得偵查對象的信任，獲取常規偵查措施難以獲取情報線索。

① 參見劉麗梅：《線人偵查的正當性解析及規制》[J]，載《凈月學刊》，2103年第5期，第21-22頁。

② 賈華、李海燕、陳之敬等：《前景廣闊大有作為——河南省刑事犯罪情報資料工作10年問題與展望》[J]，載《中國刑事警察》，1997年第3期，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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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耳目偵查是一種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可以緩解“偵破難”的困境。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基本上還是沿用了“由供到證”的傳統偵查方式，一般對職務犯罪嫌疑人采用先拘留、再獲取口供的辦案模式。然而這一模式被證明是有巨大風險和壓力的，因為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之后，如果不能獲取口供以及其他證據，案件就會難以偵破，造成對犯罪嫌疑人的錯拘，形成錯案。而現實中，一個錯案遠非犯罪嫌疑人和檢察機關能夠承受的“生命之重”。耳目偵查則不同，作為與職務犯罪斗爭的一股隱蔽力量，他們的偵查工作是在秘密、隱蔽的情況下進行的。在偵查成功的情況下，已然獲悉指控犯罪的有力線索和情報，再通過偵查機關的收集固定，指控犯罪證據自然成形，不僅使職務犯罪偵查擺脫了對口供的依賴，而且形成錯案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作為“一對一”犯罪，職務犯罪偵查難，難在突破口供，突破口供難，難在知已不知彼。作為連接偵查主體與偵查客體之間的秘密力量，獄偵耳目不僅可以帶來偵查對象的思想顧慮、精神狀況等有用信息，還可以凈化監管環境、防范外部滲透，更可以對嫌疑對象傳遞假象、植入觀念，為偵查審訊工作鋪平道路，是一種積極有效的輔助性突破口供偵查模式。一般情況下，嫌疑對象由于處于高度封閉羈押狀態，事關重大切身利益，不僅不愿意或不敢吐露實情，對人對事都是處處小心、事事謹慎，但也正是處于這種高壓狀態下，嫌疑對象更需要找人商議、找人傾訴，此時，一個成功的耳目可以走進偵查對象“脆弱”心理，輕易獲得偵查人員千方百計無法獲取的信任和控制，為協助突破口供創便利條件。

3、耳目偵查可以獲取常規偵查方法難以獲取的證據，緩解“取證難”的困境。職務犯罪案件往往以言詞證據為主，缺乏有力的旁證，而言詞證據本身又具有易變性和虛假可能性，導致很多職務犯罪案件在排除犯罪嫌疑人口供后，往往只剩下行賄人證言這一孤證，或者干脆沒有一項可以直接指控犯罪的證據，造成定案的困難。內知證據一般是指只有親自實施犯罪的人才能知曉的案件情節、痕跡等。如根據嫌疑人的供述，在水塘中起獲了大量特殊手法油紙包裹的受賄現金。由于除非嫌疑人作案，否則無法知曉該特有情況。因此有了該內知證據，便可以證明嫌疑人的罪行。但內知證據只有作案人才知曉，一般作案人很難主動供述，偵查機關也無法輕易獲得，而獄偵耳目在這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其超強的滲透能力，能取信于敵，探查情報，直至獲得內知證據。

翻供也是職務犯罪偵查經常面臨的困境之一。特別偵查終結之后，犯罪嫌疑人或害怕坐牢，或萌生僥幸，翻供現象時有發生。面對翻供，現有的審查人員多以“態度不好”、“從嚴處理”等施壓對待，雖然有的審查人員也會耐心傾聽犯罪嫌疑人的辯解，但激烈的刑事訴訟對抗，使兩者直接的真心交流變的可望而不可及。然而通過獄偵耳目，抓準犯罪嫌疑人翻供心理，及時對癥下 ① 朱孝清：《職務犯罪偵查措施研究》[J]，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1期,，第137頁。

①藥，打消思想顧慮，瓦解心理防線，可以有效降低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概率，穩定口供證據，節約偵查成本。獄偵耳目還可以通過秘密方法獲取情報線索，使原本極為隱秘的犯罪嫌疑人逃脫、毀證、匿贓、串供等妨礙偵查行為，直接暴露在耳目面前，再輔之其他偵查措施，可以有效遏制上述行為，減少偵查取證難度。

三、職務犯罪偵查獄偵耳目運用的規制

（一）獄偵耳目運用的公開性問題

秘密性，又可理解為隱蔽性，是秘密偵查措施與傳統偵查手段最根本、最本質的區別，也是其成就巨大偵查功能的特有屬性。曲解于上述論斷，實踐中秘密偵查基本上處于“能做不能說”的狀態，相關領域的實證研究也被視為理論禁區。然而，秘密偵查之秘密性主要體現在偵查主體身份的隱蔽性上，強調的是過程在偵查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隱蔽實施。故只要不侵害到秘密性上述本質，秘密偵查的公開性問題就不應在成為“問題”，也不存在理論障礙。實踐中，偵查機關也熱衷于將獄偵耳目轉入“地下”，把獄偵耳目當作打擊犯罪的“制勝法寶”，對耳目偵查存在“秘而不宣”、對法律依據“藏而不露”、對規制使用“避而不談”。這種做法不僅侵害到了公民知情權，與現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馳，也是造成當前獄偵耳目被濫用引發冤案不斷，成為學界“口誅筆伐”、實務界“避之不及”對象的主要原因。

獄偵耳目的運用應當公開。獄偵耳目作為一種傳統的秘密偵查手段，從其首次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出現到現在已歷經一個多世紀，根本算不上新鮮事物。特別是近期不斷曝光的“袁連芳”式的反面典型，獄偵耳目本身在司法實踐中的存在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學界和實務界不應回避，相關的適用程序與法律依據也不應當缺位。“對一個成文法國家的法秩序來說，在法律沉默而現實又需要秘密偵查手段時，必然導致偵查機關自行突破法律框架打擊犯罪的后果，這無疑是非常危險的。”作為一種極易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非常規偵查措施，公民有權知曉它的存在，并因為它的合法性、必要性而容忍之。不公開帶來的現實困境也要求獄偵耳目在“陽光下” 運行。根據現有的規定，公安機關集耳目運用的審批權與實施權于一體，其沒有向任何機關通報備案的義務，即使在已經運用的案件中，其也可以保密為由拒不公開，甚至不向辦案檢察官、法官公開，由此造成通過獄偵耳目獲取的證據無法得到檢察官、法官的內心確信，導致案件事實因獄偵耳目 ① 俞波濤：《秘密偵查問題研究》[M], 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

② 從筆者所在司法實務部門看來，目前類似獄偵耳目等秘密偵查手段的運用普遍遭到檢察、法院系統的抵制，法院系統公開表示任何案件均不建議使用獄偵耳目，原因就在于其極度的不透明，導致法院無法核實是否存在違法取證情形，造成錯判的可能性機高。王立軍案件的發生，也使公安系統對秘密偵查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態度和審批程序。

③ 俞波濤：《秘密偵查問題研究》[M], 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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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制度被蒙蔽而無法定案。顯然，這與獄偵耳目制度強化打擊犯罪力度的設立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公開是有限度的公開。“絕對的偵查公開是不現實的，它必然導致無法進行有效的偵查，而絕對的偵查封閉也不可行，它會導致偵查的神秘化，引發公眾的質疑。”首先，偵查秘密不能公開。現行大多國外立法例，也都堅持偵查秘密原則，把偵查公開作為例外。雖然在獄偵耳目的運用中主要問題是對該原則的例外情況考慮不夠充分，對于應當適當公開的內容規定不合理，導致獄偵耳目被神秘化。從完善立法看，有必要加強公開，但這并代表可以不顧現實的“絕對公開”，而在于設立明確合理的“度”來促使公開。如對涉及偵查秘密的任務布置錄音錄像或筆錄，原則上就不應公開。確屬排除指供誘供需要的，公開的范圍也應限于負有嚴格保密義務的檢察官、法官。有學者可能認為，對檢察官、法官公開的內容也應當向律師公開，律師也是法律工作者，也是負有保密義務。筆者認為，律師作為自由自業者和指控對立方，不能不顧其角色定位，苛求其保密義務。實踐也不允許因為審判需要而完全放棄偵查現實。“制度如果駕臨于社會生活之上，不能深嵌于社會生活之中與現實合榫，就不會得到人們的悉心遵守。”其次，妨礙偵查的不能公開。公開是為了監督，為了更有效的實現制度價值。因此，有礙制度實施的公開是不可行的。在獄偵耳目運用中，最需要了解耳目信息的是犯罪嫌疑人，而利用耳目信息阻礙偵查動機最強的人，也是犯罪嫌疑人。因此，在確定公開內容時必須考慮公開對象阻礙偵查的條件和可能性。如對公眾，耳目運用的法律依據、基本程序、規制機制等內容都應當在公開之列；而對具體案件的承辦檢察官、法官，耳目運用的公開范圍就應當更寬，包括使用對象、使用過程甚至是一定范圍內使用方法都應當公開，當然公開也是要以辦案需要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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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獄偵耳目的管理原則

1、建檔管理，定期審查。檔案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對獄偵耳目建立正式的個人檔案和工作檔案更為重要。通過個人檔案的建立，偵查機關能夠準確把握耳目的人生經歷、人格品性、行事風格等個人信息，“察往知來，視茲故帙”，對耳目使用和日常管理起到參考借鑒作用。通過工作檔案的建立，偵查機關能夠及時掌握耳目的工作業績、能力水平、專長特色等業務信息，“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最大限度發揮耳目的作用和功效。對獄偵耳目的使用過程也必須進行全程、如實的記錄，并記錄在案，單獨裝訂成冊，在有限度公開范圍內備訴訟雙方的查閱、質疑，也是完善獄偵耳目事后監管與評價的前提。

2、單線聯系，強化管控。獄偵耳目的管理必須是一對一的，并且應當是對口的羈押管理部門，一般來說是監獄或者看守所。實踐中由辦案單位和羈押場所共同負責的做法不妥。一則容易 ① 單民、上官春光：《職務犯罪偵查公開的幾個問題》[J],載《人民檢察》（湖北版），2008年第4期。造成權責不明，二則獄偵耳目與辦案單位關系過于密切會帶來各種弊端，如案情的泄露、辦案單位基于個人感情提出立功建議等。因此，要在獄偵耳目與辦案單位之間構筑一道“防火墻”，將兩者的關系限定為一種雇傭關系，從而更加有效的加強對耳目的管理。管理應當是職業化的管理模式，需要一系列事前雙方都明知的規則和程序，這些規則能夠促使耳目明確自己的行為邊界，能夠建立管理部門對耳目的控制。管理應當是一個持續性的教育交流過程，對獄偵耳目不僅要進行各種專業指導和培訓，提高耳目的貼靠滲透能力、語言傳遞能力、保密守則能力，更重要的是進行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導，減少耳目急功近利心理、陽奉陰違心理、漠視法律心理等一些不良心理，防止雙重耳目或濫用權力行為的出現。

3、獎懲分明，落實追責。激勵問題是獄偵耳目管理中一個極其重要又極其復雜的問題。對耳目工作取得成效給予恰到好處的獎勵，能夠對耳目的動機起到強化作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則會事倍功半，招致激勵失效或激勵效率弱化，產生激勵偏差。為滿足耳目的多元化需求，激勵應當具備多樣性，包括表揚記功、物質獎勵、周末監獄等等，但應當限制司法獎勵，即減刑假釋。自由對任何一名在押犯來說都是最大的“需求”。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尤其是渴望獲得自由的獄偵耳目，基于其動機的極其功利，他們會時刻衡量各種利弊得失，不惜采用“鋌而走險、藐視法律、踐踏世間一切”的行為，然后去受功領賞。這是目前曝光的獄偵耳目刑訊逼供、出入人罪所共同指向的一個現象，也是遏制獄偵耳目濫用權力的結癥所在。“要使一切有悖于道德法則的功利化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一方面是切斷功利化產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就是建立落實事后追責機制。如果獄偵耳目涉嫌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的也要依法撤銷獄偵耳目資格，落實相應懲罰措施，起到威懾預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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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獄偵耳目的使用原則

1、謙抑性原則。刑法的謙抑性主要發生在立法環節，但并不否認也可適用于刑事司法過程，在偵查措施的選擇上謙抑性精神同樣具有重大價值。一方面偵查措施應當與偵查目的相適應。赫爾曼教授將其表述為：“按照這個原則，刑事追究措施，特別是侵犯基本權利的措施在其種類、輕重上，必須要與所追究的行為大小相適應。”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獄偵耳目的運用應當限定在刑訴法規定的“重大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之內。另一方面偵查措施應當與偵查職能相適應。總體上看，獄偵耳目對職務犯罪偵查利大于弊，但并不意味著獄偵耳目可以作為職務犯罪偵查的“利器”，它的使用必須受到規制以防止 ① 高艷青：《論罪犯思想教育的激勵偏差及矯正》[J],載《中國監獄學刊》，2004年第2期。

② 李昌珂著：《德國刑事訴訟法典》[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版，第13頁。

②恣意濫用。作為普通偵查措施的補充和例外，獄偵耳目只有在用盡普通偵查措施不能達到預期效果或收效甚微時才能使用。即使使用也應當慎重考量獄偵耳目對突破案件、獲取口供方面的有效性，在認為可能有效的前提下才能使用。

2、程序法定原則。程序法定是保障獄偵耳目不被濫用的保證，同時也是偵查結果——證據的效力來源。按照刑訴法的規定，獄偵耳目的使用必須經過申請和審批兩個程序。為防止使用的隨意性，申請時還必須出具“在必要的時候”的合理依據，即已有相當合理的理由和證據來證明偵查對象具有重大的職務犯罪嫌疑。實踐中，對“相當合理的理由和證據”的理解是失之過寬的，偵查機關往往在只有行賄人一方之言時，即對偵查對象上措施、上手段，從而造成偵破工作的被動。對于上述彈性標準的審核，刑訴法賦予了“公安機關負責人”，這種做法也有失妥當。一來檢察機關作為具有準司法屬性的法律監督機關對獄偵耳目進行審批是監督的應有之義，而公安機關作為行政機關反過來審批檢察機關的申請，只能是出于實踐操作的考量，而無法得到理論的支撐。二來公安機關對職務犯罪偵查“必要的時候”的審核并不具有專業性。“檢察官相對有經驗，能比較準確地把握‘火候’，不至于貽誤戰機，也不會讓偵查官員過于激情，而如果讓法官來行使審查、批準和監督權，又未免有外行領導內行之嫌。”因此，在現行體制下，職務犯罪獄偵耳目的審批權應當歸屬于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

3、加強監督原則。“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獄偵耳目的危險性決定了必須對其作出嚴格的規制和監督。然而在我國由于缺少專門的監督制約機制，獄偵耳目在實踐中表現出了極大的不規范性，有些甚至異化成為一種隱蔽的刑訊逼供手段，為司法腐敗提供了土壤和溫床。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應當對獄偵耳目的使用進行監督，但作為職務犯罪的偵查主體，其主體身份是尷尬的。因此，對職務犯罪偵查獄偵耳目的監督，重點要放在對偵查行為合法性的審查上，對濫用行為后果的程序性制裁上。程序性后果的具體落實集中表現于：追究偵查人員的法律責任，從切身不利后果上倒逼偵查行為的合法性；將濫用獄偵耳目所獲取的證據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將這“毒樹之果”排除出刑事訴訟程序，如此“種植毒樹”的行為——濫用獄偵耳目將受到有效抑制。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在鏡頭面前，一切野蠻行為將無藏身之地。源于英國的偵查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制度，近年來逐步得到各界青睞并在檢察系統證明了實效。筆者認為，在獄偵耳目的運用中同步錄音錄像制度也大有可為。首先，該制度本身具有規范偵查取證行為的功效。正如有學 ①

馬明亮：“世界的眼光、中國的問題”，http://www.tmdps.cn/lafi.asp?id=12839,2014年7月25日訪問。

①者指出:“一盤磁帶不僅能提供會見中所陳述的準確記錄,而且還能監視警察在訊問中所采取的手段。一個人能聽到犯罪嫌疑人的音調,繼而作出警察是否對犯罪嫌疑人實施了引誘或威脅。”同步錄音錄像使偵查行為都暴露在“陽光”之下，任何不規范言行和執法不公正行為，或與辦案無關和影響審訊嚴肅性等行為都將得到有效制止。其次，該制度的拓展有利于規范獄偵耳目的使用。有學者已指出我國當前的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僅局限于訊問過程，“錄像前、鏡頭外”的監督如何落實？獄偵耳目的運用是一個隱蔽的過程，特別是在任務的布置、耳目的貼靠等實質性的實施階段，都脫離于傳統的同步錄音錄像監督范圍之內。因此，在職務犯罪偵查獄偵耳目運用中必須強調兩點：一是24小時無間斷全方位的監控錄像。在看守所等羈押場所內安裝24小時工作的監控錄像設備，全程監控獄偵耳目工作、生活，讓任何毆打、威脅、變相體罰等情形均被記錄下來。如在有的案件中，獄偵耳目利用休息時間強迫偵查對象寫認罪書，有了監控錄像一切將一目了然。考慮到同監犯隱私權的保護，可以只錄像不錄音。二是給獄偵耳目布置任務的過程必須錄音錄像。就冤假錯案發生而言，刑訊逼供固然可惡，但是，指供誘供更多時候才是真正“元兇”。指供誘供之所以會釀成冤假錯案，就是因為偵查人員將案件事實，尤其是犯罪細節透露給偵查對象，然后在強迫其“依樣畫葫蘆”做交代，于是，一個根本沒有作案人，神奇的供述出了只有作案人才能知曉的犯罪事實，既如此，此人不是“真兇”才怪？如此怪誕的邏輯并非只是虛構，而是真真切切在法治中上演，在這當中獄偵耳目多又扮演了“幫兇”的角色。在職務犯罪偵查中，有的偵查對象由于腐敗事實多，急需知曉偵查機關掌握的事實，好按圖索驥“如實”交代，而有的偵查人員急于破案，在此透過獄偵耳目的指供誘供，盡然成了供需雙方的“各有所求”，只是損害了法治權威和公眾利益。因此，對于可能泄露案情的耳目任務布置必須全程錄音錄像，以從源頭上遏制和監督獄偵耳目的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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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獄偵耳目的使用方法

1、獄偵耳目的選建。按照《獄內偵查工作規定》獄偵耳目的選建“能力素質”是基礎，“為我所用”是關鍵。然而，從該制度的執行異化看來，“認罪服法”應該成為前提，“去功利化”應該成為核心。正如美國學者查爾斯??奧哈拉認為，一般情報員的動機有虛榮、恐懼、悔恨、感恩或牟利、競爭、報復、酬金與酬勞。③雖然有學者認為對于動機可以寬泛把握，即使是出于立功減刑的功利目的也在所不問。筆者認為，對獄偵耳目的動機應當慎重甄別。“誠實可靠”是衡量 ① 徐美君：《偵查訊問錄音錄像制度研究》[J]，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第6期，第82頁。② 對獄偵耳目濫用中存在指供誘供情形當前已引起官方的重視。浙江省檢察院的報告中首次提出加強對留所服刑人員及“獄偵耳目”使用的監督，堅決防止“獄偵耳目”對犯罪嫌疑人指供、誘供情形發生。

③ [美] 查爾斯??奧哈拉：《刑事偵查學基礎》[M],譚璟彝等譯，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頁。獄偵耳目是否具備主觀向心條件和客觀守則條件的首要原則。獄偵耳目首要具備的品質就是富有正義感，能嚴格執行命令、指示，對法律、職業保持忠誠。職務犯罪偵查獄偵耳目的選建，還要結合職務犯罪的特殊性，注重選建高智商、專業化的耳目，特別是一些職務犯罪分子本身，他們熟悉偵查對象的心理，有類似的經歷，容易成功貼靠、完成任務。

2、具體使用方法。“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獄偵耳目的使用不可能有一套一成不變的模式，因人因案而異。但主要有以下步驟：一是身份的設定。耳目偵查是一種隱蔽身份偵查，身份的設定直接關系后續工作開展。根據耳目自身的基礎條件，可以設置不同類型的身份，但目的只有一個——獲得偵查對象的身份認同感。二是環境的創造。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絕大多數偵查對象沒有羈押的經歷，加上原先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偵查對象的心理落差和不適應感是巨大的，此時安排特殊環境，可以有效提高貼靠成功率。如監室中除獄偵耳目外，其余皆為暴力犯或外地籍罪犯，通過環境塑造，使獄偵耳目成為其唯一傾訴對象。三是任務的布置。獄偵耳目必須在偵查機關明確授權下開展工作。在布置任務過程中，既要注重是否傳達了明確、可行的指令，又必須堅持“告知必要情況”的原則，以實現目的為限，盡可能的減少對耳目的信息告知，更不能逾越指供誘供這根“高壓線”。四是信息的轉化。獄偵耳目可以較為輕易的獲得偵查對象的思想顧慮、身體狀況、情緒波動等有用信息，偵查機關要仔細分析研判、調查核實，及時轉化偵查謀略和審訊方案，直至運用假象傳遞、觀念植入等更為高級的耳目偵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