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拆遷活動中的被拆遷人涉嫌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的辨析

對拆遷活動中的被拆遷人涉嫌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的辨析

摘要：城鄉房屋拆遷是我國社會經濟和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過程，在拆遷活動中，被拆遷人為了獲取拆遷補償利益，經常會實施一些行為去“貼合”拆遷補償方案的要求，以爭取利益最大化。近年來，頻頻出現以被拆遷人的行為涉嫌詐騙罪，啟動刑事程序問責的情形，其中不乏冤案錯案！那么，被拆遷人的哪些行為屬于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呢？對此，司法實踐中認識模糊，尺度寬嚴不一，有損法律嚴肅性，尤其是有些地方的司法單位，沒有嚴格進行刑事立案審查，執法尺度嚴苛，隨意上綱上線，對一些似是而非的“騙取”拆遷利益行為人動用刑事手段，嚴重侵害了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在我國依法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的當前形勢下，這是一個應當引起重視并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關鍵詞：房屋拆遷補償；詐騙罪；罪與非罪的界限

一、背景案例及評析(一）案情簡介被告人黃×、陳×涉嫌詐騙罪一案由馬尾區公安局偵查終結后移送馬尾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經審查查明：2011年，被告人黃×、陳×及另一同案人（另案處理）共同出資，在福州市馬尾區快洲村民劉氏兄弟所有的地塊上違章建房（三層42間）。三人與劉氏兄弟簽訂協議，約定建成后將其中9間房給劉氏兄弟抵作土地出讓費。房屋建成后，雙方對各自的房間進行使用和收益。2014年，福州市馬尾區人民政府對快洲片進行拆遷，按照規定，黃×、陳×及另一同案人非快洲村民，不能獲得拆遷補償款，遂將房屋掛名在快洲村民劉×名下，由劉×出面簽訂房屋征收補償協議書，以騙取貨幣補償總金額為700328.2元。直至案發，上述款項尚未發放。認定上述事實的證據有：福州市房屋征收補償實施細則、馬尾區馬尾鎮棚戶區改造指揮部文件會議紀要

（七）、《關于魁岐片棚戶區改造項目（快洲片）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補償方案》、劉×簽署的房屋征收補償協議書、拆除房屋面積核對通知單、具結書；證人劉氏兄弟、劉×證言；被告人供述與辯解。馬尾區人民檢察院認為，被告人黃×、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規定，以他人名義騙取拆遷補償款，數額為700328.2元，數額特別巨大，遂向馬尾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請求依法判處。在本案的審理過程中，控辯雙方對于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存在巨大分歧。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黃×、陳×明知自己非本村村民，依規定不能獲得拆遷補償，但為了獲取非法利益，仍借用本村村民劉×的名義申報拆遷補償，兩被告的行為構成詐騙罪。但筆者作為被告人陳×的辯護人卻認為，詐騙罪所保護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權，而不是交易中的誠信行為，在認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時，應當秉持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能夠通過其他規范進行調整的行為，就不應當輕易動用刑法手段。因此，筆者堅決為被告人作無罪辯護，并發表了以下幾個主要觀點：首先，依照涉案補償方案的規定，屬于1984年1月5日至2004年10月26日前建設的無產權房屋要求無產權房屋的建造者戶籍必須在征收范圍所在村 [1]，但對于2010年后建設的無產權房，沒有此要求。涉案被拆遷房屋建成時間在2011年10月，也就是說即便被告人的戶籍不在快洲村，也不影響其獲得拆遷補償，因此，被告人將自己的應得利益，以他人的身份獲取，雖然存在虛構名義的情節，但并未侵犯詐騙罪的法益。其次，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法律解釋、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所做的司法解釋以外，其他規范均不能作為認定犯罪的依據，在裁判說理中需要援引的其他規范，必須經審查認定為合法有效的，才能夠適用 [2]。然而公訴機關所援引《福州市房屋征收補償實施細則》及《快洲片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補償方案》，連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都算不上，更不是法律，不能認定違反地方規范性文件或者違背政策，就構成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

再次，涉案拆遷補償政策中對于只有本村村民才能獲得征收補償的規定，違背了上位法及國家政策精神。根據我國《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規定，地上附著物的補償歸屬于其所有權人 [3]，從補償費用看，也基本是對被拆遷房屋的的建筑成本的補償，而不是對土地或者村民成員權的補償，并不應是否為當地村民而有所不同。并且，從涉案補償政策也可以看出，政府為了加快推進拆遷工作的需要，對于無產權房也同樣給予補助。因此，涉案房屋的物權受法律保護，各被告人作為該房屋的物權人，依法有權獲得房屋征收補償款。

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以及2011年3年17日中紀委辦公廳、監察部辦公廳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監督檢查進一步規范征地拆遷行為的通知》的規定，征收房屋時，應當對被征收人公平補償 [4]。本案被告人與同是房屋建造者的村民一樣，都是物權人，都是無產權房，在房屋被拆遷時，應當受到平等對待、公平補償。但是，涉案征收補償方案卻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沒有規定，也沒有授權的情況下，擅自將本村村民與其他人區別開來，規定只有本村村民才能獲得補償，這種唯身份論的規定，與上位法根本抵觸，嚴重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不僅如此，涉案征收補償方案還與國家政策精神相違背。我國政策鼓勵農村土地的承包經營流轉，當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時，承包方請求發包方給付已經收到的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的，應予支持。承包方已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以轉包、出租等方式流轉給第三人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青苗補償費歸實際投入人所有，地上附著物補償費歸附著物所有人所有 [5]。雖然本案不屬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情形，但兩者在本質上有近似之處，本案被告人經土地所有人許可，在土地上建造房屋，雖非用于農田建設，但日常時用于出租收益，亦類似于一種承包經營，倘若依照涉案拆遷補償政策，只有本村村民才能獲得補償，顯然與前述司法解釋及國家政策相違背。

對公民私權來說，法無禁止即允許，對國家公權來說，法無規定即禁止，因此，該案被告人在法律沒有禁止的情形下，在農村投資建房獲得補償就是合法自由的行為，而行政部門、司法機關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形下，就不能肆意限制公民的合法權益，更不能對公民苛以最為嚴厲的刑事處罰。

歷時數月，經過筆者多番與法院及檢察院的交流探討，最終，公訴機關決定對該案被告人作出不起訴決定，經馬尾區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回起訴，筆者對該處理方式也表示理解，該案成為因拆遷補償問題涉嫌詐騙罪的成功無罪辯護中的一例典型，既維護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更維護了法律的公平與正義。

（二）背景案例評析及對比思考在全國各個地域的拆遷，都伴隨有各自的拆遷補償方案，在這些方案的具體運行過程中，時常因為方案的不合法、不合理等問題引發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的激烈矛盾。上述背景案例即屬于因拆遷補償方案本身存在問題，而迫使被拆遷人不得不鋌而走險，通過不恰當的方式去爭取利益的情況。筆者認為，倘若由于拆遷補償方案本身違法或者違憲，而限制了被拆遷人的應得利益時，雖然被拆遷人為了獲取利益所實施的行為可能具有一定的隱瞞性、欺騙性，但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不應當作為詐騙罪處理。有別于此，在筆者代理的其他因拆遷問題而涉嫌詐騙罪的案件中，就存在行為人為了獲取按規定本不能夠享有的拆遷補償利益，而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拆遷補償利益的情況。例如：案例一：根據某地的拆遷補償方案，2000年前建造的房屋，按房屋建筑面積的70%給予補償安置，2000年以后建成的房屋不予安置，按建筑面積給予每平方米140-180元的補助。被告人江某為了獲得安置房及更多補償款，將實際建成時間為2003年的房屋謊報建筑年限為1997年，并利用對較小面積房屋給予增補住房面積的拆遷補償政策，以該房由4人合資建造，房屋為共同所有為由，將房屋分戶給其他3人，分別簽訂拆遷補償協議，騙取安置房及安置款；案例二：2013年，被告人吳某的房屋被劃入拆遷工程項目實施范圍，時任拆遷評估員的被告人夏某負責上述被告人吳某房屋的拆遷評估工作。在房屋拆遷評估過程中，兩被告人經預謀，采用虛增拆遷房屋建筑面積及評估價值等手段，騙取拆遷補償款。上述案例中，各被告人在爭取拆遷補償利益的過程中，采取了將謊報房屋建筑年限、分戶掛名、虛增房屋面積及價值等方式，意圖獲取本不應得的利益，這種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了拆遷補償利益，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在筆者搜尋研究的其他案例中，還存在一類情況：案例三：嚴某喪偶10余年，一直守寡，也不曾想再找人共度晚年。后家中房屋面臨拆遷，根據政策，在拆遷協議簽訂前喪偶，在拆遷安置公告之前再婚的，新配偶可計入安置人口。于是，為了達到安置標準，嚴某與另一位同樣早年喪偶的老人假結婚，雙方共同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但婚后并未共同生活，雙方約定在取得房產后由嚴某給予對方一定補償。對于這種情況，筆者認為，嚴某利用“假結婚”的方式，去迎合拆遷補償方案中關于再婚人員安置房屋的要求，獲取了原本不能獲得的利益，但其再婚登記行為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相關規定，屬于合法行為，至于嚴某與其再婚配偶的婚姻關系真偽與否，在所不論，故其有權獲得安置補償利益，此類行為不構成犯罪，獲取利益合法。通過對以上各種類型案例的比較分析，筆者認為，實踐中存在的被拆遷人為了獲取拆遷補償利益而實施的五花八門、各種各樣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不能一概而論，而應當審慎甄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才能得出準確、合理的結論。

二、被拆遷人行為的罪與非罪

（一）區分罪與非罪的意義我國目前正處于因拆遷問題引發刑事犯罪的高發期，但由于對被拆遷人行為的認定沒有明確的法律或司法解釋可以遵照執行，導致司法裁判尺度不一。因此，厘清被拆遷人行為罪與非罪的界限，有利于統一裁判標準，正確實施刑法，使觸犯刑法的犯罪行為受到刑事處罰，使無辜的人和雖有違法行為，但并不構成犯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實現“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刑法目的。此外，厘清被拆遷人行為罪與非罪的界限，也有利于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引導人民群眾知法守法、正當維權，最終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 [6]。

（二）罪與非罪的界限

近年來，房屋拆遷中的違法犯罪問題愈演愈烈，被拆遷人為了獲取及盡可能多的獲取拆遷補償利益，采取了各種各樣的辦法與方式，應當如何區分這其中的罪與非罪，界定刑法的介入標準？筆者認為，當行為人同時具備以下要件的，才能夠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1、在主觀方面，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詐騙罪屬于“目的犯”，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主觀上表現為直接故意。在房屋面臨拆遷時，可以說幾乎每個被拆遷人都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補償款或者安置房，這是人的正常心態，但如果被拆遷人意圖獲取的利益是原本依法依規不能夠獲得的，并且也沒有采取合法的方式將不能夠獲得轉化為能夠獲得（例如前文列舉的案例

一、案例二），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在主觀上就存在非法占有的可能，這種非法占有目的，符合詐騙罪的主觀構成要件。

2、在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并使交易對方陷入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如前所述，認定行為人構成詐騙罪，首先其應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犯意，但倘若僅僅因為行為人存在此類目的而采取了相應行為就觸犯刑法的話，未免過于嚴苛，例如前文列舉的案例三，雖然行為人具有多獲取本不應得的利益的主觀意圖，但所采取的行為并未違反法律規定，屬于為謀取利益而從事的合法行為，在法律及社會規范的容忍范圍之內，這種情形就不應當對其行為進行責罰。因此，在客觀方面，還應當考察行為人是否實施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且這種行為與對方自愿交付財物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筆者認為，在分析行為人的客觀行為時，可以通過以下順序：首先，考察其行為內容是否具備真實性、合法性，即其行為是否符合事實本身、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若其行為缺乏真實性及合法性，則喪失了對其給予肯定性評價的基礎。如前文所列舉的案例

一、案例二中，行為人通過“無中生有”的方式，虛增房屋面積、謊報建筑年限、虛增房屋人口等即屬于這種情況。其次，考察交易對方交付財物的原因是否是由于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如果行為人雖然采取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但沒有給交易對方造成誤解而做出錯誤的財產處分決定，那么這種行為與對方交付財物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不構成詐騙罪。實踐中經常出現這種情況，即拆遷部門對了推進征遷活動的順利進行，與被拆遷人達成一致意見，放寬補償條件，甚至在很多時候，被拆遷人是在拆遷部門的建議及許可下，按照較高的補償標準申報信息，以便其發放補償，此時，雖然行為人所填報的信息可能與實際情況不符，但拆遷部門并沒有因此而陷入錯誤認識，最終的結果是雙方討價還價后的合意 [7] 或者不違背雙方意愿的結果，因此，行為人不構成詐騙罪，司法應當要保護群眾的信賴利益。實踐中還存在更多的一種情況是，拆遷部門對行為人所提交的材料疏于審核，并依照行為人所提供的材料發放了拆遷補償利益。對此，有觀點認為，拆遷部門對被拆遷人報送的材料有審查、核對的職責，這種職責是法定職責，因為拆遷部門是受國家機關委托代為履行行政征收與補償職責，如果拆遷部門在工作過程中對被拆遷人報送的材料不認真進行審查，屬于失職、瀆職的行為，由此顯示拆遷部門對行為人所提交的材料真實與否持放任或者認可態度，不論被拆遷人是否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都不違背其自愿依照被拆遷人所提供的信息發放貸款的主觀心態，行為人有理由相信其取得拆遷補償利益具有合法性，其行為不構成詐騙罪。還有觀點認為，拆遷部門疏于審核的行為屬于被害人過錯，不足以阻卻行為人詐騙罪的構成 [8]。筆者更傾向于后一種觀點。理由是：當行為人詐騙犯意的產生及部分實行行為發生在拆遷部門后續審核疏失之前，此時，行為人的犯罪故意及犯罪行為不足以被否定。前一種觀點的錯誤之處在于將拆遷部門疏于審核的原因推定為是一種放任或者認可其提供的虛假材料的心態，由此反推行為人的行為具有合法性，這種基于拆遷部門的疏忽而否定嫌疑人的詐騙性質，屬于本末倒置。盡管被害人過錯對犯罪行為的順利進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我國刑法并沒有因為被害人過錯而免于追究詐騙人責任的規定。因此，行為人利用被害人的疏忽過失，騙取拆遷補償利益的，應當認定為是詐騙罪，至于拆遷部門的失職、瀆職行為，亦應當按照紀律規范和法律規定進行追責。

3、行為后果給國家財產遭受了實際損失。實踐中經常存在一種情況，即被拆遷人實施了騙取拆遷補償利益的行為后，尚未實際取得補償款或安置房時，就被有關部門發現，最終未能取得拆遷補償利益。通常，對于該種情況按照犯罪未遂處理，但也有部分觀點認為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9]。筆者更同意后一種方式，理由在于：首先，以詐騙罪未遂認定的處罰過重。當行為人提供了虛假材料進行申報后，在層層核準的過程中被發現，雖然最終未能獲得利益的原因是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因素，但客觀結果是行為人并沒有取得利益，也沒有給國家造成實際的財產損失，倘若將這種情況一應入罪，難免導致罪責刑不相適應。其次，當行為人的欺詐行為被揭露時，拆遷部門完全可以通過將協議作廢、停止發放補償利益，從而防止損害結果的發生，對行為人也可以通過行政處罰或要求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追責，此即足以警戒行為人及其他試圖效仿者不敢以身試法，再犯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在法律依據上，完全可以適用《刑法》第十三條規定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定為是犯罪”進行處理，如此，既保障了法益不受侵害，也符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三、結語城鄉房屋的拆遷改造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在拆遷過程中，人民群眾一般處于弱勢地位，當拆遷活動侵害了百姓的合法利益時，卻鮮有救濟途徑，而百姓轉而通過不恰當的行為進行補救時，卻不想觸碰了法律底線，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為法律意識淡薄，盲目跟風，而實施了違法犯罪行為。在當前因拆遷問題涉罪的高發期，我們應當要做的工作是：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明確標準，統一尺度，發布有關指導意見，審慎處理、寬嚴相濟。此外，國家、政府及具體的拆遷實施單位也應當盡快完善拆遷補償制度，明確補償原則、調整補償方式及標準，加強法制宣傳及警示教育，拓寬救濟途徑，強化拆遷活動的監管機制，切實保護好被拆遷人的利益。對于百姓而言，正確的面對方式不是鉆法律的空子，投機取巧、違法犯罪，而應當尋求合法的維權途徑，無論是被拆遷人還是政府，都不能一味的追求自身利益而侵犯法律、破壞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