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投顧問：葛蘭素史克商業賄賂案 醫藥行業“肅清運動”的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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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素史克商業賄賂案 醫藥行業“肅清運動”的起始點

近日，國際知名藥企葛蘭素史克的商業行賄案在國內醫藥行業一石激起千層浪。公安部門調查顯示，葛蘭素史克四大高管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賄或者贊助項目等形式，向個別政府部門主管、少數醫藥行業協會和基金會、醫院、醫生等大四行賄，主要目的在于促進藥品銷售。自2007年起，GSK向超過700家旅行社和咨詢公司轉移資金高達30億元。

事實上，葛蘭素史克并非國內醫藥行業商業行賄案的個例，禮來、輝瑞等多家跨國制藥巨頭均有賄賂劣跡。同樣，醫藥并非外資巨頭商業行賄案的個別行業，國內外資行賄案也曾出現在零售行業，涉事主體是美國零售巨頭沃爾瑪部分高層。所謂“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多行業、多主體的商業行賄案折射出國內行業競爭環境的畸形化。

行政干預的無處不在是國內行業競爭環境畸形化的深層次原因。正是行政干預在行業發展尤其是企業的產品審批、招標及擴產建廠等方面廣泛存在，商業行賄才得以應運而生和發展壯大。在一片淤泥之中，外資企業難以出淤泥而不染，因為代價是市場無法充分打開、經濟利益無法實現。此時，商業賄賂這一“本土化戰略”便成為外資企業打開中國市場的利器。

雖然“孟母三遷”的典故說明了外部環境的重要影響，但是外因和內因共同作用下，內因的作用更加關鍵。若此次是葛蘭素史克第一次海外行賄案例，那么以監控不嚴之名大可搪塞了事。但事實是葛蘭素史克曾在美國、新西蘭、意大利等國均有商業賄賂等違法行為，看似商業賄賂已經成為葛蘭素史克默認的開拓市場的重要方式。固然，任何一家公司均是以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為最終目的，但是企業應堅持正當競爭原則，否則企業的發展將是累如危卵，未來一旦東窗事發，企業的品牌影響力、業績及長期戰略規劃都將受到影響。

調查之后，葛蘭素史克必將受到國家的經濟處罰，所以罰金即違法成本也成為業內人士議論重點。所謂“嚴懲之下必有良企”，高額罰款是諸多發達國家維持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而發展中國家的違法成本普遍偏低，這也成為發展中國家成為外企商業行賄案的主要案發地，中國也在這一行列。由于國內違法成本低這一現狀仍未改變，所以葛蘭素史克不會為商業賄賂案承擔過高成本，因此該案對葛蘭素史克及其他企業的震懾力將大打折扣。

國內或者發展中國家對外資巨頭的商業行賄案處罰較低有法制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其中包含多種擔心。由于當前醫藥行業內外資巨頭研發技術較國內先進許多，其能夠為國內消費者提供優質的藥品，盡管價格很貴。一旦對外資藥企懲罰過高、打擊過重，消費者將處于“有錢難買良藥”的尷尬處境，屆時國內的醫療環境將更加糟糕，百姓必將怨聲載道。所以即便外資藥企有商業行賄行為，國內政府部門的處罰也只能猶如蜻蜓點水般無力。

此外，此次商業行賄案的調查有特殊的背景，即新一屆政府對反腐的重視和嚴懲。這種反腐不僅局限在政界，在各行各業也逐漸展開，可以稱之為行業“肅清運動”。定會有人質疑這是行政干預在行業發展中的再次出現？但事實是此行政干預非彼行政干預也。此前的行政干預多集中在審批過程，而如今的行政干預是在監管環節，是國家政府部門職能的正確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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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國家相關部門通過嚴格監管、整治行業競爭秩序的決心較大，當然醫藥行業關系國計民生，理應是行業整治的重頭戲。如果說此前國家曾對兩大高端酒企和眾多嬰幼兒奶粉品牌的反壟斷調查是行業“肅清運動”的開端，醫藥行業的商業賄賂案調查則是延續，未來將會有更多的行業和企業被波及。相信在國家相關部門的嚴格監管之下，國內各行業的競爭環境有望大大改善。

葛蘭素史克商業行賄案可謂是醫藥行業肅清運動的開始，但希望不是結束，因為國內醫藥行業亟需“肅清運動”的開展。商業行賄廣泛存在于醫藥行業并成為推高藥價的重要一環，過高的藥價使消費者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國家雖于2006年開展大規模反商業賄賂行動，但是效果并不顯著。此次希望國家能夠以點到面，以一個企業延伸至整個行業對醫藥行業的商業行賄案進行徹查，如此終端虛高的藥價方能有降低的可能性。

第二篇：葛蘭素史克涉嫌賄賂案偵查終結 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葛蘭素史克涉嫌賄賂案偵查終結 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歷經10個多月的偵辦，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GSKCI）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單位行賄、對單位行賄等案已偵查終結，于日前依法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偵查機關現已查明，2009年1月犯罪嫌疑人馬克銳就任犯罪嫌疑單位GSKCI處方藥事業部總經理后，為了完成GSK總部下達的高額銷售增長指標，在犯罪嫌疑人張國維等人支持下，全面倡導“以銷售產品為導向”的經營理念，強調“沒有費用，就沒有銷量”的銷售手段，先后組建和擴充了多個銷售部門，將賄賂成本預先攤入藥品成本，并組織各部門在虛高藥價條件下，通過大肆賄賂醫院、醫生、醫療機構、醫藥相關協會組織等醫藥銷售相關部門及其所屬人員推銷藥品，牟取非法所得數十億元。

據偵查機關介紹，GSKCI在中國銷售的藥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藥名義，在藥品進口前通過轉移定價的方式，增高藥品報關價格，在將巨額利潤預提在境外的基礎上，設定高額銷售成本用于支撐賄賂資金。GSKCI藥品的價格遠高于在其他國家的價格，最高的達到其他國家的7倍。通過賄賂銷售，GSKCI的主營業務收入實現了逐年攀升，從2009年的39億余元，增長至2012年的69億余元。在此期間，馬克銳等犯罪嫌疑人組織其財務部門，采取在GSK內部虛假交易的手段，將在中國境內的絕大部分違法所得作為采購成本轉移到境外預設的公司結算。其巨額賄賂成本及違法所得，實際上都通過虛高的藥價轉嫁給中國的病患人員和國家財政承擔。

偵查表明，為了刺激增加銷售額，GSKCI采取多種方式鼓動銷售員工“輕合規，重銷售”，不但向員工提供高額銷售費用，還制定了獎懲制度，完成銷售指標獲得高額獎金，完不成者則面臨著被解雇或無法升遷的命運。在這種畸形的考核目標和制度導向下，GSKCI下屬銷售員工采用各種方法大肆進行賄賂活動。馬克銳等公司高管人員組織各部門，在各種公開場合和行政執法部門檢查中，極力回避和掩護賄賂銷售行為，努力維護行賄費用的資金輸出渠道。

偵查機關查明，在處方藥和疫苗銷售過程中，GSKCI下屬各藥品生產企業、與經營相關的各部門全面參與，建立自營藥品銷售、外包藥品銷售、“冷鏈”(疫苗)銷售、大客戶團隊銷售、危機公關五條“賄賂鏈”，形成了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地區經理賄賂大客戶、大區經理賄賂VIP客戶、市場部賄賂專家、大客戶部賄賂機構的賄賂網，賄賂銷售行為涉及全國各地。其中，外包藥品銷售賄賂鏈中，GSKCI為規避賄賂銷售法律風險，以支付推廣服務費形式將藥品外包給江蘇泰陵醫藥等7家公司代銷，并全盤復制其賄賂銷售模式通過其對醫生行賄；疫苗銷售賄賂鏈中，為在銷售終端打壓競爭對手，實施“冷鏈”計劃，出資1300余萬元采購小汽車、電視機、電動車、攝影攝像器材等非醫療設備，根據疫苗銷量，向疾控中心和疫苗接種點客戶行賄。

偵查機關查明，為搶占市場份額，GSKCI通過賄賂設置排他性障礙，提高藥品市場銷量。2010年以來，因肝炎藥“賀普丁”專利藥資格到期、大量國內仿制藥即將大量上市，GSKCI先后實施所謂“長城計劃”、“龍騰計劃”，行賄數千萬元，并明確要求不得采用國產同類藥品。實施“長城計劃”后，不少醫院不再采購賀普丁國內同類藥品。

此外，在近年的賄賂銷售過程中，全國多地工商部門不斷接到該公司涉嫌商業賄賂的舉報并立案調查。2012年，犯罪嫌疑人馬克銳、張國維、趙虹燕組織人員成立危機應對小組，先后向北京、上海等地工商行政執法人員和關系人行賄，意圖阻止工商部門對其查處，直至2013年6月被查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