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食品安全事件為何屢屢發生？背后失職瀆職腐敗嚴重

食品安全事件為何屢屢發生？背后失職瀆職腐敗嚴重 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機關玩忽職守、怠于履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和凈化食品市場秩序的安全監督管理職責,導致唯利是圖的食品生產經營者有恃無恐地制造食品安全問題,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時有發生

食品安全,一個令公眾談虎色變的話題有望在未來得到實質性轉變。

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下發《關于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相關職務犯罪活動的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立即排查一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和相關職務犯罪案件的線索,立案偵查一批與食品安全有關的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的職務犯罪案件。

與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通知的精神相呼應,在近日沸沸揚揚的“瘦肉精”事件中,檢察機關迅速有所動作。

河南“瘦肉精”事件被曝光后,截至4月1日,檢察機關已經對12名涉嫌瀆職犯罪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立案偵查。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負責人透露,河南“瘦肉精”事件被曝光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即派出由瀆職侵權檢察廳負責人帶隊的工作組,赴河南督促查辦“瘦肉精”事件背后的有關行政管理、行政執法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

另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廳有關負責人介紹,發生在河南的“瘦肉精”事件,是一起嚴重的違法生產、銷售和使用“瘦肉精”,危害群眾身心健康的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

據了解,有關部門已對涉嫌生產、銷售和使用“瘦肉精”的72名違法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強制措施,對涉嫌工作失職的53名公職人員進行調查取證。

記者了解到,事實上,早在1997年,農業部就明確禁止在養殖業使用“瘦肉精”。在2009年3月,河南省畜牧、商務、工商、食品藥品監管、公安等多個部門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強化

“瘦肉精”監管。按照職責分工,其監管的環節依次為:養殖、屠宰、流通、藥品銷售以及相關案件偵破等。

但是,這種嚴格的監管流程卻形同虛設,其背后的原因“大同小異”。

媒體公開報道顯示,用“瘦肉精”飼養的生豬,從河南到南京一路暢通無阻。很多銷售者手中檢驗檢疫證明、消毒證明等各種手續一應俱全。而這些手續全是用錢換來的,一些工作人員根本就沒有真正實地檢查、檢疫,只是收幾百元錢就蓋章發證。甚至有的工作人員在運輸現場發現食用“瘦肉精”的生豬死亡,也任其宰殺處置,未加任何制止。

“現在查出的‘瘦肉精’事件,了解一下背后的監管就可以看到,只要給錢就可以蓋章,甚至公章很‘合理’地就流到外面去了。合格證之類的證件全都可以用錢買到,這樣多么危險。”食品行業資深人士、原廣州市奶業協會副理事長、中國奶業協會常務理事王丁棉向記者分析說,“‘瘦肉精’事件背后的腐敗問題與食品安全緊密相連,這是任何人都否認不了的。這次提出將瀆職犯罪作為辦理食品安全案件的突破口、切入口,可以被認為是從建立整個食品安全防范體系的角度進行的嘗試,同時也具有很大的威懾力,查出一批馬上處罰,追究責任,會起到一種警醒和預防的作用。”

“瘦肉精”事件與此前的三鹿奶粉事件相比,有頗多相似之處。業內人士在分析三鹿事件的成因時大都認為,在企業良心變質的前提下,監管缺失是最后釀成重大食品安全違法事件的主因。

“基本上每起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都有監管不到位、失職瀆職、貪污受賄行為。”王丁棉說,以三鹿事件為例,2008年12月31日,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田文華等4名原三鹿集團高級管理人員被控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庭審中,田文華稱,她在獲知三鹿集團送檢的16個批次奶粉樣品中有15批次檢出三聚氰胺后,于8月2日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向有關部門作了匯報。8月29日,她再次以書面報告形式上報市政府。然而,有關部門對此事卻遲遲未能作出反應。

“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機關玩忽職守、怠于履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和凈化食品市場秩序的安全監督管理職責,導致唯利是圖的食品生產經營者有恃無恐地制造食品安全問題,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時有發生。一些行政機關還為不具備法定食品生產經營資質的經營者大開綠燈,為其發放行政許可牌照,社會影響極壞。”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劉俊海對記者說。

正是由于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瀆職、貪腐問題嚴重,有關專家對最高人民檢察院此次出臺的新規給予了好評。

“影響食品安全的因素,一是來自企業,二是來自監管部門。現在加大了對危害社會穩定的食品安全犯罪、瀆職犯罪的打擊力度,對那些有監管職責的機構和人員,在食品安全問題上有玩忽職守、重大過失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表達了司法機關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決心,也有利于恢復廣大消費者對國內食品安全的信心。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食品安全犯罪違法成本低,違法收益高,這次重拳出擊,對提高食品安全違法成本、降低食品安全的違法收益都有積極作用。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落實。”劉俊海說。

今年2月25日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確了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犯罪者的處罰標準。

對此,劉俊海建議,動用刑法打擊食品安全問題背后的腐敗瀆職問題時,應嚴查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有些部門在小集團利益的驅使下,采取了‘有利就搶著管,無利就讓著管’的實用主義思維。此外,地方政府與被監管企業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出于本地財政收入、政績、人情、貪腐等多種因素的考量,地方政府有可能在食品安全監管方面推行地方保護主義。上述狀況所醞釀的潛在監管風險和腐敗誘因都顯而易見,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應當保持高度警惕。”劉俊海說。

“目前,中國食品安全的局面略有好轉,但依然嚴峻。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更有必要將打擊食品安全犯罪放到首位上來。”

第二篇：為何我國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屢禁不止——雙匯“瘦肉精”事件的反思 張紅彩 原創

為何我國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屢禁不止

——雙匯“瘦肉精”事件的反思

張紅彩

摘要：國內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屢禁不止，特別是近期發生的雙匯集團“瘦肉精”食品安全事件，給國內行業發展、消費者信心、政府公信力、國際形象等各方面造成較大沖擊，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繼知名企業三鹿集團“毒奶粉”事件后，近期我國又發生雙匯集團“瘦肉精”食品安全事件，給國內行業發展、消費者信心、政府公信力、國際形象等各方面造成重大沖擊。痛定思痛后，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國內知名食品企業也過不了安全關？為何食品安全事件在國內頻繁發生，屢禁不止？背后的緣由需要我們認真思索，深刻反思。分析認為，有四大因素值得我們關注。

一、食品企業偏重規模擴張，忽視對產業鏈條的上游控制

食品加工牽涉到原料生產、加工、銷售等多個環節。在發展過程中，食品生產或加工企業往往偏重規模擴張，卻忽視了對產業鏈條，特別是上游原料環節的控制，給食品安全事件留下隱患。

近年來雙匯集團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肉類加工基地，年屠宰生豬達1500萬頭，年產肉制品100多萬噸，在高溫肉制品行業的市場占有率超過50%，2010年中國最有價值品牌評價中，其品牌價值196.52億元。在規模擴張中，雙匯集團自建豬場的生豬供應跟不上，只能在各地收購生豬，而各地生豬的質量參差不齊，特別是從中小養殖場收購生豬，質量難以把控，最終出現“瘦肉精”事件。因三聚氰胺事件倒閉的三鹿集團當時也面臨同樣的困境。企業在規模擴張中自建奶場跟不上，奶源主要由小規模的商品奶場或由分散的奶農提供，對上游原料奶的質量把控不嚴，最終造成企業倒閉。

正是由于食品企業的過度擴張，加劇了原料收購市場競爭，導致質量難以控制，最終出現各類食品安全事件。

二、食品具有鮮活特性和同質性，消費者只能通過感知判斷其價值大小

食用農產品具有鮮活特性，有的自身就是鮮活農產品，有的則是以鮮活農產品為原料，消費者往往通過外在的鮮活度感觀來判斷其價值大小。在流通過程中，食用農產品的鮮活度逐步減退，其價值也隨之貶值。不法經營者為保持食品鮮活度或營養成分，傾向于添加各類禁用添加劑，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如“染色姜”、“鎘大米”、“毒豇豆”等，都是人為添加禁用物，欺騙消費者的感觀判斷。

同品種食用農產品具有同質性，其物理外形和內在營養價值并沒有大的差異，不象電腦、手機等工業耐用消費品能通過外觀和功能設計輕易實現差異化，消費者能輕易判斷其價值大小。例如，同樣是電腦，卻可以開發出平板電腦、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掌上電腦等一系列產品，價格各不相同，消費者能毫不費力地辨別其性能和效用差異。而供食用的生豬或飲用的原料奶，很難再繼續細分品種，品類單一，外形一致，食用價值趨同，消費者只能通過外觀、經驗常識、包裝信息等感知來判斷其價值大小。利用食品的同質性特征以及消費者對食品的感官判斷，不法經營者往往憑借“人為制造看起來不錯的差異”來獲取競爭優勢和非法收益，如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作用是為了讓其看上去更有營養價值，在飼料中摻入“瘦肉精”的作用是為了提高瘦肉所占的比例，這就為食品安全事件留下了隱患。

食品的獨有特性，決定了食品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圍內具有普遍性，而我國的監管漏洞和誠信環境差等因素則使得國內食品安全事件顯得尤為突出。

三、各環節間形成完整的非法利益鏈條，食品安全事件隱蔽性高

近年來國內出現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有一個明顯的共性，那就是各環節間形成了完整的非法利益鏈條。僅僅是一個環節出現漏洞時，問題總容易被發現并且較快得到解決，如果整個鏈條甚至是整個行業都出現問題時，最終就變異成“你知我知就消費者不知”的行業“潛規則”。這種“公開的秘密”其實更具隱蔽性，足以“以假亂真”地欺騙“信以為真”的消費者，并且有時由于極少數監管人員也牽涉到利益鏈中，對非法行為視而不見，使得“潛規則”一直能“潛伏”下去。利益的誘惑，驅使行業“潛規則”中的不法經營者無視道德底線，漠視人的生命健康，給消費者帶來巨大損失，三鹿奶粉事件的教訓是慘痛的，值得我們反思。

在這次的雙匯“瘦肉精”事件中，牽涉到“瘦肉精”來源、養殖戶、經紀人、采購員、檢疫防疫、票證等各個環節，形成了一條完整的非法利益鏈條。因牽涉面廣、集體作案，其事發后的不利影響往往具有轟動性，有時足以毀掉一個行業。在非法利益鏈下，一些看似荒謬、極不合理的事情居然也發生了：每頭豬花兩元錢左右就能買到號稱“通行證”的檢疫合格等三大證明，再花上一百元打點河南省省界的檢查站，便可以一路綠燈送到南京一些定點屠宰場，無需檢測“瘦肉精”，每頭豬交10元錢就能得到一張“動物產品檢疫合格證明”。利益的驅使同樣能讓早已禁用的“瘦肉精”在國內暢銷：早在1988年歐洲就禁止“瘦肉精”當飼料添加劑使用，而我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竟然將其作為重大課題立項；早在2002年，國家就明令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添加各種“瘦肉精”，但“瘦肉精”仍然大行其道，對利益的貪婪使“一切皆有可能”。

四、監管低效成本高，經營主體違法成本低

我國食品生產流通屬于“分段管理”，有資料顯示，食品管理涉及到7部法律和8個部門。食品監管看似威嚴壯觀，但因監管對象規模小、數量多、分布散以及監管機制運轉不暢等，監管效率大打折扣，監管成本高昂。在雙匯“瘦肉精”等多次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很少有監管部門事發前主動發現問題的，總是媒體率先曝光，隨后相關部門再加強監管和查處。可見，食品安全監管在日常工作中處于真空和被動狀態，當前的聯合監管更多的是以“突擊”和“救火”的工作形式展開，尚未形成職業化、專業化、常態化的監管機制。當然，監管漏洞的存在企業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食品企業尤其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嚴格加強自查和自我約束，形成公開的、常態化的食品安全監測報告制度。

與監管效率低、成本高相對應，國內經營主體違法成本偏低，消費者維權成本過高，食品安全事件難以得到根治。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權力層次較低，也缺乏為消費者提供便利的司法服務，消費者維權往往面臨投訴無門、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偏高等問題，即使維權成功，也普遍存在“為了追回一只雞，殺掉一頭牛”的情況，這種狀況嚴重影響消費者維權的積極性。當消費者正當權益受到漠視，不法經營者違法成本過低時，食品安全事件就會重復發生。

違法成本低，也與地方處理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工作方式有關。有的地方政府因考慮到食品安全問題的敏感性，以及保護地方產業發展等多重因素，傾向于“淡化處理”和“內部處理”，對非法經營者處罰力度過輕。等時日一長，風聲一過，非法行為便一切照舊，結果是“不該發生的事件終究再次發生了”。

以上四大因素值得我們反思，有關部門應針對存在的問題建立起保障食品安全的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