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審判階段審查口供與處理翻證問題研究(精)大全

審判階段審查口供與處理翻證問題研究(1)

論 文 摘 要 口供證據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作為主要證據之一，其地位舉足輕重，也是司法人員所曙目共知的。口供的運用提高了偵查的效率，節省了偵查的資源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口供的易變、脆弱也是不爭的事實，單憑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錯案也不在少數；而且，庭審中翻供在實踐中是見怪不怪。新的刑事訴訟法施行之初，翻供幾乎成為一道風景，讓偵查、控訴及審判人員頭疼、困惑。在控辯式庭審中，被告人翻供現象較為普遍的原因是口供這種證據形式的主觀性、易變性、以及真假難辯性。在審判階段法院如何正確地審查口供以及在庭審中遇到被告人翻供情況如何處理，成為刑事案件審理中重要的環節，對此問題加以研究，以期對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有所幫助。本文從四個大方面進行論述：

一、口供的界定及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我國有2000多年的封建歷史，口供作為“證據之王”一直受到極高的器重，而今口供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只是法定證據之一，沒有它即“零口供”照樣可以定罪判刑。本點分別從口供的界定；口供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來闡述。

二、審判階段審查口供出現的問題分析。口供貫穿偵查、審查起訴及審判等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具有特殊證明力；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案件的當事人，其口供可以全面地反映出作案的動機、目的、手段、過程、具體情節、危害結果等案件的具體情況，是查明案件事實的重要依據，審判階段審查口供出現的問題多是因為在刑事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司法人員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因所致。

三、審判階段翻供的原因及對口供審查的要求。口供的運用提高了偵查的效率，節省了偵查的資源是不言而喻。然而，口供的易變、脆弱也是不爭的事實，庭審翻供在實踐中是見怪不怪，單憑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錯案也不在少數。正確審查口供和應對翻供口供系言詞證據，有的系直接或間接證據，有的系原始或傳來證據，隨著經濟發展和法制觀念逐步增強，如何判斷審查口供對審訊機關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一大方面是正確審查口供和應對翻供的對策。這是論文的中心環節，從四個小方面進行闡述：

（一）正確審查口供的方法。正確審查口供證據的方法一般有下列三種：審查口供證據的主體；審查口供的形式要件；審查口供的實質要件，即審查口供的內容。

（二）司法實踐中對口供證據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辯解與其認罪態度的關系；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被告人在庭上所作的口供與其在被審訊階段所作的口供效力對比；如何采信共同犯罪案件當中共犯的口供。

（三）處理翻供的對策。由于翻供是以否定的陳述（辯解）推翻以前的供述（簡稱前供），因此，處理翻供實質上是處理被告人的辯解與前供的取舍及使用問題。審判階段處理翻供的辦法：訊問被告人翻供內容；訊問被告人翻供的理由；訊問被告人有何證實翻供理由或翻供內容；反復訊問被告人，尋找翻供中的破綻；傳喚共同被告人同時到庭對質；針對被告人不同翻供心理展開心理攻勢。

（四）翻供使用的有關問題。能否將前供作為定案根據，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普遍使用前供作為定案根據。本文闡述以下三方面：關于前供的使用；推翻前供辯解的使用；舉發與攀供的使用。關鍵詞 審判階段 口供 翻供 對策 新的刑事訴訟法施行之初，翻供幾乎成為一道風景，讓偵查、控訴及審判人員頭疼、困惑。在控辯式庭審中，被告人翻供現象較為普遍的原因是口供這種證據形式的主觀性、易變性、以及真假難辯性。在審判階段法院如何正確地審查口供以及在庭審中遇到被告人翻供情況如何處理，成為刑事案件審理中重要的環節，對此問題加以研究，以期對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有所幫助。

一、口供的界定及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一)口供的界定口供的界定問題，是古今中外刑事訴訟中一個重要問題，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界一直關注和探討得比較充分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首先涉及概念含義問題。一般認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對犯罪事實所作的供述和辯解。供述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的犯罪事實的陳述, 有口頭或書面陳述形式，包括承認自己犯罪事實的陳述、揭露本案其他共犯犯罪事實的陳述；辯解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的無罪或罪輕的申辯。有學者認為，交代共犯同案犯的問題是口供，揭發非共犯同案犯的是證人證言，又有學者認為，揭露同案其他人犯犯罪事實即檢舉，如果檢舉的事實與本人無關，則是證人證言，如果陳述的事實與本人罪責有關，則仍是口供。

（二）口供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口供證據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作為主要證據之一，其地位舉足輕重，也是司法人員所曙目共知。我國有2000多年的封建歷史，口供作為“證據之王”一直受到極高的器重，而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卻作了重大改變。新中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背負著沉重的歷史教訓和艱巨歷史使命于1979年正式頒布，1996年進行修正。這部法律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及法條中包含的證據運用規則經過10多年的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規定“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原則，明確口供是法定證據之一，并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要求“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1]。可見，口供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只是法定證據之一，沒有它即“零口供”照樣可以定罪判刑。

二、審判階段審查口供出現的問題分析口供貫穿偵查、審查起訴及審判等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具有特殊證明力；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案件的當事人，其口供可以全面地反映出作案的動機、目的、手段、過程、具體情節、危害結果等案件的具體情況，是查明案件事實的重要依據，特別在一些共同犯罪案件中更是如此。同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其口供系言詞證據，易受到他們思想變化的影響，有可能出現避重就輕、推脫責任、承攬罪責、嫁禍于人、捏造犯罪事實等情況。另外，口供也有可能存在偵查人員采用違法手段獲取，因此，正確審查口供證據就給區分罪與非罪、定罪量刑、自由裁量定位等提供保障，也為優化刑事審判提供證據資源。審判階段審查口供出現的問題多是因為在刑事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司法人員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因所致。因為口供的巨大現實作用，給偵查機關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極大，其中所隱含的危機也將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在：

1、刑事偵查工作模式僵化。由于口供成了快捷的取證途徑，刑偵工作方式在相當一部分偵查員心目中被簡單化，刑事技術遭冷落，科技含量不高，嚴重制約了刑偵工作運行機制的發展；

2、偵查視野受口供左右。在具體案件偵查中，由于過分依賴口供破案，外圍偵查取證工作滯后，使偵查工作易陷入漫無邊際的核查口供之中，偵查方向極不確定。

3、誘發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刑訊逼供屢禁不絕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對口供在偵查破案過程中的作用過分依賴應當是最直接的原因。

[18]葉文虎，孔青春.環境安全： 21世紀人類面臨的根本問題[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1(3)： 42.[19]曹孟勤.人性與自然：生態倫理哲學基礎反思[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大學出版社，2004： 139.[20]王曦.論國際環境法的可持續發展原則[ J].法學評論，1998(3).[21]S?R?喬德赫瑞.代與代之間的公平：可持續發展權的基礎[J].黃列，譯.外國法譯叢，1998(3)： 14.[22]蓋雷?P?蘇潘尼?漢德爾.國際環境法年鑒(1992)[M].倫敦：克拉雷頓出版社，1993： 95-96.[23]陳昌篤.生物內在價值的生態學基礎[A].環境倫理學———評論與闡釋[C].徐嵩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7.[24]江山.人際同構的法哲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244.[25]佘正榮.生態發展：爭取人和生物圈的協同進化[J].哲學研究，1993(6)： 126-127.[26]戴斯?賈丁斯.環境倫理學[M].林官明，楊愛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4.[27]唐忠輝，余海燕.以自由的名義保護環境———兼論阿馬蒂亞?森的發展觀[J].成都大學學報，2004(4)： 1

[18]葉文虎，孔青春.環境安全： 21世紀人類面臨的根本問題[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1(3)： 42.[19]曹孟勤.人性與自然：生態倫理哲學基礎反思[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大學出版社，2004： 139.[20]王曦.論國際環境法的可持續發展原則[ J].法學評論，1998(3).[21]S?R?喬德赫瑞.代與代之間的公平：可持續發展權的基礎[J].黃列，譯.外國法譯叢，1998(3)： 14.[22]蓋雷?P?蘇潘尼?漢德爾.國際環境法年鑒(1992)[M].倫敦：克拉雷頓出版社，1993： 95-96.[23]陳昌篤.生物內在價值的生態學基礎[A].環境倫理學———評論與闡釋[C].徐嵩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7.[24]江山.人際同構的法哲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244.[25]佘正榮.生態發展：爭取人和生物圈的協同進化[J].哲學研究，1993(6)： 126-127.[26]戴斯?賈丁斯.環境倫理學[M].林官明，楊愛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4.[27]唐忠輝，余海燕.以自由的名義保護環境———兼論阿馬蒂亞?森的發展觀[J].成都大學學報，2004(4)： 1

[18]葉文虎，孔青春.環境安全： 21世紀人類面臨的根本問題[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1(3)： 42.[19]曹孟勤.人性與自然：生態倫理哲學基礎反思[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大學出版社，2004： 139.[20]王曦.論國際環境法的可持續發展原則[ J].法學評論，1998(3).[21]S?R?喬德赫瑞.代與代之間的公平：可持續發展權的基礎[J].黃列，譯.外國法譯叢，1998(3)： 14.[22]蓋雷?P?蘇潘尼?漢德爾.國際環境法年鑒(1992)[M].倫敦：克拉雷頓出版社，1993： 95-96.[23]陳昌篤.生物內在價值的生態學基礎[A].環境倫理學———評論與闡釋[C].徐嵩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7.[24]江山.人際同構的法哲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244.[25]佘正榮.生態發展：爭取人和生物圈的協同進化[J].哲學研究，1993(6)： 126-127.[26]戴斯?賈丁斯.環境倫理學[M].林官明，楊愛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4.[27]唐忠輝，余海燕.以自由的名義保護環境———兼論阿馬蒂亞?森的發展觀[J].成都大學學報，2004(4)： 1

第二篇：審判階段審查口供與處理翻證問題研究(精)（小編推薦）

審判階段審查口供與處理翻證問題研究<

本文從四個大方面進行論述：

一、口供的界定及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我國有2000多年的封建 歷史，口供作為“證據之王”一直受到極高的器重，而今口供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只是法定證據之一，沒有它即“零口供”照樣可以定罪判刑。本點分別從口供的界定；口供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來闡述。

二、審判階段審查口供出現的問題 分析。口供貫穿偵查、審查起訴及審判等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具有特殊證明力；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案件的當事人，其口供可以全面地反映出作案的動機、目的、手段、過程、具體情節、危害結果等案件的具體情況，是查明案件事實的重要依據，審判階段審查口供出現的問題多是因為在刑事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司法人員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因所致。

三、審判階段翻供的原因及對口供審查的要求。口供的運用提高了偵查的效率，節省了偵查的資源是不言而喻。然而，口供的易變、脆弱也是不爭的事實，庭審翻供在實踐中是見怪不怪，單憑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錯案也不在少數。正確審查口供和應對翻供口供系言詞證據，有的系直接或間接證據，有的系原始或傳來證據，隨著 經濟

發展 和法制觀念逐步增強，如何判斷審查口供對審訊機關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大方面是正確審查口供和應對翻供的對策。這是論文的中心環節，從四個小方面進行闡述：

（一）正確審查口供的 方法。正確審查口供證據的方法一般有下列三種：審查口供證據的主體；審查口供的形式要件；審查口供的實質要件，即審查口供的 內容。

（二）司法實踐中對口供證據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辯解與其認罪態度的關系；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被告人在庭上所作的口供與其在被審訊階段所作的口供效力對比；如何采信共同犯罪案件當中共犯的口供。

（三）處理翻供的對策。由于翻供是以否定的陳述（辯解）推翻以前的供述（簡稱前供），因此，處理翻供實質上是處理被告人的辯解與前供的取舍及使用問題。審判階段處理翻供的辦法：訊問被告人翻供內容；訊問被告人翻供的理由；訊問被告人有何證實翻供理由或翻供內容；反復訊問被告人，尋找翻供中的破綻；傳喚共同被告人同時到庭對質；針對被告人不同翻供 心理 展開心理攻勢。

（四）翻供使用的有關問題。能否將前供作為定案根據，我國 法律 沒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普遍使用前供作為定案根據。本文闡述以下三方面：關于前供的使用；推翻前供辯解的使用；舉發與攀供的使用。

關鍵詞

審判階段

口供

翻供

對策

新的刑事訴訟法施行之初，翻供幾乎成為一道風景，讓偵查、控訴及審判人員頭疼、困惑。在控辯式庭審中，被告人翻供現象較為普遍的原因是口供這種證據形式的主觀性、易變性、以及真假難辯性。在審判階段法院如何正確地審查口供以及在庭審中遇到被告人翻供情況如何處理，成為刑事案件審理中重要的環節，對此問題加以研究，以期對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有所幫助。

一、口供的界定及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一)口供的界定 口供的界定問題，是古今中外刑事訴訟中一個重要問題，也是我國刑事訴訟 法學 界一直關注和探討得比較充分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首先涉及概念含義問題。

一般認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對犯罪事實所作的供述和辯解。供述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的犯罪事實的陳述, 有口頭或書面陳述形式，包括承認自己犯罪事實的陳述、揭露本案其他共犯犯罪事實的陳述；辯解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的無罪或罪輕的申辯。有學者認為，交代共犯同案犯的問題是口供，揭發非共犯同案犯的是證人證言，又有學者認為，揭露同案其他人犯犯罪事實即檢舉，如果檢舉的事實與本人無關，則是證人證言，如果陳述的事實與本人罪責有關，則仍是口供。

（二）口供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

口供證據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作為主要證據之一，其地位舉足輕重，也是司法人員所曙目共知。我國有2000多年的封建歷史，口供作為“證據之王”一直受到極高的器重，而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卻作了重大改變。

新 中國 第一部《刑事訴訟法》背負著沉重的歷史教訓和艱巨歷史使命于1979年正式頒布，1996年進行修正。這部法律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及法條中包含的證據運用規則經過10多年的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規定“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原則，明確口供是法定證據之一，并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要求“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1]。可見，口供在刑事證據體系中的地位，只是法定證據之一，沒有它即“零口供”照樣可以定罪判刑。

二、審判階段審查口供出現的問題分析

口供貫穿偵查、審查起訴及審判等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具有特殊證明力；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案件的當事人，其口供可以全面地反映出作案的動機、目的、手段、過程、具體情節、危害結果等案件的具體情況，是查明案件事實的重要依據，特別在一些共同犯罪案件中更是如此。同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其口供系言詞證據，易受到他們思想變化的 影響，有可能出現避重就輕、推脫責任、承攬罪責、嫁禍于人、捏造犯罪事實等情況。另外，口供也有可能存在偵查人員采用違法手段獲取，因此，正確審查口供證據就給區分罪與非罪、定罪量刑、自由裁量定位等提供保障，也為優化刑事審判提供證據資源。

審判階段審查口供出現的問題多是因為在刑事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司法人員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因所致。因為口供的巨大現實作用，給偵查機關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極大，其中所隱含的危機也將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在：

1、刑事偵查 工作 模式僵化。由于口供成了快捷的取證途徑，刑偵工作方式在相當一部分偵查員心目中被簡單化，刑事技術遭冷落，科技 含量不高，嚴重制約了刑偵工作運行機制的發展；

2、偵查視野受口供左右。在具體案件偵查中，由于過分依賴口供破案，外圍偵查取證工作滯后，使偵查工作易陷入漫無邊際的核查口供之中，偵查方向極不確定。

3、誘發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刑訊逼供屢禁不絕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對口供在偵查破案過程中的作用過分依賴應當是最直接的原因。

三、審判階段翻供的原因及對口供審查的要求

口供的運用提高了偵查的效率，節省了偵查的資源是不言而喻。然而，口供的易變、脆弱也是不爭的事實，庭審翻供在實踐中是見怪不怪，單憑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錯案也不在少數。更可怕的是迷戀于口供誘發刑訊逼供、侵犯人權的現象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成為痼疾，不啻于是中國法治建設的悲哀。正因為此，對我們現有的偵查模式、對如實供述義務應進行深深的反思。在某些偵查人員看來，據供破案最為省事，少數偵查員把破案取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口供上，除此對案件偵破工作無從下手，以致不惜采取刑訊、引誘、欺詐、違法羈押等直接或變相逼供方式獲取口供。現實中，非法取供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口供系言詞證據，有的系直接或間接證據，有的系原始或傳來證據，隨著經濟發展和法制觀念逐步增強，如何判斷審查口供對審訊機關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轉變審訊機關的審訊理念和改變審訊方式。嚴格按照無罪推定原則，刑訴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刑訴法引進當事人訴訟就是要轉變審訊機關的審訊理念，即從傳統的職權主義模式向當事人模式轉變，把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視為一個正常的對話主體，以便提高審訊人員的素質。其次運用高科技手段、設備，查證其他能證明案件事實的相關證據，提高辦案手段中的科技含量，強化偵查能力，弱化口供的作用，密切收集口供以外的相關證據。同時，還要增加審訊的透明度，即在實踐中對審訊的整個過程盡可能不間斷地用錄音、錄像等方法予以固定證據，作詳盡的記錄，也可采取由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師或見證人到場等方法，提高審訊的公開性。這些做法的好處在于庭審當中給審判人員提供合法、可信、直觀的口供，一旦被告人翻供也便于駁論，從而達到增強口供證明力，有利于審判人員對口供進行正確的審查判斷而對案件作出正確的判決。

四、正確審查口供和應對翻供的對策

（一）正確審查口供的方法

正確審查口供證據的方法一般有下列三種：

1、審查口供證據的主體。包括審訊主體及被訊主體，審訊主體指依法有權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按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承辦案件的偵查人員等司法人員才有權進行訊問,訊問是職權行為,是否由專門的司法人員進行訊問是合法取得口供的前提,且還需審查審訊人員的人數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即2人以上。被訊主體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審查他們是否被單獨訊問，是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相對無刑事責任能力人或是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人。如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又聾有啞的人、盲人及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須審查其所作的口供是否符合其相應的智力狀況及分析判斷能力。

2、審查口供的形式要件。主要有：審訊人員是否依法履行了相關的法律手續，即是否依法出示了提押證等證明文件，交待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否向犯罪嫌疑人交待其依法享有的回避權、聘請律師辯護權等法定權利；審查口供取得的時間，即口供的取得是否在違反人的生理需求的時候所取，是否系連續審訊犯罪嫌疑人所取，口供的取得是否在法定的羈押時間內取得；審訊的次數，前后兩次審訊的時間間隔是否過短，是否在審訊人員搞“車輪戰”等情況；口供取得的地點，即是否在犯罪嫌疑人被合法傳喚或合法羈押的場所取得；訊問筆錄有無犯罪嫌疑人簽名或者蓋章，該詢問筆錄是否經犯罪嫌疑人確認；犯罪嫌疑人被審訊時的狀態，被審訊的犯罪嫌疑人當時的生理狀態（是否存在病作等情況）及心理狀態（心理狀態是否正常），訊問聾、啞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依法請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參加并記名情況。另外還需特別注意審訊人員在審訊時是否存在刑訊逼供及以威脅、引誘、欺騙和其他非法的方法進行訊問，如毆打、體罰，以對本人及其親屬實施人身或財產限制或剝奪，進行威脅、毫無根據的許諾從寬處理、以不存在的事實或無法實現的情況騙供等情況。

3、審查口供的實質要件。即審查口供的內容，一是口供內容與客觀事實的符合性，即口供內容是否合情、合理及符合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二是口供內容與案件事實的符合性，即是否存在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輕、推脫責任或替人承攬罪責等情況；三是口供本身的合理性，即口供前后是否矛盾，是否串供等，口供前后有無變化，導致變化的具體原因、理由；四是口供內容與其他證據之間的符合性，即將口供結合全案證據進行綜合審查判斷，口供是否與其他證據相符，如與其他證據相矛盾，分析矛盾的原因，決定有無必要進一步收集證據排除矛盾；五是審查口供的情節性，即口供當中有無存在投案自首及立功表現的供述，并審查上述情節是否符合案件事實。否則，將不符合證據的真實性、客觀性、關聯性。

第三篇：蘇志翻語文閱讀教學的探索與研究階段總結

語文閱讀教學的探索與研究

階段性總結

康橋外國語學校 蘇志翻

一、課題基本情況

從課題立項到實施已有半年多的時間，為了探索如何吸引學生自覺、自愿地投入到創新的學習活動中去，主動地閱讀書籍，開闊視野，增長知識。我們對語文閱讀教學進行了探索和研究，到目前，已初見成效，現將階段研究工作總結如下：

二、研究方法

1、文獻考察及網上研討結合法：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搜集、考察等理論學習，獲得強有力的理論支持；通過參加龍崗區關于閱讀研究方面的培訓學習、網上研討等形式溝通認識，分析提高。

2、調查分析法：通過訪談調查，了解學情，確定實施進度，及時調整實施方法或步驟。

3、資源歸納法：在實驗或調查中要詳細紀錄，做好對照實驗，要詳細收集撰寫論文時所要引用的數據和證據等，如原始資料和照片等，有什么發現，最好在當時就進行初步分析、歸納、整理。有意識地收集和保存好原始記錄和資料。

4、經驗總結法：堅持邊探索、邊研究、邊總結、邊修正、邊引導等過程性研究，及時形成階段性小結。

三、立項以來所做的的工作

1、加強理論學習，促教師教學理念的提升。

學習校內外創新教育理論以及現代教育學、心理學理論，堅持記讀書筆記，寫讀后反思，在追求自我、實現自我、超越自我中得到充實。

2、開展利于激發學生閱讀興趣的各種讀書活動，如讀書交流、班級朗誦會、讀書手抄報、讀書每段卡等。大大激發了學生閱讀的興趣。

3、進行《語文閱讀教學的探索與研究》師生訪談調查及分析。訪談調查30人次名匯總并完成了訪談及分析報告，為課題研究的順利開展提供有力依據。

4、積極開展課題研究工作。

就自己所任教年級的內容選定課文，所上課例均有特定的教學設計、課件、教學反思等等。

四、初步取得的成績：

1、通過研究本人的理論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在評課說課中能根據一定的教育教學理論進行點評，能將這些理論知識應用到平時的教學中。

2、上課時，將科研成果積極地推廣到語文教學的每一個環節，上課的思路更清晰、目標更明確，在反思探索中不斷提升專業發展能力與水平，這樣使我的教學水平有了一個較大的提高。

3、學生更加熱愛閱讀了，更喜歡讀書了，更喜歡朗誦了，每節課的課前和課間都可以見到學生捧書閱讀。

五、課題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雖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理論上進行了一些探索。但由于我 的科研能力有限，理論素養還有待提高，本課題研究的內容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挖掘，研究方法還有待進一步完善。要進一步借助于網絡教研、自學等途徑努力提高我的理論水平和專業素養。更需要大家的專業引領，對我的研究作出適時評價，為我們研究指明方向。

在課題研究過程中，存在著以下幾個突出問題：

1、由于經驗不足，缺乏全局考慮，半年多來，大家重課堂教學，做了很多工作，但對過程性資料的搜集、整理不太及時。

2、有時候對課題研究重視不夠，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課題的研究及探索中去，對教學的反思存在應付了事的現象。

六、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措施

在今后的課題研究中，我 針對以上課題研究的一些現狀，提出了今后課題研究的大致設想：

1、積極發展個人的素質，推進課題研究的深度

在今后的課題研究中，我將通過不斷的理論學習和課堂教學，營造良好的課題研究氛圍。

2、強化實踐研究。充分學習和自我研修，上好課題實驗研究課，初步形成可操作的范例，完善操作要點。

3、研究成果展示要及時，通過探究，撰寫一些有價值的論文和教育案例。同時通過探究，能初步使學生在濃厚的興趣中認真學習，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

以上是課題組第一階段所做工作的簡述，我們雖盡力而為之，但還有不盡人意之處，懇請各位老師對我 的階段性成果分析報告指導和批評。

第四篇：缺席審判中的認證相關問題探討研究與分析

缺席審判中的認證相關問題探討

李西川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四十七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由當事人質證。未經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當事人在證據交換過程中認可并記錄在卷的證據，經審判人員在庭審中說明后，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第六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作出裁判。”民事訴訟奉行對席審理下的直接言詞原則，《證據規定》也是建立在直接審理和雙方對立辯論基礎之上的。在對席審判中，由于雙方當事人都到庭參加訴訟，庭審中，雙方當事人對各自主張會不遺余力的、想盡各種辦法與技巧，運用訴訟原理，對支持與反駁訴訟請求的證據充分的發表各自意見。這么一個質證過程，充分顯示了直接言詞原則在訴訟中的運用，法官作為居中裁判者，只是運用自己所處的居中地位，適當引導當事人舉證質證，必要時行使相應的釋明權，在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各自質證意見的基礎上，運用自由心證、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及相關法律規定，在不脫離司法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對證據的證明力和證明力的大小作出裁判。由于雙方當事人的積極參與，法官能夠聽取到雙方當事人的意見，使得法官易于采納與摒棄證據材料，也使得法官識別的法律真實更加接近客觀真實。但在缺席審判中，只有一方當事人到庭參加訴訟，法庭對到庭一方當事人或者缺席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材料以及缺席一方當事人提出的答辯意見，必須明確采納與否，而且必須在此基礎上作出裁判，這給法官的公正裁判帶來了一定難度。綜合起來，在目前中國的民商事審判中，關于缺席審判的認證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一、關于缺席審判中的質證問題

無論民事訴訟法還是司法解釋，對缺席審理的舉證、質證和認證均沒有相關規定，司法實踐中極不統一。第一種做法是因被告不到庭，視為被告放棄對原告提供的證據的質證權，一律認定原告證據。目前，大多數法官采取的是這種做法，經筆者調查，這類判決書中會經常出現 “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放棄質證的權利，應視為對原告起訴的認可”“因被告未到庭，放棄質證權利，法院對原告提供的證據應予以認定”等類似的內容。而持相反觀點的法官認為：被告經法院合法傳喚后拒不到庭，放棄的只是其參與訴訟權利，但這樣并不等于其放棄了質證權利，認為被告未到庭質證便是放棄了質證權利不妥。筆者是同意后一種觀點的。因為，缺席方經法院傳票(公告)傳喚后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是放棄了他的訴訟權利。具體到質證階段，按照常理分析，被告的質證意見不外乎兩種。一是認可原告的證據;二是對原告的證據持有異議，認為該證據不具有證明效力。實際上，如前所述，被告沒有發表質證意見，是被告的質證意見處于模棱兩可的不確定狀態，要“法官看著辦”，而并非放棄了他的質證權利。

二、對缺席審判的證據是進行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

綜合國內的審判實踐，法官對于缺席審判中證據的審查方法大體分為以下三種：一種是，只要原告提供的證據形式要件具備，即認定其證明力，并在此基礎上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裁決。另一種是，對原告所舉證據必須進行實質審查，全面審核原告提供的證據，有時法官還必須親自調查取證，核實證據。還有第三種做法，對缺席案件中未經質證的證據，證據的審核認定應根據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區分對待，由于缺席一方未能提出任何質證意見，法官只能進行形式上的審查，此時，應適當降低原告的證明標準，多數情況下，原告提供的證據只要符合證據的基本形式要件，就應當認定證據具有真實性和合法性，并結合證據的關聯性和證明力大小，作出案件事實認定，即對缺席審理案件的證據應該進行一定的實質審查;而對于有些缺席審理的案件(如涉及人身關系的案件)則不能完全適用上述證據審核認定方式，必要時，應由法院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

一般認為，采用對席審理還是采用缺席審理，對于法官就證據進行審查判斷所造成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在對席審理條件下，能夠充分貫徹證據辯論主義的原則，一方當事人就另一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可以就

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發表辯論意見，通過雙方當事人對有關證據的辯論，有助于法官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從而決定是否能夠作為裁判的基礎;而在缺席審理條件下，所存在的不同情況是，只能對證據發表單方意見，也就是到席的一方當事人能夠對缺席一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提出質疑，發表辯論意見，而缺席的一方當事人卻無法對到席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提出質疑，發表辯論意見，也無法就對方針對己方所提供證據的質疑進行辯駁。這種對證據的辯論效果顯然對缺席一方當事人不利，也就是，無法對到席一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通過提出質疑來揭露其中的瑕疵，也無法對其所提供的證據在到席一方當事人提出質疑的情況下進行辯駁，以維護其證據能力上的合法性以及證明力上的有效性。法官只能根據一方當事人的辯論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可見，這種對證據審查判斷的不可靠是顯而易見的。在此情形下，法官應當對到席方所提供的證據進行認真的審查與判斷。我們認為就我國目前并不完善的缺席審判制度而言，要對被告不到庭的案件做到公正的審判與裁決，即不損害被告的合法權益、也要妥善保護原告的訴請，法官首先必須做到對原告提交的證據嚴格審慎的審查、把握好缺席審判中出現的不同證據種類的認定判斷方法。

結合多年的審判工作經驗，我們認為，法官在對到席方所提供的證據進行審查時應著重從一下幾個方面入手：

(1)首先應該審核原告的證據是否原件、原物，或復印件、復制品與原件、原物是否相符。如果提供不出原件、原物，或提供的復印件、復制品與原件、原物不相符，對這單一證據就不能認定。

(2)其次原告所舉證據是否與本案有關;與原告是否有利害關系。其中，我們認為與原告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據或提供的證言，證明效力較弱;而對于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一般應予認定。

(3)物證、檔案、勘驗筆錄或者經過公證、登記的書證，一般也應予以認定。

(4)有到庭證人證言相印證的證據效力大于沒有到庭證人證言相印證的證據效力。

(5)符合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的證據，對其效力一般應予以認定。

(6)相互關聯、印證的證據效力優于孤立、單獨的證據。

另外，根據《證據規則》的規定，人民法院依職權取證的范圍僅限于第15條和第17條規定的五種情形。因此，在大多數法官的心目中，無論是對席審判還是缺席審判，只要不符合這五種情形的，一般都不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但實踐中，我們認為，對于上述“無質證意見”的證據，法官不能僅采取“辯論式”審判方式進行庭審。因為此時無對方當事人進行辯論。因此，法官應該依據職權進行必要的“糾問”，向原告詢問與其請求和舉證有關的事項。這樣，可以辯別其所舉證據和陳述的真偽。同時，如果在缺席審理中，人民法院仍囿于這五種情形的規定，有可能損害缺席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當前我國公民法律意識不強、當事人不能全部到庭參加訴訟、拘傳等強制措施跟不上的客觀情況存在，而且目前我國的民事訴訟尚未完全取消職權主義，為確保訴訟程序的安定性，即便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對于不收集則會導致案件處理明顯不公的證據，法院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六條的規定，啟動職權主動調查收集，以利于審查核實原告所提供的證據和主張的事實，力爭做到最后所認定的法律事實盡量接近于客觀事實，使公正和效率都真正得到體現。

三、缺席審判中的證據需要達到怎樣的證明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確立了證明案件事實的高度蓋然性標準，確立該標準及有關的證據規則，可以在平衡各種訴訟價值的基礎上，使法官認定的案件事實最大程度上保持與自然事實一致。我們認為，在缺席審判中，對于一方缺席的案件，采用此種標準應該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也有助于法官對各類證據的審核與認定。

所謂蓋然性標準通常是指待證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大于沒有發生的可能性，高度蓋然性標準指待證事實發生的可能性遠大于沒有發生的可能性，即事實的發生要排除一般人的合理懷疑，使法官內心達到確信的程度。但是高度蓋然性標準本身并不能確定待證事實證明要達到多大程度才算是高度蓋然性，如80%或90%，具體適用的時候，需要法官去把握。

筆者認為，在缺席審判中，對高度蓋然性標準的把握有一定的靈活性。影響高度蓋然性的因素通常有以下：

1、證據的形式、多少;

2、具體案件的復雜程度;

3、當事人舉證的難易程度;

4、庭審效果，它包括當事人程序保障權是否落實，采取攻擊防御手段是否得當;

5、外界干擾等等。同時，影響高度蓋然性還有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被告缺席的不同情況。根據實踐經驗，被告缺席的情況主要有以下：

1、知道自己肯定會敗訴，因此不愿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訴訟;

2、故意拖延訴訟;司法實務中，這兩種情形是難以區別的。

3、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被告并不知道有人對其提起訴訟或者法院傳票的內容不為被告所知曉。

4、被告下落不明，按公告方式送達訴狀及開庭傳票后，仍未到庭應訴，導致缺席審理。審判實踐中以此種情形居多。我們認為，對于第1、2種情況，只要原告能夠舉出證據，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且形式上能證明原告所主張的事實，那么，該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就極大，可認為其舉證已達到了高度蓋然性標準，法官就可依原告提出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此時，法官實際上可以適當降低對證據的要求，依據法官的自由心證，仍然達到了證明標準：高度蓋然性標準。對于第3、4種情形，法律推定被告已收到訴訟文書，并且無正當理不出席庭審。但是推定就是推定，可能與實際情況不符，因此法律一般允許對推定的事實如有足夠證據時，就可以推翻該推定。司法實務中，通過公告送達訴訟文書時，被告一般并未收到訴訟文書，只是基于保護原告合法權益及提高訴訟效率，推定被告已收到訴訟文書。此時，就不能降低對原告提出證據的要求，如果那樣，顯然對被告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高度蓋然性標準。因此，筆者認為，在缺席判決時，法官應根據被告缺席的不同情形，適當靈活掌握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

四、當事人拒不到庭的結果與自認的結果并不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8條規定“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但涉及身分關系的案件除外。對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另一方當事人既未表示承認也未否認，經審判人員充分說明并詢問后，其仍不明確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視為對該項事實的承認。當事人委托代理人參加訴訟的，代理人的承認視為當事人的承認。但未經特別授權的代理人對事實的承認直接導致承認對方訴訟請求的除外;當事人在場但對其代理人的承認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當事人的承認。當事人在法庭辯論終結前撤回承認并經對方當事人同意，或者有

充分證據證明其承認行為是在受脅迫或者重大誤解情況下作出且與事實不符的，不能免除對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這里講的是自認和擬制自認。由此可見，自認的對象只能是案件事實，而不是證據。自認的結果就是免除對方當事人對自認事實的舉證的效果。自認的事實對當事人和法官均具有約束力。而缺席審理，我國法律沒有具體和明確的規定，所以既然沒有特別規定，法官就不能準用“視為自認”，也就是自認必須是法律或者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沒有規定，一律不得使用。當事人沒有到庭，法官就不能推定該方當事人對案件事實的自認或者是對到庭一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的自認;對隨起訴狀副本發送的證據副本，如被告拒不到庭，可以視為被告放棄了舉證的權利，或者認為對原告起訴的證據沒有異議。但僅此，法官不能就作出判決，法官仍應當綜合原告一方的證據的證明力和證明力的大小作出裁判。

第五篇：高中階段教育概況、現狀、問題與對策研究

高中階段教育的現狀

1、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未受到政府的重視

2、由于經濟困難農村家庭對投資高中階段教育的動力不足

3、農村高中階段教育辦學條件差

4、高中階段教育存在的問題

1、高中階段教育發展迅速，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2、普通高中急于擴大規模，缺乏辦學特色

3、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投入渠道單一

4、辦學條件不能滿足學生規模的增長，師資嚴重不足

5、區域發展極不均衡

高中階段教育下一步工作重點及改進措施

1、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做好農村不同地區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規劃

2、加大政府經費投入，多渠道籌措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經費

3、實施對農村貧困高中生的資助政策

4、擴充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師資隊伍，大力提高教師素質

5、進一步推進多元辦學體制，擴大農村普通高中的教育供給

6、創辦特色高中，辦學模式多樣化

7、加大高中階段教育投入，鼓勵社會力量辦學

8、調整師資結構，加大高中階段教師培養

9、正確認識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均衡區域教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