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合同詐騙七種手法的認定

當前，合同詐騙在經濟交往領域呈上升趨勢，其手法多種多樣，司法實踐中對此罪的認定亦分歧頗多。為了對該罪在認識上盡可能一致，有必要就合同詐騙罪中的有關分歧問題進行一些研討?！鲭[瞞履約能力的詐騙認定在合同詐騙案件中多數行為人都以作為方式實施犯罪，但少數案件也有不作為的情況。刑法理論上認定該罪的特征主要是：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就隱瞞真相而言，是指行為人故意隱瞞客觀存在的事實，故意隱瞞另一方應該知悉的內容，其采取的方式有作為的，也有不作為的。不作為的方式，主要表現為不履行合同告知義務，隱瞞合同的履行能力。如甲個人租用了一處樓盤，為開設商場以公司的名義與乙簽訂裝修合同，乙根據合同規定為甲進行了數十萬元的裝修，工程如期完成，但乙卻無法取得報酬，原因是甲原本就沒有資金。本案中甲并未履行告知義務，隱瞞了履行不能的現狀，致使乙蒙受欺詐。筆者以為甲的故意隱瞞行為應該定罪，理由是：甲通過隱瞞事實真相已達到了其預期目的，即不花錢享有裝修成果，并得到了使用和收益，造成乙的財產失控。為此，甲的行為理應承擔合同詐騙罪的法律責任?！鼍哂幸蚬P系的詐騙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因果關系常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即：欺騙手段——錯誤認識——財物控制轉移。其中，錯誤認識處于雙重的因果關系中，既是一種結果事實，又是一種原因事實，成為一個因果關系的中介。一般而言，合同詐騙罪表現為因欺騙手段導致錯誤認識，因錯誤認識導致財產的“自愿”交付。在一些因果關系中，如果被害人錯誤在先，行為人利用被害人的錯誤，通過隱瞞真相的方法取得被害人的財物，這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產生一些爭議。如：甲為達到承攬某一工程項目，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資質，不惜支付數萬元預付款或保證金與行為人簽訂合同。然而，合同初步履行過程中，甲出現了事實不能。這一不能，是甲本身過錯所造成，應自己予以承擔。如果甲在合同履行中已經發現錯誤，需要糾正，而行為人知道對方錯誤，不但不給予協助糾正，相反，通過自己的行為導致錯誤方錯誤認識延續和程度加深。這種情況的產生，應視為是行為人積極作為方式所至，應認定其涉嫌合同詐騙?！霾糠致募s的詐騙認定一般而言，行為人為了騙取更大數額的財物，以先履行部分義務作為誘餌或代價，在取得對方充分信任后最終騙取他人財物。當然，對這一事實及性質的最終判定，還是要看行為人的行為趨向。如果行為人在正常的合同履行中，已控制了他人的財物，由于主觀上突然產生變化，不繼續履行合同，欲將他人財物占為己有，并部分實施了規避法律的行為。后因迫于對方的追討或警告，又繼續履行了合同主要義務。這就不能簡單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應視行為終結后再作出判定。因為，行為人的財物取得，正處在合同合法履行的過程中，其主觀犯意的變化，從刑法理論上而言，是一種事中故意。這種故意只有在合同履行、行為終結后才能作出判定。如果行為人只履行部分合同義務，事中對后面應該履行的部分，采取無視追討，攜款逃逸、躲避隱匿等行為，這時就可根據行為終結的事實來認定行為人具有詐騙故意。因為行為人先行履行部分，雖說合法，但是在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已產生了犯意，并實施了相關行為，應該定罪處罰。如果行為人迫于對方的追討，其主觀意志又產生了變化，繼續履行了合同的全部內容，就不能定罪。■“拆東墻補西墻”的詐騙認定以“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進行詐騙（下稱“拆騙”）是合同詐騙中的一種特殊情形，它表現為行為人在一定的時期內連續多次實施合同詐騙行為，采用拆騙的方式，邊騙邊還。我以為，以合同形式拆騙認定合同詐騙，應注意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因為行為人是通過多次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歸自己使用。即：騙——還——騙。如：甲以他人歇業的公司名義與乙公司簽訂煤炭購銷合同，乙根據合同規定如數發運煤炭。甲獲取煤炭后即低價出售，所得錢款用于個人揮霍。數月后，甲又采用同樣的方法和手段與丙簽訂煤炭購銷合同，并從丙處所騙貨款部分歸還給乙，繼續滿足個人的揮霍。此后又拆騙多次。這種拆騙行為，筆者以為，應對甲合同詐騙行為的次數、金額全部予以認定，歸還的部分只能作量刑情節考慮。因為，甲每次實施合同詐騙行為已經全部完成，每次詐騙的事實與內容也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的全部構成要件。如果對甲詐騙歸還的部分不作犯罪事實認定，那么甲實施詐騙后歸還給乙的部分就被視作合法化?！觥敖桦u生蛋”的詐騙認定在實踐中通常所言的“借雞生蛋”式的合同詐騙，主要是指單位或個人采用隱瞞事實真相的手段騙取他人與自己簽訂合同，并在取得對方給付的貨款、預付款后挪作他用，長期占用后方予歸還。如：甲乙兩個國企公司互相簽訂了一份食品購銷合同，甲公司根據合同規定，將數百萬的食品發送給乙公司。乙公司即將上述食品出售，資金回籠后便長期占用，致使甲公司步入困境。這類國企之間的“借雞生蛋”，在司法實踐中一般都不作犯罪處罰。其理由是：不存在非法占有。同樣的案例，如無資產的個人公司與國企或外企之間所發生的“借雞生蛋”，有時卻作為合同詐騙犯罪處罰。處罰的依據，主要是從主體上、資金上、履行合同的能力上和回籠資金的走向等方面，進行較為細致的判斷。對同樣性質的問題作出不同處罰的本身，并不是執法者故意舞弊，而是對“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理解。筆者以為，其問題的關鍵在于立法的本意上。根據現有的立法規定，如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不予定罪。這不予定罪，從某種意義上說，就助長了行為人在事中通過非法手段占用他人財產，這并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因為，合同中的條款約定，是雙方誠信履行合同的基礎，都應忠實履行。如一方違背了合同中的主要款項，故意拒絕、拖延應支付的錢款，必然會造成另一方的財產受損和失控。當然，要解決這一問題，應從立法的本意上給予明確，即將“非法占有為目的”更改為“非法騙取他人財物為目的”。這樣就可減少司法實踐中的認識分歧。■“一女多嫁”的詐騙認定合同詐騙罪中的“一女多嫁”形式，大多數表現為行為人利用某一合法或虛假的工程項目或加工訂單，與多個當事人簽訂合同，以獲取數額較大定金和預付款的行為。對采取“一女多嫁”的手段進行合同詐騙，一般從事實與證據著手，司法部門基本能查明其犯罪目的。但是，在個別案件中也難免會出現行為人所持有合法的工程項目和加工訂單，與多個無資質、無能力的當事人簽訂合同的情況。這一情況的出現，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一是受托人的過錯問題；二是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罪過的問題。從第一個問題看，如當事人遇到能產生較大利益的工程項目和加工訂單，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條件，支付預付款和保證金與行為人簽訂合同，合同在初步履行過程中，因出現事實不能，當事人要糾正自己的過錯，是否可以？筆者以為，只要行為人誠實守法完全可以。從第二個問題看，行為人在短期內與多個當事人簽訂合同，收取大量預付款和保證金，除了正常的經營、交往、經驗不足之外，應著重考慮行為人是否存在利用合同占有他人錢款的故意。因為，從行為人的角度分析，其持有的工程項目、加工訂單如真實可信，其應對另一方的承接、加工的基本條件、資質等要素都進行必要的考查。如果行為人不對上述承接、加工的一方的資質、條件和能力進行評審，一味反復地與他人簽訂合同，從中收取預付款和保證金，又以對方違約為借口拒絕返還預付款和保證金，對于這種情形，就應考慮行為人是在隱瞞真相，利用他人的無知和過錯，蓄意騙取及占有他人的錢款，可視為合同詐騙?！鲐熑无D移的詐騙認定合同詐騙中的責任轉移，是行為人在合同詐騙后，為逃避法律責任，轉移原非法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其試圖將非法的合同行為，通過轉換形式讓其合法化。如：甲冒用他人公司的名義與乙簽訂了供銷合同，根據合同約定乙發送數千噸鋼材給了甲，甲收取鋼材后即對外銷售并收回資金，但卻支付少部分資金給乙。事后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繼而用自己公司的名義與乙簽訂了一份補充協議，協議寫明甲的原公司債權債務全部由新成立的公司承擔。這樣，甲冒用他人公司之名與乙簽訂合同騙取錢款的行為，通過補充協議使之合法化，由此達到占有他人財物不被刑事追究的目的。對這種合同詐騙中的責任轉移行為，筆者以為，應明確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因為，其行為已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的主客觀要件，即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至于行為人實施詐騙后，為逃避法律追究，采用責任轉移的方法，其轉移行為的本身也具有欺詐性，應確定為無效。不能因非法的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改變對其的刑事追究。因為甲對乙的先行行為已實施完畢，已完成了合同詐騙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其轉換形式的合法化，只是一種設計的退贓形式，并不能改變原有的合同詐騙性質。葉和忠

第二篇：合同詐騙的認定[推薦]

簡述合同詐騙中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鑒定

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可分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約能力和無履約能力三種情形，應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加以認定：(1)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2)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的客觀原因造成，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3)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4)有部分履約能力，同時亦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約行為本意不在承擔合同義務而在于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5)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之后仍無此種能力，而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6)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但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又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成民事欺詐。

2、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為。詐騙行為絕大多數是作為，而不可能是單純的不作為。其主要表現為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從司法實踐中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詐行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詐騙罪。沒有詐騙行為，不能定合同詐騙罪，但是有詐騙行為也不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要正確認定合同詐騙罪還須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一般說來，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在事實上虛構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響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足以證明行為人無非法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3、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履約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也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存在騙取錢財 目的的重要客觀依據。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實際存在的履行行為，必須是真實的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而不是虛假的行為。履行行為是否真實，應當結合履約能力的不同情形來判斷，這里應該注意以下兩種情況下對行為性質的認定：(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采取積極履約的行為，在尚未履行完畢時，行為人產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意圖，將對方財物占為已有。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部分履行行為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產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為已不能對抗其后來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應構成合同詐騙罪。(2)行為人在取得相對人財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對方追討，又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債務。這種連環詐騙在司法實踐中被形象地稱為“拆東墻補西墻”。這種行為實質上是行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補救措施，不是一種真實的履行行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4、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若當事人沒有履行義務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則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不同的心理態度，對合同標的處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1)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2)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一般不以合同詐騙論。(3)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沒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經營活動，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內將對方財物予以返還，應視為民事欺詐； 當其沒有履約行為時，應認定為合同詐騙。

5、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生后，大多采用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應該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6、行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響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觀兩種情況。行為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享受了權利，而不愿意承擔義務，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為人主觀上造成的，從而說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以合同詐騙論處。但是，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利，自己盡了最大努力去承擔義務，只是由于客觀上發生了使行為人無法預料的情況，導致合同無法得到全面履行，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以合同糾紛處理。

第三篇：宣傳的七種手法范文

拉斯韋爾，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家、社會學家、傳播學家，他24歲便取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1927年他的博士論文《世界大戰或的宣傳技巧》成為研究宣傳的經典。10年后，他在美國分析研究所的《宣傳的藝術》，則為人們提供了7條常用的宣傳手法，它成為后來“勸服——態度改變”研究的一個基礎。這7種手法是：

「美國宣傳分析機構」（the 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成立於1937年，首任主席暨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堪垂爾(H.Cantril)曾說明其成立的原因，便在於研究宣傳、瞭解宣傳。該機構所出版的《宣傳的藝術》一書，曾提及七種常用的宣傳手法

（A.M.Lee & E.B.Lee, 1939）：

（一）咒罵法（Name Calling）

透過給人或觀念冠上惡名，或負面的印象，讓人在不經查證的情況下，就相信他是不好的、不當的。政治選舉時，候選人便常用這種方法給對手打擊。

（二）粉飾法（Glittering Generality）

將某事物與美善的字詞聯結，使得一般人在未經驗證之下就輕易接受或認同它。比方政策宣導或舉辦推廣活動時，總是有動人的標語及口號。

（三）轉移法（Transfer）

用一般人普遍認可的人、事、物來說明或代言欲宣傳的東西，讓人能將兩者聯想在一起，進而贊同它?；瘖y品廣告多半請美女來代言，讓人覺得只要使用這種化妝品，就可以跟明星一樣漂亮。

（四）證言法（Testimonial）

要一個值得尊敬或厭惡的人，來證明一項事物的好或壞。例如公益廣告通常請形象良好的人物來代言。

（五）平民法（Plain Folks）

為了取信民眾，傳播者表現親民的一面，讓人覺得他是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政治人物下鄉巡視就是「平民法」的表現。

（六）堆牌法（Card Stacking）

依照傳播者的目的，只呈現單面或片面的訊息及證據來顯示這項事物。其證據可能是好的、有利的，也可能是壞的、不利的。戰爭時，往往播出敵方慘忍的新聞，以激起同胞的士氣。

（七）樂隊花車法（Band Wagon）

運用「從眾」的心理，讓人覺得大家都已接受這項事物或主張，自己也應該跟進。許多欲造成流行性的商品，多呈現出大家都愛用的形象，以造成風潮。

現在的宣傳手法推陳新，不只是在創意、內容，或是呈現方式，都比以往來得新奇有趣。以上所提及的七種宣傳技術，或許只是現代媒體所用的行銷招數之一，不過在眾多的廣告之中，還是可以看到這其中的妙計何在。

第四篇：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的數額

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的數額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合同詐騙犯罪中從合同的內容來看，有兩種情形：

(1)以假面目簽訂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證件、所簽訂的合同內容等都是假的，用假的面目進行經濟活動，其欺詐故意明顯，合同內容的虛假性也導致合同在客觀上根本無法履行。行為人向他人簽訂這種合同，只是騙人財物，是典型的合同詐騙行為。

(2)以真面目簽訂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證件、所簽訂的合同內容等都是真的，即實際上存在這一單位或個人。以真面目簽訂的合同的內容有真有假，其合同欺詐性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定。筆者從以下三種情況分析:一是內容真實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有實際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簽訂的合同。這種合同的簽訂，表明了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進行經濟往來的真實意思，并非旨在詐騙他人錢財，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即使合同簽訂后沒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屬于詐騙犯罪。但是，有的行為人以有限的履約能力和他人簽訂大大超過履約能力的合同，就另當別論了。以超出自己履約能力的合同簽訂后，行為人積極落實貨源，設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終沒有完全履約，也不能認定為詐騙罪。但若行為人在合同簽 1

訂后，并沒有設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詐騙他人財物的企圖了，此時就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二是內容半真半假的合同。就是那種行為人只具有某種履行合同的意向，就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其內容帶有半真半假的性質。這類合同客觀上已經具備部分履約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許多條件的制約。如果行為人有履約意圖，客觀上也為履行合同作積極努力，最后因種種客觀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認定為詐騙犯罪。相反，如果行為人借有部分履約能力之名行詐騙之實，沒有為合同的進一步履行做出努力，就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了。三是內容完全虛假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完全沒有履約能力情況下簽訂的合同。行為人在主觀上就沒有準備履行合同，占有他人財物的動機明顯，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行為人主觀上無長期占有他人財物的意圖，只是想臨時借用，待將來有收益后再行歸還對方的，一般不宜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了合同詐騙罪的量刑處罰。但因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僅僅規定了追罪的標準，沒有規定對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認定及何種行為可以或者應當認定為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致使基層司法部門對此類犯罪無法處理，對此類犯罪的打擊與被害人的保護工作不力。為此，兩高應當盡快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以便于基層司法機關準確打擊此類犯罪。

從國外到國內的立法精神來看，公私財物權是獨立的，是受到法律明確保護的，不容許侵犯。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合同的簽定將隨著公民之間，單位與公民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經濟貿易的往來而逐步加大，合同詐騙犯罪也將呈現上升趨勢。因此必須加大打擊力度。但是現在我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對于合同詐騙罪的標準不能夠統一，應當按照各省的經濟發展情況分不同情況由各省高級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檢察院各自聯合制定。且合同詐騙的涉案金額一般都大，為了切實體現輕緩政策的執行，為此，對于合同詐騙的處罰數額的規定只能偏高，不能夠過低。對于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標準的制定，應當充分考慮犯罪嫌疑人在一年內合同詐騙多數，造成的危害程度及危害后果而定情節嚴重、特別嚴重的標準。同時要考慮犯罪嫌疑人詐騙的動機和手段惡劣、特別惡劣的情形問題，要通過多次調研及判例來歸總。

從我國有關現行刑事司法解釋來看，合同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的數額標準都高于詐騙罪的數額標準。2001 年 4 月 8 日 《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 》 規定，合同詐騙的，個人詐騙公私財物數額在 5 千元至 2 萬元以上的，應予追訴。1996 年 12 月 24 日 《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 》（注：以下簡稱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 》）規定，個人進行貸款詐騙數額在 1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個人進行貨款詐騙數額在 5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個人進行貸款詐騙數額在 20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個人進行票據詐騙數額在 5 千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個人進行票據

詐騙數額在 10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個人進行保險詐騙數額在 l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個人進行保險詐騙數額在 5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個人進行保險詐騙數額在 20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

按照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 》 第二條“根據（刑法 》 第一百五十一條和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定，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的規定，在新刑法修訂前，合同詐騙罪按照詐騙罪進行判處，其犯罪的數額亦按照詐騙罪的犯罪數額進行判處，即，個人詐騙公私財物 2 千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 ；個人詐騙公私財物 3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個人詐騙公私財物 20 萬元以上的，屬于詐騙“數額特別巨大”。

新刑法修訂時，合同詐騙罪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按照新刑法修訂后的 2001 年 4 月 8 日 《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 的規定，合同詐騙的犯罪數額起點為 5 千元，合同詐騙罪的數額標準有所提高，而關于合同詐騙“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在新刑法修訂后的司法解釋中，則無規定，司法實踐中難以把握。合同詐騙罪的起點數額為何有所提高？從立法原則來看，《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 》 中的金融詐騙犯罪，犯罪起點數額均比詐騙犯罪數額的標準高，在新刑法修訂時，合同詐騙罪從詐騙罪分離出來歸屬于擾亂市場秩序的犯罪，其犯罪客體與金融詐騙罪屬同類客體，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此，合同詐騙的犯罪數額

起點提高是必然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 》 對金融詐騙犯罪數額的規定沒有變化，而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 》 中規定的金融詐騙犯罪，新刑法在修訂時進行了吸收。審判實踐中，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標準仍按照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 》 的規定判處，因此，在合同詐騙罪的數額標準沒有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前，也可以參照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規定判處。即，個人進行合同詐騙數額在 5 千元上的，屬于“數額較大”；個人進行合同詐騙數額在 5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個人進行合同詐騙數額在 20 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

第五篇：談合同詐騙犯罪的四個正確認定

談合同詐騙犯罪的四個正確認定

合同詐騙指的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使用欺詐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筆者認為目前在理論與司法實踐中一般存在下面幾點疑難點：

一、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含義

由于合同詐騙罪與其他詐騙罪尤其是普通詐騙罪的區別，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利用了“合同”這一形式，所以“合同”的判定會影響到某些詐騙罪的定性，故對“合同”的內涵外延的界定，對于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具有重要意義。從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淵源來看，本罪的“合同”似應指“經濟合同”，因為刑法第224條關于合同詐騙罪的規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5年7月8日《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和1996年12月16日《關于辦理詐騙罪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內容，而《解釋》第二條規定：“根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和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定，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其中使用了“經濟合同”一語。那么修改后的刑法僅用了“合同”一詞，是否有意擴大其范圍，使之更具有包容性呢？答案應是肯定的。理論上一般認為正確界定“合同”一詞，應從這樣幾個因素入手：

1．從合同詐騙罪的客體性質來看，合同詐騙罪之“合同”，必須是能夠體現市場經濟關系的。凡與這種社會關系無關的各種“合同”，“協議”，如婚姻，收養，撫養，監護等身份關系的協議，不在該“合同”之列；

2．在不違背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基于控制犯罪而考慮懲治犯罪的最大需要。雖然合同詐騙罪之“合同”淵源上為經濟合同，但立法淵源不應該影響刑法的目的解釋。換言之，只要除利用經濟合同外，還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進行詐騙且足以擾亂市場秩序，而在刑法上將之解釋為合同詐騙罪又具有“可預測性”的，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則上都屬于合同詐騙罪之“合同”；

3．從合同的形式方面進行界定。筆者認為應把合同詐騙罪之合同界定為書面合同，不包括口頭形式與其他形式。這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1）考慮定罪證據的客觀可見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在合同詐騙罪的認定中，需要能夠證明被告人所利用的合同的存在是最起碼的要求。而在總體上，合同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包括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訴訟中具有舉證難易程度的差異。因此，從證據的客觀可見性要求來看，口頭合同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2）避免出現法條競合，出現“特殊法條”架空“普通法條”的現象。《合同法》的相關立法解釋已使有關財產流轉的協議（包括口頭的）都歸于“市場交易”中的合同。而在普通詐騙中當事人雙方之間大量存在這種關于財產流轉的協議，并且多以口頭形式出現，如果按《合同法》的精神，則這些協議都屬于口頭形式的合同。在這種情況下，若把口頭合同也視為合同詐騙之合同的一種形式，則會導致合同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相互沖突，導致前者架空后者,出現法律適用的混亂。而這顯然并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故應把口頭合同排除出本罪之合同之列；（3）將口頭合同詐騙排除出合同詐騙之外有利于對此行為的打擊。如將口頭合同定性為合同詐騙，意味著將其作為經濟詐騙對待，而經濟詐騙數額的起點一般高于普通詐騙。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普通詐騙的構罪數額起點為2000元，利用票據，信用卡進行詐騙的數額起點為5000元，貸款詐騙的數額起點則高達l萬元。關于合同詐騙的數額起點問題，有學者認為“確定合同詐騙的數額起點時，應在參照普通詐騙犯罪起點的前提下，使合同詐騙數額起點略高于普通詐騙罪的數額起點。”若如此，由于合同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對應于各個數額檔次的量刑幅度基本相同，將口頭合同詐騙定性為合同詐騙反而有放縱這一行為之嫌。

二、如何認定“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正確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一般來說應對行為人簽訂和履行合同的整個過程以及違約后行為人的態度等一系列情況綜合分析。例如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考察行為人履行合同的能力。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與他人簽訂合同，一旦貨物、貨款到手便大肆揮霍或逃之夭夭，則應視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考察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有無欺騙手段。犯罪的目的與手段是相互統一的，手段從屬于目的，目的又依賴于手段，行為人通過手段來實現其目的。犯罪手段是行為人目的的一個重要體現，在本罪中行為人在簽訂合同的整個過程就會表現出這樣或那樣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行為人在該過程中有欺騙行為并不一定構成詐騙罪。但對那些偽造證件，編造謊言，騙取信任，掩蓋其根本無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給對方造成重大損失的，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例如，在簽訂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偽造、變造證件，偽造、變造營業執照、注冊資金、支票、匯票等憑證，或者虛構事實上不存在的標的物，或者冒充“外商”、“高干子弟”等方式與對方簽訂合同。由于這些貨單、支票、標的物等本身就不存在，是虛假的，因而合同自然就無法履行，這種情況應視為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考察行為人對標的物的處置情況及其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行為。如果行為人簽訂合同后，根本不履行，也不為履行合同積極創造條件，貨物或錢款到手后挪作他用或用于私人揮霍或抵償個人債務或攜款物潛逃，行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顯；

4、考察行為人在違約后是否承擔違約責任。在通常情況下，行為人在違約后，一般都會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以善意原則減少相對人的損失，相反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違約到之合同無法履行，采取潛逃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當事人無法找到自己，則可證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考察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客觀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觀方面的原因。因客觀方面原因導致合同未能履行的，行為人主觀上無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是主觀方面的原因致合同未能履行，即合同簽訂后，行為人享受了合同的權利，卻不主動、不愿意履行合同的相對義務，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當然，具備上述情形之一的，只能是說在一般情況下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為主觀目的的推定內含未知因素，如果行為人可以反證推翻對其“非法占有”之推定，應不予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如何認定刑法第224條第（5）項規定的“其他方法”

由于在現實中用以詐騙的方法多種多樣，故刑法第224條在第（1）至第(4)項明確列舉了四種合同詐騙方法后，第（5）項以“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概括性語句做出了彈性規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也許是為了適應以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保持法律的穩定，但這在另一個方面也給該罪的司法認定帶來了不便。對這些方法該如何界定呢？筆者以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詐騙，足以擾亂市場秩序，騙取公私財物”這一客觀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可成為合同詐騙罪的方法。實踐中常見的其他方法大致有下面幾種：

1．偽造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代理人、或者權利義務繼受人財物的；

2．虛構貨源或其他合同標的簽訂空頭合同的。如行為人將暫時借來充數、并不屬于自己的貨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簽訂合同后騙取貨款；

3．騙使，蒙蔽對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圖簽訂合同，亦即行為人利用欺騙手段誘使對方簽訂合同； 4．利用虛假廣告和信息，誘人簽訂合同，騙取中介費、立項費、培訓費等費用的；

5．假冒聯合經商、投資、合作協作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6．通過賄賂簽訂、履行合同，如實踐中有的合同當事人采用賄賂手段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簽訂、履行合同騙取國有資產的，就屬于這種情況；

7．作為債務人的行為人，向第三人隱瞞未經債權人同意的事實，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部分違法轉移給第三人，從而逃避債務。如實踐中常見的，一些皮包公司以違法占有為目的，在與他人簽訂供貨合同、取得對方當事人貨物、定金或部分貨款后，采取欺詐方法將合同義務轉讓給第三人，待被害人發覺上當受騙時仍借故不履行合同義務，亦不返還收取的貨物、定金或貨款，等等。

在實踐中還要注意一點，即這些詐騙方法、行為是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使用的才成立合同詐騙罪，若在這之前或這之后則不成立本罪。成立普通詐騙罪的按普通詐騙罪論處；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則按合同糾紛處理。本罪如與金融詐騙犯罪發生法條競合，則按金融詐騙的有關犯罪論處。

四．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相近行為的界限

（一）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的認定

首先主觀目的不同。這兩種行為故意內容不同。民事欺詐行為的當事人采取欺騙方法，旨在使相對人產生錯誤認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然后通過雙方履行該法律行為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實質是間接牟利；而合同詐騙罪雖然客觀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但行為人并沒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誠意，而是只想使對方履行那個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關系的“單方義務”，然后直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因此，合同詐騙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故意內容，而民事欺詐則是通過雙方履約來間接獲取非法財產利益。

其次是客觀方面不同。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1．在行為方式上，合同詐騙罪都是作為；而民事欺詐行為則不僅表現為作為，還有相當一部分表現為不作為；

2．從欺詐的程度看，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已達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來調整；而民事欺詐行為雖然在客觀上也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的限度內，而仍應由民事法律來調整；

3．從欺詐內容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動；而民事欺詐行為中仍有民事內容的存在；

4．從欺騙的手段看，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意圖利用經濟合同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總是千方百計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書，虛假的介紹信和授權委托書等，以騙取對方的信任使行騙得逞；而民事欺詐行為人一般無須假冒合法身份。

此外，受侵犯權利的屬性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是財物所有權，作為犯罪對象的公私財物，并未充當經濟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而民事欺詐行為侵犯的則是債權，即作為侵犯對象的公私財物，是已經進入經濟合同設定的生產、流通領域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

（二）劃清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的認定

一般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兩者進行區分：

1.主觀方面。判斷行為人在主觀上是明知自己

無履行能力而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以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

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對方產生錯覺，通過履行約定的民事法律行為，以達到謀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2.履約能力。行為人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和擔保，還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擔保；

3.欺騙手段的程度。行為人是隱瞞真相、虛構履約能力，還是只在數量、質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實之處。

4.履行合同的行為。訂立合同后，行為人是沒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為，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坐等對方履約上當，在獲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還是對履行合同有較積極的態度，既取得一定利益，同時又承擔了一定的義務。

上述區分兩者界限的關鍵是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行為人是以騙取財物為目的，還是通過履行約定的民事法律行為而獲得經濟利益。而對該目的的認定則可以參照上述二的內容進行判斷。

作者單位:五峰土家族自治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