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揭秘：周恩來初戀女友張若茗自殺真相

揭秘：周恩來初戀女友張若茗自殺真相

揭秘：周恩來初戀女友張若茗自殺真相

周恩來的第一個戀人不是鄧穎超，而是另一位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張若茗。一九五八年，張若茗投河自殺。張若茗究竟何許人也？她與周恩來有什么樣的感情經歷？為何最終又選擇了自殺？

周恩來自幼喪母父親長年在外謀生，從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在南開讀書時，校董嚴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說親，想把女兒許配給他，被他拒絕了。一九二零年他從蹲了半年的監獄獲釋，為他辯論的著名律師劉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謝絕了其美意。

鄧穎超與周恩來相識，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鄧穎超十五歲，“五四”運動爆發，周恩來積極參加和組織天津的青年運動，成為學生領袖。他曾應邀到直吏第一女師幫助排演話劇《花木蘭》和《安重根》，鄧穎超在這兩個話劇中都演主角。鄧又在周主編的雜志上發表文章，還一道領導學生示威，名副其實是一對志同道合的戰友。

他與鄧穎超是自由戀愛而結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后來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鄧穎超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在革命陣營中的位置都十分顯要。

有一首據說是“鄧大姐最喜歡”的詩，其中幾句似乎很能說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過后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只要在秋光里結好你的果子，白發就永遠上不了你的頭！”鄧穎超是不必為年齡發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與人說起自己的丈夫，禁不住“臉上漾開甜蜜的笑容”，“他呀，濃眉毛，大眼睛，高個兒，寬肩膀，聰明能干，極有才華，更有氣派，并且有強烈的愛國思想。”（《鄧穎超傳》第220頁）

如此完美的夫婿，別說是百里挑一萬里挑一，便是全中國也沒有幾個。鄧穎超對自己婚姻極為滿意。但是，周恩來的第一個戀人不是鄧穎超，而是另一位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張若茗。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記者向鄧穎超問起周恩來這位初戀情人，她很輕松地笑著反問：“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嗎？”

才貌雙全的張若茗終不敵“小超”

1919年9月16日由周恩來、諶志篤在天津東南角草廠庵胡同41號主持召開了覺悟社成立大會。“覺悟”兩字，顧名思義，代表著一種愛國、民主、科學、創新的精神。覺悟社的創立蘊涵了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和斗爭勇氣。

當時參加覺悟社的社員共20名，其中男女各半。10名男社員是周恩來、馬駿、李震瀛、諶志篤、關錫斌、諶小岑、潘世綸、趙光宸、薛撼岳、胡維憲；10名女社員是：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張若茗、李毅韜、周之廉、李錫錦、鄭巖、吳瑞燕、張嗣倩。他們多數都是當時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領導骨干。經過全體成員討論，大家取得共識：覺悟社決定由周恩來執筆寫成《“覺悟”的宣言》，并擔任社刊《覺悟》的主編。

對于鄧穎超也許“并不重要”，對于研究青年周恩來，這位張若茗當然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個簡單的事實，鄧穎超和張若茗同為直隸第一女師的學生領袖，都與周恩來有著頻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戰斗情誼，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張，而不是鄧。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學生聚眾五千人前往直隸公署請愿，周恩來為總指揮。周與另外三位學生代表郭隆真、于蘭鍺、張若名直闖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四月五日，鄧穎超等二十四名學生卷著鋪蓋到警察廳，要求入獄，以交換周恩來等二十四人。

張若茗與周恩來一同坐牢，鄧穎超領人要求代替他們坐牢，就“斗爭情誼”而言，二人幾乎相當。如果仔細分析，張若茗似乎更勝一籌。事實上，張若茗年齡比鄧穎超稍長，在學生運動中的影響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張若茗在沖破男女的界限，整合學生運動方面起到的作用，顯然不是鄧穎超說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經過法庭審理，入獄學生代表全數獲釋，周恩來等人被當成“英雄”，胸佩“為國犧牲”的紀念章和大紅花，受到鑼鼓鞭炮的凱旋歡迎，出盡風頭。“英雄”中當然也有張若茗。十一月七日，周恩來赴法國勤工儉學，同行學生一百九十七人，張若茗亦是其中之一。鄧穎超未能成行，只送了一件手織的毛衣給臨行的周恩來，內側繡了一行字“給你溫暖，小超”。

然而自那以后，張若茗的名字即從有關周恩來的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種說法是，家庭富裕、性格開朗的張若茗在赴法國途中與另一位同行者“打得火熱”。另一種說法是，在旅歐初期，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麗的張若茗“熱烈的追求他”，周卻沒有選擇她。后來他說“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

周恩來給朋友寫信，常忍不住向他們夸耀歐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極了”。剛到法國的時候，他還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給國內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勝多，你想來嗎？”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為一種時髦的玩法。他喜歡跳舞，常去公共舞廳，從不愁沒有舞伴。別的中國學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樣受歡迎，或許是沒有他的才俊與風度，生活壓力也比他大。

很難想象，風華正茂的周恩來會沉湎其中不可自拔。他胸有大志，沒忘記要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他身邊那個脾氣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時發出警告：“你不該沉湎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雙眼應該一直盯在受壓迫、被剝削的工人身上。”他對周恩來聲嚴色厲地呵斥，沖淡了外界美色對他的吸引力。周恩來后來向鄧穎超表白：“有蔡和森這樣一位朋友就足夠了……。

一些研究者認為，周恩來與張若茗在巴黎期間已實際上同居，張若茗由周介紹加入共產黨。一九二四年周恩來離開法國，與張若茗分手，張若茗立即宣布退出了共產黨。（司馬臺《雙重的多彩多姿——周恩來的戀愛和私生活》）張入黨是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來結婚后，張若茗也另嫁楊堃。一九三一年張隨丈夫回國教書，周還秘密會見過她幾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與她相見。一九五七年，楊、張的兒子楊在道被打成右派，張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張若茗投河自殺。張若茗究竟何許人也？她與周恩來有什么樣的感情經歷？為何最終又選擇了自殺？

參加五四運動被捕入獄

1902年2月23日，張若茗出生在河北省清苑縣溫仁村一富戶人家。14歲時考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在校期間學習成績優異，開始嶄露才華。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張若茗與郭隆真、鄧穎超等女學生發起組織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她被推選為評議部部長。1920年1月25日，在天津數萬群眾抗議日本人開槍打死我愛國學生和警察并抵制日貨的活動中，周恩來、張若茗等26人被抓捕關押。直到半年后，周恩來、張若茗等人才被釋放。

革命意見分歧申請退黨

出獄后，張若茗于1920年11月7日，與周恩來、郭隆真等人乘法國輪船波爾多號離開上海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張若茗加入以周恩來、李富春為首的旅法中國少年共產黨，任支部執行委員。這期間，她努力學習法語，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還與任弼時合著《馬克思主義淺說》。后來，因與當時的旅法中國少年共產黨負責人任卓宣意見分歧，經充分考慮后，她提出退黨申請，隨后被批準。

退黨后，張若茗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中，1924年張若茗進入法國里昂大學，并于1928年2月獲得文科碩士學位，1930年取得了博士學位。1930年，張若茗與河北同鄉里昂大學的楊堃博士結婚。同年底，夫妻經德國、蘇聯返回祖國。

回國教書育人 碩果累累

1931年初，張若茗回到北平，任北平中法大學文學院教授，講授法文、法國文學、心理學等課程，深得學生喜愛。1937年到1945年期間，日本軍隊占領華北，張若茗沒有跟隨學校南下，留在了北平家中閑賦了一段時間。

1948年4月，張若茗與楊堃接受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邀請，到云南大學任教，她任中文系教授，主講世界文學史和文藝理論，同時在外語系講授法語課程。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外長前往印尼參加亞非萬隆會議，途經昆明時，在云南震莊迎賓館接見了張若茗、楊堃夫婦。此次會面談話持續了5個小時，大家又一同共進午餐。這也是周恩來總理最后一次見到張若茗。

被指責是叛徒 投河自盡

然而1955年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開始了。不但張若茗的大兒子楊在道被打成右派、送去勞動教養，而且她在22歲時退出少年共產黨的舉動，也被翻出來，被指責為不齒的叛徒。1958年6月18日上午，一場批判會召開，要她承認莫須有的罪名，她想不通。當她得知下午還要繼續開會，批判還要繼續升溫，她不寒而栗，傷心中走到了油管橋附近的盤龍江鐵路橋上縱身跳了下去，走向自己生命的終點。

1980年，張若茗的兒子楊在道結束了21年的勞教生涯，恢復了自由后，即寫信給鄧穎超，要求給母親平反，鄧穎超給云南大學寫了信。隨后，張若茗被徹底平反，并肯定了她在愛國運動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貢獻。

第二篇：周恩來與張若名的關系背景 張若名個人資料簡歷子女

周恩來與張若名的關系背景 張若名個人資料簡歷子女

張若名（左）、郭隆真

有關她最早的信息，來自韓素音的一本書。這位英籍女作家在《周恩來和他的世紀》里，追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五四時期的初次相遇。然后，她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但是，他(指周)并沒有一見鐘情。事實上，當時他似乎愛上了另外一個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如果我不是在看在本書的同時，正在采訪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上述文字可能就從眼底溜掉了。巧得很，周秉德說，她的七媽，也就是鄧穎超，告訴過她這個姑娘的名字：“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國的張若名，原來他們接觸就比較多。我曾經以為，如果你伯伯不堅持獨身主義的話，可能和她最合適了，別人也都這么認為。”

一、張若名：1916年考入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比鄧穎超大兩歲，她倆從一年級起就是同班同學。1919年五四運動時，張若名曾任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評論部部長、天津各界聯合會庶務科干事。6月至10月，她三次作為天津代表進京請愿。

當年9月她與周恩來等發起創辦了天津五四運動的領導組織“覺悟社”。為體現男女平等，二十名成員男女各半，女學生的名單就是由張若名提出的。同年12月張若名當選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評論委員會委員長。1920年1月29日，她與周恩來等一起在天津被捕，經過半年的獄中斗爭，7月17日獲釋。

這個時期的史料因為一些政治原因，在博物館的文字說明中和不少材料甚至有關的書籍里，張若名的名字都被勾掉了。比如當年4名愛國學生請愿代表被捕坐牢，這樣一段重要的史實，現在只提“周恩來和郭隆真等”。只有在周恩來寫的《警廳拘留記》的字里行間還有張若名。周恩來還摘錄了張若名十多天的日記，冠以《張若名在營務處的日記》的標題，編入了他的文章里。

據悉，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第二冊附錄中，曾提到周恩來當年與他一次談話的筆記，當談到覺悟社的創辦人時，周恩來說，有他、張若名、郭隆真、劉清揚。

現在還可以查到七十多年前覺悟社出版的第一期刊物《覺悟》，其中刊登著張若名以“三六”署名所撰寫的《急先鋒的女子》。這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當年18歲的張若名，正是以婦女解放先驅的姿態，投入五四運動，成為叱咤風云的人物之一。

二、張若名的祖父是河北清苑縣的首富，父親做過官。她自上學以后與當醫生的叔叔一家往來密切。這個書香門第家庭里的堂姊妹們，說起張若名嘖嘖贊許，稱她為女中豪杰。當年她在秘密出走之前，給家里每個人都留下了一封信。1920年11月7日，張若名與郭隆真、周恩來等一百九十多位勤工儉學生，登上了法國郵輪“波爾多斯”號。

張若名比周恩來早九天到法國。周中途在新加坡下船，改乘下一班輪，為的是和蔡元培先生同船抵法。周恩來到了馬賽港后，連夜趕赴里昂。第二天一早他與朋友們興高采烈地會面了。他們在火車站對面的一家飯店里等候著他。大家在一起暢談了兩天。在場的有周恩來、張若名、郭隆真、劉清揚、張申府、陶尚釗、盛成。

1921年夏天，張若名和郭隆真遷到法國中部布盧瓦居住，在那里經常和周恩來見面。1922年上半年，她們加入了趙世炎、周恩來、李富春等在巴黎組織的中國少年共產黨。少共開始完全是秘密組織，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化名，周恩來的化名是“伍豪”，張若名的化名是“一峰”，郭隆真的化名是“林一”。

當時少共以學習作為主要活動內容，他們成立了一個共產主義研究會，采用自學和互教互學的方式學習。張若名聰穎好學，法文進步快，不久就能順利地閱讀馬克思主義的法文書籍，所以她經常擔任主講人。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她曾把小組會上的講稿加工整理成兩篇文章《階級斗爭》和《剩余價值》，發表在法國《赤光》半月刊上，所用的筆名為“一峰”，這篇文章還油印成了小冊子。1924年周恩來回國時，特地把這兩本書稿帶回廣州，并一手經辦在國內印刷出版。

現在能找到的還有一本1925年出版的《帝國主義在中國》，其中有張若名署名“一峰”的文章《帝國主義淺說》，排在開首的第一篇，后邊還排有周恩來、瞿秋白等人的文章。

張若名初到法國時筆耕很勤，作為北京《晨報》駐法國特約通訊員，她寄回報道近二十篇，1921年3月至7月，《晨報》先后刊出《留法勤工儉學生最近之大覺悟》等若干篇。1924年在鄧穎超等人創辦的《婦女報》上，張若名和郭隆真合寫了一封關于如何辦好婦女報的信，她還以“一峰”署名再次論述婦女解放運動，文章的題目是〈〈現代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全文二千余字。

三、1924年，張若名人生之旅出現了重大的轉折。這年的7月，周恩來奉調離法回國，冬天郭隆真去蘇聯學習，張若名為他們送行以后，退出了少共，并從此脫離一切政治活動，留在法國閉門讀書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作出這樣一個選擇？要知道這不僅意味著她放棄了一貫的革命主張，也意味著她與親密的戰友分道揚鑣了。

據她的丈夫楊堃說，張若名與當時共青團在法國的主要領導人任卓宣意見不合，此人唯我獨“左”，作風粗暴，在他的激進指揮下，張若名在一次會議上完全暴露了身份，受到法國秘密警察的盯梢，險些被驅逐出境。楊昆當時也在法國，他是1921年里昂中法大學在中國招收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他與郭隆真同鄉，郭介紹他與張若名相識，還介紹他加入了旅法共青團，在團內名叫“楊赤民”。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退出了共青團。

往事如煙。現在找不到更多的材料考證張若名當時的心路歷程了，楊堃的說法，可能是原因之一。鄧穎超在向她的侄女周秉德講述往事時，曾有一句話，或許提供了尋找答案的另一條線索。她說，周恩來從法國來信講到張若名，覺得和她不可能志同道合。那時侯周恩來正奔波于法國、英國、德國，從事宣傳組織等秘密工作，過著職業革命家的生活。他所處的險惡環境與張若名渴望的安定的留學生涯的距離已越來越大。

四、即使如此，周恩來仍然把張若名視為可信賴的朋友。1928年夏天，他從莫斯科開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國回國途中，專程趕到里昂秘密會見過張若名。那時張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學讀書已有3年，與外界切斷了一切聯系，但是周恩來還是在坐落于北郊村鎮中的女生宿舍找到了她。楊堃說，他的夫人在他們婚后親口告訴了他那天的情景，那是一個溫暖的夏日傍晚。

周恩來化裝而來，他戴著墨鏡，穿一身筆挺的白色西裝，戴一頂白色法國盔帽。當他脫下墨鏡時，張若名看到了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們在村鎮旁邊的一家小咖啡館里一直坐到夜色沉沉。周恩來首先告訴張若名，1925年他和鄧穎超結婚了，他替鄧穎超問若名姐好。然后他講了覺悟社的成員們已經各奔東西，有人繼續舍生忘死地投身革命，有人脫離了政治，個別人徹底墮落，臨分手時，周恩來深情地表示：“將來什么時候能夠再相會，很難預料。”他說，他已做好了為革命犧牲的準備。張若名則向周恩來保證：永遠不泄露共產黨的秘密。

四、張若名從1924年進入里昂大學讀書，她學習非常刻苦，到1928年就取得了〈〈心理學〉〉、〈〈普通哲學與邏輯學〉〉、〈〈倫理學與社會學〉〉、〈〈教育學〉〉四門專業的合格證書，獲得文科碩士學位，她接著攻讀博士學位，受教于里昂大學塞貢教授，她從心理學角度研究法國文學史和文藝理論。1929年她以法國著名作家安德列·紀德為題，準備博士論文，1930年秋季〈〈紀德的態度〉〉全稿完成，此文用流暢優美的法文寫就，共八篇一百二十一頁。紀德看完這篇論文的打印稿以后，給張若名的回信中說：“我確信自己從未被別人這樣透徹地理解過。”

這篇論文被里昂中法大學評為最優秀成績之一。并獲得了500法郎獎學金。張若名還得到了導師賽貢教授的高度贊譽：“我不僅發現她是一名非常專心的學生，而且思維敏捷，她掌握的法語能力能洞悉細微的差別……張若名的成績是我們學院的光榮。”

1930年12月15日張若名順利地通過了博士答辯，此時她已應聘回國擔任北平中法大學伏爾泰學院教授。1931年1月她和她的丈夫楊堃回到闊別八年的祖國。她與楊堃在回國的前一年舉行了婚禮，楊堃也獲得了博士學位，他主修社會學和民族學。

這對博士夫婦在新婚之際，又一次相約“此生不再過問政治，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從1937年至1948年，張若名一直在北平中法大學執教，講授法國文學史、心理學，并在附中教法語，后來還曾編輯過這所大學辦的〈〈法文研究〉〉刊物。日本投降后，有人介紹她加入國民黨，后來劉清揚介紹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張若名都拒絕了。

1946年的夏天，留下了一個謎。

張若名夫婦當時住在北平沙灘北街嵩祝夾道二號的一個四合院里。有一天夫婦倆外出回家，保姆告訴他們，來過一位戴著墨鏡的先生，自稱姓王。當聽完保姆形容這位王先生的長相、身高和穿著以后，張若名的第一反應就是他可能是周恩來。當時周恩來參加軍調處談判，正在北平，住的地方離張若名家并不遠。但以后這位王先生再也沒有出現。

五、1948年4月，張若名與楊堃應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邀請，前往云南大學任教，張若名任云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講授文藝理論與世界文學史，并在外文系講授法語。楊堃任社會系主任。

昆明解放了，與其他留過洋的知識分子相比，張若名較快地適應了政局的變化和新社會的秩序，她終究在青年時代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在張若名的印象里，她1922年在法國加入和1924年退出的組織就是中國共產黨。

但是這個印象，在周恩來和張若名最后的一次見面中，被周恩來證實是錯誤的。據楊堃回憶，1955年4月，云南大學黨委書記接到省委統戰部的電話，要張若名和楊堃第二天早晨7點鐘到統戰部長陳方的家里，什么事，不清楚。第二天到了陳方的家以后他們才得知：“周總理要見你們。”楊堃后來回憶：“半個小時后我們到了震莊，那是個花園式的大院子，在寬敞的會客廳里只坐了一兩分鐘，周總理就快步地走了出來。大約十多分鐘以后，陳毅元帥也來了。”

有關這天會面的情景，當事人只留下了一個模糊的輪廓：省委統戰部長再三叮囑此事千萬不能聲張，因為總理和陳毅元帥是去萬隆開會，秘密經過昆明。還規定了好多具體的框框，比如不許外傳，不許記錄等等，因此在楊堃和張若名的日記本上，關于這一天，連一個字也沒有留下。

據回憶，周恩來剛見到張若名時曾很感慨地說：“多年不見了。”然后代表鄧穎超向若名姐問好。以后很長時間的談話，四個人分成兩攤，周總理和楊堃談論云南的民族問題，陳毅向張若名詢問法國文學。陳老總去過法國，且酷愛法國文學，所以與張若名談起這個話題時興致勃勃。

楊堃記得，其間周恩來總理問過張若名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當談到1922年在法國人入黨的事，周恩來簡單而明確地告訴她：“你當時參加的是團，不是黨。”楊堃說：“我聽了大吃一驚，我一直以為張若名早就是共產黨。張若名聽了也直發愣。”到后來運動一個接一個，出了一連串的事情，楊堃對他的兒子說，周總理這樣講，也許是為了保護你母親。因為退團的罪過比退黨要小一點兒。

會面持續了五個小時，周恩來還留他們吃了中飯。

關于這次故人相會，周恩來返京后詳細地向鄧穎超講過，據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說：“七媽當時還問伯伯：‘你怎么沒有拍張照片呀！也讓我看看她與當年相比有什么變化么！’

這次會面一兩個月以后，張若名夫婦接到劉清揚從北京來的信，信中說：受總理和鄧穎超的委托，轉達他們邀請張若名夫婦到北京工作的意思。楊堃說：“我記得對張若名的工作安排得很具體：外交部外文秘書，主要接待講法語的外賓，同時兼全國婦聯的法語翻譯。我到北京當教授，我很高興，張若名卻不大高興，她不愿離開學校去搞接待工作。于是這件事就放下了。”一兩年以后，反右運動開始了。張若名又想回到北京工作了。他們再給劉清揚寫信，卻為時已晚，劉回信說：總理知道了。但他現在已不擔任外交部長，而且調動干部有了明文規定的一套制度，總理個人不能擅自做主。

六、張若名生命的最后三年，陷入了一個無法自拔的矛盾之中：她是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積極參加者，但她最終反而被自己滿腔熱忱參加的運動所吞沒。她的兒子楊在道說：“當時我的母親左極了。”她曾把楊在道寫給家里的信全部上交了組織，她認為他的思想落后，需要加強教育，但她絕沒有想到，這個她最喜愛的兒子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勞動教養。她在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中積極向黨交心，結果這些匯報材料，反而成為揭發她的右派言論的證據。她傾盡心血教過的學生們，也把她當成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靶子。最后，她在22歲時退出少共的舉動，也被翻出來，指責為不齒的叛徒。不難想象，對于自尊心極強的張若名來說，這一切意味著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開批判會，要她承認上述諸多罪名。她想不通，找總支書記談話。總支書記給她指了指辦公桌玻璃板，下邊壓著劃右派的六條標準，意思顯然是“你早就夠了”。她得知下午還要繼續開會，繼續加溫，中午，張若名自殺身亡。

兩年以后，鄧穎超到昆明曾親自過問了此事，據說她要求云南大學黨委把張若名的檔案和參加運動的全部材料報上來。1963年云南大學黨委發過一份甄別材料，大意是承認“不適當地給了過多的壓力”，“當時批判的詞語不合適”等等。

這個甄別顯然還留著不少尾巴。1980年楊在道結束了二十年的勞教恢復自由以后，立即寫信給鄧穎超，要求為母親做政治結論，開追悼會。不久他接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鄧穎超工作處的回信，告訴他信已經收到，“鄧穎超同志給云南大學黨委寫了信”。于是改正以后的結論才做出。楊在道說：“我母親的平反，是在鄧穎超的直接過問下完成的。”

注：郭隆真(1893——1930)女，回族。“五四”時期天津學生組織“覺悟社”成員。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在山東青島被國民黨 逮捕，后就義于濟南。

劉清揚(1894——1977)女。覺悟社成員。1921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之一。1927年脫黨。1931年后從事抗日救亡工作。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61年重新加入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