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照亮別人的同時,能不能不毀掉自己——崔永元鄉村教師培訓計劃側記

照亮別人的同時，能不能不毀掉自己——崔永元“鄉村教師培訓計劃”側記

在崔永元看來，忍辱負重可能是鄉村教師的一個美德，他們忍得了、負得起，但社會得給予他們尊重。（張紅峰/圖）活了38年，鄉村代課老師龍騰生平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前一夜，他凌晨兩點半就爬了起來。為了以示莊重，特意用水蘸濕梳子，一遍遍將頭發梳得溜光水滑。2012年8月11日凌晨5點，天安門廣場已經人山人海。50米外，警衛人員用一條白繩將普通觀眾與升旗區隔開。龍騰和同行的另外109名鄉村教師站在警戒線內的里，距離旗桿不足十米。龍騰全程踮著腳尖，睜大雙眼，生怕漏過了哪個環節。他要回去講給他的學生們。他搖著一面花一元錢買來的小紅旗，有些哽咽。這天夜里，龍騰和鄉村教師們還第一次去看了一場意大利超級杯足球賽，尤文圖斯隊對那不勒斯隊，他們坐在第一層最靠前的VIP位，分不清哪支隊是哪支隊，但無論誰進球，他們都學著周圍的球迷起身鼓掌，做人浪，吹口哨。龍騰所在的學校里沒有足球場，孩子們常常拿著排球當足球在野地里踢。看著球童將球員們領進場，龍騰一臉羨慕，龍騰是崔永元公益基金2012年的110位湖南鄉村教師之一。從2007年第一期做起，至今已是第六期。崔永元希望給老師一般人享受不了的。龍騰現在在通道縣獨坡鄉教學質量最好的獨坡村小學教書，任教務主任，學校一共有15名老師，一半都是代課老師。（張紅峰/圖）一袋子榮譽證書2012年8月10日，第六期開班儀式在北京四中大禮堂進行，培訓為期十天。龍騰和另一位鄉村老師作為教師代表將在開班儀式中發言。志愿者告訴他們，講話不能打草稿，不要說感謝的話，說說自己的故事。第二天，的龍騰拿著話筒就停不下來了，他做了三分鐘發言，沒有停頓。發言完畢，龍騰說自己憋了15年眼淚，臺上臺下哭成一片。龍騰是湖南省貧困縣通道縣獨坡鄉金坑村人，1997年龍騰從通道縣教師進修學校畢業，成為獨坡鄉一個苗寨本土小學的一名代課老師，那時他的工資每月80元。本土小學距離龍騰家金坑村要走上四五個小時的山路，龍騰是學校里惟一的老師。所謂學校，也就是一間平房，隔成兩半，一半作教室，一半作教師宿舍，沒有圍墻，也沒有操場。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混在一起上課，一年級六個學生，二年級九個。教室內沒有燈，有時加班輔導，需要點上蠟燭。學校與苗寨間隔著一條小河，沒有橋，學生們上學、放學就撿來一塊木板劃過。補課到天黑，學生們放學回家不安全，龍騰就一個一個將學生背回家。過了一學期，因為教學成績突出，龍騰被調回老家金坑村，任小學語文老師。比起本土小學，金坑小學的條件好了許多，學生二百多人，教室也從一層平房，換成兩層磚木結構的樓房。龍騰在金坑小學教了七年，既是班主任，又是學校的教務主任，每年都獲得、稱號。那時，他的工資也從80元漲到450元，但這不足公辦老師工資的一半。2005年，金坑小學來了不少公辦老師，代課老師龍騰沒了位置。他被分配到最偏僻的教學點通道小學，不通汽車，只能走7個小時的山路。龍騰說，那幾年他輾轉在通道縣的各個偏僻教學點教書，哪里有窟窿，哪里缺老師，他就堵上去。村里的青年們紛紛去沿海打工，他的朋友也勸他出去，就是刷盤子，一個月也能掙一千多元，不要把青春都浪費了，龍騰都拒絕了。每次換個教學點，龍騰必帶兩樣東西，一是衣服，二是一袋榮譽證書。龍騰說。來北京前，龍騰的生活半徑沒有超過通道縣，他惟一坐過的交通工具是汽車。還有一次，還在上中學的他實在是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就跟著幾個小伙伴走幾個小時的山路去運煤的小火車站，爬上運煤車，站在車頂看著道路兩旁的樹木從他們身邊呼嘯而過。到了下一站，滿手滿臉都是烏黑的。北京對龍騰來說遙遠得像個夢。當就在眼前時，它化成了從金坑村到通道縣的兩小時中巴車程，從通道縣到長沙的8小時大巴車程，從長沙黃花機場到北京首都機場的兩小時航程。一下飛機，看著四通八達的馬路，龍騰問：在龍騰那里，只有一條通到村里的路，路通到村口就消失了，變成了土路。龍騰的故事，絕不是孤例。時，崔永元來到現場，當他和四中校長從貴賓室出來時，他問一位志愿者自己應該坐哪兒——通常他的位置是第一排正中間。沒想到志愿者回答：你們就在邊上找一個地方坐著就行了。剛在角落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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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另一位志愿者來叮囑：等會鄉村教師進來時，你們要帶頭鼓掌，記住了嗎？崔永元趕緊點頭：記住了！在崔永元眼里，這些志愿者是活動的幕后英雄。600位志愿者爭奪20個志愿者的職位，有的人不得不才能當上志愿者。每年選拔鄉村教師參與培訓時，志愿者們都會提前幾個月到鄉村實地考察。他們會碰到很多稀奇古怪的問題，有的孩子會問，查建渝是上海站最大的，上海站活動的總負責人。一次查建渝偶然聽說了崔永元的計劃，專程跑到北京觀摩，并與崔永元溝通，每年也選拔鄉村教師到上海看看。2010年，上海站成立，迄今為止，做了三期。他記得有一次，一位志愿者去貴州山區，陪同鄉村教師們乘大巴到貴陽坐飛機，一位小學校長坐在這位志愿者旁邊，從未離開過山區的校長問道：你們上海很大吧，每天出門都是坐飛機的嗎？有一年，志愿者們在收集鄉村教師們帶來的學校孩子的時，發現許多孩子想要一雙球鞋、一本書，惟有一位孩子的心愿是要一張床單。這個孩子是留守兒童，常年父母不在身邊，跟著外婆生活。他發現，外婆的床上有一張白色床單，外婆總是洗了再鋪上，永遠不換。外婆不是不想換，是她只有這一張床單可用。8月12日這天下午，龍騰和鄉村教師們在北京昌平區吉利大學的一間階梯教室上了一堂心理課。課間休息，一位來自湖南安仁安平中學的鄉村教師段海濤哭了起來。段海濤的女兒15歲，妻子常年在外打工，三五年回來一次，父女倆相依為命。平時父女都住在學校，有自己的生活，還算充實；一到周末放假回家，兩人的情緒都降到冰點，彼此不說話，心里特別孤單。他說。在段海濤的班里，心理壓抑的孩子不是少數。有一個孩子住在地下室，因為生活太苦，母親跑了，父親外出打工，孩子跟著奶奶生活。奶奶年紀大了，耳背，口齒也不清楚，沒法溝通，孩子常常只有一個人。在教室里，他也從來不跟人說話，看人的眼光都是發直的。班里強勢一點的孩子常常欺負他，他也不說話，經常一個人坐在角落發呆。査建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鄉村教師培訓嘉賓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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