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自民黨的政黨轉型演進與黨內改革歷程述考

自民黨的政黨轉型演進與黨內改革歷程述考

摘 要：自民黨成立迄今已逾63年，樹老根深并且歷久彌新，一直處于日本政治的核心地位。每逢執政危機之時均能隨時代而動，進行政黨轉型。按照政黨組織學劃分，自民黨的政黨轉型經歷了精英型政黨、大眾型政黨轉型嘗試、卡特爾型政黨演進3個階段。建黨初期，自民黨主動開展“黨的近代化”運動改變精英型政黨特質；冷戰后鑒于社會黨的衰弱，自民黨適時放棄大眾型政黨轉型嘗試向卡特爾型政黨演進；小泉政治后，自民黨歷經政黨轉型的挫折，重新回歸地方進行模式探索。

關鍵詞：自民黨；精英型政黨；大眾型政黨；卡特爾型政黨

中圖分類號：D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458（2018）03-0025-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3

國內學界目前對“自民黨轉型”問題進行研究的主要是徐萬勝，基于戰后選舉改革視角探討自民黨權力結構變遷，指出自民黨的首相任期與更迭，受黨總裁任期與競選方式的制約①。此外，針對自民黨總裁選舉進行專項評析的當屬棟軍、布希喬和廉德瑰②。干保柱、劉笑非則將“五五年體制”下自民黨的總裁公選制視為黨內派閥興起與發展的重要原因③。李曉暉將“后小泉時代”的幾次黨總裁選舉作為案例，通過黨內與內閣人事的分配狀況觀察派閥政治的消長④。這些研究成果或偏重對單次黨總裁選舉的結果評析，或是僅將黨內改革作戰后日本政治研究一個影響因素略加涉及。針對自民黨的政黨轉型演進與黨內改革歷程進行系統考察的研究成果尚有待拓進。文章擬依據自民黨內部文件、歷次黨內改革發布資料、人物回憶錄、相關著作、新聞報刊等史料，利用政黨學理論，史論結合，基于“政黨轉型”角度，厘清自民黨改革軌跡，解讀黨內權力結構變化的內在原因。

一、“五五體制”下自民黨的精英型政黨

特質與黨內改革

政黨組織學鼻祖莫里斯?迪韋爾熱認為，“現代政黨的組織機構主要有核心小組（the caucus）“核心小組”是民主政治發展伊始政黨組成的最初形式，核心小組由政治精英組成，政治精英兼具政黨核心黨員與普通黨員的雙重身份，在國家立法機構與本黨全國組織內擔任職務，承擔著自己轄區的黨務工作和本黨全國組織的地方聯絡人任務。、分部（the branch）“分部”起初是社會黨的特色組織，分部黨組織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招募?h員擴充黨勢，分部黨組織受到黨中央的嚴密控制。、支部（the cell）“支部”起初是共產黨的特色組織，支部組織在吸收黨員擴充黨勢的基礎上，其吸收黨員的指導性原則由黨中央制定，重視團結與忠誠。在重視地方的同時更重視在各類工作場所建設支部組織――筆者注。三種形式”[1]。并基于政黨成員與黨的親疏關系，按照由近及遠將政黨成員劃分開4個類別，即“激進分子”激進分子：即政黨的政治精英、核心黨員。（militants）、普通黨員（members）、政黨支持者（supports）和投票者（electors）。其中，將主要由“激進分子”組成核心小組，通過會議進行政黨運營的政黨定義為“精英型政黨”，將擁有大量黨員，由黨中央進行政黨運營的政黨定義為“大眾型政黨”。“‘精英型政黨’由核心小組組成，權力分散、政黨組織薄弱是其政黨特質；‘大眾型政黨’則權力集中、政黨組織聯系緊密”[2]。“大眾型政黨通過數量獲勝、精英型政策則通過選擇獲勝”[3]。按照迪韋爾熱對政黨的劃分，1955年成立之初的自民黨具有明顯的精英型政黨特質。

冷戰時期，日本處于東西對峙格局的最前沿。1955年11月15日，面對社會黨力量持續上升和工人運動日益高漲的緊迫時局，為抗衡崛起的左翼勢力，受美國和日本財界等外部壓力保守政黨迅速合流組建自民黨。自民黨甫一面世便將保守勢力化零為整，組成擁有眾議院299席，參議院118席的國會第一大黨。自此日本國內政治形成了保守與革新兩大陣營，自民黨與社會黨兩大政黨對立，自民黨一黨單獨長期執政的“五五體制”。

自民黨不同于擁有大量黨員和分部黨組織的社會黨，其成立之初是憑借原來自由黨與民主黨籍國會議員的既有議席數，確立起國會優勢進而奪取政權。自民黨的基層黨組織薄弱、黨員數量較少，具有濃厚的精英型政黨特質。自民黨籍國會議員作為黨內的“激進分子”，是組成核心小組的基礎成員。通過對核心小組成員的控制，進而主導核心小組的會議進程，是掌握自民黨權力的關鍵。

自民黨成立以后，黨內各派閥領袖為角逐黨總裁職位，繼而問鼎相位掌控國政，紛紛以提供競選資金、支持地方選舉、分配黨內職務與政府職位等形式，利誘拉攏國會議員加入己方派閥，而國會議員為贏得選舉實現連任，各自摒棄原有所屬關系，投身于派閥向其領袖效忠，結成由“由金錢、義理、人事、選舉等因素結成的議員集團”[4]。以1956年的黨總裁選舉為始，由岸信介、池田勇人、河野一郎、佐藤榮作、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石橋湛山、松村謙三?三木武夫為首的八大派閥形成。可以說，派閥正是基于自民黨的精英型政黨特質產生的，派閥作為黨內的核心小組，通過會議內部協調實現政黨運營。一般情況下，黨總裁所屬派閥成為“主流派”，主導黨務和國政運營。選舉失意的其余派閥則結成“反主流派”，對“主流派”形成牽制之勢，意圖時刻取而代之。

自民黨成立后，代表保守勢力長期坐擁國會多數席位，“政府提出的法案雖由各省廳擬定，但在內閣決議前需要得到自民黨的承認，因此必須由自民黨對法案進行黨內事前審查”[5]，自民黨的國會多數席位與黨內事前審查制使其握有“黨策即國策”的特權，政黨運營所需的資源均可以通過國家及統治階級提供。

日本國內的各類業界團體唯有成為自民黨的支持者與投票者，同自民黨之間構筑密切的利益關系，才能以合法途徑實現自身利益訴求。以代表工商業利益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為例，“在自民黨成立前夜的1955年1月27日，經團聯便快速著手組建“經濟再建懇談會”，經濟再建懇談會設立的當年，便籌集高達1億日元以上的政治獻金，提供給正在為保守合同而艱難洽商的自由黨與民主黨。待自民黨長期政權確立后，經團聯倏爾將捐獻的目標集中于自民黨”[6]。自1956年至1961年的6年間，經團聯共向自民黨政權提出政策建議和要求共計69項[7]。絕大部分建議和要求均通過派閥擬定成法案提交國會，利用自民黨在國會的多數席位獲得通過形成法律，從而實現經團聯成員企業在國家經濟政策中攫取最大利益。1961年7月，經濟再建懇談會同自民黨設立的政治團體“自由國民聯合”合流，轉變為自民黨的特定財團法人“國民協會”。成為真正意義上自民黨的政黨支持者，專門以名為“經團聯斡旋”的企業捐款，為自民黨提供運營經費和競選資金，“使原本以提供正規資金為主要目的的經濟再建懇談會瞬間化為對自民黨提供全額活動經費的自動提款機”[8]。

由于自民黨內諳熟于各產業領域的“族議員”族議員：是指專業于特定政策領域，同官僚組織相互對應，在協助制訂與政策調整中對政策形成保有影響力的執政黨政治家。在企業運營休戚相關的法案上握有決定權，族議員且多從屬于黨內各派閥。所以，經團聯內各行業團體借助“國民協會”同自民黨派閥建立利益輸送鏈條，獲取政治庇護與政策回報。其中“岸派專攻于“鋼”、河野派專攻于“農”、池田派專攻于 “稅”、大野派專攻于“建”等行業領域[9]，佐藤善于運輸、海運、造船業，石井深耕于石油、紡織以及橡膠業[10]，石橋派則依靠東洋經濟新報社和經濟俱樂部法人會員的支持[11]。由此可見，作為精英型政黨的自民黨憑借其執政黨地位，通過“自民黨――官僚――經團聯”這一政官財權力鐵三角，源源不斷地汲取國家和統治階級提供的資源，建立起一黨優位體制。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精英型政黨的自民黨，“由于其起源于體制內部，鑒于國家可為政黨提供資源，這些資源可以替代那些由黨員和積極分子提供的資源，因而對政黨擴大及發展黨員基礎起到了抑制作用”[12]。按照政黨經濟學20世紀中后期，西方學界把政治社會中的集體與個體行為模型化，嘗試使用經濟學方法對政黨政治進行分析，其中使用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和利益最大化邏輯，分析政黨政治的過程和集團博弈的學說為“政黨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理性人在自己知識限度內，運用每單位有價值產出的最少資源投入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3]，政黨作為“理性人”追求的最大目標是奪取或鞏固政權。在能夠通過國家及統治階級獲取大量資源的情況下，黨員及機構規模越小，投入資源越少，黨內部成員既得利益越多。因此，在利益誘導政治中攫取的巨大利益的派閥，在政權安穩無虞的情況下對“黨的近代化”運動具有抑制作用。

所謂“黨的近代化”是指，自民黨按照歐美資產階級政黨模式，“確立黨的基本理念，加強黨內團結與解散派系，建立政治資金制度，充實加強國民協會與建設國民政黨以及修改總裁公選規程”[14]，通過改革實現政黨近代化。

自民黨成立之初，缺乏作為政黨所必備的理論基礎。而且黨內裂隙明顯紛爭猶存，曾經保守政黨之間的對立衍變為黨內派閥的相互傾輒。加之“金權政治”盛行，繞黨內要人的行賄事件屢現，遭到社會輿論的非議。為適時改變自民黨在國民心中的形象，改革勢在必行。尤其是面對政黨理念成熟、分部黨組織完善、黨員眾多的日本社會黨。唯有實現政黨近代化方能與之抗衡鞏固政權。

1959年，自民黨總裁岸信介選任黨內“清潔派”著稱的清瀨一郎擔任會長成立了黨基本問題調查會。于翌年1月正式提出《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綱領》，明確黨的政治綱領是：“維護舊傳統秩序的性質和改良的動力，同時調和地推行保守與改革”[15]，即在資本主義體制內根據需要給予改良。以該綱領的提出為標志，自民黨正式展開“黨的近代化”運動。

1961年，自民黨總裁池田勇人設置黨組織調查會，作為總裁咨詢機構，著手“黨的近代化”。“1962年10月，池田勇人任命三木武夫擔任黨組織調查會會長，組成團結問題小委員會研究派閥問題”[16]。1963年10月，黨組織調查會在斟酌磋商后公布《關于黨近代化的報告》，報告指出：“對自民黨或者對日本政黨政治而言，最主要的是自民黨舉黨一致”[17]。內容主要為：“無條件解散一切派閥，是黨近代化的先決條件”、“廢止派閥均衡人事，選賢任能”、“對黨的政治資金實行一體化管理，限制接受后援會的資金的額度”，“目標建立以政黨為中心的選舉，實行選舉改革”、“關于黨總公選，由擔任過總裁、議長履歷者組成顧問會推薦候選人，總裁任期為三年”、“擴充政務調查會”、“為強化黨的地方組織推薦后援會的重要成員入黨”、“通過充實國民協會進而充實黨的財政”[18]。同月，在該報告的建議下池田勇人率先宣布解散派閥、其后黨內各派閥相繼宣布解散。因為報告內容過于嚴苛，各派閥實難接受。派閥解散活動僅停留在名義上，就連池田勇人也認為“三木的報告毫無價值”[19]。在1963年11月的眾議院選舉過后，自民黨在確保政權無虞的情況下，黨內派閥圍繞池田勇人第3次競選總裁問題角力再開，紛紛重新恢復活動。《關于黨近代化的報告》淪為一紙空文，可以說，1960年代興起的“黨的近代化”運動是自民黨希望通過改革，實現由“精英型政黨”向“大眾型政黨”轉型的首次嘗試，但在派閥抵制之下運動歸于失敗。

進入1970年代，八大派閥經歷離散聚合與新老交替后，縮小衍化為五大派閥，形成 “三角大福中”“三角大福中”是指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五強競爭的格局。派閥競爭激烈，田中角榮憑豐厚的政治資金與嫻熟的政治手腕擴充勢力，使得田中派在五大派閥中脫穎而出。1972年田中角榮就任總裁與首相后，經團聯對自民黨的政治獻金擴大至179.03億日元的空前規模[20]，作為回饋經團聯成員企業在田中內閣推行的“列島改造計劃”中搶先購置“促進工廠引進誘導地區”，大肆從事土地投機活動飽其私囊。田中角榮擔任總裁時期，自民黨與經團聯之間的“金權政治”達到頂峰。

貪腐盛行的自民黨在1974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遭遇大敗在改選的130個議席中只獲得62席，結果使自民黨席位數跌至126席，僅占據總席位252席的半數，出現“朝野伯仲”局面，其后自民黨只能通過追加公認2名無黨派勝選者加入自民黨的方式，才勉強維持住對參議院多數的控制。田中派失勢后，黨內要求實現政黨近代化改革的呼聲高漲，三木武夫率先發聲：“必須對于惡弊的根源黨總裁選舉的現狀進行根本性的變革”[21]。同年12月9日，形象廉潔的三木武夫，在黨內長老椎名悅三郎的裁定之下繼任總裁。三木武夫擔任總裁時期，重啟“黨的近代化”，主張實行政治革新，改變自民黨“金權政治”和“派閥政治”的形象以避免黨的分裂。1974年7月26日，任命副總裁椎名悅三郎成立黨基本問題和運營委員會，于10月24日提出《關于解散派閥的意見》，主張“黨和內閣的人事，不依據派閥意愿而從全黨立場出發公平地予以分配”、“政治資金實行黨的一元化，收支根據財務委員會決議公正執行”[22]，在政府層面，三木內閣提出《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總裁公選制度修正案》、《禁止壟斷法修正案》，但是三木的改革運動遭到田中、大平、福田三大派閥的抵制，最終均以“審議未了”形式成為廢案。

1976年2月，洛克希德案東窗事發，三木武夫以首相名義要求徹查該案，然而此舉引發了黨內派閥的強烈不滿，8月，福田、大平、田中三派組建“舉黨體制協議會”共同掀起“逼三木下臺”的倒閣運動。為政不廉的自民黨在12月的眾議院選舉中慘敗在1976年12月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的只獲得249個議席，只能依靠臨時追認8名無所屬議員的形式，勉強確保對國會半數的控制。，三木武夫承擔敗選責任黯然下臺，改革再次無疾而終。

1976年12月23日，福田赳夫當選黨總裁，其任內為回復黨勢，設置黨改革實施本部，繼續推行“黨的近代化”運動。改革的重點是“推行黨總裁預備公選制度”和“解散派閥”。解散派閥運動因黨內派閥的反感與抵制流于形式，但是黨總裁預備公選制度有所進展。1977年4月，在第33屆臨時黨大會上修改了《總裁公選規程》，規定先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總裁候選人，在此基礎上，由國會議員選舉總裁進行正式選舉，確定總裁預選制度。1978年1月，第34屆黨大會對《總裁公選規程》作出進一步修改，除黨員之外，賦予自由國民會議會員、國民政治協會會員（黨友）參加總裁預選的權利。同年12月，自民黨舉行了建黨以來首次由全體黨員和黨友參加的總裁預備選舉。參政范圍的擴大使局勢逆轉，大平正芳憑借田中派的支持，在預選中勝出，福田赳夫退出正式選舉。大平正芳繼任總裁和首相。

縱觀整個70年代自民黨“黨的近代化”運動的艱辛歷程可知，自民黨作為精英型政黨，派閥作為黨內的核心小組，一直以來通過會議內部協調實現政黨運營，在政權安穩無虞的情況下對“黨的近代化”運動具有抑制作用。即便主流派派閥意圖改革，其余派閥將通過橫向聯合組成“反主流”與之抗衡遏制改革。

1977年總裁預選制度的推行并非“黨的近代化”的成功，黨本部與地方組織沒有形成緊密聯系。在中選舉區制度下，派閥作為自民黨的中間環節，對下通過派閥成員在各自選區中組建的個人后援會發揮基層組織作用，對上通過輸送派閥成員出任黨內職務和政府閣僚，發揮培養政治人才的機能。可以說，實質上總裁預選制度是派閥博弈的結果，意在打破主流派對黨內的壟斷，加速派閥輪流當政。1980年1月13日，黨第37次大會上作出“規定總裁任期兩年，禁止連任三期，得票由全國總計的黨總裁預備選舉制度改革決定”[23]便是明證。

整個80年代，自民黨內呈現一派獨大態勢，黨內多數逐漸由田中派以及承其衣缽的經世會長期占據，無論是田中派“一派獨大”時期短暫的鈴木善幸內閣和被譽為自民黨黃金時期的中曾根內閣，還是經世會主政時期稍縱即逝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樹內閣，均受制于黨內最大派閥操縱，黨內改革陷于停滯。

二、冷戰后自民黨的大眾型政黨轉型嘗試與黨內改革

以1989年東歐劇變為肇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遇嚴重挫折，最終導致1991年蘇聯解體。以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相互對峙的冷戰格局宣告終結。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與日本經濟神話的破滅，自民黨一黨單獨長期執政的“五五體制”在經濟與政治領域發生的巨大變化中陷入危機。

經濟領域，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對美元升值達40%以上，表象的空前繁榮，吹起了規模巨大的經濟泡沫。然而泡沫終有破滅時，日本積極海外并購所造成的國內產業空洞化危機，在1989年經濟泡沫破滅后日益顯現。經濟的失速與政府財政的惡化，使得自民黨依靠公共事業投資和財政補貼從財界獲得的選票支持難以維繼。城市化背景下農業人口的減少使得自民黨在農村地區的政黨組織票持續流失，直接削弱了自民黨的選舉優勢。而且，“壟斷資本欲改組政界實現保守兩黨交替執政，并借此機會在經濟景氣對策方面有所突破，因此，壟斷資本對自民黨的分裂及在野黨聯合政權的誕生采取了支持或默認的態度”[24]。

政治領域，冷戰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形勢發生根本改變，蘇聯解體使得美日兩國失去了共同威脅，日美同盟陷入“漂流狀態”，日本長期奉行的“一國和平主義”遭遇挑戰。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要求日本政治領導層迅速做出決斷，然而，經世會一派獨大格局下，“自民黨擬似政權交替”的派閥政治喪失功效。黨內領導層的固化無法對國際局勢做出快速反應。1991年日本在海灣戰爭中的外交失敗便是最好的詮釋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后，科威特政府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巨幅廣告中感謝幫助其獲得獨立的參戰各國，唯獨沒有感謝在戰爭中援助高達130億美元的日本。同時期以利庫路特賄賂案、佐川急便賄賂案為代表“金權政治”丑聞的屢現以及黨內改革的頓挫，致使自民黨政治根基動搖，出現分裂傾向。

1992年5月，自民?h副干事長細川護熙另立門戶組建日本新黨，1993年6月，自民黨革新派議員武村正義組建先驅新黨；同月，羽田孜與小澤一郎聯手成立新生黨，黨內改革派紛紛脫黨。小澤一郎自1993年掀起政治改革浪潮，組建八黨聯合會派同自民黨分庭抗禮逐鹿政權，在同年7月的第四十屆大選中，八黨聯合會派大勝分崩離析的自民黨。自1955年以來單獨執政長達38年的自民黨失權下野，“五五體制”宣告解體。

“支配層離開了共同利益，即宣告他們結合的解體，然后官廳間的部門主義以及執政黨內部的派閥斗爭就會日趨明顯”[25]，正如小澤一郎在政治改革構想所言“只要能夠維持聯立內閣，自民黨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26]。自民黨淪為在野黨意味著喪失了“黨策即國策”特權，無法從國家和統治階級汲取資源維持政黨運營。而作為精英型政黨，缺乏黨員與地方黨組織提供的資源，因此自民黨遭遇自建黨以來最深刻的危機，唯有由精英型政黨轉型為大眾型政黨方能生存。

1993年8月，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在敗選后立即設立黨改革本部，研究改革方案，9月22日，黨改革本部發布意在革除派閥弊害的《關于黨改革的緊急報告》，在此基礎上，翌年8月26日，黨改革本部發布《關于黨運營、機構等基本問題的報告》，在前言宣稱：“伴隨選舉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往自民黨由各個政治家的后援會組織建立的黨組織必須進行根本變革，蛻變為真正的組織型政黨”，主要內容為：“（1）解散派閥與強化黨的機能；（2）制定新的理念；（3）轉型為清廉的近代政黨；（4）整頓政策決定體系；（5）整頓黨機關的機能”[27]。改革將解散派閥作為重點，黨內各派閥集團按照改革公約在表面上關閉了派閥事務所，媒體輿論也將各派閥冠以“舊”字，但是實質上的派閥活動仍在繼續。其后，黨內改革進程也因政局的快速變化而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