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務執行問題的研究

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務執行問題的研究 2011-03-18 21:34

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務執行問題的研究

蓮都法院執行局 吳登偉

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一方名義對外所否的債務由夫妻一方償還還是由雙方共同償還，這是一直以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的問題，在這類法律關系發生時，由于作為當事人僅是夫妻關系的一方，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通常也只應債權人的請求把與案件有直接關系的夫妻一方列為被告，判決其承擔民事責任。根據民法上“債務自己承擔”的原理，債務人自己所有的財產成為清償自己債務的責任財產，在責任財產的范圍內對債權人承擔無限清償責任。由于在現實生活中，債務人的財產多以家庭財產的形式存在，其個人責任財產的范圍不易確定。強制執行時，法院執行機構對當事人的責任財產應當在什么范圍內執行，如何執行，在實踐中往往較難把握。相關的法律和司法解釋對這個問題也規定的不盡明確和具體，導致了各地法院甚至在同一法院的不同辦案人員都有諸多不同的做法，做為一名基層法院的執行人員，平時也經常碰到很多類似的問題，現在就實踐中經常碰到的夫妻個人債務和共同債務的法律問題，并結合本院執行工作實際，從分析債務性質的認定和確定債務的程序入手，結合現有的法律規定，來探討婚姻關系中財產的執行。

一、確定債務性質的和程序

（一）債務性質的確定。確定法律文書中被執行人的債務性質是解決夫妻一方為被執行人時，可執行財產的前提。只有明確了被執行人所負債務是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才能確定可執行的財產范圍。對夫妻共同債務，由于是法定的連帶之債，負有連帶義務的夫妻各方都有清償全部債務的義務；履行了義務的債務人有權要求連帶一方償付應當承擔的份額。對夫妻個人債務，根據債權相對性的原理，債權人只能向特定的債務人主張權利，而不能向其配偶主張權利。

對夫妻共同債務和個人債務的認定，實踐中遇到的突出問題是，在債務性質難以判斷的情況下，是認定為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訴訟中舉證責任在哪一方，是否適用推定，一直存在爭議，對此問題,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七條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十七條的規定能夠較好地解決夫或妻個體利益與善意相對人兩者的沖突。該規定是否可作如下理解：夫妻一方依據平等的財產處理權以自己個人名義對共同財產作出處理，該“處理”包括使共同財產增值，也包括使共同財產減少（如對外負債）；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共同財產作對外負債的處理時，任何一方均有決定權，以自己個人名義舉債應視為夫妻雙方的共同意思表示，該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作對外舉債的處理時，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否則夫妻一方以自己個人名義所舉債務應為其個人債務；但當他人有理由相信該舉債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夫妻以個人名義形成的債務,若要證明為夫妻共同債務,舉證責任就落在了第三人一邊.之后,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

（二）》（以下簡稱《司法解釋

（二）》）,《司法解釋

（二）》對夫妻在婚前和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認定作了進一步的規定,實體法上較以往完善了許多。根據《司法解釋

（二）》第二十三條“債權人就一方婚前所負個人債務向債務人的配偶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債權人能夠證明所負債務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焙偷诙臈l“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在這里的第二十四條似乎又規定夫妻以個人名義形成的債務,除非夫妻一方能證明為個兒債務外,推定為共同債務.對此問題，浙江省高院于2009年出臺了《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其中第十九條是這樣規定的：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雙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項，包括日用品購買、醫療服務、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費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負債的，應認定為個人債務，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出借人能夠證明負債所得的財產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的；

（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對債務予以追認的。這種規定很大程度上杜絕了夫妻一方和第三人惡意串通制造虛假債務的可能，可以看出,和《司法解釋

（二）》相比,以上指導意見對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務的舉證責任做了重新的分配，這和《解釋(一)》主要意指大體相同,更符合民法公平的原則，舉證責任分配上也顯得更加合理，這樣更加提醒了第三人和夫妻一方形成借貸關系時有更多的注意義務，比如在簽訂借貸合同時把夫妻雙方都作為一方當事人等。從保護債權人和交易安全角度看，應是保護善意債權人的利益不致受損，惡意債權人利益不應受到保護。不能只因夫妻一方舉債時未與債權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另一方無證據證明債權人知道夫妻雙方實行約定財產制，從而就要蒙受無法預測和控制的損失，顯然與民法上的公平原則相背離，而且，某些惡意債權人能據此得到保護。

（二）執行程序中遇到的問題。盡管司法解釋和浙江省高院的指導意見解決了審理中夫妻債務的確定，但從執行的角度，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在實踐中申請人常常申請追加夫妻另一方為被執行人, 現在法律和司法解釋對執行中能否審查和追加債務人配偶為被執行人無明確規定，由此，給執行帶來困難。被執行人的一方已沒有履行能力需要執行夫妻共同財產或另一方的個人財產時，如何保障債權人的權益，現有法律是個空白。由此導致是申請人另行起訴配偶一方，還是在執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一方為被執行人，或是直接執行，在實踐中操作程序也不一致；有的則追加配偶一方為被執行人；有的法院則直接執行；有的則動員申請人另行起訴。

從目前的實踐看，申請人另行起訴存在理論上的障礙和程序上的問題。一方面，申請人不愿意另行起訴，因為起訴費時費力；另一方面，立案庭對是否受理不明確。迄今為止，筆者所在的法院對此類案件尚沒有受理一起（申請人起訴過，但沒有受理）。從法律關系的角度講，這類案件一般是因借貸關系引起，是一種借貸法律關系，為單一的法律關系；而起訴配偶一方，不僅適用借貸法律關系，同時也適用婚姻法律關系，為混合法律關系。從借貸的法律關系來講，申請人和被執行人配偶之間沒有直接的法律關系，起訴沒有法律依據。受理申請人的另行訴訟，一方面是否違反一事不再審的訴訟原則。在執行過程中我們曾發現多起因夫妻離婚分割財產過程中，故意隱瞞債務，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而導致法院作出的調解書有關財產處理部分被撤銷的情況,甚至有些作出調解書的法院和執行法院不是同一個法院,導致調解書無法被撤銷,在執行程序中直接執行共同財產。在執行程序中直接執行共同財產，對配偶一方提出的異議，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關于處理案外人異議的途徑處理，這條法律規定也十分模糊，對審查的程序、方式、內容、法律適用方面都不完善。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這種財產處理的異議，既涉及到程序問題，更涉及到實體問題，是否屬于異議的范圍。由于這些法律上沒有規定，造成了實踐上的困惑。[1]

（三）國外訟法中有關夫妻財產執行的規定

在德國和我國澳門地區，在民事訴訟法的強制執行程序中作出相關的規定。德國的民事訴訟法第七百三十九條至第七百四十五條，分別就一般狀態下的共同財產制、營業中的共同財產制、訴訟中的共同財產制、結束后的共同財產制和繼續的共同所有制等幾種情形中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作了規定。在大部分情形下，對夫妻財產的執行強調要取得“雙重執行名義”，即不僅要取得有對一方的執行名義，還要取得對另一方容許執行的判決。

我國澳門地區的民事訴訟法關于夫妻共同財產的強制執行則規定：“針對配偶一方提起的執行程序，可以查封夫妻共有財產。但配偶任一方可在15日內申請分割財產，也可以提供請求分割財產的訴訟正在進行的證明，使執行程序中止進行，直至分割財產的判決作出之日為止。如被執行人或起配偶不提出上述申請或證明，則執行該查封的財產。”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在程序上，對另一方配偶名下財產的執行，要取得執行共同財產的法律依據，那就需要再通過一場訴訟進行確認。

二、對審判和執行中關于個人債務與夫妻共同債務性質判定的建議

（一）執行機構在執行中對債務性質判別程序的完善

既然債務性質直接決定著被執行主體及責任財產的范圍，因此，執行機構就有必要在執行之初即判別債務性質，這里就涉及債務性質判別、標準及處理程序在執行程序中如何把握的問題。對此，筆者認為適宜按如下思路操作。

1.經行判別債務性質

經行判別債務性質就是指執行機構直接按照執行依據，認定債務性質與被執行主體的范圍，而無需經過其他程序加以明確的判別方式。正是因為執行依據是案件進入執行程序的決定因素和前提條件，是強制執行的基礎。所以，執行機構首先就應該根據執行依據來認定債務性質及被執行主體范圍。根據執行依據是否明確認定債務性質，經行判斷方式可分為直接判別和間接推定兩種。

（1）直接判別

直接判別，即當執行依據中已就債務性質及被執行主體均有明確認定的情況下，執行機構直接根據執行依據的認定作出判別。執行依據中將夫妻作為被告，并明確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則該債務就是共同債務，同樣，執行依據僅將夫妻中負債一方作為被告且明確認定債務為個人債務的，則該債務就是個人債務，被執行主體僅為負債一方，其個人財產為責任財產。

（2）間接推定

間接推定，即在執行依據中僅將負債一方作為被告，且又未對債務性質作出明確認定，當申請執行人沒有以共同債務為由申請追加負債方配偶或原配偶為被執行人時，執行機構直接推定該債務為負債方個人債務，以該負債方為被執行主體并僅執行其個人財產。這是因為:

其一，盡管執行依據中未明確認定債務性質，但由于其僅確定了負債方為被告，實為明確了被執行主體，在無申請執行人申請追加的前提下，執行機構不應直接追加被執行主體。

其二，是根據浙江省高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十九條的規定，這種一方名義對外負債要被認定為共同債務，須以債權人主張權利并舉證為前提，2.通過聽證和判決程序判斷債務性質

對于執行依據未明確債務性質，而申請執行人又以共同債務為由申請追加被執行人配偶或原配偶為被執行人的情形，雖然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在變更、追加規定中不涉及此類情況，但從債務性質對執行的影響及最高法院《關于變更、追加執行當事人規定（征求意見稿）》的相關精神來看，執行機構可通過聽證程序作出相應判別。

根據浙江省高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十九條的規定, 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對外所負的債務除為了日常生活需要外,一般認定為個人債務,除非債權人能夠舉證證明所負的債務確實為夫妻共同債務.經聽證查明符合夫妻共同債務的，執行機構應確認該債務為共同債務，并以追加決定書的形式做出對追加申請予以支持的決定。除了能確定為共同債務情況之外的，原則上除為了日常生活所負債務外可依省高院的指導意見推定為個人債務，并做出不予追加的裁定，但其中需注意認定為個人債務的阻卻情形。

3.另行起訴明確債務性質

根據省高院的指導意見,只要沒有但書條款規定情形，申請執行人提出追加申請的，除為了日常生活需要負債外,執行機構應作出個人債務的推定并不予追加被執行人配偶或原配偶為被執行人。但考慮到聽證程序畢竟不如訴訟程序能較為全面地保護被執行人配偶或原配偶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某些特殊情形，應阻卻推定，由申請執行人另行訴訟明確債務性質。因為這些情形往往是在民事訴訟實踐中需根據個案實際情況對債務性質作出自由裁量的，若執行機構簡單推定為個人債務，一方面不利于對申請執行人的權益予以合理救濟；另一方面也給夫妻惡意逃避債務以可乘之機。

在實踐中有如下一些特殊情形：

（1）夫妻惡意串通逃避債務。夫妻雙方為了逃避債務故意假離婚,離婚之前故意對財產進行不當的處理,進入執行程序后當發現之前的判決只列一方為被告.若此時不給申請執行人以訴訟程序給以救濟，將嚴重損害了債權人一方的權益，因此對可能存在此類情形的債務適合通過訴訟程序解決債務性質。

（2）婚前債務。司法解釋

（二）第二十三條對婚前債務原則上認定為個人債務，但其但書條款中：“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這種推定為共同債務的情形，在民事審判實踐中尚有爭議。例如，甲在婚前以個人存款按揭購買了一套房屋，其按揭債務是婚前債務，是否因所購買房屋為婚后共同居住就可推定為共同債務呢？若為肯定說，則對配偶方而言，該房屋由于是甲婚前取得，為其個人財產，離婚時配偶方不能主張為共同財產，但其卻須承擔還款義務，顯失公平。因此，當聽證中發現債權人對婚前債務是否用于共同生活舉證不足，無法使法官產生內心確信時，應另行訴訟解決。

(3)理論上可解釋為個人債務的。如因侵權、犯罪行為所形成的此類債務。該類債務是基于事實行為所產生，也就不存在基于日常家事代理或表見代理而產生的意思表示問題，所以原則上是由行為人自負責任。但實踐中也有不同主張，如甲為出租車司機，其運營收入為共同財產，但其發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損害時，若界定為個人債務，則對受害人有失公平。鑒于當前未有統一、明確的判斷標準，主要是依案情由審判法官自由裁量，因此，另行訴訟更為妥當。

(4)其他不應直接在執行程序中裁定的情形。如1）追加聽證的傳票無法送達被執行人配偶或原配偶的。這主要在于保證其應有參與審查的權利，當然，若依法送達后其不參加聽證的，執行機構可依聽證查明情況做出判別，因為這是其放棄訴訟權利。2）是訴訟時被告即下落不明做出缺席判決，執行時仍下落不明的。3）是債務是被執行人與其配偶分居期間形成的。對于分居期間債務，國外一般規定為個人債務，但我國《婚姻法》并未有相應規定，審判實踐中標準也不統一，故更適合訴訟解決。

對于符合上述另訴情形的案件，執行機構可以不予追加決定書的形式，以該債務未經實體審理明確債務性質，在執行程序中不作直接處理為由，作出對追加申請不予支持的決定。同時可告知申請人通過訴訟程序解決。

(二)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制度的設想

1．引入日常家事代理制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公民個人財產的增加，新的夫妻財產制度將更加重視對夫妻個人財產權利的保護，夫妻個人財產范圍必將擴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現行的婚姻法規定，以及相關的共同共有關系的規定都將難以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2]在當代社會，隨著夫妻關系在市場經濟影響下的逐漸演變，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夫妻由于日常家事處理上的分歧而引起糾紛的案例，由于缺乏日常家事代理權制度明確規定，法院對此僅能通過參照有關的民法和婚姻法的原則以及相關制度的規定做出判決，可見，在我國婚姻法中規定日常家事代理權制度已經稱為司法實踐發展的迫切要求。筆者認為在婚姻生活中，日常需處理的事務煩瑣繁多，夫妻確有相互代理的需要，而且確定夫妻有日常家事代理權，有利于維護簡單民事交易的安定性，對內可以保護夫妻個人財產權益免受對方任意侵害，對外可以保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實現。這種代理與一般民事代理不同，它基于配偶身份而產生，不以明示為必要。同時應當明確，夫妻之間的日常家事代理權應當設定合理的范圍，過分擴大家事代理的范圍，同樣會危急家庭財產關系的穩定。

明確日常家事代理的舉證責任,如果夫或妻一方能夠證明夫妻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明顯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圍或者卻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應按夫妻個人債務處理，但債權人有理由相信夫或妻的負債行為沒有超出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圍除外。上述觀點理由如下：是否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圍，對夫妻一方來講屬于積極事實，對債權人來講屬于消極事實，夫妻最清楚日常家事代理范圍，其相對債務人有較強的舉證能力，夫妻身份關系形成的表見代理關系也決定將日常家事代理權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外部債權人并不妥當。故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七條規定，將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權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夫妻一方比較妥當。如果夫妻的日常家事代理行為造成的外部假象，使債權人有理由相信夫或妻的負債行為沒有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圍的，債權人仍應受到保護，但應由債權人證明“自己相信的理由”。

2．建立大額債務夫妻舉債共同簽字制度

為有效控制夫妻單方惡意舉債及與第三人串通偽造或夸大債務以及夫妻雙方假離婚惡意逃避債務的情形, 《司法解釋

（二）》第二十四條和浙江省高院于2009年出臺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作了相反的規定,對夫妻單方惡意舉債及與第三人串通偽造或夸大債務的情形可推定為共同債務,而浙江省高院的指導意見卻認為大額債務除債權人能舉證確為夫妻共同債務外,認定為個人債務.筆者也認為指導意見的規定更能體現公平合理,但畢竟在效力上無法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釋相對抗,希望司法解釋對夫妻單方大額舉債行為進行規范。可規定大額舉債須經夫妻雙方協商一致, 并由雙方簽字認可。未經協商一致而單方舉債的, 可推定債權人與債務人約定為個人債務,但事后經配偶他方追認, 或確為日常家事負債的除外。

三、結語

本文從程序法與實體法兩個層面出發，對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性質的認定和執行程序中相關法律依據的缺失進行了粗淺的論述,同時執行工作的實踐也提出了一些設想，以期完善執行機構在執行中對判別夫妻債務的相關程序，提出了經行判別、聽證判別、另行起訴的程序規范，以此使執行中的程序明確，操作統一；另一方面，確定了日常家事代理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和大額債務夫妻共同簽字制度，為了更大限度的明確夫妻債務范圍，明確夫妻債務認定的舉證責任，減少法律上的漏洞和分歧,在將來的執行工作中更好地維護合法當事人的利益和社會的穩定。

注釋

[1]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曾在去年進行過這方面的論證會，主張在執行程序中建立“裁執分離”機制，通過聽證程序來確認債務性質。但這只解決了一方面的問題，即在認定債務和執行共同財產方面有了程序規定，但對個人財產如何分割，又如何執行則無法解決。而且，對婚姻關系中債務的認定和共同財產的分割在程序上人為地制造兩種法律程序，一種是聽證，一種是法定的訴訟，無形中造成當事人訴訟權利和義務的不對等，會損害一部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2] 馬憶南、楊朝：《日常家事代理權研究》，載北京大學法學院編《民事責任與民法典體系》，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17－218頁。

第二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務的處理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債務的處理

一、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夫妻債務分類及處理

（一）不同類型夫妻債務及其清償責任

依據《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夫妻債務被區分為兩種類型：夫妻個人債務與夫妻共同債務。根據債的相對性原理，債權人只能向特定的債務人主張權利。因此夫妻個人債務由負債的個人自己承擔清償責任；對夫妻共同債務，依債法的一般理論，共同債務可分為按份之債和連帶之債。基于夫妻關系的屬性，夫妻共同債務應為連帶之債，由夫妻雙方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谝陨?，同一債務是被認定為夫妻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無論是對夫妻各方的利益還是對債權人的利益來說，其影響十分重大。

區分夫妻債務是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最主要的一個標準是：該債務的形成是基于何種用途產生的，是否與夫妻共同生活具有必然的因果聯系。若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產生的債務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則其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應由夫妻雙方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若該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則應視具體情況分析。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夫妻共同債務的范圍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婚前一方借款購置的財產已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為購置這些財產所負的債務；

2、因日常生活所負的債務；

3、因生產經營活動，經營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或配偶分享所負的債務；

4、夫妻一方或者雙方治病以及為負有法定義務的人治病所欠的債務；

5、因撫養子女所負的債務；

6、因贍養負有贍養義務的老人所負的債務；

7、其他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債務。

夫妻個人債務包括：

1、夫妻雙方約定的由個人負擔的債務，但以逃避債務為目的的除外；

2、一方未經對方同意，擅自資助與其沒有撫養義務關系的親朋所負的債務；

3、一方未經對方同意，獨立籌資從事經營活動，其收入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

4、男女各自婚前所負的債務，但已轉化為夫妻共同債務的除外；

5、其他應當由個人承擔的債務。

（二）夫妻債務形成的原因

從夫妻債務發生的原因看，夫妻債務都系因法律行為而形成的債務。債的產生有以下四種情形：合同之債，侵權之債，無因管理之債，不當得利之債。目前絕大多數夫妻債務主要是以合同之債即大多數是以借款的形成存在的債務。

1、基于無因管理所產生的債務

筆者認為，基于無因管理所產生的債務，無論是夫妻一方還是雙方名義形成的債務，只要能證明該債務的產生是為了夫妻共同生活，則該債務應認定為共同債務，由夫妻雙方共同承擔清償責任。一般情況下，若無相反證據證明無因管理是為個人所需的，因無因管理所產生的債務均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2、基于不當得利所產生的債務

由于法定財產制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取得的財產均為共同財產，因此因不當得利所獲得的財產也屬共同財產，為此，基于不當得利所產生的債務應列為共同債務，由夫妻雙方共同承擔清償責任。

3、夫妻一方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侵權行為所負債務的債務

夫妻一方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侵權行為所負債務的債務應屬夫妻個人債務。但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未實施侵權行為的夫妻他方享受夫妻一方侵權所帶來的利益，依照“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邏輯，夫妻他方應在所享受的收益的范圍內承擔清償責任。

4、基于合同之債所產生的債務，主要有以下兩種情形：

（1）因借款所產生的債務

因借款所產生的債務，主要是依據該借款債務形成的方式來確定是夫妻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

（2）因擔保所產生的債務

夫妻一方擔保之債是夫妻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

擔保是以一定民事主體的資信為他人的債務提供擔保，或者以某一特定的財產作為債務履行的保障，使債權人對該財產享有了一種優先受償的權利。作為人的擔保，就是用擔保人的名義、地位、信用、相應的資產，取得債權人的信任，其法律目的，就是促使債務人履行其債務，保障債權人的債權能夠順利實現。夫和妻在法律上具有獨立人格，能夠以其獨立的人格從事與婚姻無關的活動，夫妻一方均可對外擔保。但夫妻一方對外提供擔保，并不代表是夫妻雙方共同對外提供擔保。夫妻雙方是獨立的民事主體，其個人信用不能劃等號。只要夫妻一方對外提供擔保其目的不是為了夫妻、家庭共同生活，夫妻、家庭也沒有從該行為中得益，則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的擔保行為的性質是個人行為，應該認定為個人債務。除非擔保權人能夠舉證證明，未提供擔保的另一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擔保行為，并且認可此種擔保行為，否則不發生連帶清償責任。

5、對于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新債償還其婚前所負的舊債，如何處理？

對于夫妻個人債務與共同債務的認定，目前我國法律僅是根據債務形成的時間來確定。對于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形成的債務，若無法證明是個人債務則推定為共同債務。

但現實生活中，存在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借款用以償還其婚前所負的個人債務的情形，若一概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

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則無法保護另一方的合法權益。對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形成的債務應同時審查該債務形成的原因。

（三）夫妻債務形成的方式

夫妻債務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種：

1、夫妻雙方以夫妻雙方名義舉債；

2、夫妻一方以雙方名義舉債；

3、夫妻一方以自己名義舉債；

4、夫妻一方以他方名義舉債。

其中，第一種方式形成的債務足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第二種及第四種方式形成的債務，其效力取決于夫妻一方有無代理權以及是否構成表見代理。如果存在代理權或者構成表見代理，則該債務就分別與第一種方式和第三種方式的舉債實質上相同；反之，如果既不存在代理權也不構成表見代理，則該舉債行為無效。

第三種方式形成的債務是爭議最大的，其主要集中于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的債務是否是夫妻共同債務?！督忉尪返?4條所要解決的正是這一問題。從條文看，此類債務“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乃是一個權利推定，推定的內容是債權人對夫妻雙方享有連帶債權，亦即債權人只要能夠證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的存在，該債務就被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該推定也有例外，即只要夫妻一方能夠舉證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且第三人知道該約定”，就能推翻上述推定。

這里需明確的是個人債務與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的區別。夫妻個人債務是夫妻一方與共同生活無關或依法約定為個人所擔的債務。因為夫妻雖然作為婚姻的一方當事人，在諸多方面利益密不可分。但夫妻一方作為獨立的民事主體，他們仍可以從事與婚姻關系無關的個人行為，享受個人利益與承擔個人責任。而在家庭日常生活代理所帶來的債務即家事代理制度產生的債務，即使是以夫妻一方名義所負債務，事實上以一方名義所負的債務的性質為夫妻雙方謀取利益時所負的債務，這種債務在本質上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應由夫妻雙方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為此，認定以個人名義所負的債務是屬于夫妻個人債務還是共同債務，便十分重要。筆者認為，《解釋二》第24條的規定應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以下簡稱《解釋一》）第17條的規定相互協調適用。適用《解釋二》第24條規定時還應當審查這種債務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即看：（1）根據《解釋一》第17條的規定，確定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如果夫妻有共同舉債的合意，則不論該債務所帶來的利益是否為夫妻共享，該債務應視為共同債務;（2）舉債的目的是夫妻共同生活或從事合法經營活動。（3）夫妻是否分享了債務所帶來的利益。建議可以借鑒2006年11月6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婚姻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7條的規定，對于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所負的債務，如果夫妻一方能夠同時證明如下事實：（1）夫妻雙方既沒有共同舉債的合意，也沒有共同分享該債務所帶來的利益；（2）該債

務不是用于夫妻雙方應履行的法定義務或道德義務；（3）債務形成時，債權人有理由相信該債務不是為債務人的家庭共同利益而設立。則該債務應屬個人債務處理。

（四）夫妻債務形成的時間

1、夫妻同居期間形成的債務

夫妻同居期間形成的債務，可以依照上述的規定確定是夫妻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

2、夫妻分居期間形成的債務

對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但在夫妻感情破裂且分居期間形成的債務，如何認定？

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但處于夫妻感情破裂且分居期間，由于分居的雙方沒有經濟來往和共同生活，只要沒有證據證明用于共同生活，應認定為個人債務。若是用于經營生產，亦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7條第2款第（3）項規定，一方未經對方同意，獨自籌資從事經營活動，其收入確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第（４）項有關其他應由個人承擔的債務的規定，認定為個人債務。但由于對于分居的認定，法律尚未有明確規定，如何界定尚需法律作明確的規定。

但目前現有的法律對夫妻感情破裂且分居期間形成的債務未作特別約定，有些法院仍按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形成的作為夫妻共同債務處理。

二、建議

1、對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債務的認定，優先適用《婚姻法》第41條與《解釋一》第17條的規定。

婚姻法第41條設定的夫妻共同債務為：夫妻一方或者雙方，基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夫妻共同債務，由夫妻共同償還；債務形成后，夫妻是否離婚，離婚時是否分割財產，都不影響債權人向夫、妻一方或雙方主張權利。

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將夫妻共同債務的界線設定為：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夫或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形成的債務，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債務人配偶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已將該債務明確約定為夫或妻一方個人債務，或者夫妻簽有婚姻財產協議，約定財產分別所有、債務各自承擔，且債權人在債務形成之時已經明知該協議的除外。

《解釋一》第17條實質上區分了日常家事范圍內的夫妻共同財產處理和非日常家事范圍內的夫妻共同財產處理。首先，就夫妻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所發生的債務，賦予了夫妻任何一方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決定權，由此形成的債務自然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筆者認為，從理論上說，《婚姻法》第41條與《解釋一》第17條的規定是一致的，夫妻共同債務的形成的決定權的效力與日常家事代理權相近，世界各國民法也大都規定日常家事債務由夫妻雙方連帶清償。故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債務的認定，應以優先適用《婚姻法》第41條與《解釋一》第17條的規

定，這不僅符合日常家事代理的一般法理，也與世界范圍內的民事立法共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對于夫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因此發生的債務，在適用《解釋一》

第17條第（二）項規定基礎上，再適用《解釋二》第24條。建議修正《解釋二》第24條，明確非日常家事意義上的債務的認定。

對于夫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因此發生的債務，根據《解釋一》第17條第（二）項的規定，債權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夫妻他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此種情形下形成的債務應為夫妻共同債務，且證明“有理由相信”的舉證責任應由債權人承擔。在此基礎才適用《解釋二》第24條。《解釋二》第24條的立法本意在于免除債權人難以承受的兩個舉證負擔：一是證明夫妻串通逃避債務，二是證明夫妻雙方共同享受了債務帶來的利益。夫妻串通逃避債務，主要是通過將以自己名義舉債的夫妻一方的財產轉化為夫妻他方的財產來進行的。夫妻共同享受債務帶來的利益，既包括日常家事意義上的利益，也包括非日常家事意義上的利益。為此：

（1）基于責任自負的原則，債權人應當對自己的權利，負自我保護責任，債權人證明債務形成原因系“夫妻共同生活”的責任不能免除。建議在條文中明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債務形成時，對于如夫妻收入的50%以內的舉債可以認定日常家事意義上的債務，可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對于超出夫妻收入的100%以上的舉債應由夫妻雙方共同確認，否則視為夫妻個人債務。

（2）賦予債務人配偶必要的抗辯權。

債權人要求債務人配偶、對債務人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應當賦予債務人配偶如下抗辯權利：債務憑證本身不能證明該筆債務與夫妻共同生活存在關聯；債權人沒有舉證證明該債務形成原因系債務人夫妻共同生活；債務形成期間，債務人夫妻關系較為緊張，可能導致債務人與債權人惡意串通；債務形成期間，存在：債務人夫妻已經分居，或者一方或者雙方已經要求解釋婚姻關系等，足以表明債務人夫妻關系極為緊張的情形；有證據表明涉案債務確系一方個人債務，與夫妻共同生活無關等等。

（3）為尋求實質公正，可以將“夫或妻一方以夫妻共同生活所需為由，以個人名義形成債務，其配偶明知而沒有即時提出異議的”視為“夫妻共同債務”。

（4）在舉證責任上，可以用“債務人自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債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的”作為證明“涉案債務系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的證明標準，以適度降低債權人舉證證明“債務形成原因系夫妻共同生活所需”的難度。

第三篇：關于債務重組的問題研究

關于債務重組審計的對策研究(2)

摘要：本文從新會計準則債務重組的審計特征分析入手，探究其合理、可行的審計對策，從熟練掌握債務重組準則的新規定、適當引入審計風險模型、重視債務重組中公允價值的使用影響、審查債務重組損益對財務報表的影響、謹慎發表審計意見、規范審計工作程序落實責任制6個方面對其對策加以闡述，旨在對審計實務工作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債務重組；審計；對策

《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的修訂和實施，對規范會計行為、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加快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給會計、審計實務工作提出了新挑戰。本文從債務重組的審計特征分析入手，探究其合理可行的審計對策，旨在對審計實務工作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一、債務重組審計的特征

《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中對債務重組的定義為：債務重組是指在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的情況下，債權人按照其與債務人達成的協議或者法院的裁定做出讓步的事項。新準則強調了債務人處于財務困難的前提條件，并突出了債權人做出讓步的實質條件，排除了債務人不處于財務困難條件下的。處于清算或改組時的債務重組以及雖修改了條件，但實質上債權人并未做出讓步的債務重組事項，比如，在債務人發生困難時，債權人同意債務人用庫存商品抵償到期債務，且不調整償還的金額和時間，實質上債權人并未做出讓步，則不屬于債務重組。因此，對債務重組的審計有別于對其他會計要素的審計。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一)債務重組審計對象具有復雜性

債務重組審計是財務報告審計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但它本身便是一個大概念。包括債權人、債務人兩個方面。因此，注冊會計師對其進行審計時，要系統分析、統籌兼顧，凡是客戶的債務重組即以資產清償債務、將債務轉為資本、修改其他條件以上3種方式的組合等方式所涉及的各種會計要素的增減變動情況，均應作為審計對象。

(二)債務重組審計目標具有交叉性

債務重組審計目標可以從3個方面來考慮：評審債務重組的內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注冊會計師應結合采購與付款循環包括采購和付款兩個方面進行審計。在內部控制健全的企業，與采購相關的付款交易同樣有內部控制目標和內部控制，注冊會計師應針對每個具體的內部控制目標確定的內部控制實施相應的控制測試和交易的實質性程序測試。付款交易中的控制測試的性質取決于內部控制的性質，而付款交易的實質性程序的實施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關鍵控制是否存在以及控制測試的結

果。另一方面，注冊會計師還應結合銷售交易特別是賒銷業務的控制目標、內部控制和測試來評審債務重組的內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審查債務重組的會計記錄的真實性和正確性。審查債務重組的確認是否符合真實；公允價值的運用是否正確；債務人和債權人的會計處理是否準確。審查債務重組所涉及的會計要素的增減變動情況在財務報告中的分類列示的合規性和在會計報表附注中披露的恰當性等。

(三)債務重組審計風險具有特殊性

一般來說，客戶經營業務越復雜，其固有風險越高，因而對其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提出的要求也越高。修訂后的新《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所涉及定義的不同、債務重組方式的整合、債務人和債權人的會計處理的變化還有公允價值計量的應用等新規定，對我國廣大會計審計工作者而言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同時增加了會計責任的風險。因此，注冊會計師在執行債務重組審計的各種測試程序中，應始終保持高度的職業謹慎態度，努力提高風險意識，以便對客戶相關債務重組會計處理的合法性、合規性、真實性和正確性做出結論，并就其對客戶整體財務報表的影響程度發表審計意見。

二、對債務重組審計的幾點思考

針對債務重組審計的以上特征，注冊會計師在具體操作時，應在熟悉各種法規、準則的基礎上，善于思考，并合理應用各種審計技巧，順利完成審計目標。

(一)熟練掌握債務重組準則的新規定

債務重組交易具有復雜性，加之會計相關法規的交叉性，要做好債務重組的審計工作，注冊會計師必須加強相關法規、準則的系統學習。具體包括債務重組的界定、前提條件、公允價值的運用、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會計處理以及債務人債務重組收益的確認、披露等多方面的內容。只有具備了相應的專業能力，才能在審計過程中做到獨立、客觀和公正。

(二)適當引入審計風險模型

注冊會計師審計是一種風險高、責任重的職業，針對債務重組的特殊性，面對復雜多變的審計環境，注冊會計師應當注意合理規避審計風險。

1、注冊會計師應評估債務重組交易的固有風險是否為高水平的。

2、注冊會計師應評估相關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

3、注冊會計師應合理確定可接受的檢查風險水平。如果注冊會計師認為該水平不令人滿意，或債務重組業務在客戶全部經濟活動中發生的概率很小，注冊會計師可以采用詳查法對債務重組業務進行審計。

(三)重視債務重組中公允價值的使用影響

注冊會計師應審閱債務重組業務有關的協議、合同、票據以及其它有關文件，以判斷債務重組會計處理的正確性。特別地，對涉及關聯交易的債務重組，注冊會計師應尤為重視，因為關聯方交易中交易價格的選擇帶有很大的彈性。因此，注冊會計師對關聯雙方的債務重組的審計應采取詳查的方式，以降低審計風險。注冊會計師應在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的基礎上，對關聯

方之間債務重組中存在的弄虛作假的欺詐行為予以披露，有效防止公允價值被濫用而產生嚴重的利潤操縱問題，以保證債務重組中公允價值的有效使用。

(四)審查債務重組損益對財務報表的影響

注冊會計師審計時，1、審查客戶確認的債務重組收益是否準確，是否真實、準確地增加當期利潤以及提高了每股收益，因此應審查利潤表相關項目。

2、審查債務重組中的債務人是否同時減少了資產和負債，影響了資產負債表，差額部分計入了當期損益，又影響了利潤表。審查債務重組中的債權人是否在一項資產增加的同時另一項資產相應減少，影響了資產負債表，差額部分是否計入了重組損失，又影響了利潤表。

3、審查債務重組收益和債務重組損失在編制現金流量表補充資料項目時是否作為凈利潤的調整項且。由于債務重組并不是企業的經營活動，對于債務人發生的債務重組收益計入營業外收入，而將債權人發生的債務重組損失計入營業外支出。但債務重組損益對當期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并沒有產生影響，因為它并沒有給企業帶來現金的流入與流出。

(五)謹慎發表審計意見

注冊會計師對債務重組審計后，應視其對客戶財務報告的影響程度發表審計意見。注冊會計師如果發現客戶已經調整賬戶，可以發表無保留審計意見。

注冊會計師如果發現客戶在債務重組中弄虛作假，應視其對客戶財務報告的影響程度發表中肯意見，予以充分披露，并提醒廣大信息使用者注意該類事項，以防范審計風險。

(六)規范審計工作程序，落實責任制

注冊會計師應嚴格按照審計法、審級準則和審計規范開展審計工作。審計程序要合法、審計工作底稿要完整、審計基本要素齊全。應建立債務重組審計資料檔案，審計工作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比如，債務重組的前提條件是“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新會計準則對此沒有一個明確的衡量標準，審計人員的主觀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再如，公允價值的運用存在不確定性，并容易被操縱，而且，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并不十分健全，容易導致部分企業操縱利潤，因此不能排除某些企業通過不同的公允價值來粉飾報表的可能性。要明確責任、獎懲分明，規范審計工作，確保審計質量，降低審計風險，增強債務重組審計的準確性、權威性。

主要參考文獻

[1]鄭厭華新舊會計準則差異比較與分析[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2]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審計[M]經砰科學出版社，2008

第四篇：中國鄉鎮政府債務問題研究

中國鄉鎮政府債務問題研究

我國鄉鎮債務問題產生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1994年后進入高速增長期,雖經多次化解,但成效并不明顯,目前不良債務總額累計數額巨大,嚴重影響著農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我國鄉鎮債務現狀

1，增長迅速、規模巨大且覆蓋范圍廣泛。1998年以來,我國鄉鎮債務以每年至少200億元的速度快速遞增,目前已不低于6000億元。全國80%以上的鄉鎮都有負債,中西部的一些農業大省情況更加嚴峻。

2，不良債務比例高,危害和風險較大。全國鄉鎮不良債務比例高達50%以上,逾期未還債務占債務總額的70%左右。一些債務拖欠長達十多年之久,多數鄉鎮根本無力償還。沉重的債務負擔不僅妨礙了鄉村基層政權功能的有效發揮,也侵害了債權人的權益,嚴重制約了鄉村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阻礙了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并潛伏著巨大的債務風險和誠信危機。

3，債務資金來源和用途復雜多樣。2000年來,各地資金用于修建鄉村公路、農田水利設施,興辦學校、醫療衛生等公共事業,參加各種達標活動形成的負債增加,債權主體主要是上級主管部門、工程承包單位等。農村稅費改革后,鄉鎮財政收入大幅減少,開始出現拖欠教師及公務人員工資、維持鄉鎮機構運轉及其他應付款等形成的欠債。許多鄉鎮超標修建辦公設施,搞各種開發項目,興建工業園區,這成為新增債務形成的主要原因。

二、我國鄉鎮債務的成因

1，城鄉差異化發展是我國鄉鎮債務產生的根本原因。我國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巨大，財稅管理體制嚴重向城市傾斜，農村公共服務事業及基礎設施建設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

2，鄉鎮政府職能不明確,行為不規范。作為基層地方行政管理機構,鄉鎮政府被賦予了過多的職責,鄉村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都要由鄉鎮政府來負責。過多的職責必然導致鄉鎮政府職能界定不清,許多不應該由鄉鎮政府做的事,如直接投資興辦企業和集體經濟組織、發展農村義務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等都得由鄉鎮政府承擔。鄉鎮的財力和能力畢竟有限,最終導致鄉鎮政府超能力運行,背負巨額債務。

3，財稅體制改革不徹底,鄉鎮財權和事權不匹配。1994年開始實行的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未能依據收入徹底劃分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造成明顯的“財權”上收和“事權”下移,鄉鎮政府被迫承擔與其財政支付能力不符的大量應由上級政府提供的社會公共物品,如義務教育、助殘優撫、治安管理、醫療衛生服務等,給基層造成很大壓力。鄉鎮政府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實現達標升級、獲得政績,不得不大量舉債,甚至拖欠職工工資,形成大量的財政負債。

4，行政管理體制不健全。鄉鎮干部的選拔任用及行政事務管理缺乏科學的決策機制和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上級政府有時會下達一些考績和達標任務,并由此制定干部的任用、考績制度。為了獲得政績,鄉鎮干部常常不顧本地條件,超越財政承受能力,舉債達標,搞政績工程,形成大量負債。

5，財務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管和風險防范機制。鄉鎮財務管理松散,透明度不高,缺乏監管。很多鄉鎮在財政支出上由少數領導審批、管理,支出隨意,程序簡單,帳目混亂,監管軟弱。其次,執行預算不嚴格,預算約束乏力。收支基本不按預算執行,開支隨意性大,決策過程中很少考慮財政支付能力及清償問題,造成財政支出失控。

三，解決鄉鎮政府債務問題先要消除不良債務產生的基礎

1，明確鄉鎮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根據統籌城鄉發展的需要,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明確界定鄉鎮政府職能,把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醫療衛生服務、維護治安管理公益性事業等應由國家及其他部門承擔的責任從鄉鎮職能中剝離。

2, 進一步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以統籌城鄉發展為指向,在明確界定各級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政支出范圍,3，深化鄉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強鄉鎮基層民主建設,發揮民主評議在選拔任用干部和政績考核中的作用,促進鄉鎮政府管理、決策的科學民主化,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不搞形象、政績工程,減少資金的浪費和損失。

4，完善鄉鎮財政監督管理制度。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推行財務綜合預算,加強收支管理。5，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規范鄉鎮政府舉債行為。

要徹底消除鄉鎮債務問題,根本出路在于縮小城鄉差異，大力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多種經營,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增強農村的財政、經濟實力,以滿足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對資金投入的需求。

1，加大城鄉統籌力度,防范新增債務。統籌城鄉發展,不斷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建設的投入。2，全面清理核實,徹底理清鄉鎮債務現狀。各地要充分認識鄉鎮不良債務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克服等待觀望和拖、等、靠、要的思想。

3，明確責任、分類處理。根據債務的具體用途和成因,按照“誰舉債、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明確債務償還責任,并將其落實到具體單位或個人。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分類逐項,先易后難,合理有序地化解債務。重點解決欠發達地區鄉鎮債務問題。,

第五篇：執行信訪問題研究

關于基層法院執行信訪問題的調研

——以江蘇省宿豫法院為基礎

□ 張雁軍

近年來，執行信訪案件的數量急劇增加，其中不乏赴省進京上訪、群體上訪和纏訪、鬧訪等現象，不啻為早已困擾人民法院工作的“執行難”問題雪上加霜。執行信訪在整個涉訴信訪中的比例也逐年攀升，嚴重影響了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法院形象被嚴重扭曲，也給區域社會穩定帶來隱患。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80%在基層，直接面對執行信訪的也主要是基層人民法院，研究執行信訪，必須首先從研究基層人民法院所面臨的執行信訪問題開始。本文主要是以宿豫區人民法院(下稱宿豫法院)近三年所接處的執行信訪案件為基點，分析執行信訪案件的一般類型特點，進而剖析執行信訪的成因，并提出應對建議。筆者希冀本文能引起各部門對執行信訪問題的普遍關注，進而合力采取措施有效緩解這類案件。

一、近三年宿豫法院處理的執行信訪案件情況分析

2005年向上級法院信訪投訴的案件宿豫法院為42件（不含同一案件重復信訪，下同），其中執行信訪為15件，執行信訪所占比例為35.7%；2006年向上級法院信訪投訴的案件宿豫法院為38件，其中執行信訪為16件，執行信訪所占比例為42.1%，較之2005年絕對數上升6.6%，其所占涉訴信訪的比例上升了6.4個百分點；2007年向上級法院信訪投訴的案件宿豫法院為48件，其中執行信訪為22件，執行信訪所占比例為45.8%，較之2006年絕對數上升37.5%，所占比例上升了3.4個百分點。執行信訪從總量和所占涉訴信訪比例上看，都呈上升趨勢。經筆者調查分析，發現近三年執行信訪案件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弱勢群體在執行信訪人中所占的比例較大，執行信訪所涉案件中“死案”、“難案”較多。如2006年接處的執行信訪中經多方努力仍不能執結的有7件，占總數的43.75%。2005年接處的執行信訪中涉及追索贍養費、撫育費、扶養費和交通事故等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有8件，占總數的53.3%。

第二，執行信訪所反映的問題大多為法院執行不力，反映違法執行、錯誤執行的也占一部分；部分執行信訪案件經加大執行力度或交 叉換人執行后能夠執行結案。如2005年接處的執行信訪中，反映執行不力的有15件，占總數的68.2%；反映違法執行、錯誤執行的也有4件，占總數的18.2%；信訪案件中經領導重視、督辦或交叉換人執行后，結案的有11件，占總數的50%。

第三，執行信訪案件當事人間大多矛盾集中、尖銳，且針對性強，處理不好很容易導致越訪，甚至會產生惡性事件。如在2005年接處的執行信訪中，重復3次以上上訪的有5件，占總數的22.7%，其中有2人5次進京上訪，還有1人揣著農藥信訪，對法院以死相逼。

第四，大部分信訪人在法院窮盡執行措施并充分解釋、釋明時能暫時息訪，但若案件的執行與否危及當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則信訪很難化解。近三年宿豫法院執行信訪的首訪息訪率一直都在60%以上，但到目前為止，仍有4件信訪老案長期不能息訪，時間最長的已經9年了。

二、執行信訪原因探究

（一）客觀執行不能導致案件權利人信訪

按照執行工作的一般規律，基層法院當年執行案件的執結率一般在60% 左右，也就意味著有40%左右的案件不能及時執結。不能執結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最多的就是被執行人缺乏履行能力，無可供執行財產，即客觀執行不能。這些案件的部分權利人，特別是其中的一些弱勢群體往往迫于生活的壓力，向上級法院或有關單位投訴信訪。

(二)法院執行過程中仍存在消極執行、違法執行、錯誤執行，甚至執行人員有不廉潔的行為導致信訪

執行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是不可否認的現狀，這也導致部分執行案件質量不高，其中不乏消極執行、違法執行、錯誤執行情況的出現，甚至還有部分因承辦人的不廉潔行為引發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這些案件的當事人因此對法院執行耿耿于懷，產生信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執行過程公開不夠，案件承辦人不能充分釋明相關法律和案情導致信訪

在當前全社會法律意識普遍不高的情況下，當事人往往對有關法律法規不熟悉不理解，特別是有些申請執行人沒有樹立正確的市場風險意識，案件勝訴以后認為實現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權益是法院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不充分公開執行過程，并充分向案件當事人釋明 2 法律規定的權利義務，很容易讓原本屬于當事人之間的矛盾轉移到當事人與法院或案件承辦人之間，當事人因此而上訪。

（四）案件審理質量不高，留下執行信訪的隱患

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框架下，執行程序作為民事訴訟法的一編，很容易讓人將執行程序當作是審理程序的繼續，要求執行中處理審理中的瑕疵也不少見。一些當事人完全不理會法律關于上訴和申訴的有關規定，被執行人對判決不滿，法院執行就是錯誤執行，就要向上級法院或相關部門告狀。裁判結果、或審理程序本身若有瑕疵，自不需多言。這樣使一些非因執行問題導致的信訪也并入了執行信訪，壯大了執行信訪的隊伍。

（五）有的當事人信訪動機不單純，存在用信訪達到個人目的情況

受上千年的傳統歷史文化影響，中國老百姓心里的“清官情結”一直揮之不去，一些當事人還經常在現代上演著“進京告御狀”和“攔轎（車）喊冤”的信訪事件。當事人心理存在著“上訪萬能”、“上訪有理”的觀念，他們中一些人堅信不論孰是孰非，只要不斷上訪，問題就一定能解決。在這種錯誤的意識形態下，一些子虛烏有的執行信訪被一一炮制出來，并有不斷升級加碼的趨勢。

此外，執行信訪處理機制本身不健全，導致一些案件滯留信訪程序的時間過長，影響及時息訪，甚至造成新的上訪，也是執行信訪不斷增加的一個原因。

三、應對執行信訪的一些建議

在當前的時政詞典中，“信訪”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而在涉訴信訪中，出現最多的就是執行信訪，執行信訪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面對執行信訪逐步攀高的嚴峻局面，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綜合整治這一痼疾。

（一）加強執行人員自身素質建設，盡量從根本上減少執行信訪 在早些時候，由于對執行工作性質的簡單認識，把執行工作等同于“討債”等簡單的體力勞動，多數法院都將業務能力較低、年齡偏大或其他不能勝任審判工作的同志安排到執行部門。經過這幾年的執行改革發展，執行隊伍總體上雖有所改進，但仍不能適應執行工作的特殊要求。殊不知，執行是法院流程的最后一個關口，是兌現公正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滋生腐敗的地方，必須用政治最堅定、業務最精通的精英來鎮守。通過調查經常發現，一些法院的執行信訪案件往往相 對集中在某個人或某幾個人身上，而這些人正是或業務或政治上存在一定欠缺的。從這個層面講，提高執行人員的素質，可以從根本上減少執行信訪。

（二）加大執行力度，重點執行一些涉及弱勢群體的案件

進入執行程序的案件，一般而言都是經過法院審理庭裁判，事實清楚、執行內容確定的。民事強制執行的本質屬性就是用帶有國家強制力的執行權來救濟私權，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權利人對法院執行權的行使具有期待性，法院應用足用好法律賦予的權力，把握執行時機，盡快執行。特別對于一些追索贍養費、撫育費、扶養費和交通事故等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案件一時難以執行，而權利人生活又極端困難的，可以落實執行救助措施，向其發放一定數額的救助金（執行救助金制度江蘇高院和省財政廳聯合發文確立），緩解執行信訪壓力。

當然，若對債權的執行可能影響義務人生存權的，應慎重從事，不可盲目執行。

（三）優化執行環境，強化執行公開，減少不明就里的信訪 從以上第二部分的分析發現，有一些執行信訪是由于信訪人不明白執行方面的法律規定或不知曉法院的執行過程造成的，這說明在宣傳執行法律規定，公開執行過程，進行執行釋明，營造和諧的執行氛圍方面還有很多文章要做。執行法律規定的宣傳應著重營造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必須履行的社會氛圍，疏導當事人對執行風險有正確的認識；執行公開原則要體現在執行全過程，體現在實實在在的措施上，最大限度的將執行工作臵于當事人的視線內，從而換得當事人的監督和理解；執行釋明應視為執行人員的一項義務，重點體現在對法律義務、法律后果的交代和執行行為的解釋上。這些措施落到實處，當事人可以隨時了解案件的執行情況，并清楚案件的走勢，很多因不了解執行規定或案情的信訪將大大減少。

（四）健全執行信訪管理，引入信訪責任制和信訪終結機制 當前，絕大多數法院都建立了信訪管理制度，但針對于執行信訪的規定還很少。筆者認為，根據執行信訪的特殊屬性，有必要建立更加便捷的執行信訪流程管理機制，并引入信訪責任制和信訪終結機制。執行信訪流程管理機制，首先要求“歸口管理、分工負責、責任到人”；其次，要建立執行信訪案件查報制度，執行信訪一經發現，無論任何部門首次接訪，都應在最短時間內將情況通報執行法院，并在一定范圍內定期予以通報，強化責任意識，讓反映的問題盡快得到處理；第 三，要建立執行信訪預防制度，對可能產生執行信訪的案件要重點執行，做好預案，在特殊時期更應及早排查并落實穩控措施；第四，要拓寬執行信訪的處理方式，加強與當地政府信訪部門及信訪人所在地的黨委政府、社區（村委會）的溝通和聯絡，充分調動內外因素，共同做好信訪人的穩控工作；第五，要落實執行信訪責任制，加大對執行信訪案件的督查，強化考核力度，建立案件承辦人“信訪責任終身制”；第六，要參照中央政法委《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終結辦法》的規定，按照“保護合法上訪，控制無理上訪，制裁違法上訪”的要求，本著保障合法權益、窮盡司法程序、促進社會綜合治理的原則，落實信訪終結機制。

（作者單位：江蘇省宿遷市宿豫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