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探析職務犯罪輕刑化及防治對策(一)重點

探析職務犯罪輕刑化及防治對策(一)

論文關鍵詞：職務犯罪 量刑標準 防治對策

論文摘 要：近年來，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的量刑出現了明顯的“輕刑化”態勢，社會各界反映強烈。職務犯罪輕刑化，導致執法公信力的缺失，有損于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反腐斗爭的信心，危害長期以來業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據報道，2005年至2009年6月間，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抗訴數，卻僅占職務犯罪案件已被判決總數的2.68％。另據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計數字顯示，2009年全國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受理職務犯罪案件共計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審查起訴33024件42951人，不起訴人數和不起訴率連續兩年下降，無罪判決率降至7年來最低。

綜上所述，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現象已日漸突出，此類案件適用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的比率遠遠高于一般刑事案件。職務犯罪輕刑化，容易引起群眾對法律和執法的不信任，導致執法公信力的缺失；職務犯罪輕刑化，無疑會削弱對打擊此類犯罪的力度，影響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深入化；更重要的是職務犯罪輕刑化，有損于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反腐斗爭的信心，危害長期以來業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一、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的成因

首先是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對職務犯罪處罰規定的量刑幅度過寬，對法律的適用沒有具體的限制性規定，導致法官在量刑時自由裁量權較大。比如《刑法》第383條、386條規定了對貪污、受賄犯罪的處罰，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寬，這給緩、免刑“創造”了條件，也給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量刑提供了過大的活動空間。2.固定數額的量刑標準滯后于現實需要。這種固定數額的量刑標準容易造成實際上的量刑不公，且現行刑法自修訂以來至今已有多年，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物價指數的變化使立法時確定的數額標準已不能及時體現業已變化的現實社會危害性程度。3.法定的緩刑條件僅有實體性條件且過于主觀，對法院宣告緩刑是否適當，沒有具體的客觀標準作為判斷標準。《刑法》第72條:緩刑適用中“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標準的認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為依據的，由于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隱藏的復雜特點，有時讓人難以把握。

然后是，對自首、立功情節的標準認識分歧導致緩刑大量適用。“原因之一是檢、法兩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標準不一致，特別是對紀檢監察機關審查期間和司法機關采取強制措施前如實供述罪行是否為自首的分歧較大。”法院判決緩刑的理由，無非也是被告人確有悔罪表現、能夠主動坦白交代犯罪事實、積極全部退贓、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等等。在司法實踐中，很多情況容易被審判機關認定為自首，且量刑時作為應當減輕刑罰的法定情節，從而導致緩刑的大量適用。

再者，證據收集不充分也會導致案件判決的輕刑化。由于偵查手段相對滯后，證據收集難以達到充分、確實，導致公訴不力,從而影響整個案件的量刑，這也是導致了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的原因。

二、職務犯罪輕刑化的防治對策

(一)完善立法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根本。1.首先立法上要完善貪污、受賄刑罰的具體規定，盡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空間。建議通過對犯罪情節、犯罪數額的具體量化，從而對1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層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對法官自由裁量權進行必要限制。2.完善緩刑適用的條件和程序規定。首先，在立法上應設定具體統一的緩刑適用標準，縮小適用緩刑自由裁量空間。其次，對于被告人適用緩刑、免處實行聽證制度。建議法院對適用緩刑、免處的職務犯罪案件，實行緩刑、免處的聽證制度，即凡擬適用緩刑、免處的，必須經過聽證程序，由法院主持聽證，邀請人大機關、紀檢監察機關、檢察機關、被告人所在單位人員等參與聽證程序，對被告人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再犯可能性等進行公開聽證。再次，立法可考慮增設相關緩刑義務的規定，使犯罪分子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承擔一定的實質性責任，無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緩刑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沖突，改善緩刑公正性的不足，以看得見的方式增強人民群眾對司法的信心。

(二)履行量刑建議權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有效手段。在審判活動中，檢方應對案件提出量刑建議，對刑種、刑期等方面提出盡量具體的要求。這樣一方面履行了審判監督職能，另一方面也起到讓群眾參與監督的作用，使量刑程序陽光化，促使審判人員認真考慮檢察機關的意見，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決、裁定。

(三)實行檢審協調機制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檢察機關內部來說，應按照檢察一體化機制的要求，實行公訴向前延伸，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偵查向后延伸，服務于公訴，及時兩部門消除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和法律適用上的分歧，促進查辦職務犯罪案件質量的進一步提高。

(四)嚴格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法律保障。檢察機關要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責，要轉變思想，既要對自偵案件偵查活動中執法不嚴的情況進行監督，又要對審判機關重罪輕判、量刑畸輕、濫用緩刑的情況進行監督。特別是對公訴人沒有提出適用緩刑、免刑量刑建議，而法院適用緩刑、免刑的判決，要重點審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對于確有錯誤的判決和裁定，該抗訴的要堅決依法抗訴。

(五)司法人員轉變觀念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前提條件。

在現有的法律環境下，執法者的態度、理念及方法顯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些往往會成為量刑失偏的走向。而“仁慈執法”會折損法律權威，如果無動于衷，往往會引發社會的負效應，不利于有效地減少和預防職務犯罪，甚至會挫傷人民群眾對反腐敗斗爭的信心，失去對司法機關和法治的信賴。無論是貪污腐敗或是瀆職犯罪，當嚴不嚴、罰不當罪都是執法的大忌。因此，要糾正“執法仁慈”，就要使執法者準確理解“寬嚴相濟”，而“寬嚴相濟”并非是只寬不嚴，判決結果也不應該令犯罪分子滿意，更要與對腐敗分子“零容忍”相適應，讓廣大群眾滿意。由此看來，糾正執法者的執法理念問題是目前進行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工作的當務之急。

可喜的是，職務犯罪輕刑化現象，已被社會強烈關注，我們國家司法機關也陸續出臺了相關規定。2009年3月18日，兩高頒布實施《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2010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對職務犯罪案件一審判決實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我們期待研究制定出更多的防治應對職務犯罪輕刑化現象的有效對策！

參考文獻：

〔1〕《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2009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2〕《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2010年11月18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

第二篇：探索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原因及對策

探索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原因及對策

來源：法律論文 http://www.tmdps.cn/lunwen74441/ 摘要：當前對職務犯罪被告人過多地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情況已經成為全國范圍內的普遍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原因，還有社會干擾因素等。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進一步完善立法，從法律上嚴格掌握職務犯罪適用緩刑、免刑的條件；二是進一步強化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量刑建議權；三是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大審判監督力度。

關鍵詞：職務犯罪 輕刑化 定罪量刑

一、導致職務犯罪案件緩刑適用過高的原因呈現綜合性和多樣化，主要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刑法》中職務犯罪的法定刑給量刑輕刑化提供了條件

一方面，由于立法不完善，量刑規則的缺失導致法官在對職務犯罪的審理量刑中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彈性空間過大。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對職務犯罪處罰的規定是：個人貪污受賄在以5千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為1至10年。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在當前復雜的司法環境中難免會出現操作上的不規范，從而形成了對職務犯罪實際適用刑罰輕刑化。

另一方面，由于法定的緩刑條件僅有實體性條件且過于主觀，對法院宣告緩刑是否適當，沒有具體的客觀標準。刑法第七十二條緩刑適用中“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標準的認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為依據的。刑法對大部分職務犯罪規定了數額標準，是較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刑標準，故法官在審理職務犯罪案件時，通常比較注重犯罪金額、認罪悔罪表現、有否退贓方面的考察，而對于犯罪動機、手段、社會影響等難以量化的因素較少關注，加之刑法有關緩刑的規定注重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與再犯可能性，因此導致該類案件過多地適用了緩刑。

（二）對自首的認定條件過寬導致緩刑大量適用

自首是我國刑法規定的重要法定量刑情節，對鼓勵犯罪人自動投案、強調法律感化功能、節約國家司法成本有著重要的意義與促進作用。但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著對職務犯罪人自首的認定條件掌握過松、自首適用非常頻繁的現象。自首的前提是自動投案，即不論司法機關是否發覺，都要在不受司法強制的情況下主動交代犯罪事實。而根據我們的調查，許多案犯并非是出于悔悟等原因主動交代的。犯罪嫌疑人主動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的僅占26.6%，其余均是在檢察機關收到舉報信、向案犯了解情況，單位收到舉報信或發現問題向案犯核實，或是在檢察機關掌握了一定的犯罪材料，傳訊案犯時交代的。

(三)證據收集不充分及缺乏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深挖細究導致判決的輕刑化

職務犯罪的嫌疑人多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職務和一定反偵查能力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實施犯罪的手段較普通犯罪更為隱秘、狡猾，有的已呈現智能化特點，偵查取證難度較大，犯罪證據的固定相對不易。目前職務犯罪偵查部門每年都將立案數作為年終考核的標準，立不夠上級院規定的案件數就會影響全院的考評成績，所以偵查部門往往會采取“短平快”的方式偵查一些數額較小的案件，對大案、復雜案件注重突破而忽視深挖，以至于案值在5萬元以下的貪污賄賂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觀上為法院多判緩刑創造了條件。同時由于偵查手段相對滯后，證據收集不扎實、不充分，導致公訴不力，從而影響整個案件的量刑，也導致了案件判決的輕刑化。

二、職務犯罪案件過高比例的緩刑和免于刑事處分，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后果。不僅給群眾的印象是被告人沒有因犯罪受到罪刑相當的懲罰，更重要的是削弱了案件查處對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威懾、教育作用，其不良影響集中在以下幾點

（一）違背刑法基本原則

刑法對職務犯罪適用緩刑的規定是比較原則的，然而與同期一般刑事案件的緩刑率相比，職務犯罪案件的緩、免刑率明顯較高，這種量刑上的失衡，不僅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則，而且與罪責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產生沖突，同時有悖刑罰公正的要求。

（二）削弱了對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

目前司法實踐中對于職務犯罪如此之輕的刑罰處罰，抑制了刑罰的特殊預防作用的發揮，同時也對其他在職人員形成了職務犯罪容易逃避處罰，而且即便進入司法程序也會被從輕判處的錯誤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刑罰應有的一般預防功能的發揮，從而強化了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給職務犯罪的預防和打擊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三）降低司法機關公正執法可信度，挫傷公眾反腐敗的積極性

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向來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深惡痛絕，依法嚴懲腐敗分子是民心所向。而緩刑適用過多的結果在普通老百姓看來，犯罪分子依然像往常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著，并沒有受到任何制裁。這不免給普通百姓一種誤解，判緩刑等于沒有判刑或者緩刑可以用錢贖罪，導致人民群眾對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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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失去信賴，對公正執法產生懷疑，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反腐敗斗爭的決心和信心，法律的權威亦受到挑戰和褻瀆。

三、遏制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對策和建議

（一）從立法和司法上解決職務犯罪量刑問題

上文已論述到立法的原因給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活動空間過大，很容易導致量刑失衡。因此，建議從立法上改變這種狀況，通過對犯罪情節、犯罪數額的具體量化，縮小量刑幅度，對至年的刑期做出合理的、有層次的分解，特別是判決年以下的更應該有量化的法律依據，這樣既有利于司法操作，又削減了自由裁量權的彈性空間，降低了少數司法人員利用自由裁量權謀取私利的可能性。適當修改刑法適用緩刑的條件，使某些抽象法律概念更加具體化、明確化。

（二）強化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議權，確保量刑適當

檢察機關是唯一參與刑事訴訟全過程的司法機關，對了解犯罪人的作案手段、危害后果、悔罪情況等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如果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公訴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明確、更加具體。如果檢察官提出一個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或者檢察官并沒有提出緩刑、免刑的建議，那么法官如果不按建議判，他就要在判決書論證適用緩刑、免刑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且要能經得起本院審委會、上級院的監督，這樣會有效減少乃至杜絕因暗箱操作所導致的緩刑適用不當的問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符合公開、公平、公正的要求。

（三）嚴格把握對職務犯罪自首的認定條件

從立法上細化自首的適用標準，增強自首制度的可操作性，減少人為因素的介入。人民法院認定自首應當嚴格按照法律關于自首的限制性條件規定進行，要符合“自動投案”的自首本質特征。檢察機關要提高自身的素質和對自偵案件的偵破能力，杜絕為了偵破案件以認定自首來換取犯罪人的“口供”的錯誤的司法傾向。

（四）提高證據意識，減少公訴之累

要多把功夫下在間接證據的運用上。一是針對職務犯罪案件證據多為言詞證據的特征，嚴格按照《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的要求，對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和詢問重要證人實施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加強對重要證據的復核和固定工作；二是充分運用各種技術偵查手段，解決好配套措施的問題，真正把偵查、起訴工作的重點放在實物證據的收集上來，努力實現從重口供到重證據的轉變，提高案件辦理的質量，避免證據收集不扎實、不充分，導致公訴不力現象發生。

（五）履行審判監督職責，加大審判監督的力度

檢察機關應依法履行審判監督職責，加大對職務犯罪輕刑化的監督力度。對自偵案件的判決裁定文書要實行專人審查，嚴格把關。特別是對我們沒有提出適用緩刑、免刑量刑建議，而法院適用緩刑、免刑的判決，要重點審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參考文獻：

張雪科，劉漢高.加強教育學習，預防職務犯罪[J].廣西林業，（）.康澤洲.論刑罰中減輕處罰量刑檔次的適用——以遏制職務犯罪緩刑率偏高為視角[J].法制與經濟，（）.

第三篇：職務犯罪案件判決輕刑化的檢察監督

職務犯罪案件判決輕刑化的檢察監督

杜文海?

[摘 要]我國職務犯罪案件量刑出現了明顯的“輕刑化”態勢，引發社會大眾的強烈不滿，導致執法公信力的缺失，損害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反腐斗爭的信心。檢察機關應多策并舉，積極應對，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防止和糾正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

[關鍵詞] 職務犯罪 輕刑化 檢察應對

但近年來，職務犯罪適用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的比率遠遠高于一般刑事案件，此類案件的量刑出現了明顯的“輕刑化”①態勢，成為官員犯罪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引發社會大眾的強烈不滿，認為縱容了犯罪，破壞了法律的公平，導致執法公信力的缺失，損害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反腐斗爭的信心，危及長期以來業已取得的反腐成果。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防止和糾正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檢察機關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積極應對。

一、完善內部工作機制，整合內部監督資源，提升案件審判法律監督的能力。

（一）、完善查辦職務犯罪考核標準，強化證據意識。考核標準對執法辦案有著巨大的影響和導向作用，目前檢察系統對職務犯罪偵查部門進行案件目標考核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考核指標偏重數量。沒有案件數量就會影響全院的考評成績，所以某些檢察院的偵查部門為了完成指標往往會對一些數額較小、證據不完善的案件也立案偵查，對大案、復雜案件則只注重突破而忽視深挖。二是，考核側重于有罪判決。客觀上造成檢察機關自偵部門和公訴部門辦理職務犯罪案件的共同目標僅僅滿足于“訴得出、判得了”，沒有重視是否“判得準”。為此應確立科學、合理地考評指標：著眼于案件的質量，以質量考核為主，數量考核為輔；增大職務犯罪大要案的考核分數比重，引進對職務犯罪有罪判決量刑是否適當的審判監督考核；這樣可促進提高偵查人員固定證據與深挖犯罪意識，轉變“從供到證”的偵查模式，把偵查、起訴工作的重點放在實物證據的收集上來，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提高案件辦理的質量，避免證據收集不扎實、不充分導致公訴不力現象的發生。

（二）、加強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的指導作用。落實《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部門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備案審查規定》、《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 杜文海，檢察員，研究生學歷，陜西省銅川市人民檢察院，郵編727031，手機***。①職務犯罪“輕刑化”，有人稱之為職務犯罪“輕緩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對職務犯罪人判處較輕刑罰的司法趨向。其突出表現是職務犯罪相比其他一般刑事犯罪被判處緩刑和免刑的數量比例過多。

規定(試行)》等文件規定,加強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在辦案工作中的指導作用。在案件初查以后，上級檢察機關要掌握立案的犯罪金額或重要情節；密切關注案件的偵查終結、起訴、審判等環節在犯罪數額認定及重要情節方面的變化；對下級檢察機關提出需要上級支持或者出面協調的，上級機關應當及時與有關機關或部門協調，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加強對案件質量的跟蹤管理，及時進入對下級法院判決的實質審查，做到兩級審查同步和一體化，對明顯適用法律不當，判決崎輕的，基層檢察院要及時提出抗訴，對沒有提出抗訴的，上級院要指令下級院提出抗訴，并跟蹤監督落實。通過上一級檢察院的及時介入，發揮上下級檢察機關一體化效能，有效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擾和阻力，及時發現不公的職務犯罪案件判決并依法監督糾正，把審判監督由“軟”變“硬”。

（三）、加強檢察職能部門內部整合，發揮互補優勢。實行有效的內部整合，實現檢察機關偵、訴職能部門的良性互動，發揮互補優勢，是提高查辦職務犯罪工作執法水平和辦案質量的重要途徑。具體而言，實行公訴向前延伸，加大對自偵部門偵查活動的監督力度，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聽取案件進展及證據到位等情況，及時消除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和法律適用上的分歧，對證據鎖鏈的完整性、適用法律條款及定性的準確性，提出意見，按公訴證據標準引導偵查，指導取證工作。偵查向后延伸，服務于公訴，偵查部門及時將職務犯罪案件查辦過程中嫌疑人的悔罪表現、證據變化等向公訴部門承辦人員反饋溝通，便于承辦人審查起訴時全面掌握案情，及時消除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和法律適用上的分歧，進一步提高查辦職務犯罪案件質量。通過業務部門的協作配合，充分發揮互補優勢，形成法律監督合力。

（四）、嚴肅查辦法官違法審判案件，發揮警示作用。職務犯罪案件判決輕刑化問題也是司法不公問題，加大力度嚴厲打擊司法不公背后的種種犯罪行為，是促進解決這一問題的必要措施。受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當前法官職務犯罪問題仍時有發生。他們有的與律師相互勾結弄虛作假，有的利用所謂的法律“灰色地帶”弄權瀆職，有的濫用自由裁量權索賄受賄。檢察機關應對職務犯罪案件審判的判決裁定文書實行專人審查，嚴格把關，對個案處理上沒有提出適用緩刑、免刑量刑建議，而法院適用緩刑、免刑的判決以及量刑畸重畸輕的案件情況要重點審查。對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背后的搞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的職務犯罪案件，應當及時調查，該立案偵查的立案偵查，追究相關人員的刑事責任，通過強有力的刑事懲治，發揮警示預防作用，促使司法工作人員自覺廉潔、公正、高效執法，減少案外因素的非法干擾。

（五）、充分運用量刑建議權，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刑法對職務犯罪處罰規定的量刑幅度過寬,對法律的適用沒有具體的限制性規定,量刑規則的缺失，導致法官在量刑時自由裁量權過大，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一定程度的重定罪、輕量刑的傾向。在審判活動中，檢察院應依據《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關于加強協調配合積極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的通知》，對職務犯罪案件提出量刑建議，將量刑程序納入法庭辯論階段，使控辯雙方對量刑進行辯論。量刑建議應當載明人民檢察院對被告人處以刑罰的種類、幅度、執行方式及其理由和依據，對量刑部分進行闡釋說理，列舉證據分析是否適用緩刑、免處，提出一個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如果法官不按建議判，他就要在判決書論證適用緩刑、免刑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且要能經得起本院審委會、上級院的監督，這樣會有效遏制因暗箱操作所導致的緩刑適用不當的現象，有效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

（六）、完善檢察長列席人民法院審委會制度。檢察長列席同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參與人民法院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討論，是檢察機關履行審判監督職能的重要途徑。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職務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判處緩刑或免予刑事處分時，應邀請同級檢察長列席。通過列席審委會可以直接就案件的定性、事實的認定、證據的采信、法律的適用，與審判委員會面對面地溝通，闡明檢察機關的意見、觀點和法律依據。有助于審判委員會充分考慮人民檢察院意見和觀點，準確地適用法律，恰當地裁判案件，達到審判監督的目的和效果。

二、完善外部溝通機制，整合外部監督資源，形成打擊職務犯罪之合力。

（一）、加強與人民法院的聯系、協調、溝通。

1、細化緩刑、免刑的適用條件，減少人為因素的介入。我國現行刑法對緩刑、免刑的適用條件規定不夠細化，缺乏明確性、可操作性。檢、法兩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標準認識常存在分歧。建議由各省級人民檢察院，高級人民法院結合本地實際, 按照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嚴格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若干問題的意見》的原則要求再進一步細化對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和細化規范自首、立功等具體條件，制定符合本地區實際的實施意見。從而進一步明確量刑標準，增強可操作性，減少人為因素的介入。

2、召開聯席會議，形成解決問題的共識。案件偵結后，檢察機關要及時加強與審判機關的聯系和溝通，除了在認定事實及情節上進行監督外，更應加強對量刑的監督。在交流方式上，可采取定期、不定期與法院召開聯席會議。對職務犯罪個案審理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和新情況相互溝通，對案件定性、證據采信、庭審旁聽、案件線索移送等工作進行協商，相互配合；

對共性問題應當及時分析，向審判機關通報反饋，提出修正或者糾正的意見、建議，形成解決問題的共識。

（二）、建立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支持的工作機制。檢察機關辦案的政治效果是根本要求，堅持黨對司法工作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絕對領導才能保證黨的反腐敗方針和重大決策部署得到全面貫徹落實。特別是在遇到阻力大、因難多的案件時，要通過定期或不定期向黨委匯報工作，爭取黨委對打擊職務犯罪工作的關心與支持非常重要。對重大職務犯罪案件的處理要向人大常委會報告，這樣既可以接受人大的監督，又可以爭取人大的支持。

（三）、借助新聞輿論監督權，發揮新聞監督作用。隨著現代傳媒的逐步普及和發展，新聞輿論監督權已成為獨立的權力，利用輿論的公開、透明，可以把職務犯罪的丑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下，形成強大的社會威懾力量，這是對防范司法審判活動中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司法腐敗現象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監督方式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檢察機關可以適時對職務犯罪行為進行報道和曝光，發揮新聞監督作用，使人民法院在職務犯罪案件審理中不敢隨意適用緩刑。

三、創新檢察工作機制，完善工作制度，拓展審判法律監督的有效途徑。

（一）、建立訴前檢察官走訪調查制度。對職務犯罪案件可能適用緩刑、免刑的，訴前實行檢察官走訪、調查制度。通過走訪認真聽取被告人單位和社會各界對被告人的評價，對各方面的意見進行綜合判斷．有利于檢察機關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起訴，做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二）、引進判決公開審查評議制度。由檢察院牽頭，邀請人大、法學專家等組成一個評案小組，每年對當地法院在審理職務犯罪案件中作出的緩刑、免刑判決進行公開審查評議，通過對職務犯罪案件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判決的公開審查，可以發現量刑中存在的問題，及時提出檢察意見或建議，監督和促使人民法院在職務犯罪案件審理中正確適用緩刑、免刑。

（三）、建立職務犯罪案件異地審判制度。職務犯罪案件被告人的身份特殊，大多數是擁有一定權力和職務的官員，他們大都擁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即使被控制住人身自由，也可能會通過其既有的關系直接或間接地干擾、影響司法活動。在本地提起公訴、審判，本地法官在判決時往往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和干擾，說情送禮的有之，法官礙于情面判決時手下留情的有之，甚至徇私枉法、徇情枉法者也有之。要公正地處理這些案件，就應將案件快速偵查完畢后即交由異地關押、起訴、審判，能將上述非法律因素的干擾減小到最低的程度，阻卻人情案、關系案的發生，有利于案件的公正處理。

（四)、踐行公開報告、質詢制度。對人民法院刑事判決、裁定在認定事實、采信證據、適

用法律審判程序等方面存在錯誤和不當，經抗訴不改或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檢察建議書無效的情形，檢察機關可書面報告同級人大，提請人大召集兩院公開報告、質詢。人大根據報告情況決定是否公開進行質詢，公開報告、質詢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監督的過程。如果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沒有錯誤與不當，人民檢察院也可通過公開報告、質詢準確了解案件事實，正確理解法律適用，從而減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抗訴、上訴、上訪，起到息訴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五)、嘗試將社會監督引入刑事審判監督。社會效果是查辦職務犯罪的終極目標，辦案的最終目的就是歸結為人民的滿意。職務犯罪裁判文書生效后，檢察機關在除確系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個人隱私的以外，對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的可通過互聯網進行公布，將具體案情、對量刑結果有重大影響的自首、立功的認定，判決結果乃至執行情況公之于眾，接受民眾的評判和監督，將群眾意見作為是否抗訴的參考因素，爭取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第四篇：輕刑化語境下司法恢復理論之探索專題

在人類文明的漫長進程中，刑罰思想從既漠視社會利益，又漠視個人利益的報應主義刑罰理論，演進到既強調社會利益、社會價值而忽視個人利益的功利主義刑罰理論，發展到注重個人價值、個人利益的理性主義刑罰理論。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個人利益、價值受到應有的尊重。伴隨著刑事輕緩化浪潮，西方對司法修復破損的社會關系課題進行了探索，“恢復性司法”理論

被推上刑事司法舞臺。我國江蘇省蘇州市滄浪區法院于2007年5月審理的一起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就引入恢復性司法的裁判理念。可見，此種理論引入我國司法實踐，不僅蘊涵著刑事裁判理念從“有害的正義”到“無害的正義”的轉變，而且作為一種社會治理的工具，將對處理犯罪案件、調整訴訟模式產生積極的作用。

恢復性司法是指通過在刑事犯罪的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系，讓犯罪人主動承擔責任消弭雙方沖突，從深層次化解矛盾，并通過第三方參與，修復受損社會關系的一種司法活動。20世紀70年代以來恢復性司法進入刑事司法的主流，被有的學者奉為輔“現行刑事司法的全功能替代模式和認識犯罪的新鏡頭”

基于此，筆者在本文立足對刑罰功能反思，試圖對恢復性司法在我國生長的思想基礎、合理性與無理性進行探索，并就構建中國特色的恢復性司法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見。

一、淵源追溯：刑罰關系的正當性說明

長期以來刑罰一直擔負著修復社會關系的作用，從傳統的刑罰理論上看其功能可分為報應主義刑罰和功利主義刑罰。

（一）報應主義的刑罰理論

報應功能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中的血族復仇。血族復仇是無節制的原始本能的自救行動，往往導致氏族或者部落之間漫無限制的殘暴廝殺，甚至造成整個氏族或部落的滅絕。隨著共同利益范圍的萎縮，血族復仇逐漸讓位于血親復仇。血親復仇是公正報應的開始。到了原始社會后期以及奴隸社會，血親復仇又被“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同態復仇所取代。無論是血族復仇、血親復仇、同態復仇，還是交納贖罪金，它們都表現出人類追求公平、討回公道的正義本能和作為惡害行為的公正報應的基本要求。后來，報應論代表康德建立了道義責任基礎之上的道義報應論，認為刑罰的存在主要是要報復犯罪者出于自由意志而實施的給他人或社會造成侵害的行為，懲罰犯罪者的“原因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認識到自己的言行有應得的報應”。在康德看來，刑罰等量報應功能即公正性的懲罰。黑格爾也提出等價報應論。認為犯罪并不是一種惡，而是一種不法，是犯罪在客觀上對法律秩序的破壞。

（二）功利主義的刑罰理論

功利主義緣起于古希臘、羅馬時期阿里斯底波、伊壁鳩魯等人的快樂主義或享樂主義思想。邊沁則將該原則作為一種理論基礎，完整、系統地運用于立法學和刑罰學領域。他的苦樂估算論更傾向于倫理學的威懾功能理論，主張將苦樂的價值以強烈度、持久度、疑信度、近遠度、多產度、純雜度和廣延度等七種標準來確定，并據此計算某種行為給當事人帶來的苦或樂。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認為人具有追求快樂、逃避痛苦的本能。正是追求在犯罪時獲得快樂的感性沖動促使人犯罪的。為了防止犯罪，就需要防止、抑制人的這種感性沖動，即科處作為惡害的刑罰，使人們預先知道因犯罪而受刑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樂，只有這樣才能抑制其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

（三）報應主義與功利主義之正當性詰難

西方傳統刑罰理論將刑罰區分為報應和功利兩種功能有其先天不足。報應主義的刑罰功能理論實質上是一種“報復”功能理論——一種為痛苦而信奉痛苦的理論，其邏輯是犯罪對社會有一種應償付之債，社會則因犯罪的惡行而向其回索。這種報應功能理論忽視了犯罪人的客觀情況，也未能考慮社會的客觀情況，在理論上存有欠缺。而功利主義刑罰功能理論過于強調社會秩序是社會賴以生存的基本價值，將刑罰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工具，通過其威懾功能、剝奪功能和矯正功能以維護社會秩序。這種理論以未來的考慮為基礎，確立刑罰在社會中預防犯罪的作用，因而在司法上留下了懲罰無辜或懲罰不公的非正義的潛在可能性。這種結果的出現極不符合人類理性的基本要求，人類不會贊同一個故意懲罰無辜者的刑法制度。

二、內涵解讀：司法恢復理論實證考量

（一）恢復性司法產生背景

鑒于報應論和功利論都因其自身缺陷而銷蝕著公眾對刑法的認同，它們都不能對與現代刑法觀念相符合的刑法正當根據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并且致使犯罪有增無減的勢頭。在這樣的前提下，西方國家悄然興起了一場引人矚目的刑罰改革運動，預防犯罪、非犯罪化、輕刑化、刑罰現實化等刑罰手段登上歷史舞臺，使犯罪人更多接觸社會而不是監禁在監獄和少管所中得到矯正的刑罰方式得到社會公眾的接受，于是恢復性司法登上了歷史舞臺。

1、傳統刑事司法面臨的困境。一是報應與功利存在沖突。刑事司法一方面要實現公平正義，對犯罪人進行懲罰，另一方面雙要對犯罪人進行矯治，使其不再犯罪，兩者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二是短期自由刑存在的弊端。根據貝卡里亞的罪刑階梯理論，刑罰應當與犯罪在性質上相似，在程度上相當，在執行上相稱。然而，短期刑的弊端日漸顯現。由于刑期有限，而改造需要一定時間，形成罪犯改造期與服刑期矛盾，以致罪犯不能從較短的服刑期中汲取教訓。罪犯入獄

后受監獄亞文化的影響，不但沒有悔過自新，反而受到交叉感染，習得新的犯罪技巧，鞏固了犯罪心理結構。

2、犯罪人復歸思想的發展。促進罪犯改惡從善。罪犯改惡從善的前提是知罪并悔過。恢復性司法適用的犯罪對象是惡性比較小的罪犯。惡性大小不同的罪犯對刑罰的感受程度是不同的，一般來說，惡有惡性大的罪犯對刑罰的感受比較遲鈍，惡性小的罪犯對刑罰比較敏感。由于適用對象是惡有惡性較小的罪犯，其對刑罰的感受比較敏感，感受到刑罰的嚴厲和恐懼，容易形成悔過心理。同時，又是附條件的地保持刑罰執行的可能性，給罪犯以持續潛在的壓力，促使其改過自新養成良好的習慣。

3、刑罰經濟性原則的勃興。刑罰是一種國家通過人力、物力、財力投入，以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報應或其他原因將其投入監獄進行改造教育，勢必對司法資源造成浪費，恢復性司法無須投入更多成本，應當說是一種具有極大經濟性，而又行之有效的刑罰執行制度。對于被害人來說，通過恢復性司法不但可以確保基物質利益，而且還能彌補其精神損害，有助于被害人之社會化。對于犯罪人來說，一方面通過與被害人會晤，能夠認識自己的犯罪行為給他人帶來的痛苦和程度，使其真誠悔悟并采取行動對被害人鄧以賠償來建立和緩和社會關系，從而提升了其社會責任感。

（二）恢復性司法實踐運動

1．日本。在日本，近年來學界的討論越來越熱烈，司法實務界推動恢復性司法的活動也日漸蓬勃。其中較為典型的是大阪的“被害人與加害人對話支援中心”。目的在于給被害人和加害人一個安全的對話空間與機會。被害人可以當面詢問加害人有關犯罪的情況，也可以表達其憤怒和意見，讓加害人理解被害人的情形。同時也給加害人機會來陳述犯罪當時及現在的心境、表達歉意，決定如何修復犯罪所造成的影響。

2．英國。最早在刑事司法中實施恢復性司法的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牛津郡警察局，1997年恢復性司法原則和實踐被納入了青少年犯罪司法系統，警察在采取對青少年犯罪的警告之前，犯罪人要先去一個新的多機構合成的反青少年犯罪隊，對犯罪者的需要進行評估，并提供促進他人改邪歸正的各項活動計劃。同時要求他們對受害人作出或者對更為廣泛的社區作出一定的補償，補償可以是物質的或者精神的。其計劃為和受害者進行面談提供了條件，為修復的調解提供了一種可能。

3．臺灣。臺灣有關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在做成緩起訴處分之際，得命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或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在刑罰的執行階段，通過宗教的力量，使受刑人與被害人之間對話，從而修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

三、進路求解：恢復性司法與本土文化契合

（一）文化接應：我國傳統法文化與恢復性司法的對應

1、和為貴的思想。在儒家的“和為貴”與道家的“和光同塵”、“不敢為天下先”的消極處世哲學共同訓迪下，上達朝廷官吏、下至百姓黎民，莫不將“和”與“無訟”視為警世良言。因此，古代社會追求陶冶民風、講信修睦，推崇人際之間的和諧共處。然而訴訟，卻是對這種和諧的破壞，認為是不道德的。

2、儒家的仁政。“仁”在儒家思想中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其豐富涵義在儒學經典中亦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人與人之關系是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之，人恒敬之。”因此，“仁”可更多理解為“愛”和“愛人”。因此，將所有的人際關系納入仁愛的原則之下，“社會通過這種以愛為結合紐帶的家庭組織，大家在家族生活中，使公與私、權利與義務、個體與全體，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諧和”。儒家的這種仁愛的社會關系與恢復性司法目標不謀而合。

3、調解制度。調解觀念根深蒂固于百姓心目之中，儒經《周禮》，就記載地方司徒屬下有調人一職。秦漢統一后公權力僅及縣府，地方治安、微罪處罰、民事爭執等，大都由地方自治或“調處”解決。傳統社會的調解有官府調解、官批民調和民間調解三種形式。

（二）阻卻因素：恢復性司法在我國生存的困惑

1、傳統“和”與恢復性司法的和諧的差異。比較一：傳統所追求的和諧，以反對訴訟、鄙棄法律為基調。這種對法律的失望、輕視，也阻礙了法律地位的回升、法制的健康發展。而恢復性司法的存在是為了調動市民社會自治的力量以減輕政治國家的壓力，并非剝奪國家的刑罰公權力。比較二：“和”傳統追求的和諧具有表面性。傳統社會“反訴訟”，一切以和為貴，追求表面的和諧甚于追求實際存在的事實真相。恢復性司法則強調對犯罪行為及其結果的處理以一種“富有意義”的方式進行，通過達成最佳處理犯罪行為的協議，治愈由犯罪行為引發的傷害，犯罪人和被害人在社區層面上重新融合。

2、中國傳統調解制度與恢復性司法的差異。傳統調解制度是以民間宗族的族長為調解手，其目的是維護本族和諧和榮譽，因此做法上往往不分是非，不準擅自告官，要求在在本族內“私體”。即使最后上了公堂，這種調解原則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因此，調解活動只注重息事寧人，并不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恢復性司法提供的是一個保障人權平臺，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參加，被害人能夠表達他們的感情，犯罪人能夠彌補已經造成的傷害，直接承擔責任，提高個人責任感。

3、恢復性司法混淆了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區別。恢復性司法主張犯罪侵害的是個人利益，而非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對犯罪的處理應該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協商解決，這等于混淆了民事侵權行為與犯罪的本質區別。用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來處理刑事案件。其次，恢復性司法缺少相應的程序保障。由于恢復性司法強調非正式的、以協調和對話為基礎的程序解決犯罪問題，因而會不可避免地給犯罪人的程序權利和實體利益造成損害。

4、兩種訴訟價值的差異。恢復性司法將國家——個人（犯罪人）的線型犯罪分析視角調整為社會為頂點，以被害人和加害人為兩端的三角分析視角。在這種范式中，犯罪者盡管有一定的訴訟權利，但在刑事司法過程中，的被動地位并沒有任何改變，接受國家追訴與刑罰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在恢復性司法過程中，犯罪被認為是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個人沖突，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認，國家將糾紛解決權力交由加害人與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中介機構協調解決沖突，對解決的方案國家予以認可。

5、與我國罪刑法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沖突。罪刑法定是我國刑事法律體系的三大原則之一。它不僅要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還要求法律對犯罪和刑罰規定的明確性，禁止使用無法律規定的刑罰和完全不定期刑。而我國非監禁刑的有限性，導致了恢復性司法最終確定的解決方式于法無據。使這種司法方式在實施上缺乏可操作性。同時，恢復性司法與我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也發生沖突。有些犯有同種罪行的人會因為經濟基礎、社會地位等因素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處罰結果。經濟條件好的將順利適用，而經濟條件差的將被拒之門外，許多人因缺乏經濟條件而得不到諒解而不適用恢復性司法。

（三）基本意蘊：歐洲恢復性司法之經驗取舍

中國作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主權平等的一員，法制現代化也進入一個自覺的對法律國際性的反省、汲取、消化、建制的時代，離開了國際取向，中國法制現代化便進入無的放矢之困境。

首先在學理上正確認識對待恢復性司法。恢復性司法在歐洲的興起是由于那里的人們過度訴助于訴訟程序，而致使司法系統不堪重負，效率下降，幫其希望另辟溪徑，尋求司法新靈感。而中國情況并非如此，如從古到今的的調解制度，似乎與恢復性司法殊途同歸，這說明在常理上我們無須對恢復性司法過分撥高，而應自信地發展我們安幫之道。就目前而言，應加強對我國的調解制度規范化和制度化建設，完善法律對其進行保障。

其次對恢復性司法進行定位。恢復性司法無論在世界其他國家還是在我國，都只可能與傳統司法并行，而不能代替后者。必須就每個案件是否適用恢復性司法做認真的審查和決定，因為作為一種非正規的犯罪處理方式，各地的恢復性司法總是要與當地的犯罪態勢、社區狀況和法律文化傳統相協調。雖然我國傳統的鄉土社會的模式已經逐漸被解構、分化，但是新的小區、行業協會、同鄉協會和宗族勢力已經形成，加之又存在著傳統的和諧式的文化傳統，因此，應當盡可能的適用恢復性司法，在恢復性司法不適合、不適用或者已經嘗試但證明不成功的案件中，可以保留傳統的刑事司法制度。

再次在司法實踐中應注意把握原則。一是堅持自愿原則。要求各方自愿參加恢復性程序，不能強迫或誘使參與人參加恢復性程序。二是堅持可恢復性原則。只有對證據充分且犯罪者已承認罪行，愿意接受恢復性程序、具有可恢復性的案件才可以適用恢復性程序。三是司法參與原則。通過恢復性程序獲得的恢復性結果應得到司法確認，其結果與裁決或判決具有相同的地位并能夠引起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后果。如果當事人雙方沒有達成協議，應立刻啟動刑事司法程序。即使已達成恢復性協議，但在協議完全執行完畢之前反悔，致使所達成的協議沒有執行或沒有完全執行的，則要交由刑事司法程序處理。

（四）變革思路：恢復性司法本土化路徑選擇

恢復性司法理念和制度同其他制度一樣，其施行不僅取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更有賴于一系列制度是否齊備，如果脫離了這種因素，再好的制度真正實行起來就會變樣。

1、適用對象。（1）過失犯罪。交通肇事案、過失致人傷害等案件，因為沒有明顯的主觀惡性，行為人對自己行為持否定態度，犯罪者和受害方有坐下來面對面談話的感情和心理基礎，加害方也容易得到受害方的諒解，這類犯罪可適用恢復性司法處分。（2）輕罪犯。對于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或判處拘役的罪犯。由于社會惡性較小，對社會關系的損害程度較輕，加害方和受害方也可以進行交流和溝通，受損的社會關系容易得到修復。（3）未成年人犯罪。對未成年人犯罪應堅決貫徹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4）不適用于重刑犯罪和公害案件。爆炸、投毒、殺人、多次搶劫等，必須施以刑罰，不能用恢復程序替代司法程序。

2、程序設計。（1）提出。恢復性司法的提出，應由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得自的訴訟代理人提出。（2）受理。法院受理后，應當從以下方面審查提案是否具備進行恢復性司法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查明被害人愿意參與恢復性司法的原因，案件種類及特點，當事人是否承認錯誤及悔罪程度等情況。（3）調解。調解人員主持被害人與加害人對話，就犯罪本身交換看法，加害人通過承認錯誤，表達歉意等方式達成書面協議。（4）監督。經法官對當事人協議的合法性進行認真審查認定后，確認該協議具有法律效力，并由社區矯正組織對加害人的改造進行監督，并督促其履行生效的協議。

結語

刑罰是規范人們行為的多元方式的一種，而且是最嚴厲和最后一種規制手段，但不管是何種手段都不能改變維護和諧秩序的根本使命。因此，刑罰的終極功能即是維護和諧秩序，恢復性司法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以和平方式，在案件當事人充分參與的基礎上解決刑事沖突的新途徑，使近現代以來幾乎由國家壟斷刑事公訴案件的訴訟進程，轉而更加注重發揮當事人的積極作用，尤其注重維護被害人的權益，使被害人得到較為充分的救濟，實現當事人的和解并促使犯罪人的認罪、融入社會、改過自新，盡快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更加體現了刑法的追求建立和諧的社會關系深層次目的。符合刑事效益主義的要求，符合法律人道性和民主化的要求,符合我國和為貴的民族情感符合司法改革的趨勢。

第五篇：淺論職務犯罪產生的特點、原因及防治對策

轉自論文部落論文范文發表論文發表

淺論職務犯罪產生的特點、原因及防治對策

作者:王少輝

【摘 要】職務犯罪在目前我國正全面建設和諧社會落實科學發展的今天是一項亟待解決的的重要問題。職務犯罪，本文對其定義以及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并提出了如何對職務犯罪進行防范預防，強調了防范警示在控制職務犯罪中的意義。

【關鍵詞】職務犯罪；貪污；腐敗；防治

近年來職務犯罪案件越來越多，主要由于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以及人民生活以及思想觀念的不斷提升與改變。案件涉及人員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廣，職務也越來越高。案件涉嫌金額也在不斷增大，涉案手段越來越惡劣。由于職務犯罪涉案人員多為管理人員，與普通犯罪相比，職務犯罪的影響更大、更為惡劣。因此，對于職務犯罪要引起高度重視。職務犯罪的概念及其特點

職務犯罪指的是國家工作人員、企事業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非法活動或者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破壞國家對職務的管理職能，依照刑法應當受到處罰的行為。它的本質特征是權力商品化，犯罪人利用社會公共權力進行“權錢交易”，以滿足個人、家庭或小集體利益，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較之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更甚，是一種嚴重的腐敗現象。

職務犯罪屬于刑事犯罪的一種，從已被揭露的大量犯罪案例來看，職務犯罪占了相當一部分的比例，尤為突出的是有：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分析可得，主要原因就是在權、錢、色這三個環節上存在著很多漏洞。總體來講主要有以下特點：

1.1 貪官級別越來越高 腐敗危害越來越重

眾多職務犯罪的首要特征是位高權重，貪污受賄。孟德斯鳩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從犯罪的主體上看，涉嫌賄賂、貪污的官員職務越來越高，正職領導干部越來越多，20世紀80年代，涉嫌貪污受賄的都是基層的直接管財務的廠長、會計、采購員，出納等，自9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是領導干部貪污受賄，如在遼寧沈陽查處的慕綏新案件中，竟有16人是“一把手”，他們的腐敗行為，給黨和人民群眾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危害，甚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會影響一個地區的風氣。

1.2 品行不端正，情趣不健康

檢驗一名領導干部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是否正確的重要標尺是：培養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生活的墮落跟經濟的犯罪，一直都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部分干部的墮落都是從生活作風不檢點開始的，在權力、金錢、美色面前忍受不住誘惑，就會背叛自己的誓言，貪污受賄、權色交易，最終道德敗壞，淪落成人民的罪人。最近很多地方發生的貪污案，被查處的領導干部都有以下共同點：經濟貪婪、生活腐敗，做人的底線喪失殆盡。這些領導干部平時看似道貌岸然，講話振振有詞，有的還把自己打扮成為一方百姓殫精竭慮的公仆，而背地里的生活卻是醉生夢死、窮奢極欲。產生職務犯罪的主要原因

2.1 政治立場動搖

列寧說過這樣一句話：“政治上有修養的人是絕不會貪污的。”列寧說的政治修養就是黨性修養。很多貪官對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對我們黨的理想信念，做了錯誤的判斷。河北省原常務副省長叢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國家電力總公司原總經理高嚴，都是從喪失了政治信念后開始墮落，叢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號。很多貪官都燒香拜佛，尋求保佑，但最后也沒有躲過牢獄之災和滅頂之災。

2.2 道德防線崩潰

吉林省檢察院反貪局局長姜德志說過：“我了解的貪官，走向犯罪都是從道德敗壞開始的，都是從行為操守不檢點開始的”。

2.3 法律意識淡薄

所謂法律意識就是人們對法和法律現象的觀點和態度的總稱。權力的屬性是它的腐蝕性和擴張性，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行為邊界，你運用權力的程序就把握不住，你就要脫離法律的軌道，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4 僥幸心理作祟

貪官們為什么要貪污受賄？不該得的錢你得到了，這錢是不合法的，也都是知道的，但為什么還要想得到呢？都存在僥幸的心理。眾多貪官的經歷證明：這樣的僥幸心理要不得。因為人的存在是自然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會生命存在三位一體的。你的精神生命之所以受到創傷，是因為你真的貪污了。因為道德的譴責、對法律的恐懼感也伴隨而生。

2.5 特權思想嚴重

通過兩種方式表現特權思想，一是犯罪干部中很多人員將黨與人民賦予的神圣權利變成了自己的特權，將自己以管人者自居，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認為自己有用特權，認為自己凌駕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約束。實際卻是，當腐敗分子受到懲處在進行自我反省時會提到如果當時有人提醒我、監督我，就不會有如此的下場”，此時后悔已經晚了。二是忘記了”權利來自于人民“、”人民公仆為人民“的重要宗旨，完全沒有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人民群眾也顛倒了主仆的關系，觀念淡薄，糊了了干部的本職是為人民服務。3 職務犯罪的防治對策

打擊是懲治職務犯罪的治標措施，預防才是治本之策。人們往往關注打擊職務犯罪而忽視預防工作。懲辦貪污腐敗，令人解氣，但更重要的是預防和減少職務犯罪的發生，以減少國家和人民群眾的損失，樹立黨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預防職務犯罪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3.1 教育是反腐敗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不少事實證明，“千腐敗、萬腐敗，都是思想先腐敗。”陳希同、成克杰、王寶森、胡長清、程維高等，這些高級干部之所以墮落，都是從思想蛻化變質開始，逐步滑向腐敗深淵的。

3.2 制度建設是預防腐敗的保障

香港廉政公署有一句口號：“有健全的管理就會減少貪污的機會。”從已經暴露出來的案件中，也反映出我們在制度建設方面的缺失，還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

3.3 監督是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關鍵

當制度的執行不被保障，在制度“無效”的情況下，就需要有效的監督。在成克杰、慕綏新等腐敗的案件中我們不能看出，這些人在作案時跨度大，時間久，并且越來越嚴重，而且有很多都是邊腐敗邊提拔。這就應該引起我們的強烈反思，在我們的監督體系下為什么還會出現這樣的情形，為什么我們的監督體系不能發揮其效用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從以下四方面著手。首先，要客觀的認識到通體監督的局限性，要解決監督主體依法獨立監督的制度保障。其次在對各級“一把手”強化監督的同事，也要加重黨組織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責任，如有狀況發生要追究他們的失察之責。再次各監督主體要各負其責，同時還要形成合力，將監督重心遷移，重視公職人員的道德監督和黨紀政紀監督，不要等到發展成非常嚴重的犯罪時才來算賬。這對黨和個人都是極大的損失。四是依法依紀監督，這樣才能建立健全發現機制和懲戒機制，要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能法外開恩。

在工作中，必須貫徹黨中央關于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要求，堅持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著力構建教育、制度、監督三者并重、“三位一體”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尋找最佳的預防職務犯罪方法，才能有效遏制和減少職務犯罪，更好地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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