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京都到東京記盧溝橋事變50周年中日學術討論會

從京都到東京

記盧溝橋事變５０周年中日學術討論會

劉大年

? 2013-04-16 09:32:04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1期

京都日中學術交流懇談會和東京日中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協會主辦的紀念七七盧溝橋事變５０周年中日學術討論會剛一閉幕，就聽到日本學者熱烈議論，說這次討論會開得很成功，并問東京事務局：“明年是否準備再干？”中國學者一行，７月７、８兩日在京都開完討論會后，９日抵達東京。下車伊始，有的日本朋友問我們，東京與京都“氣候”會怎么樣？意思是兩個會場關心的問題可能有相當差異。兩天以后，即７月１１日，東京會議結束，大家看到的情況是，從京都到東京兩個會場，一個聲音。會場上的“氣候”一點也分辨不出兩樣。當然，原來想到會存在某些差異，其中也自有道理。

中國學者與日本朋友對這次討論會的看法完全一致，認為是成功的討論會。整個會議確定的主題“近代史上的中日關系”，在討論中不約而同集中到了一個焦點上：七七事變開端的中日戰爭，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和中國抗日民族自衛戰爭。全部討論都是在這個前提下進行的，都是對這個前提從不同方面所作的論證。京都的討論會上，著名歷史學家、懇談會領導人井上清先生頭一個作學術報告，開門見山，說中日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與全中華民族為敵的戰爭。盧溝橋事變剛剛發生，當時著名的日本新聞記者、中國問題專家尾崎秀實指出：“日本即使一時戰勝中國國民政府，最終將敗給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井上先生引尾崎的話，說明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究竟是怎樣失敗的。東京的討論會上，由學術界享有聲譽的遠山茂樹先生作總結。他說：“這次討論會對以七七事變為開端的中日全面戰爭的意義更加明確了。這個意義的核心是，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這場戰爭以中國取得民族解放的勝利和日本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對于這一點，討論會沒有任何的曖昧”。又說：“從世界范圍看，那一場戰爭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平、社會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認識日本侵略中國，不是從七七事變開始，要上溯到１９３１年、１８７２年。“從教科書事件看，日本還需要對那場戰爭的性質進行再認識。只有這樣，才有利于探討從１９４５年至今天的日中關系”。會場以長時間熱烈的掌聲表示贊同遠山先生所作的討論總結。會場內外并即時有好幾位日本學者對中國代表團成員說，遠山先生的閉幕詞講出了他們所要說的話；強調明確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性質，在當前的日本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等等。我說從京都到東京，兩個會場一個聲音，就是指這個事實。在大體上，這也可以看作中國學者對整個討論會的評價。

抗日戰爭的性質，在中國、在世界廣大地區，如果有人認為還不清楚，還值得討論，聞者必定大吃一驚，甚至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戰爭槍聲首先從中國古都北平近郊盧溝橋響起，而又不是從日本某個地方響起；多達１００萬以上的日本軍隊橫行踐踏大半個中國連續八年之久，而又不是中國有一兵一卒踏進了日本領土，這個最基本最簡單的事實，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抗日戰爭是日本發動的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它的性質還有什么不明確，需要這么多學者來專門討論呢？大家知道，這次討論會不是說的在中國、在世界廣大地區。日本學者最了解自己周圍的實際。日本大多數了解真象的群眾、知識分子、公正人士與中國人民關于抗日戰爭的性質看法一致；一部分有權勢的人卻不愿意這么看。他們的理由各種各樣，如所謂“正當防衛論”，“世界歷史發展必然發生論”，“不能只批評日本侵略論”，“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等等。一次又一次的教科書事件，就是那種蓄意篡改歷史的有計劃的演出。這次學術討論中，把注意力集中到抗日戰爭的性質這個核心問題上來，就成為完全自然的和十分有道理的了。不用說，參加討論會的日本學者，只是在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什么要消除中國人或別國人感到的吃驚。真正的科學唯一受事實約制。它不知道迎合一些人的喜悅，也不在乎觸忤一些人的禁忌。

照最初我們所知消息，這次討論會的規模是比較小的。結果出席的日本學者人數眾多。京都最多一次達１２０人，東京達１５０人。出席討論會的有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也有日本史、國際關系、中日關系、經濟史、教育史、日本防衛問題等方面的專家。他們之中，不少是各個領域第一流的和有活動能力的學者。老成宿學，后起新彥，濟濟一堂，極一時之選。人們從報紙、電視上可以看到，日本輿論媒介對這次會議熱心報道。“七七”５０周年前后，幾乎每天都有討論會的消息。會議結束半個月以后，７月３１日，《朝日季刊》上繼續刊載東京討論會準備委員會委員長、亞細亞大學校長、也是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協會主持人之一的衛藤沈吉先生的文章，評價這次討論會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報紙、電視與廣大群眾聯系密切，得社會風氣之先。它們的動態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社會上關心什么和不關心什么。一次民間的學術討論會有那么多報道，無疑地反映了日本人民對中日關系現狀及其未來的關心。這些情況可以使我們確信，討論會所強調的基本認識，在日本學術界是有充分代表性的，是有科學權威的。而且討論的內容從學者們的書齋破門而出，把它的聲音傳播到了群眾里面，直接間接回答了群眾所關心的問題，或者提供了信息。在一次發言中，我說，沒有理由夸大這次討論會的作用，比如說“有歷史意義”之類同樣也沒有理由忽視它的作用，會開完了，它的聲音還會傳播下去，讓人們聽到。現在我還持這個看法。

盧溝橋開端的中日戰爭，極大地改變了兩國各自的歷史，改變了中日兩國間的舊有對抗關系。現在和今后，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擋住兩國和平相處和兩國人民世代攜手前進的潮流。然而世界事物從來是復雜的。沒有停滯就看不出發展。缺少了另一面就不存在這一面。日本經濟實力迅猛興起，軍費開支居于世界前列，“大國意識”砰砰而動。兩國現在和今后相處中，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矛盾、曲折。而那些矛盾、曲折又將與如何看待抗日戰爭的歷史有聯系。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如果在書本上是一個眾說紛紜的理論問題，在這里，就直接橫梗于社會的現實生活之中。對過去的看法，從不同方面涉及現實的利害關系。因此，我們開了一次成功的討論會，這絕不意味著同樣的問題今后就不再提出來，不再在社會生活中碰到了。你講際的，他講他的，這種情況必將繼續下去。而且正在出現某些新的理論、觀點，需要中日學者不斷在深入研究討論。舉個眼前的例子：日本評論家加藤周一最近發表題目叫《軍國主義的危險仍然存在》的文章，拿美國諾思關于所謂“伊朗門”事件的證詞與三十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情況加以比較。文章寫道：據說，三十年代誤國的是軍人的政治干預。這種政治干預的做法不外乎是：只是少數軍人規定國家的‘目的’，以陸軍全體官兵的名義，并以天皇的名義強加給文官政府。現在更不用說，他們的‘目的’是錯誤的”。“國民竟支持欺騙國民的人物。三十年代的日本也是這樣，欺騙國民，發動侵華戰爭的是軍人，而絕大多數國民支持了這種戰爭。這就是國民的支持。但是，多數國民又是‘不關心’的。”（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７日《朝日新聞》夕刊）可以看出，這個評論眼光明朗、見解犀利。可惜對于軍人把他們的目的“強加”給文官政府問題，沒有進一步分析。也就在此同時，日本報紙刊載當局的談話，說盧溝橋事變發生和以后的戰爭中，日本內閣首相，包括近衛文麿，沒有誰主張對華戰爭的。這與“軍人誤國”說一致，卻突出了戰時首相似乎都是和平人物，以至不過是軍部的傀儡。當時日本當權勢力中，政治、軍事、經濟各界和各界的內部，存在利害不同的派系，存在多種矛盾沖突；其中軍部在發動侵華戰爭中最賣力氣，表現得最為囂張，這當然合乎事實。在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時候，近衛對接受軍部建議猶豫不決，因而導致第三次近衛內閣辭職，這也合乎事實。但是說包括近衛文麿在內的日本歷任內閣首相都不主張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這就令人摸不著頭腦了。我們毋須乎揣度這個話有無或有何弦外之音，只來就史論史。

日本出版的近衛文麿傳記，當事者的回憶錄和近人有關的研究著作，指不勝屈。它們分別記述著近衛在侵華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且不說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近衛如何按照陸軍要求，派出五個師團，侵入華北、擴大戰爭，又在首相官邸召開政黨、財界、宣傳部門會議，要求“舉國一致”，擁護政府貫徹“膺懲中國”的“圣戰”等等。日軍攻下南京以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等提出趁早與中國講和，維持蔣介石的統治。內閣也贊成通過德國進行誘降活動。日軍攻下南京以后，近衛和外相廣田認為中國已經戰敗，日本勝利在握，這時絕對不應該講和，而要用戰爭去實現征服中國的全部目的。參謀本部保留原議。近衛、廣田等與對方爭論，最后憑借天皇支持取得勝利。這是反對戰爭還是堅持戰爭呢？事例甚多，這里不一一列舉。倒是后來近衛本人說過：“過去自己有時制訂方針政策，表面上也得到陸海軍雙方的贊成，然而一旦實行時，不曉得要發生什么障礙??”（重光葵：《日本侵華內幕》第２８２頁）他的意思是暗示軍人不聽指揮；但同樣明白的是，“制訂方針政策”的是他“自己”，而非別的誰人。如果說，首相是軍部的傀儡，那么軍部又是誰的傀儡？東條英機集首相、軍部、參謀總長于一身，那又該如何去分清誰是誰的傀儡？再往前看，中日甲午戰爭、二十一條交涉，那時總不能說軍閥操縱了日本內閣吧，首相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又是誰的傀儡？離開了軍部、內閣和首相等的活動，中日關系、中日戰爭自然就無從研究起。我的意思是說，不能把發動和進行中日戰爭，簡單地描繪成不過是軍閥猖蹶橫行，軍人干政；少數人責無旁貸，負有全責的首相和其他當權者都仿佛一尊尊和平女神。那與表象不合，距離真象愈遠。

研究那段歷史，重要的是要了解和說明：是什么社會勢力，什么階級矛盾和斗爭，把那些不同的政客、軍人、黨派集團共同推上了侵略中國的血與火交織的道路。不然的話，看待那樣巨大的歷史事變，我們就永遠會停留在個別人物的活動、表演，而置產生他們活動、表演的共同基礎于不顧。從那些人物共同的社會基礎，即從他們的階級狀況、社會關系、矛盾斗爭去進行分析，正是說明日本發動那場侵略戰爭的性質的最后依據。

作者簡介：劉大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