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海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與上海市綜合信息交易所、上海三和房地產公司委托貸款合同糾紛案

上海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與上海市綜合信息交易所、上海三和房地產公司委托貸款合同糾紛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九條規定：“主合同當事人雙方協議以新貸償還舊貸，除保證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外，保證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新貸與舊貸系同一保證人的，不適用前款的規定。”據此，借貸合同雙方當事人基于以新貸償還舊貸的合意，先后訂立多個借貸合同，同一擔保人在應當知道的情況下在該多個借貸合同上蓋章同意擔保的，應當依法承擔擔保責任。擔保人以上述多個借貸合同之間沒有形式及內在聯系為由，否認以新貸償還舊貸的合同性質，進而拒絕履行擔保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5）民二提字第8號

申請再審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上海三和房地產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延安西路358號。

法定代表人：顧建國，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高煜英，北京市世紀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柳暉，該公司總經理。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上海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九江路111號。

法定代表人：周有道，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方曉梅，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陳志偉，康達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上海市綜合信息交易所。住所地：上海市九江路137號806室。

法定代表人：宋新華，該交易所經理。

委托代理人：宋榮生，該交易所辦公室主任。

上海三和房地產公司（以下簡稱三和公司）為與上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下簡稱上國投）、上海市綜合信息交易所（以下簡稱交易所）委托貸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01）滬高經再終字第19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于2005年6月23日以（2002）民二監字第110-1號民事裁定決定對本案提審。本院依法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三和公司委托代理人高煜英、柳暉，上國投委托代理人方曉梅、陳志偉，交易所委托代理人宋榮生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查明：1996年1月10日至1998年4月6日期間，上國投與交易所共簽訂5份委托貸款合同，5份貸款合同按時間排列編號分別為922660、922790、922804、922805、300263，借款金額均為人民幣2000萬元，月利率分別為7.89‰、6.9‰和6.435‰。借款用途為用于物資購銷保證金或流動資金周轉，保證人均為三和公司。上國投按約向交易所發放了貸款。案外委托人上海市上投投資管理公司僅在后兩份委托貸款合同上加蓋了公章。該5份委托貸款合同之間均系借新還舊。最后一份300263號合同項下貸款期限屆滿后，交易所除償還借款本金227.8萬元及逾期貸款利息人民幣60萬元，尚欠本金人民幣1772.2萬元、期內利息人民幣789454.95元及相應的逾期利息。上國投請求一審法院判令交易所償還貸款本息，三和公司對交易所的還款義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交易所應承擔償還借款本息的責任。上國投與交易所和三和公司簽訂的編號分別為922660、922790、922804、922805的委托貸款合同均系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鑒于該4份合同均已履行完畢，故不再予以處理。上國投與交易所和三和公司簽訂編號為300263的委托貸款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應恪守。上國投已按約履行放貸義務，交易所除償還部分借款本金及逾期貸款利息外，其余借款本息至今未還，顯屬違約。交易所理應承擔償還系爭合同項下尚欠借款本金、期內利息及相應的逾期貸款利息的責任，三和公司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三和公司辯稱其對系爭合同項下貸款用于償還舊貸并不明知，故不應承擔該筆貸款保證責任。因本案系爭合同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另4份委托貸款合同的保證人均為三和公司，三和公司的保證責任并未因為不明知借新還舊事宜而擴大，故三和公司的保證責任不能免除；三和公司辯稱5份委托 貸款合同的性質及貸款用途均有所不同，且合同中未注明以貸還貸，無法證明該5份合同的關聯性。從5份合同簽訂主體、借款金額等內容可以看出，5份合同之間系借新還舊關系有其事實依據，故對三和公司上述辯稱不予采信；三和公司主張上國投與交易所之間惡意串通，騙取三和公司提供保證，以達到轉嫁風險的目的的辯稱理由僅為單方面的推斷，缺少必要的事實依據，亦不予認定，判決：

一、交易所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上國投償還借款本金人民幣17722000元，期內利息人民幣789454.95元及逾期貸款利息人民幣1626712.54元；

二、交易所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上國投償還自1999年11月20日至判決生效之日止的逾期貸款利息；

三、三和公司對交易所上述第一、二項還款義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案件受理費112919元，由交易所、三和公司共同負擔。

三和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查明：系爭的300263號合同為1998年4月6日簽訂，貸款額為人民幣2000萬元，上國投在當天放款的同時又全部內扣，以作為還貸1997年10月10日簽訂的922805號貸款合同，而922805號貸款合同和相關聯的1996年12月31日簽訂的922804號貸款合同、1996年7月10日簽訂的922790號貸款合同均無放款記錄和內扣記錄。三和公司為上國投和交易所最早提供擔保的為1996年1月10日的922660號貸款合同，上國投在1996年1月11日放款給交易所人民幣2000萬元的當天即內扣回本金人民幣1000萬元，而在1996年1月10日至11日兩天內，上國投共放貸給交易 所人民幣3200萬元（包括另案系爭的人民幣1200萬元），而內扣回本金即達人民幣3000萬元。

該院又查，交易所在1996年11月28日同江蘇省錫山市鴻聲鎮工業總公司（以下簡稱鴻聲公司）簽訂過一份協議書，協議書上載明從1994年3月1日至1996年6月10日，交易所共借給鴻聲公司人民幣3040萬元，至1995年12月尚欠人民幣2500萬元。庭審中交易所陳述上述錢款系向上國投所借。一審判決后，交易所于2000年10月30日發函給鴻聲公司，內容為：“你總公司欠我公司的欠款，現根據上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于1999年11月10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現已于2000年10月25日結案，并判決，94年以來至今我們本著幫助你鎮的建設發展，先后應你們的要求向你們支付本金27497261.15元、欠息7019685.48元兩項合計：34516946.63元（不包括2000年的利息款）。我們要求你總公司應積極配合我們及時歸還借款。”還查明，在1996年1月10日前上國投借給交易所的所有錢款擔保人均不是三和公司，而是案外人上海市物資協作開發公司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交易所轉借給鴻聲公司的錢款中，有1915萬元是上國投直接匯給鴻聲公司的。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一審法院就上國投和交易所之間存在債權債務關系一節查明的事實及所作的判決并無不當，依法應予維持。然一審法院未能查明上國投和交易所之間債權債務關系的形成過程及三和公司在不知上國投和交易所早已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情況下提供保證的事實。從二審查明的整個案件事實來看，上國投 和交易所早就存在因貸款而發生的債權債務關系，且當時的貸款合同擔保人非三和公司。三和公司為上國投和交易所提供擔保的五份貸款合同的履行過程，不是當天借，當天還，就是空貸，無放款記錄。上國投因貸款而發生的收貸不能的風險在三和公司提供擔保前即1996年1月10日前就已產生，上國投和交易所共同隱瞞了借新還舊的真實情況，騙取三和公司提供保證，把本應由他人承擔的保證責任轉嫁給三和公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九條的規定，三和公司依法不應承擔保證責任。一審法院就三和公司承擔保證責任一節所作的判決不當，依法應予改判。遂判決：

一、維持一審判決第一項、第二項；

二、撤銷一審判決第三項。一審案件受理費112919元由交易所負擔，二審案件受理費112919元由上國投負擔。

上國投不服二審判決，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查明：上國投在300263號合同項下的貸款放款當日系根據交易所的劃款通知進行劃款，二審除對此節事實的認定有誤外，其余事實的認定屬實。又查，自1996年以來，三和公司與交易所分別向上國投貸款，并以此互為擔保。2001年12月7日，經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準，上國投更名為上海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按時間先后順序排列，1996年1月10日至1998年4月6日之間，上國投與交易所依次簽訂了922660號、922790號、922804號、922805號、300263號委托貸款合同，該 5份合同均為有效合同，借款金額均為人民幣2000萬元，借款用途為物資購銷保證金及流動資金周轉，借款擔保人均為三和公司。其中，922660號和300263號合同均有放款和劃款記錄，但交易所對借款一節未持異議，故另三份合同應視為922660號合同的展期。300263號合同，上國投在放款的當天根據交易所的指令進行還貸，系以“新貸”歸還922805號合同的“舊貸”。上國投已按300263號合同的約定履行了委托貸款合同的義務，交易所作為借款人僅歸還部分借款和利息，顯屬違約，理應向上國投償還尚欠本金，期內利息和逾期利息。雖然922660號合同之前的合同的擔保人為案外人，而非三和公司，但922660號合同之前的合同的主債務因922660號合同的借新還舊而業已消滅。922790號、922804號、922805號合同依次作為922660號、922790號、922804號合同的展期，其主債務亦因300263號合同的借新還舊而業已消滅。根據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三十九條“主合同當事人雙方協議以新貸償還舊貸，除保證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外，保證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新貸與舊貸系同一保證人的，不適用前款的規定”的規定，本案中，擔保人三和公司存在為交易所借款多次擔保，且交易所也為三和公司向上國投借款提供擔保（互為擔保）的事實，原二審沒有認定300263號系爭合同的擔保人三和公司“應當知道”上國投與交易所的借款系以新貸償還舊貸，應當予以糾正。更何況三和公司同時作為尚未履行完畢的300263號合同（新貸）的擔保人以及已履行完畢的922805號合同（舊貸）的擔保人，應當適用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三和公司主張系爭貸款不能償還 的風險在其作為擔保人前早已存在。其作為系爭合同擔保人是上國投與交易所惡意串通、騙保所致的依據不足，三和公司應當對系爭貸款合同承擔擔保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

一、撤銷該院（2000）滬高經終字第588號民事判決。

二、維持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1999）滬二中經初字第811號民事判決。二審案件受理費112919元，由交易所和三和公司共同負擔。

三和公司不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

三和公司申請再審稱：三和公司擔保的五份借款合同除第一、第五份合同實際放款和劃款外，第二、三、四份合同均未實際放款，屬空貸；爭議的第五份貸款扣劃后實際歸還的是第一份貸款合同項下的舊貸，而第一份貸款合同亦用于借新還舊，但之前的舊貸的擔保人不是三和公司。且第一份合同距第五份合同已超過兩年，上國投未向交易所主張債權，據此也應免除三和公司的保證責任；爭議的第五份合同借款用途為流動資金，而其他四份為購銷合同保證金，缺乏借新還舊的形式及內在聯系，本案不存在三和公司與交易所互為擔保的事實，交易所也承認未將“借新還舊”的情況告訴三和公司，推定申請人應當知道“以新還舊”無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再審判決在確認二審判決認定事實基本正確的同時卻在保證人應否承擔保證責任部分做 出了相反的判決，缺乏主要證據支持和法律依據。

上國投答辯稱：五份借款合同的擔保人均為三和公司。雖然922660合同之前的擔保人為案外人，但之前的合同的主債務因922660合同的借新還舊業已消滅，922790、922804、922805合同依次作為922660、922790、922804合同的展期，其主債務因300263合同的借新還舊而業已消滅，五份借款合同具有連續性，況且，1993年-1998年間，交易所為三和公司向上國投的大量貸款提供擔保，雙方存在大量互保操作。三和公司應當知道借新還舊的事實，不應免除保證責任。

交易所未作書面陳述，庭審時陳述：300263號合同的貸款系用于償還922805號合同項下貸款本息。

本院再審查明：本案前四份委托貸款合同第六條均約定：貸款到期，如交易所不能按時歸還須續借貸款時，須取得上國投書面同意，付清利息，由上國投按新借貸款重新辦理委托貸款手續。第五份合同第六條約定內容與前四份基本相同，只是將“須續借貸款”修改為“需將借款展期”。三和公司在五份貸款合同上均蓋了公章。五份合同除借款金額相同外，自第二份合同始，所簽合同是在前一份合同到期的情況下續簽的，其起始期限基本與到期貸款期限銜接。第一份922660號合同項下貸款2000萬元發放的當天上國投即內扣本金1000萬元，用于償還之前由案外人擔保的交易所的舊貸，余1000萬元貸款由交易所自用；第二份922790號合同簽訂后，上國投以更換貸款憑證的方式將該合同項下貸款償還了第一份合同的借款，第三、第四份合同 的操作方式與第二份相同，第五份300263號合同項下貸款于簽約當日發放的同時，上國投根據交易所的劃款通知于當日扣劃用于歸還第四份922805號合同借款。交易所對上國投訴其償還300263號合同項下貸款本金及利息的請求始終認可，亦承認未告知三和公司第一筆借款已用于償還案外人擔保的借款的事實。本院再審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查明的其他事實予以確認。

本院再審認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對本案合同效力及交易所違約責任的認定正確，本院再審予以支持；涉案合同名為委托貸款合同，但本案當事人未主張委托貸款的事實，故案件性質應為借款擔保合同。本案五份合同中確實存在無實際放款的情況，但此種情況的產生緣于借貸雙方在合同第六條的約定。從該約定內容，以及新舊貸款金額相同、貸款期限基本銜接的情況可以看出，借貸雙方在舊貸到期尚未清償時，簽訂新借款合同的目的就是為了以該新貸償還舊貸，消滅借款方在舊貸下的債務，該條內容可以視為借貸雙方對以貸還貸的約定。而上國投當天貸款當天扣劃或僅更換貸款憑證、沒有實際放款的做法是基于合同中以貸還貸的約定而為的履行行為，亦是以貸還貸的基本履行方式。三和公司連續在幾份借款合同上蓋章同意為交易所擔保，其應當知道此為簽約各方以該種方式履行合同第六條的約定，即以貸還貸。本案合同的約定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三和公司已蓋章確認，因此，本案應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九條關于以貸還貸的規定。如若按照三和公司所稱本案不屬以貸還貸，五個合同之間沒有形 式及內在聯系的理由予以推論，三和公司承擔的將不再是一個合同而是五份合同累計金額一億元的擔保責任。三和公司以貸款用途缺乏借新還舊的形式及內在聯系，中間三份合同無實際放貸，進而否認以貸還貸的理由不能成立。況且，三和公司在本案合同簽訂前后，曾作為借款人向上國投多次貸款，而擔保人則是交易所。三和公司與上國投所簽的那些借款合同的基本格式與本案完全相同，而履行時短期扣劃或更換憑證的方式亦與本案履行方式相同。因此，三和公司以不應知道本案此種約定屬于以貸還貸予以抗辯的理由缺乏合理性。自本案300263號合同前溯，連續四份借款合同的擔保人均為三和公司。其已失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九條免除保證人責任的條件，該條第二款明確規定：“新貸與舊貸系同一保證人的，不適用前款的規定”。作為新貸和舊貸同一保證人的三和公司，以其不知道或不應知道主合同系以新貸還舊貸，故應免除擔保責任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審判決關于922660號、922790號、922804號、922805號合同因300263號合同的借新還舊已履行完畢，上國投已按約履行放貸義務，交易所至今未還300263號合同項下借款本息，應承擔違約責任，三和公司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的認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再審予以維持正確，本院再審亦應予以支持。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維持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01）滬高經再終字第19號民事判 決。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譚 紅

審 判 員 賀 ?

代理審判員 王云飛

審判長簡介

譚紅高級法官：法院審判員。

二○○八年八月十三日 書 記 員 劉園園 年出生，大學學歷，1994年起任最高人民12

1956

第二篇：上海陸海建設有限公司與上海民航華東空管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

上海陸海建設有限公司與上海民航華東空管經濟發展有限公司

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決 書(2005)滬一中民二(民)終字第2238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陸海建設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徐匯區樂山路35號三樓。

法定代表人沈志華，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張勃、黃海林，上海市申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民航華東空管經濟發展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區朱行鎮朱漕路123號6號樓2-103室。

法定代表人黃海珠，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王保棣，上海市昆侖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陸海建設有限公司因建設工程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2005)金民三(民)初字第151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5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查明，2004年9月24日，上海民航華東空管經濟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東公司)就“華港賓館大堂改造工程”對外招標。上海陸海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陸海公司)作為投標單位，根據華東公司要求，按時提交了投標文書，并于2004年10月13日支付120，000元保證金(原審誤為2005年10月13日)。2004年11月18日，華東公司向陸海公司發出“上海市建設工程施工中標(交易成交)通知書”，通知陸海公司中標。后陸海公司與華東公司未簽訂施工合同，華東公司將120，000元保證金退還陸海公司。因雙方未能就是否需另行支付120，000元保證金達成協議，遂涉訟。陸海公司請求判令華東公司支付陸海公司違約金120，000元。華東公司辯稱：雙方未訂立合同，陸海公司要求雙倍返還保證金無法律依據，請求駁回陸海公司訴請。

原審認為，本案系當事人在建設工程招標投標活動中形成的糾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規定，本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包括適用《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本案爭議焦點在于：華東公司未按中標通知書要求與陸海公司簽訂施工合同，能否適用《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第八十五條，即“如招標人不履行合同的，應當雙倍返還中標人的履約保證金”。《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招標人和中標人應當自中標通知書發出之日起三十日內，按照招標文件和中標人的投標文件訂立書面合同。招標人和中標人不得再行訂立背離合同實質性內容的其他協議”。顯然該法明確合同自簽訂成立，中標通知書并不構成雙方間合同已實質成立。同時，《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第八十一條規定，“招標人不按規定期限確定中標人的，或者中標通知書發出后，改變中標結果的，無正當理由不與中標人簽訂合同的，或者在簽訂合同時向中標人提出附加條件或者更改合同實質性內容的，有關行政監督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根據情節可處三萬元以下的罰款；造成中標人損失的，并應當賠償損失”。該條款明確了招標人未按中標結果與中標人簽訂合同的法律后果，該條款適用于陸海公司與華東公司間的糾紛。

根據上述分析，原審認為，陸海公司要求華東公司雙倍返還履約保證金，屬適用法律不當，法院不予支持。陸海公司可依《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第八十一條規定，要求華東公司賠償其實際損失，法院就此在庭審過程中多次向陸海公司予以釋明，但陸海公司堅持其訴請，不同意變更。

原審法院審理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百二十八條之規定，于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作出判決：上海陸海建設有限公司要求上海民航華東空管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幣120，000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費2，737元，由上海陸海建設有限公司負擔。

判決后，陸海公司不服，上訴于本院，訴稱：合同法明確規定，要約與承諾的意思表示可以構成有效的合同。中標通知書對于建筑面積、中標價格、工期等建設工程合同中的主要條款都已作了具體約定，故投標文書及中標通知書已構成合同。本案應適用《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第八十五條的規定。請求二審撤銷原判，支持陸海公司的訴訟請求。

華東公司辯稱：原審適用法律正確，請求二審維持原判。

經本院審理查明，原審法院認定事實無誤，本院依法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華東公司在收取了陸海公司投標保證金，并向陸海公司發出中標通知書以后，未與陸海公司簽訂施工合同，華東公司應承擔相應的責任。但陸海公司按照《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第八十五規定，要求華東公司雙倍返還保證金，與法律規定不符。因雙方間產生的投標文書和中標通知書并不能構成施工合同，陸海公司可依據《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第八十一條的規定，向華東公司主張實際損失。對此，原審在審理中已向陸海公司作了釋明，但陸海公司仍堅持原訴訟請求。故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本院應予維持。陸海公司的上訴請求，無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訴案件受理費人民幣2，737元，由上訴人上海陸海建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沈秋霞

審 判 員 孔美君

代理審判員 顧 依

二00五年九月二十日

書 記 員 王 艷

第三篇：北京陽光數據公司與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技術合同糾紛案

北京陽光數據公司與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技術合同糾紛案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決 書

(1996)一中知初字第54號

原告北京陽光數據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區三里河五十八號。

法定代表人胡小明，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武堪，北京市西城區通用法律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張玲，女，四十三歲，北京陽光數據公司副總經理，住北京市西城區三里河一區甲一零六一八號。

被告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河南南路十六號二零三A室。法定代表人張德貴，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林星玉，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方曉梅，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北京陽光數據公司(以下簡稱陽光公司)與被告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霸才公司)技術合同、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陽光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小明及委托代理人武堪、張玲，被告霸才公司委托代理人林玉星、方曉梅等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陽光公司訴稱：該公司自一九九四年成立后，先后與國內十五家商品交易所和兩家證券交易所簽訂合同，通過有償方式獲取各個交易所的行情數據，并將分散的行情數據經加工整理后，形成綜合的行情信息流，通過衛星廣播系統進行發送。該信息流稱為《SIC實時金融》。客戶如需使用這套信息數據，必須與原告陽光公司建立合同關系，定期交納費用。并且在該合同中約定，接受方為終極客戶，不得再轉發該系統數據。原告在與天交所、深圳巨潮證券電腦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交易所簽訂的采集數據收集轉播合同中約定，交易所擁有本交易所行情信息版權，未經書面許可，不得利用該數據再行轉播。若發生侵權行為，各交易所有權停止行情提供。自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六年五月間，該公司多次接到天津聯合期貨商品交易所的電話，詢問霸才公司轉發《SIC實時金融》系統之事。上海霸才公司的行為，給原告陽光公司造成了很大的經濟損失和名譽損失，使原告無法面對提供行情信息的各家交易所。陽光公司曾與霸才公司簽訂過《SIC實時金融》系統的“數據分析格式”使用合同，允許霸才公司使用該系統的數據格式開發、銷售交易信息分析軟件。但不得以任何其它方式使用《SIC實時金融》系統。被告使用了原告陽光公司的《SIC實時金融》系統，并以轉播的方式，發展客戶。其行為違反合同約定，侵犯了原告的商業秘密。原告又稱《SIC實時金融》信息流是陽光公司進行加工整理的，具有獨創性，該信息流符合編輯作品的構成要素，被告未經原告許可，使用和轉播《SIC實時金融》的信息流，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SIC實時金融》具有專有技術成果法律特征，原告對此享有勞動獲益權，被告的行為也侵犯了原告的專有技術成果權和勞動獲益權。訴訟請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和違

約行為。解除雙方所簽分析格式合同；

2、公開登報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3、賠償經濟損失五百萬元人民幣；

4、承擔因訴訟所付為一切費用；

5、建議法庭處以被告最高二十萬元的罰款。

被告霸才公司辯稱：

1、原告發送的行情信息均來自各個交易所，原告不是原始信息的所有權人，且被告公司也同樣以有償使用的方式與國內十幾家商品交易所簽訂了數據轉發合同，被告即使轉發了原告編輯的行情信息，其信息也仍然是各交易所的行情信息，其轉發行為是合法的，沒有侵犯原告的權利，不應承擔法律責任。

2、被告曾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與上海萬洲綜合經營部達成了傳送股票行情的合同，所以被告發送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行情與陽光公司的《SIC實時金融》系統無關。

3、北京公證處出具的公證證明，不能證明被告使用了原告的信息流，理由是a、其證明的方法，在技術處理上可以有多種方法。b、在權限控制指令發出時，在原告的客戶管理程序對話框的標題欄中出現“錯誤”二字，懷疑當時權限控制指令是否發出。C、陽光公司使用DOS命令核對時間時，對霸才公司的系統讀取數據有影響。d、在取證的錄像帶中發現計算機屏幕出現偏色，認為原告是改變通信線路所致，懷疑公證時測試環境的真實性。

4、陽光公司要求霸才公司賠償損失五百萬元人民幣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經審理查明：原告陽光公司為國家信息中心的下屬企業。其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間，分別以國家信息中心和陽光公司的名義同深圳居潮證券電腦信息有限公司(有深圳證券交易所授權)、上海證券交易所、天津聯合期貨交易所、沈陽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等十多家簽訂商品交易、證券交易行情的信息采集、轉發合同書。在訂立合同后，陽光公司接收上述交易所的行情數據，并以自己的數據分析格式對各交易所的數據進行加工整理，形成綜合的行情信息流；通過衛星廣播系統向外發送，此套系統稱《SIC實時金融》。客戶如需使用此行情信息流，須與原告陽光公司訂立合同，交納費用。在陽光公司與其客戶訂立的合同中還約定，未經陽光公司許可，客戶不得以其它方式轉發其信息流。

被告霸才公司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間，以香港數據電傳咨詢有限公司和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的名義與天津聯合期貨交易所、沈陽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等家簽訂商品交易行情信息的采集、轉發合同書。在陽光公司取證四十余天之后，霸才公司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作為乙方同深圳巨潮證券電腦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信息交易所簽訂了證券交易信息的經營合同。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原告陽光公司(作為乙方)與被告霸才公司(作為甲方)簽訂了關于使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的合同。合同約定：甲方使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開發分析軟件；未經乙方書面許可，不能以任何方式轉發《SIC實時金融》；不能對外透露或轉讓《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不能做分析軟件以外的其他任何用途，不能修改《SIC實時金融》接收存儲的各種數據文件，甲方應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和技術措施，保證乙方的權益。合同有效期為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至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六日止。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八日，天津聯合期貨商品交易所(以下簡稱天交所)寫給國家信息中心開發部的函中載明：天交所自一九九五年十月四日，對原有的各咨詢系統進行了清理，并重新簽訂了轉播協議。其中上海霸才公司的咨詢系統是在我們發現系統中出現天交所即時行情后補簽的協議，協議中明確要求，該公司應轉播天交所直接發射的行情數據，但時至今日，霸才系統仍未推廣天交所直播行情數據。經多次交涉，霸才公司稱其轉播的是國家信息中心的《SIC實時金融》系統，請國家信息中心協助查實。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霸才公司給天交所的情景說明中載明：霸才(公司)原根據與前天交所協議，通過中廣衛單收站(站號：C9511N7113)，使用SIC格式(與SIC有軟件協作協議)轉播天交所行情。

北京市公證處應陽光公司的申請，于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一日分別在北京西城區三里河路五十八號北京陽光數據公司機房(五零五室)與天津賓館四樓天交所信息部機房，北京海淀區學院南路六十六號北京中磁肥料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中磁公司，中磁公司為陽光公司的客戶。)計算機房監督了《SIC實時金融》系統與霸才《金融即時》系統行情數據比較測試的全過程，并在各測試現場分別制作了錄音帶、錄像帶及實驗記錄。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上海證券報》刊登了霸才公司于六月十四日發表的公開聲明，聲明中載明：“五月二十日及二十三日，本公司曾在上海證券報上登‘每天十五元，在家里操盤’的廣告。其中有關上海、深圳股市信息的即時行情應屬尚未實現。特向廣大讀者致歉。本公司事前尚未得到證券信息的轉播許可權，特向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公開致歉，敬請原諒。”

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月，在法院主持和有關專家的參與下，原、被告雙方對公證的視聽資料、實驗記錄等證據進行了勘驗及質證。勘驗資料表明：

測試環境為：主控機房在北京國家信息中心陽光公司的計算機機房內。觀察測試地點在天交所機房、中磁公司，兩地通過電話通信聯絡。

測試的方法：陽光公司通過通信網絡對其客戶上海易利實業公司實施開啟、中斷《SIC實時金融》數據信息，在客戶端觀察陽光公司的《SIC實時金融》和霸才公司的《金融即時》兩個系統的發布實況，確認兩個系統數據信息之間是否存在主從和依賴的關系。

測試品種：為紅小豆、上證指數、深證指數。

測試說明：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一日的公證取證過程中，均有稱其為上海易利實業公司的人打進電話，對陽光公司關斷天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數據信息提出異議。

勘驗證實陽光公司的《SIC實時金融》系統中的數據隨各交易所實時行情的變化而變化，霸才公司的《金融即時》系統略延時后，即隨《SIC實時金融》系統變化而變化，當關閉《SIC實時金融》發布的信息源后，《金融即時》系統的行情數據停止在關閉其權限前《SIC實時金融》瞬間的數據狀態，不再變化。再次開啟，恢復《SIC實時金融》系統的信息發布后，《金融即時》系統行情信息即隨陽光公司《SIC實時金融》系統行情信息變化而變化。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七日，法庭對公證的測試環境進行了實地調查，并查明，霸才公司在天交所仍未開通使用通信裝置。

霸才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盤錄像帶，以示取證中實現信息同步在技術方法上不是唯一的。在審理期間，被告提交了該公司信息服務的收費標準。其中，天津聯合期貨商品交易所的信息每季度收費一仟零五十元、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信息每季度收費二仟四佰元、深圳證券交易所每季度收費二仟四佰元。被告亦提交了天津聯合期貨商品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客戶情況，分別為二十七、五十二、五十二個。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陽光公司向本院提出財產保全的申請，經審查，其申請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依原告申請做出了凍結被告銀行存款二佰萬元的財產保全裁定。此期間，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對財產保全的反擔保申請。經審查，其擔保申請有效，本院對已凍結的存款予以解凍。

上述事實，有(96)京證經學第1665號公證書、(96)京證經字第1680號公證書、實驗記錄清單、錄音帶、錄像帶、上海易利實業有限公司與陽光公司一九九五年簽訂的“建站合同書”、霸才公司與陽光公司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簽訂的“關于使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的合同書”、霸才公司的情形說明、天津聯合期貨商品交易所函、霸才公司與中磁公司的簽約合同、陽光公司和霸才公司分別與全國十幾家交易所簽訂的數據采集轉播的合同書、霸才公司在一九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九六年六月客戶發展情況說明、霸才公司與深圳巨潮證券電腦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信息交易簽訂了證券交易信息的經營合同、霸才公司的公開聲明、霸才金融即時系統信息服務收費標準、現場勘驗筆錄及雙方當事人的陳述等在案佐證。本院認為：解決本案糾紛，首先必須對以下七個問題，依據上述事實及現行法律規定作出判斷：

一、如何認識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保護的問題；

二、陽光公司的《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是否受法律保護的問題；

三、陽光公司與霸才公司的合同效力問題；

四、公證證明的證明力及證明內容問題；

五、霸才公司的轉發行為的性質問題；

六、如何確定本案的責任承擔和賠償數額的計算問題；

七、陽光公司的其他權利主張是否成立問題。

一、信息已成為現代化社會的重要資源之一，其價值已為社會所公認，開發和利用信息資源，生產高質量的信息產品，向社會提供服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由于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需要開發者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智力，故其不僅有一般產品和服務的屬性，還有其特殊的屬性。信息開發者和服務者的權利義務、已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目前，我國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業尚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社會信息化的程度還不高，對符合法定構成要件的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予以法律保護，有利于鼓勵和促進開發者開發、生產高質量的信息產品和提供高質量的信息服務。

二、原告陽光公司的《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用于對收集到的各交易所行情信息進行整理、編輯、加密，這一格式為陽光公司所有。在陽光公司與霸才公司訂立的關于使用此數據分析格式的合同中明確約定，霸才公司負有不能對外透露和轉讓此格式的保密義務。由此可以判定，原告陽光公司對其《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不僅在主觀上具有保密的意愿，而且在客觀上亦采取了與客戶約定保密義務等保密措施，故《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具有秘密性和保密性。同時，原告陽光公司在信息獲取、加工、處理、傳播過程中，對各交易所的信息源都有了新的投入，這種投入不僅體現在支付各交易所的費用上，更主要的體現在對各個交易所單個的、分散的行情信息源進行統一編排并以自己的數據格式進行發送上。這正是決定陽光公司的信息流與原始源相比更具有價值的重要因素。對購買者而言，接受綜合的信息源較比單個的信息源，減少了對多家交易所的軟、硬件的投資，且能夠獲得多家交易所的綜合行情信息，有利于資金的節約和數據的比較分析。因而，原告的再生信息源較比單個的信息源對市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本案中，陽光公司的信息源已不是從各個交易所直接采集來的原始信息，而是經過其加工整理后的綜合行情信息，因而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價值性，信息流的此種實用性和價值性決定于其數據分析格式，也從而可以證

明數據分析格式的實用性和價值性。綜上，原告陽光公司的《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是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陽光公司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陽光公司采取了保密措施的信息，具備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應受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

三、原告陽光公司與被告霸才公司訂立的關于使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的合同，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未違法有關法律規定，合法有效。雙方應依約履行各自合同義務。違反合同約定的，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四、由于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具有無形性的特點，易受復制、截流、擴散等侵害。且一旦發生侵權行為，難于取證查實。本案原告提供的支持其主張的主要證據是經公證處公證的記錄《SIC實時金融》系統與霸才《金融即時》系統行情數據比較測定試驗的全過程的錄音帶、錄像帶和實驗記錄。如何認識此公證證明的證明力和證明對象是確定本案事實的關鍵。被告對此公證證明提出了三點質疑意見，通過對公證過程的了解和向有關技術專家咨詢，本院對此三點意見的認識如下：

1、在權限發送過程中，計算機屏幕中對話框出現“錯誤”二字一節，本院認為，判斷本案涉及的控制權限是否發出，不是簡單以提示的信息為判斷的依據，而是以程序的實際運行情況為準。經勘驗和專家認定，控制權限確已發出，故此情節不影響整個實驗的真實性。

2、使用DOS命令校對時間，是否對其系統有影響一節，本院認為，為了便于觀察，保證異地測試時間上的一致，陽光公司應公證處的要求，使用DOS命令對異地計算機進行對時對實驗測試的系統并無影響。被告稱對時對其系統有影響，沒有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

3、被告所述計算機屏幕出現偏色一節，本院認為，就本案屏幕出現偏色的情況看，屏幕偏色是出現在陽光公司的計算機屏幕上，不是在霸才公司的計算機屏幕上；屏幕偏色出現在機器開啟的時間，不是出現在測試的過程中。被告由此推出原告有可能隨意改變通信線路的說法，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技術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同時，本院還對公證過程、測試環境進行實地調查了解，綜合有關專家意見，認為經公證處公證證明的此實驗過程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實驗的全過程，具有證明力。經對公證的錄像帶和實驗記錄的勘驗，聽取專家意見，并結合本案的其它的相關證據，證實霸才公司通過上海易利實業有限公司獲取了《SIC實時金融》系統的信息流，利用其掌握的SIC的數據分析格式，對天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行情信息實施了轉發的行為。對于被告提出的取證中實現信息伺步在技術方法上不是唯一的抗辯理由，本院認為這不能證明原告取證的過程有違法之處，不足以推翻公證證明，本院不予支持。

五、作為使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的合同一方，被告霸才公司負有不能利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做分析軟件之外的其他用途和不能以任何方式轉發實時金融的義務。在合同履行期間，被告霸才公司為商業目的，未經原告同意，利用其依據合同取得的《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獲取其需要的信息流并予以轉發，違反了合同約定，應承擔違約的法律責任。同時，被告霸才公司作為信息業界的同行，在明知陽光公司的信息源和各交易所的信息源之間的區別的情況下，為商業目的，違反合同約定，利用陽光公司的數據分析格式，轉發陽光公司的信息源，達到了省時、省力、少投資、搶占市場的目的。其行為亦侵犯了原告陽光公司的商業秘密，應承擔侵權的法律責任。被告霸才公司稱原告沒有原始數據的所有權，其轉發不構成侵權一節，是有意混淆不同信息源之間的差別，以造成認識上的混亂，掩蓋其侵權和違約的事實，以此作為抗辯理由不能成立。霸才公司以其與天交所、深圳巨潮證券電腦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信息交易所簽有數據采集、轉播的合同為由，主張其轉發陽光公司的信息源不構成對該公司合法權益的侵犯一節，本院認為，霸才公司與上述三家交易所簽訂了獲取數據使用轉發的合同，說明霸才公司可以使用、轉發上述交易所的行情信息流，不能說明其有權直接使用、轉發陽光公司的信息源。本案中，霸才公司在轉發時，尚未同深圳巨潮證券電腦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信息交易所訂立合同，雖與天交所訂立了合同，但未建站，故霸才公司的這一主張亦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其抗辯理由不能成立。

六、關于被告霸才公司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問題，本院認為被告利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所實施的轉發行為．符合違約和侵權的構成要件，依據有關法律規定，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原告陽光公司提出的判令被告霸才公司停止侵權和違約行為，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損失并承擔訴訟費用的訴訟請求，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予以支持。在賠償數額的確定上，考慮到本案屬違反合同約定侵犯商業秘密及本案所涉合同屬技術合同范疇的情況，本院認為被告應承擔違約的賠償責任。鑒于原、被告雙方在合同中未明確約定違約金和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本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二條

第二款的規定，確定本案的賠償數額，即根據違反合同的一方給另一方造成的實際損失計算賠償額。

根據陽光公司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與上海易利實業有限公司簽訂建站合同，于同年八月十六日與霸才公司簽訂使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的合同，天交所一九九五年十月四日對原有的咨詢系統進行清理時，發現在霸才公司的系統中出現天交所的即時行情的說明情況，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霸才公司發給天交所的情形說明，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在中磁公司的公證證明等有關證據，本院推定霸才公司轉發陽光公司的《SIC實時金融》系統的時間定為一九九五年九月始，至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后停止轉發行為，轉發時間約為十個月。根據被告在審理期間提交的該公司信息服務的收費標準及本案涉及的三家客戶的發展情況。據此推算出原告陽光公司在一九九五年九月至一九九六年六月因霸才公司的轉發行為遭受損失九十二萬六仟五佰元。

七、原告陽光公司稱《SIC實時金融》信息流，是按一定編排體例進行編排，具有獨創性，屬編輯作品。被告未經原告許可，以營利為目的復制發行其作品，侵犯了原告享有的著作權。對此，本院認為，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對編輯作品的定義是指根據特定要求選擇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斷匯集編排成為一部作品。而本案中所涉及的商品期貨的交易價格信息不具備作品的構成要件，不能稱為作品。陽光公司將其加工整理后形成的數據流，不具有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編輯作品的屬性，根據我國現有法律，原告的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關于原告陽光公司主張的技術成果權和勞動獲益權，本院認為，原告對于《SIC實時金融》所享有的權利，依據法律規定已予以保護，其對上述權利的主張已經得以實現，故本院對陽光公司的這一主張不再支持。

原告陽光公司以被告霸才公司違約為由，向本院提出要求解除其與霸才公司訂立的關于使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的合同的請求，本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的有關規定，予以準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

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立即停止轉發原告北京陽光數據公司《SI實時金融》系統的侵權和違約行為。

二、解除原告北京陽光數據公司與被告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關于使用《SIC實時金融》數據分析格式的合同。

三、被告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自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在《中國證券報》上公開向原告賠禮道歉。道歉內容須經本院審核。逾期未作，本院將在該報公開判決主要內容，費用由被告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承擔。

四、被告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自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北京陽光數據公司經濟損失九十二萬六千五百元人民幣。

五、駁回原告北京陽光數據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三萬五千零一十元，由原告北京陽光數據公司承擔一萬五千零一十元(已交納)，由被告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承擔二萬元(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七日內交納)；財產保全費二萬五千五百二十元、專家咨詢費一千元、專家論證費四千元(已交納二千元)由被告上海霸才數據信息有限公司負擔(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七日內交納)。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交副本，交納上訴案件受理費三萬五千零一十元(開戶行：北京市工商行石景山支行黃樓分理處，帳號：144537－09)，上訴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上訴期滿后七日內未交納上訴案件受理費的，按自動撤回上訴處理。

審 判 長 孫 建

代理審判員 劉 勇

人民陪審員 郭 禾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四日

書 記 員 姜 穎

第四篇：上海東達進出口有限公司訴上海迅匯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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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東達進出口有限公司訴上海迅匯國際貨物運輸

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

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東達進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溫浩，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陳健，上海市光大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迅匯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陳佳，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胡小俐，上海市匯盛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東達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達公司）因與被上訴人上海迅匯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迅匯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0）滬海法商初字第390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出上訴。本院于201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2009年5月12日，東達公司以5票貨物被迅匯公司在荷蘭目的港無單放貨為由，向原審法院提起訴訟。原審法院以（2009）滬海法商初字第451-455號案立案受理。在上述5案審理期間，雙方于2009年7月28日簽訂了一份協議書，約定由迅匯公司在約30天時間內委托目的港公證人員并通知東達公司到目的港堆場查看，并出具公證文書。如果公證文書上記載與上述5案提單項下的貨物數量一致且置放于目的港倉庫中，東達公司同意向迅匯公司支付由此而產生的公證、認證手續費用。如果公證文書上記載與上述5案提單項下的貨物數量不一致且非置放于目的港倉庫中，則由此而產生的公證、認證手續費用由迅匯公司自行承擔。東達公司同意在協議簽訂后向原審法院繳納相當于4,000歐元的人民幣費用，作為向迅匯公司付款的保證。具體金額以相關部門最終開具的收據為準。協議簽訂后，東達公司按付款日的匯率將人民幣37,306元匯入原審法院帳戶。2010年5月10日，原審法院對上述5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迅匯公司提供的公證文書符合證據形式要件，且記載的提單編號與上述5案提單編號相同，貨物品名數量基本一致，東達公司缺乏足夠的事實依據證明迅匯公司無單放貨，遂判決對東達公司的訴訟請求均不予支持。2009年8月21日和9月15日，涉案貨物的目的港代理向迅匯公司出具了兩張公證認證費用發票，一張為公證員查驗貨物的發票，金額為1,050歐元，另一張為公證費和去荷蘭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費用，其中公證費為857.65歐元，去荷蘭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費用為1,650歐元，上述費用均需另付19%的稅費為675.95歐元，共計4,233.60歐元。2010年8月5日，迅匯公司向目的港代理指定的銀行匯出了上述費用。

原審法院認為，迅匯公司與東達公司因另5案糾紛，需對涉案貨物是否還置放于目的港倉庫進行公證證明，為此雙方簽訂了一份協議，約定根據公證證明結果確定公證、認證費用由誰承擔。該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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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按協議約定履行義務。根據原審法院上述5案的判決及雙方的協議約定，東達公司理應向迅匯公司支付涉案公證、認證費用。東達公司認為公證、認證費用中有關去荷蘭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費用過高。原審法院認為，涉案公證、認證費用不僅僅是公證費用，還應該包含相關的交通、代理等費用，且迅匯公司與東達公司在協議時已對該費用作出預計，協議費用4,000歐元與實際費用4,233.60歐元相差不大，說明雙方在協議時對該費用的預計基本符合實際情況，且協議約定以相關部門最終開具的收據為準。對涉案公證、認證費用，原審法院予以認定。

關于涉案兩張發票是否需要再進行公證、認證的問題。原審法院認為，根據雙方協議的約定，在原審法院已經認定迅匯公司在另5案中提供的經公證、認證的公證文書，且迅匯公司并沒有無單放貨的情況下，迅匯公司已經按約提供了目的港代理開具的兩張發票原件，符合雙方的約定，迅匯公司事后也支付了公證、認證費用。因此，涉案兩張發票無需再行公證、認證。另外，東達公司對公證文書出具的時間和公證數量異議的抗辯理由，并不能否定公證文書的有效性及本案的事實，原審法院不予采納。

綜上，迅匯公司請求判令東達公司支付公證、認證費用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審法院予以支持。但迅匯公司請求償付自其付款之日起的全部利息損失，理由不當，雙方協議并無約定利息，且東達公司已經按約將公證、認證費用匯入原審法院帳戶，對迅匯公司的該項訴訟請求，原審法院不予支持。遂判決：東達公司向迅匯公司支付公證、認證費用4,233.60歐元。

東達公司上訴請求撤銷原審判決，并依法改判。主要理由為：

1、根據東達公司與迅匯公司簽訂的協議書約定，辦理公證、認證的時間應為30天，而迅匯公司實際辦理的時間超過了上述約定，其行為已構成根本違約，東達公司有權拒絕支付任何費用。

2、迅匯公司提供的相關發票系在境外形成，應當辦理相應的公證認證手續，故該發票形式不符合我國法律規定。

3、東達公司向原審法院支付4,000歐元旨在作為將來付款之保證，并非如原審法院認定是雙方對公證認證費用的預估，同時1,650歐元的快遞費用與辦理公證、認證無關。

迅匯公司辯稱：本案的起因源于迅匯公司與東達公司無單放貨5案在審理過程中雙方達成的一個協議，即如果迅匯公司構成無單放貨，則相應的公證認證費用由迅匯公司承擔。現原審法院認定迅匯公司不構成無單放貨，因此，公證認證費用應當由東達公司承擔。原審事實認定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要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中，雙方當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證據材料。

本院經審理查明，基于現有證據，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屬實。

本院認為，本案系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爭議焦點是東達公司是否應當承擔涉案的公證、認證費用共計4,233.60歐元。根據東達公司與迅匯公司于2009年7月28日簽訂的協議書第一條內容，即迅匯公司同意在本協議簽訂之后盡快辦理相關的公證、認證手續，辦理時間約為30天來看，雙方對辦理公證、認證時間約為30天的約定，實為對辦理公證、認證手續所需時間的預估，且涉案公證、認證系由第三方辦理，不受本案當事人掌控，故本院認為，只要迅匯公司在辦理公證、認證手續上沒有故意懈怠的行為或在合理期限內辦妥相應的公證、認證手續，東達公司以迅匯公司超時為由，拒絕支付約定的費用，本院難以支持。

關于涉案公證、認證費用發票的證明效力問題。根據雙方簽訂的協議書第二條，即東達公司同意向迅匯公司支付公證、認證手續費用的金額以相關部門最終開具的收據為準之約定，結合迅匯公司通過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境外匯款申請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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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金額、收款人名稱等信息均與涉案公證、認證費用發票內容吻合，本院認為，公證、認證費用發票雖系境外形成，但并非認定本案事實的唯一證據，其與境內相關證據之間構成完整的證據鏈，故對公證、認證費用發票的效力，本院予以認定。東達公司訴稱1,650歐元的快遞費與公證費用無關，根據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涉案的兩張發票，一張為公證員查驗貨物的發票，另一張為公證費和幾次往返海牙的快遞工作。本院認為，結合原審的證據材料，辦理本案的公證、認證涉還需公證員到涉案倉庫查驗貨物，據此，涉案公證、認證費用不僅是公證、認證費用本身，還應包含相關的交通、陪同、快遞工作等費用。這些費用的產生應當包含在公證、認證的手續之中，是為辦理公證、認證的合理支出，故原審對該節事實的認定，本院予以確認。綜上，東達公司的上訴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本院予以維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723.98元，由上訴人上海東達進出口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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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上海華夏立向實業有限公司與上海福達工程建設監理咨詢有限公司工程監理合同糾紛案

上海華夏立向實業有限公司與上海福達工程建設監理咨詢有限公司工程監理合同糾紛案------------------

來源:法發布時間:2005-8-15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1999)滬一中民終字第238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華夏立向實業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漕寶路40號。法定代表人 薛明仁，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 蔣光輝，該公司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 王叔良，上海市東華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福達工程建設監理咨詢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虹梅路999弄4號101室。

法定代表人 汪萬年，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 倪偉勛，該公司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 王振華，上海市震旦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市建筑科學研究院，住所地：本市宛平南路75號。法定代表人 鄧景紋，院長。

委托代理人 陶武平，上海市申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華夏立向實業有限公司因工程監理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1998)徐民初字第2963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上海華夏立向實業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叔良律師及蔣光輝，被上訴人上海福達工程建設監理咨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萬年及委托代理人王振華律師、倪偉勛，被上訴人上海市建筑科學研究院的委托代理人陶武平律師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上海華夏立向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夏公司)在本市漕寶路開發商住公寓樓，原名神府花園現改名海友花園。1993年3月3日，華夏公司與上海市建筑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建科院)簽訂一份“上海神府花園工程建設監理合同”。約定：雙方各派出八名技術人員組成現場監理組，監理費300萬元各半，工期從1993年2月1日至1996年2月1日，另雙方對監理范圍、監理費支付方式、經濟責任等均作了規定。后因建設部規定，建設單位不得自行監理，因此在同年7月華夏公司原常務副總經理汪萬年(現任上海福達工程建設監理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籌建了福達公司并進行了工商注冊登記。同年9月21日，福達公司與建科院簽訂補充合同，該補充合同對華夏公司與建科院簽訂的監理合同未作修改外，同時規定海友花園工程監理中原由華夏公司所作監理部分改由福達公司承擔，由福達公司相應派出8名技術人員，監理費300萬元由福達公司與建科院各半，華夏公司按原合同付款期限匯入建科院，再由建科院把福達公司所得的監理費匯給福達公司，并確立建科院張元發為總監理師。該補充合同訂立后，華夏公司退出原合同，福達公司與建科院均按約履行監理合同，并分別收到了華夏公司支付的監理費150萬元。由于海友花園工程延期，1996年3月8日，福達公司與建科院間又簽訂“上海海友花園工程建設監理合同(補充)”，該合同規定監理費為120萬元，工期從1996年2月1日至1997年2月1日，付款方式為補充合同生效后十五日內支付20%；1996年9月1日支付35%，1997年2月1日支付35%，工程竣工后付清余款。如因工程不能完成，其監理工作再須延長，監

理費另定。同年4月1日，福達公司與建科院亦相應簽訂一份“合作監理補充合同”，該合同除監理費支付方式改為由華夏公司直接支付給福達公司，監理費120萬元由福達公司與建科院各半，對合同期限、付款期限等均未作變更。合同訂立后，華夏公司同樣未實施監理，仍由福達公司與建科院合作監理海友花園工程，對此華夏公司予以默認，并于1996年9月2日支付福達公司監理費12萬元，1997年1月27日又支付福達公司監理費10萬元。1996年9月，福達公司實施海友花園監理工程被上海市建設工程質量監督總站評為優良。但至1997年2月1日合同期屆滿后，福達公司因未收到華夏公司拖欠監理費仍派員在監理現場，同年4月海友花園工程監理師書面通知福達公司退場，直至同年7月福達公司才撤離。因福達公司多次向華夏公司催討尚余監理費38萬元無著，遂訴至法院。1998年12月24日原審法院作出判決：

一、上海華夏立向實業有限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后給付上海福達工程建設監理咨詢有限公司工程監理費380000元，并償付銀行利息38760元。

二、上海福達工程建設監理咨詢有限公司其余請求不予支持。判決后，華夏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以己方與被上訴人福達公司無利害關系為由，要求撤銷原判，駁回福達公司的訴訟請求。兩被上訴人則要求維持原判。

經本院審理查明，原審認定事實無誤。

本院認為：華夏公司與福達公司雖未訂立書面監理合同，但福達公司與建科院合作共同監理上海海友花園工程建設，對此，華夏公司是明知的，且華夏公司在履行監理合同過程中，直接支付給福達公司、建科院監理費。現福達公司按約完成了監理工作，華夏公司理應承擔付款義務。原審法院根據本案的實際情況，所作判決，并無不當。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缺乏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訴案件受理費人民幣9676.40元，由上海華夏立向實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江四妹

代理審判員 李平

代理審判員 劉 輝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書記員 徐 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