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上最全合同詐騙無罪案例裁判要旨集成(下)

史上最全合同詐騙無罪案例裁判要旨集成（下）

金牙大狀詐騙犯罪辯護中心研究成果，史上最全合同詐騙無罪案例裁判觀點集成，沒有之一。執筆人：肖文彬律師xml:namespace>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刑事律師肖文彬（專注于詐騙類犯罪辯護十余年）公眾號：詐騙犯罪辯護大師（hnhyxwb）

H公司收到第一份合同的鋼材時間是在2004年1月6日，而在此時間之前，H公司與武漢供貨商已簽訂了七份采購合同，相應地與S公司簽訂了七份購銷合同，所以公訴機關對S公司以先履行小額合同的方法誘騙H公司繼續簽訂合同的指控不成立。被告人唐某照、劉某和、范某輝作為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將S公司所套取的H公司資金主要用于返還H公司和給本公司使用，三被告人沒有分贓，指控三被告人非法占有了所套取的H公司資金的證據不足。僅僅從被告人唐某照、劉某和、范某輝采取簽訂合同的方式套取H公司資金的行為來看，還不足以認定三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所套取資金的目的，故對公訴機關提出抵押合同是在三被告人的合同詐騙犯罪既遂之后才簽訂的意見，不予采納。

第二篇：合同詐騙無罪裁判要旨、判決理由及評析意見

合同詐騙無罪裁判要旨、判決理由及評析意見

2013年，我國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95.4萬件，判處罪犯115.8萬人。各級法院依法宣告825人無罪。2014年，我國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102.3萬件，判處罪犯118.4萬人，同比分別上升7.2%和2.2%。各級法院對518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訴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無罪。2015年，我國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109.9萬件，判處罪犯123.2萬人，同比分別上升7.5%和4%。各級法院對667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372名自訴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無罪。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無罪判決的比例非常低。同樣,合同詐騙無罪判決的比例也非常低。本文中，筆者通過八個合同詐騙無罪判決的研究，提煉出裁判要旨，并結合判決理由做一些評析，以期對合同詐騙罪有更加精準的認識。

一裁判要旨一：合同中約定違約責任，行為人表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并在被害人向其索要費用時，分期支付給被害人一定費用，并未逃避，亦未進行揮霍，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案例1.石某某、李某合同詐騙案（2014）海刑初字第21號

判決理由：

被告人石某某與梁某某、王某一簽訂土地轉讓合同，并約定違約責任。在履行過程中，因石某某未能向海倫農場繳納土地承包費，未獲得土地，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應按合同的約定向相對方返還本金及利息，而且石某某表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并在王某一向其索要承包費時，分期給付4萬元，并未逃避，亦未對承包費進行揮霍，足以表明被告人石某某主觀上沒有通過簽訂承包合同的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故被告人石某某與梁某某、王某一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系民事法律行為，該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被告人石某某與李某為交土地出讓金與高某某等三人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時，被告人石某某有欺詐行為，因為當時他并不能確定2013年開春是否能承包到土地，但是在合同不能履行時，他與李某又與高某某等三人簽訂還款協議，并約定還款期限及利息，從而形成了新的債權、債務關系。雖然被告人石某某未按還款協議規定的時間履行債務，但是他于2013年5月23日登記注冊了綏化農墾益農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并在登記注冊之前就開始興建，其投資的數額遠遠高于所欠高某某等三人的債務，應視為其積極創造履約能力，有償還能力。

并且被告人石某某及李某將承包費中的60萬元用于交納土地出讓金，10萬元用于企業的正常支出，該70萬元承包費沒有被二被告人揮霍，并且案發后，該承包費已經返還給高某某等三人，故不應認定被告人石某某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石某某的行為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被告人李某看到過石某某與海倫農場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自然合理認為石某某在海倫農場有土地，雖然李某提出用轉讓土地取得承包費的辦法交納土地出讓金，但其并未與石某某勾結進行詐騙活動，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未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故李某的行為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評析意見：

合同詐騙罪在認定上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每個刑事案件都是不一樣的，這就需要法官結合審判實踐經驗，進行分析、判斷之后，形成內心確信。本案中，行為人的種種行為表現，表明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這使得法官產生了無罪的內心確信，最終宣告行為人無罪。

二

裁判要旨

二、行為人雖指使他人冒充房東與第三人簽訂經濟合同，但行為人在合同訂立、履行過程中均是被動參與，而不是積極作為，且行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真實意圖，并確實履行大部分合同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案例2.王某甲合同詐騙案（2015）靈刑初字第00233號

判決理由：

在本案中，因被告人王某甲欠馮某甲的錢，雙方約定由馮某甲轉讓店面用于償還欠款。馮某甲在王某甲的店面門上張貼轉讓店面的通告，并留下馮某甲的電話號碼，被害人胡某等人看到通告后與馮某甲聯系，馮某甲通知王某甲前來參與商談店面轉讓事宜。從合同的訂立過程來看，被告人王某甲是被動參與，而不是積極的作為。

王某甲未將店面轉讓之事告知房東許某，并讓自己的前妻張某乙冒充許某與胡某簽訂房屋租賃合同，隱瞞事實真相的行為如何定性：本案中有兩個合同，一是房屋租賃合同，一是店面轉讓合同。王某甲讓張某乙冒充許某與胡某簽訂房屋租賃合同，隱瞞了事實真相，但目的是為了促成店面的轉讓，而且王某甲與胡某等人簽訂店面轉讓合同時沒有采取任何欺騙行為，雙方在合同中約定的店鋪剩余的褲子、裝修等作價7.5萬元，在合同生效后，王某甲即將店鋪、褲子交于胡某，且王某甲在租賃許某的店面后，對店面確實進行了裝修，胡某接店后將褲子作價處理，將店鋪重新裝修并營業，王某甲具有履行合同的真實意圖和一定的履約能力，并已履行了店面轉讓合同。王某甲隱瞞真相的行為，對于房東許某來說，屬于違反合同約定的轉租行為，構成民事違約；對于胡某、張某甲來說，屬于民事欺詐行為。

關于被告人王某甲是否拖欠許某房租，許某證明王某甲尚欠二三萬元房租，王某甲供述僅欠六千元房租，對此公訴機關沒有查證屬實。王某甲讓張某乙冒充許某與胡某簽訂了二年七個月的房屋租賃合同，只讓胡某付七個月的房租，并向胡某說明這七個月的房租自己已經支付給房東，余下房租由胡某直接支付給房東。據此，不能認定被告人王某甲借簽訂虛假合同騙取胡某等人的房租。

綜上，被告人王某甲雖然指使張某乙冒充房東與胡某簽訂經濟合同，但王某甲在合同訂立、履行過程中不是積極作為，且王某甲具有履行合同的真實意圖，并確實履行了大部分合同，被害人胡某等人將履行合同的款項全部交于馮某甲，王某甲非法占有履行合同所得款項的目的也無法認定，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犯合同詐騙罪，依照法律規定不能成立。

評析意見：

行為人雖然在一定意義上存在隱瞞真相的行為，但是，并非所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均構成合同詐騙罪，還可能是民事欺詐，關鍵看行為人隱瞞真相的目的是什么。本案中，行為人隱瞞真相的目的是促成店面轉讓，況且其具有履行合同的真實意圖和一定的履約能力，因此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三

裁判要旨

三、被害人報案時間的證據存在嚴重瑕疵，無法排除行為人在被害人報案前就開始還款的合理懷疑，不能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案例3.張積善合同詐騙案二審（2014）呂刑終字第269號

裁判理由： 在案證據能夠證明，上訴人張某是在2010年4月15日開始退款的，一審認定，被害人王某的報案時間是在2010年4月14日，即張某在王某報案后才開始退款。但在案證據中，關于被害人王某報案時間的證據均存在嚴重瑕疵：王某的報案材料及詢問筆錄、王某提交《購銷合同》、《收據》、關鍵證人路某的證言這五份證據中對于報案時間都有明顯涂改，且均沒有在涂改位置捺印，這嚴重違反了《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零一條、第二百零七條的規定，雖然辦案人員出具了情況說明，并且一審也啟動了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但仍無法排除是在上訴人張某已經還款后，王某才報案的合理懷疑。

在案證據無法充分證明上訴人張某在與王某簽訂合同時，主觀上即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也無法充分證明上訴人張某實施了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款后逃匿，或是將貨款用于違法活動或是用于揮霍的行為，其行為不符合我國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同時在案證據中關于被害人王某報案時間的證據均存在嚴重瑕疵，無法排除上訴人張某是在王某報案前就開始還款的合理懷疑，現有證據無法充分證明上訴人張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上訴人張某與被害人王某之間的債權債務糾紛應當通過民事訴訟的途經予以解決。

評析意見：

一般情況下，要在合同履行期屆滿之后，方可考察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合同詐騙。在合同履行期屆滿前，如果發現合同相對方有可能逃避履行義務，可采取民事上的措施予以預防，不宜動用刑法。本案中，如果行為人在被害人報案前已經開始還款，表明其實際上在履行合同義務，此時認定其合同詐騙就有問題。

四

裁判要旨

四、“一房二賣”或者“一房多賣”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案例4.臨沂紅棕櫚置業有限公司、孫某犯合同詐騙罪（2014）臨蘭刑初字第1194號

裁判理由：

被告單位為融資需要，以借貸為目的，與林芯宇等人簽訂了商品房預售買賣合同并備案作為擔保，其實質上名為房屋買賣，實為民間借貸，雙方之間并無買賣房屋的真實意思表示，雙方簽訂房屋預售買賣合同后，到房產管理局的備案，系房產管理部門為防止開發商一房多賣所采取的一種行政監管措施，所簽訂房屋預售買賣合同亦不產生物權上的變動效力。被告單位將涉案房產與路某、魯曉華、張靖舒簽訂商品房預售合同后，在被害人依照約定給付部分房款后，被告單位未能及時履行房產備案等合同義務，被告人為此多次與融資人溝通協調；被害人路某亦采取民事訴訟的方式起訴至本院，并以調解的方式結案；被告單位、被告人的賬戶、房產等亦被他人采取查封等保全措施，被告單位的資金鏈斷裂，無力履約或退還房款，綜合上述被告單位、被告人在商品房買賣合同簽訂前、后的表現，被告單位、被告人雖有隱瞞涉案房產已備案的事實的情節，但被告單位不能履行的原因系被告單位經營陷入困境，在案證據不能充分證實被告單位、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故意。公訴機關指控被告單位臨沂紅棕櫚置業有限公司、被告人孫某犯合同詐騙罪，證據尚未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本院不予認定。

評析意見：

關于“一房二賣”或者“一房多賣”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19起合同糾紛典型案例（2015年12月4日）中有一個案例“胡百卿訴臨沂沂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房屋買賣糾紛案”，也是明確作為合同糾紛處理，而非作為合同詐騙罪處理。五

裁判要旨

五、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行為人收受被害人合同定金及預付款后攜款潛逃的，不能貿然認定行為人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

案例5.許某某合同詐騙案二審（2014）榕刑終字第621號

裁判理由：

原判認定上訴人收取被害人合同定金及預借款150萬元，后攜款潛逃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理由如下：

1、許某某在案發前有實施履行合同的行為，2011年6月1日，許某某委托許發鍵與劉某某辦理交房手續，因遭到陳某某的阻止而未辦理；

2、除被害人陳述外，沒有其他證據證實許某某潛逃的事實，根據許某某手機的通話記錄及短信記錄，2011年6月，許某某與被害人劉某某有十次通話記錄，一次短信記錄，2011年7月之后，許某某的手機仍在使用，通話記錄中體現劉某某與許某某沒有手機通話與短信記錄，二審期間，被害人劉某某亦證實其從2011年7月起再無與被害人聯系。證人馬某某（許某某的前妻）的證言，證實許某某在福州榮譽酒店被抓時，正與他人商談合作投資成立“智恒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相關事宜，同時向連江法院提交了一份“合協框架意向方案”。上訴人許某某供述其在閩侯購買土地經營汽車4S店，被抓前主要在北京等地辦理進口車業務。二審期間辯護人向本院提交閩侯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銀行匯款憑證，證實許某某經營的福州偉發吉利汽車銷售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14日以人民幣310萬元向閩侯縣土地資源局購買了8.4675畝土地用于經營汽車4S店，福州偉發吉利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已支付土地款、履約保證金、竟買保證金305萬元。

本院認為：上訴人許某某與劉某某簽訂租賃合同時系安通大廈3-10層房屋產權人，許某某對其與劉某某簽訂的租賃合同具有一定的履約能力，只是由于原承租人福州博雅培訓公司與安通房地產公司存在經濟糾紛而拒絕將房屋交還給許某某，造成許某某無法將房屋交付給劉某某使用。現有證據認定上訴人許某某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他人財物證據不足。

評析意見： 由于近年來冤假錯案的頻頻曝出，人們對法官愈加不信任，這就要求對法官形成自由心證的過程進行約束，而且這種約束越來越嚴格，于是司法解釋中就有了推定“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一般性規則。這些規則規定在2001年1月21日下發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和2010年12月13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之中。這些規則屬于“事實推定”，不是法律推定，是可以反駁的，只要找到相反的證據就能推翻，這為辯護律師提供了廣闊的辯護空間。本案中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行為人攜款潛逃就是典型的推翻事實推定的例子。

六

裁判要旨

六、由于客觀上的某些原因，導致經多方努力仍不能全部履行合同而使對方遭受嚴重損失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案例6.長春禾豐油料有限公司合同詐騙案（2014）大刑初字第81號

裁判理由： 被告單位禾豐公司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由于客觀上的某些原因，雖經多方努力仍不能全部履行合同而使對方遭受嚴重損失，但其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認定被告單位禾豐公司構成合同詐騙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成立。

評析意見：

市場風險無處不在，行為人在訂立、履行合同過程中即使已經盡到了審慎的義務，仍然可能由于市場波動等客觀原因而遭受嚴重損失。但是，不能因為遭受了嚴重損失，就歸咎于合同相對方，甚至動用刑事手段來挽回損失，這與市場經濟規則和法治精神是相違背的。

七

裁判要旨

七、如果不能排除行為人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別人利用而實施犯罪的可能，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合同詐騙罪 案例7.黃某華合同詐騙案二審（2014）深中法刑二終字第490號

裁判理由： 關于上訴人黃某華是否明知黃新國實行詐騙犯罪而予以幫助這一爭議焦點，本院分析裁斷如下：

黃某華在本案中的行為是接受黃新國的委托，持某鑫公司的公章前往香港簽收涉案貨物并署假名“吳林”，之后再將貨物交給另一不知名人士。黃某華歸案后一直穩定供稱其之所以前往香港簽收貨物并署名“吳林”以及將貨物交給他人，均是按照黃新國指示所為，事前并不知道黃新國具有詐騙故意。黃新國的供述亦從未指證黃某華對此知情，黃新國在庭審時供稱“這個案件與我弟弟無關，是我操作的，叫他去的”。因此，證實黃某華具有詐騙故意的主觀證據存在缺失。

從本案的其他情況來看，某鑫公司并非黃某華注冊、經營，黃某華沒有參與和受害人談判、簽合同，本案的被害人和除卓某明之外的其他證人甚至都沒有見過黃某華，均無法佐證黃某華的犯罪故意。

黃某華辯稱其之所以前往香港收貨是因為礙于兄弟情面，之所以簽署“吳林”是因為黃新國稱其公司的收貨人叫吳林，其并沒有關機逃匿，而是從香港回來后就將黃新國給予的收貨電話還給黃新國后回珠海經商去了。在沒有相反證據之前，該辯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偵查機關對黃某華的財產狀況進行了調查，其房產、車輛或是案發前就已購置，或是案發后一年乃至一年半之后方才購置，亦無法證實與詐騙所得有關。

綜上，本院認為：證實黃某華具有詐騙故意的證據缺乏，不能認定其有罪。原判認定上訴人黃某華犯合同詐騙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排除黃某華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受黃新國利用實施犯罪的可能。

評析意見：

刑事案件證據之間要有內在聯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證事實，不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的，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本案中，偵查機關經過全面、細致的取證，仍然無法證明行為人明知真正的合同詐騙嫌疑人實施犯罪而予以幫助，那么根據“疑罪從無”原則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對行為人宣告無罪是完全正確的。

八

裁判要旨

八、被害單位雖在與行為人接洽的初期，受行為人某些不當行為的誤導，但經過考察后確認有獲得技術合作的可能，遂同意與行為人簽約并支付有關款項，不屬于被騙；且被害單位通過技術合作，已經成為受益人，不能“得了便宜還賣乖”。再鑒于行為人具備一定的履約能力，也有積極履行合同的誠意和行動，因此，對其宣告無罪 案例8.吳聯大合同詐騙案二審

裁判理由：

被告人吳聯大雖系根據與櫻花公司的約定與長城公司洽談簽訂協議，但其在中介過程中，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為抬高身價，在協議的封面和內容上多處以西門子公司作為主體，給人以代表西門子分公司的印象，待簽訂協議之后，再予修正；并且在長城公司和櫻花公司簽訂的低壓成套項目協議上又私自加進其他內容。上述欺詐行為有相應的證據證實，原判也在事實部分作了相應的認定，檢察機關抗訴對此部分提出的異議成立。

但綜觀全案，吳聯大在代表櫻花公司與長城公司簽訂和履行技術合作中，一些行為雖然具有一定的欺騙性，但其主觀上尚不具有以欺騙的手段非法占有長城公司財產的目的。吳聯大與長城公司簽約的直接動機，是希望西門子分公司的有關技術合作項目能夠轉讓成功，使其本人能夠從中獲取高額技術轉讓費。在客觀上，吳聯大作為櫻花公司的商務代理，具備一定的履約能力，也有積極履行合同的誠意和行動，拒退保證金是事出有因，并不是企圖騙取長城公司的財產，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的“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采取欺騙手段騙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隱匿合同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拒不返還”的情形。長城公司雖在與吳聯大接洽初期，受吳聯大某些不當行為的誤導，但終究是在經過考察了解后，確認有獲得西門子分公司技術合作的可能，同意與吳聯大等人簽約并支付有關款項，亦不屬被騙；且長城公司通過櫻花公司及吳聯大等人的中介，最終達到了與西門子分公司技術合作的目的，已經成為受益者。有鑒于此，吳聯大的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檢察機關要求按合同詐騙罪對其定罪處罰的抗訴理由不足，不予采納。

評析意見：

行為人在中介過程中，違背誠信原則，存在如下欺騙行為：在合同的封面和內容上多次以西門子公司作為主體，給人以代表西門子分公司的印象；在長城公司和櫻花公司簽訂的低壓成套項目合同上又私自加入其它內容。但是，存在欺騙行為，不必然構成合同詐騙罪，還要綜合全案考量。行為人的行為動機，是為了促成技術合作項目的成功轉讓，從而獲取高額技術轉讓費，并不是真正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行為人在客觀上，具有履約誠意和行動，這使得他距離合同詐騙又遠了一步。更為關鍵的是，所謂的被害單位并非真正的被害單位，非但沒被騙，而且沒有遭受任何損失，反而獲益。因此，本案從刑法謙抑性角度出發，宣告行為人無罪是令人信服的。

結

語

從以上合同詐騙的無罪判決中我們發現：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相同點是都具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而兩者區別的關鍵點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刑事實務界工作的難點在于對行為人的主客觀事實，運用大量的證據加以認定，而案件是千變萬化的，這就需要法官結合審判實踐，進行分析、判斷之后形成內心確信。但是，由于近年來冤假錯案頻出，人們對法官的自由心證存在疑慮，這就要求對法官形成自由心證的過程進行約束，于是司法解釋中就有了推定“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一般性規則。

2001年1月21日下發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根據司法實踐，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2010年12月13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一）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二）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三）攜帶集資款逃逸的；

（四）將集資款用于非法犯罪活動的；

（五）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的；

（六）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換換資金的；

（七）拒不交待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

（八）其他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我們還發現，國家打擊合同詐騙犯罪，重點圍繞這兩個司法解釋進行調查取證，以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但是，這些列舉是司法機關對認定“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經驗總結，是司法機關進行事實推定的一般性、示范性規則闡述，因此它是可以被反證推翻的。辯護律師站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其工作的重點也就順理成章地圍繞這兩個司法解釋，進行調查取證，以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鑒于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案件形式的千差萬別，我們至今無法找到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認定合同詐騙事實或者推翻合同詐騙事實的標準，司法機關、控告方、辯護律師、犯罪嫌疑人只能針對個案，各司其職，進行不懈的努力，方能得出一個相對客觀公正的結論。

第三篇：房屋買賣合同糾紛裁判要旨匯總 法寶案例

房屋買賣合同糾紛裁判要旨匯總（1）法寶案例

法寶www.tmdps.cn已收錄案例全文，敬請關注!【作者】法律小編【來源】北大法律信息網、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注明】本文由北大法寶編寫，轉載請注明來源當事人以實現融資為目的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和回購協議，其真實的法律關系應為民間借貸 關鍵詞：融資；法律關系；民間借貸 裁判要旨：對于商品房買賣合同而言，購房一方想取得所購房屋的所有權，賣方的目的轉移房屋的房屋權取得對等的金錢。判斷當事人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不能僅看合同的名稱、形式和內容，更重要的是分析當事人之間法律關系的實質。在實踐中，當事人之間以實現融資為目的，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和回購協議，真實目的并不是購買商品房，而是以房屋為擔保建立的真正的債權債務關系，因此雙方真實的法律關系是民間借貸，而不是商品房買賣。相關案例： 吳某某訴某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商品房買賣糾紛案（法寶引證碼：CLI.C.4343450）

原告：吳某某。

被告：某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2011年7月25日，鄭某與某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公司）簽訂一份《商品房買賣合同》，主要內容為：鄭某購買某某公司開發的如畫小區一幢101、201、301、401號房（預售商品房），面積6200平方米，單價8000元／平方米，總價款4960萬元，鄭某于合同簽訂后10日內一次性付清房款。某某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前將驗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鄭某使用。《商品房買賣合同》上均加蓋了當地房地產交易中心的房地產交易監證專用章和當地房地產產權產籍監理處的產權申報專用合同章。同日，雙方簽訂一份《回購協議》，約定：現某某公司欲將回購鄭某購買的商品房，如在一個月內回購，應支付鄭某房屋價款5060萬元，在兩個月內回購房屋價款為5160萬元，在三個月內回購房屋價款為5260萬元，以后以此類推；鄭某在收到某某公司支付的回購房款后，雙方終止商品房買賣合同，同時鄭某應立即協助某某公司辦理房屋備案解除手續。2011年7月28日，鄭某向某某公司匯款5000萬元，三份匯款憑證上用途一欄載明“購房款”。2011年8月2日，某某公司出具了“今借到鄭某4960萬元”的借條。

2013年1月8日，鄭某為甲方，吳某某為乙方，雙方簽訂一份《債權轉讓協議》，主要內容為：（1）鄭某于2012年3月1日起至2012年10月18日共向吳某某借款6000萬元，2012年12月7日鄭某償還吳某某本金1000萬元。（2）某某公司于2011年7月25日向鄭某借款4960萬元，為履行還款義務，某某公司將其開發的如畫小區一幢101、201、301、401號房以4960萬元的價格備案至甲方名下，并簽訂了回購協議。截止2012年12月31日某某公司向鄭某支付回購款300萬元。因某某公司不履行回購協議以及按時還款，經多次交涉無果，準備啟動訴訟程序。（3）鄭某將對債務人某某公司享有包括欠款本金及利息、違約金等的全部債權轉讓給吳某某。（4）鄭某于本協議生效后壹日內，將其與某某公司之間的債權債務憑證，以及與房產買賣、備案相關的所有資料移交給吳某某。

同日，鄭某作出《債權轉讓通知書》，主要內容為，某某公司：本人在2011年7月向貴公司出借款項4960萬元。為保證該筆借款的安全，貴公司將開發的部分房屋作為擔保，雙方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和《回購協議》，并辦理了相關的商品房備案登記手續。借款中的本金4960萬元，依照約定貴公司應在借款后一個月內歸還，利息為100萬元，若延期還款，每月支付利息及違約金100萬元。現要求貴公司依約立即償還上述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經本人多次催告，貴公司已支付利息300萬元。因本人另欠吳某某款項，故決定將上述4960萬元全部借款及相關的所有權利全部轉讓給吳某某持有，并于2013年1月8日簽訂《債權轉讓協議書》。根據合同法第八十條的規定，書面通知貴公司，請貴公司將所欠款項及利息向吳某某直接支付。同日，鄭某將該《債權轉讓通知書》以及《債權轉讓協議》郵寄送達至某某公司。

2011年8月5日，某某公司與當地國土資源局簽訂《成交確認書》載明，某某宇公司以5000萬元的成交價，取得一塊面積為39493平方米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

2013年1月31日，吳某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判令某某公司向其償還原向鄭某借款本金4960萬元及利息（計至付清全部款項之日止）并承擔案件訴訟費、財產保全費。

某某公司答辯稱，鄭某基于2011年7月雙方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于2011年7月26日向某某公司支付的5000萬元是購房款，三份付款憑證上注明付款用途為購房款驗證了這一事實。某某公司根據合同約定，將如畫小區一號樓101、201、301、401室賣給鄭某，總價款4960萬元。雙方之間沒有4960萬元的借款合同，也沒有擔保合同。《債權轉讓協議》既不能否定《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也不能推翻商品房買賣的事實。《商品房買賣合同》簽訂后，雙方到房地產登記機關辦理了備案登記，表明鄭某已獲得如畫小區一號樓101、201、301、401室房屋的產權。2012年9月19日，某某公司又給鄭某開了發票。以上事實說明《商品房買賣合同》是真實有效的，某某公司的義務只是向鄭某交房，不存在歸還其4960萬元借款并承擔利息的義務。鄭某與吳某某之間以民間借貸為由進行債權轉讓不能成立，《債權轉讓協議》中該部分條款不具有法律效力。請求法院駁回吳某某的訴訟請求，并由其承擔本案訴訟費、保全費。

二、法院裁判情況

一審法院認為，當事人爭議焦點為：（1）鄭某與某某公司之間是商品房買賣關系還是借貸關系；（2）鄭某與吳某某的債權轉讓對某某公司是否有法律約束力；某某公司是否應當向吳某某還債。

關于鄭某與某某公司之間是商品房買賣關系還是借貸關系問題。根據雙方提交的《回購協議》和某某公司提交的《成交確認書》，結合某某公司關于《回購協議》和《成交確認書》的證明目的，可以證明，某某公司因競買建設用地需要資金，遂于2011年7月25日與鄭某簽訂一份總價款為4960萬元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同時，雙方又簽訂《回購協議》，約定某某公司回購鄭某所購商品房，還約定回購的期限及價款，鄭某在收到某某公司支付的回購房款后，雙方終止商品房買賣合同，鄭某應立即協助某某公司辦理房屋備案解除手續。故鄭某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的真實目的并非取得所購商品房的所有權及使用權，某某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的真實目的亦非為了出售該商品房，而是為了獲取競拍土地所需資金后再回購。《商品房買賣合同》及《回購協議》簽訂后，某某公司僅支付鄭某300萬元，便未再繼續履行《回購協議》，也未交付商品房，故可以認定雙方是以《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形式，實現借貸4960萬元的目的。《回購協議》約定的回購房款，超出購房款的部分，實為某某公司支付占用4960萬元資金期間的利息。此外，從鄭某的《債權轉讓通知書》和《債權轉讓協議》的內容也可以看出，其真實意思表示不是購買商品房，而是出借資金。某某公司雖然為鄭某開具了銷售不動產統一發票，但并未依約交付商品房，也未辦理產權證，且鄭某將所有債權轉讓給張玉，表明其已放棄了取得商品房的權利，故某某公司的以商品房買賣合同手續作為抗辯的主張不能成立。

關于鄭某與吳某某的債權轉讓對某某公司是否有法律約束力；某某公司是否負有向吳某某償還欠款即利息的問題。雖然《商品房買賣合同》已經備案登記，但鄭某并未實際取得該商品房的所有權，故其與某某公司之間存在5000萬元的債權債務關系。《回購協議》約定的回購價款，實際月利息超出法律允許的民間借貸最高利率的部分不受保護。因此，某某公司已支付了300萬元，應以4960萬元本金為基數，先按同期中國人民銀行6個月～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四倍計算利息予以沖減，再沖減本金，剩余部分本金及其利息為鄭某對某某公司享有的合法債權。鄭某與吳某某簽訂的《債權轉讓協議》的主要內容即鄭某將其對某某公司享有的全部債權轉讓給吳某某，根據合同法第八十條“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之規定，《債權轉讓通知書》到達某某公司后已經產生債權轉讓的效力，至于鄭某與吳某某之間的《債權轉讓協議》的內容以及是否送達給某某公司，不影響債權轉讓的效力，吳某某的訴訟請求應予部分支持。

綜上，一審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八條、第八十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判決某某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10內，償還吳某某4960元本金及利息（利息自2011年11月3日起，按同期中國人民銀行6個月至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四倍，計算至付清之日止，其中應扣除已經支付的300萬元）。

某某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駁回吳某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本號傾情奉獻關注“北大法律信息網”,回復關鍵詞“抵押權”下載《抵押權裁判規則及實務要點解析》關注“北大法律信息網”,回復關鍵詞“判例”下載《65000字實務干貨：77個判例詳解合同效力的審查認定規則(2016)》關注“北大法律信息網”,回復關鍵詞“最高院”下載《最高院指導性案例裁判要旨匯編》關注“北大法律信息網”,回復關鍵詞“商品房”下載《干貨：商品房買賣合同實務問題解析系列》

第四篇：律師辦理合同詐騙案件疑難問題及無罪案例（范文）

律師辦理合同詐騙案件疑難問題及無罪案例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肖文彬 律師

一、合同詐騙罪犯罪構成的疑難問題

1、合同詐騙罪，也如普通的詐騙罪一樣，必須要符合詐騙罪的客觀邏輯結構：即行為人實施了詐騙行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被害人由于詐騙行為而陷入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財物。

成功案例：在筆者作為辯護人承辦的原北京心蓮百合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郭某東涉嫌冒充上將招搖撞騙案中，辯護人指出，郭某取得別人錢財不是基于其虛構的“上將”身份，本案證據顯示，“上將”身份只是滿足被告人的虛榮心理；而本案的所謂“受害者”即證人在出具證言時明確表示是基于同情被告人的窮困處境及支持其所宣傳的軍事思想而給予其錢財的；換言之，“受害人”是基于同情、支持被告人的因素自愿贈與其錢財的，是饋贈而不是詐騙。并且給予其錢財的“受害人”無一人報警說受到被告人的欺騙或詐騙。由此可見，被告人“冒充上將”的行為與取得錢財之間無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也不符合詐騙罪的客觀邏輯結構，故不構成詐騙罪，更不構成冒充軍人招搖撞騙罪（因為后者是建立在前者詐騙行為成立的基礎上）。經過辯護人邏輯縝密的辯護，法院基本上采納了辯護人的意見，郭某東最終被判處為一年七個月（實報實銷，判決后立馬釋放）。

2、“非法占有之目的”不能產生于對方交付財物之后。

首先，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之目的，只能產生于行為人實施詐騙犯罪行為之前，而不可能產生于該行為之后。從行為人實施犯罪的客觀過程來看，犯意產生于前，之后才有行為人在犯意支配下的具體犯罪行為。刑法之所以將某一行為評價為犯罪行為，不僅因為該行為在客觀上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同時它也是行為人主觀惡性（罪過）的體現，換言之，即刑法對犯罪行為的認定必須要遵循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對于行為人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合法取得對方當事人財物之后產生非法占有之目的的，不能認定其之前的取得行為是合同詐騙犯罪行為。因為行為人在取得行為之前并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不可能實施屬于合同詐騙罪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詐騙行為；既然行為人客觀上沒有實施合同詐騙行為，也就不能認定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符合其他犯罪構成的，可以其他罪論處。

其次，認為事后產生的非法占有之目的可以改變事前行為性質的觀點是違背因果關系邏輯鏈的。犯罪故意與犯罪行為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犯罪故意在先，犯罪行為在后。也就是說，在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產生在先，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進而騙取對方財物的犯罪行為實施在后。如果肯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產生在行為人合法取得對方財物之后，無疑是對因果關系時間序列性的顛倒，導致“結果發生原因之前”的邏輯錯誤，這與我國主客觀相統一的刑法理論相違背，從而導致“客觀歸罪”。

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是事前故意或者事中故意，而不可能是事后故意。在事中故意中，對于行為人產生非法占有目的之前而取得對方財物的行為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行為，而只能對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之后的行為認定為合同詐騙行為。因此，事中故意與事前故意在性質上是相同的，都是產生在犯罪行為之前，只是兩者處于合同訂立、履行的不同階段。

二、筆者承辦的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無罪案例

1、詐騙罪無罪案例

筆者作為辯護人于2014年10月份承辦的北京趙某涉嫌“詐騙”一案，筆者在偵查階段向北京市大興區檢察院提交了《不予批捕律師意見書》，辯護人指出，趙某作為兩家手機店的老板，有三大通信運營商的授權書，其員工在銷售手機時，沒有虛構事實與隱瞞真相的行為，在部分消費者要求退貨時，雖有為退貨設置障礙的行為，那也是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民事糾紛，消費者完全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來解決；換言之，即便手機存在一些瑕疵，行為人還是想通過履行合同來獲取利益，也就是說以營利為目的而非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與刑事詐騙無關。最后檢察院采納了律師的辯護意見，對趙某不予批捕、無罪釋放。

2、合同詐騙罪無罪案例

在筆者作為辯護人辦理的原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主持人方宏進涉嫌合同詐騙最終被判無罪一案中（詳見筆者新浪博客《方宏進涉嫌合同詐騙一案律師意見書》一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55c830100mr2h.html），辯護人一針見血地指出：方宏進所在的澳衛公司前后對該劇集的總投入近400萬元，“截止到2006年12月底總共投資了3961152.77元。這里有我墊資約20萬元，其余款都是方宏進投的資”（趙焱2009年11月8日、2009年11月10日證言、另見趙焱2009年11月8日向隆堯縣公安局提供的共計15頁的前40集“拍攝成本支出表”）來論證方宏進不具備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之目的；辯護人進一步指出，基于常識，試問，一個所謂“詐騙”對方100萬廣告預付款的人會花費近400萬元去履行與對方簽訂的廣告發布合同嗎？最終辯護人的觀點取得了成功，隆堯縣檢察院對方宏進作出了不起訴決定。

肖文彬律師，詐騙犯罪辯護律師，曾于北京執業六年(2008-2014)，現于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任專職律師(2015-至今）。肖律師精研刑法與民商法，能言善辯，工于文筆，擅長于承辦重大、復雜、疑難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現專注于全國性重大合同詐騙、金融詐騙等詐騙類犯罪案件。詳見博客：http://blog.sina.com.cn/wencaiwuxue、聯系方式：***、***。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系由王思魯律師領銜的、按國際通行規則設立和運作的專業型律師事務所，本所踐行“專注、專業成就未來”、“精益求精、鑄造經典” 的理念，以經典案例開創團隊式精細化法律服務的領航品牌。本所專注于全國性詐騙犯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職務犯罪、網絡犯罪、知識產權犯罪等刑事犯罪辯護領域，承辦的大多數案件取得了取保候審、撤銷案件、不起訴、免予處罰、從輕處罰、緩刑、無罪等成功辯護效果。重大刑事訴訟暨詐騙犯罪事務部精英團隊由十余名專業律師組成，該團隊承辦的詐騙類成功案例、無罪案例主要有：

◆1998年珠海龔某合同詐騙案（無罪）◆1999年廣州梁某詐騙案（無罪）◆2000年衡陽賴某合同詐騙案（無罪）◆2002年茂名梁某詐騙案（監外執行）◆2003年廣州關某詐騙案（從輕處罰）◆2004年深圳廖某合同詐騙案（從輕處罰）

◆2011年原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主持人方某合同詐騙案（無罪）

◆2011年曹某某信用卡詐騙案（從輕處罰）◆2013年郭某冒充上將招搖撞騙案（判決后立馬釋放）◆2014年北京趙某詐騙案（無罪）

◆2014年衡陽凌某北京醫托詐騙案（取保候審）◆2015年海南吳某詐騙案（發回重審）◆2015年珠海楊某詐騙案（取保候審）

第五篇：法寶案例推薦 最高法審理知識產權合同糾紛案件裁判要旨及相關資料鏈接

法寶案例推薦

最高法審理知識產權合同糾紛案件裁判要

旨及相關資料鏈接

一、崔彪與柳州瓦軸軸承有限公司實用新型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糾紛申請案

【核心術語】

專利年費專利權終止強制性規定合同無效

【爭議焦點】

在未按照規定繳納專利年費的情況下，專利權人就該專利與他人訂立的專利實施許可合同效力如何？

【案例要旨】

《合同法》第三百四十四條規定，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只在該專利權的存續期間內有效。專利權有效期限屆滿或者專利權被宣布無效的，專利權人不得就該專利與他人訂立專利實施許可合同。據此，專利權終止后，專利權人無權再就該項專利與他人訂立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即在此情況下，其與他人簽訂的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將因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而歸于無效。而根據我國專利法的相關規定，沒有按照規定繳納年費的，專利權在期限屆滿前終止。可知，專利權人將因未按照規定繳納專利年費而導致其享有的專利權提前終止。綜上所述，在未按照規定繳納專利年費的情況下，專利權人就該專利與他人訂立的專利實施許可合同應屬無效。

【本案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34條、第63條、第75條、第52條、第342條、第344條；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條、第22條；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修正)第153條、第158條、第200條、第204條。

二、北京冬春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與浙江新線影視發行有限公司委托創作合同糾紛申請案

【核心術語】

合作合同履行順序先履行抗辯權

【爭議焦點】

在合作合同中有先后履行順序，先履行方未履行，而后履行方先履行合同義務付款的，是否構成違約？能否推定先履行方已經履行了義務？

【案例要旨】

依據《合同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當事人互負債務，有先后履行順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權拒絕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權拒絕其相應的履行要求。在上述情況下，約定的先履行方未履行義務，而后履行方先履行合同義務付款的，該付款行為使其喪失了先履行抗辯權，即放棄了要求對方先履行義務的權利，但是該行為不構成違約，約定的先履行方仍應按原合作合同履行其義務。約定的先履行方主張已經履行義務的，應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已經履行了義務，無法證明的，應繼續履行或承擔違約責任。

【本案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67條、第77條、第405條；

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修正)第200條、第204條。

三、深圳市科中大交通建材有限公司等訴陜西百祥實業有限公司技術合同糾紛案

【核心術語】

反訴條件訴訟標的額受案范圍

【爭議焦點】

當事人提出的反訴標的額超出了本訴受理法院的受案范圍，法院是否應當受理反訴？

【案例要旨】

反訴是指在本訴進行過程中，本訴的被告以原告為被訴對象而提起的訴訟。由于本訴和反訴具有關聯性，從訴訟效率和判決統一性考慮，原則上本訴和反訴應當合并審理。但是，反訴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獨立的訴訟，所以必須要符合《民事訴訟法》關于起訴條件的規定，其中就包括管轄權的規定。因此，當事人提出反訴的標的額超出了本訴受理法院的受案范圍，法院不應當受理反訴，而是告知當事人向有管轄權的法院起訴。

【本案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4條、第55條；

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修正)第170條、第207條。

四、百安奇售貨設備集團公司（BianchiVendingGroupS）與周利等商標轉讓合同糾紛申請案

【核心術語】

合同惡意串通故意牟取非法利益

【爭議焦點】

如何認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中的惡意串通行為？

【案例要旨】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存在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的合同為無效合同。惡意串通是指合同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為牟取不法利益合謀實施的違法行為。惡意串通的合同具有以下兩個特征：1．當事人雙方是出于故意，這種故意的本質在于通過損害他人的利益來獲取自己的非法利益。2．惡意串通的合同是為牟取非法利益。認定惡意串通行為，除了看該行為是否具有惡意串通的特征，還要注意不能拘泥于表面，而要注重該行為發生的背景、前因后果，看是否符合邏輯或是生活經驗，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是否符合誠實信用原則等來綜合判斷該行為的實質。

【本案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2條、第58條、第59條；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64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66條；

3.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8條；

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2009修正)第58條、第170條、第207條；

5.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2013修正)第15條。

五、張深根與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等獎勵權糾紛申請案

【核心術語】

獎勵權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爭議焦點】

發明人參與了獲獎項目中的一個子項目，但無法證明其在設計獲獎項目的總體技術方案中做出重要貢獻，能否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案例要旨】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是國務院設立的國家科學技術獎五大獎項之一。國家科技進步獎的候選人應當是具備下列條件的項目主要完成人：提出并確定項目的總體方案；在解決關鍵的技術和疑難問題中做出重大技術創新和重要貢獻；在成果轉化和推廣應用過程做出創造性貢獻；在高技術產業化方面做出重要貢獻。候選人按貢獻大小排序，并在限額內產生。如果在項目完成中僅從事協調和組織工作的領導，或是從事輔助服務的工作人員，不能作為國家科技進步獎的候選人。而在上述情況下，發明人參與了獲獎項目中的一個子項目，但無法證明其在設計獲獎項目的總體技術方案中做出重要貢獻，申請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缺乏證據支持。

【本案依據】

1.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實施細則(2008修改)；

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修正)第200條、第204條。

六、秦皇島皇威制藥有限公司與廣西梧州制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明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糾紛申請案

【核心術語】

重大誤解可撤銷合同專利許可使用年費

【爭議焦點】

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當事人以其對專利許可使用年費支付的期限存在誤解為由，要求撤銷合同，能否獲得法院支持？

【案例要旨】

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屬于可撤銷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七十一條的規定，“行為人因對行為的性質、對方當事人、標的物的品種、質量、規格和數量等的錯誤認識，使行為的后果與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較大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重大誤解。”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當事人對專利許可使用年費支付的期限存在誤解，不屬于“重大誤解”的情形。因此，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當事人以其對專利許可使用年費支付的期限存在誤解為由，要求撤銷合同，不能獲得法院支持。

【本案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2009修正)第71條；

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修正)第200條、第204條。

七、李恩復與邯鄲制藥有限公司技術合同糾紛上訴案

【核心術語】

技術轉讓合同約定合同義務

【爭議焦點】

技術轉讓合同僅約定了轉讓技術的費用，一方要求對方支付后續技術使用費的，能否獲得支持？

【案例要旨】

技術轉讓是技術貿易的一種主要類型，技術市場上的技術轉讓是指技術成果由一方轉讓給另一方的經營方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當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礎上訂立技術轉讓合同，在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合同合法有效，雙方當事人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履行各自的義務，同時，雙方當事人必須受其自由約定合同的約束。技術轉讓合同僅約定了轉讓技術的費用，對于轉讓后的后續費用并未做明確約定，故在此種情形下，另一方當事人無支付后續使用費的合同義務。因此，一方要求對方支付后續技術使用費的，不能獲得支持。

【本案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4條、第85條、第111條；

2.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07修正)第64條。

八、吳光志與西安近代化學研究所等技術成果署名權糾紛再審案

【核心術語】

科技成果署名權民事訴訟

【爭議焦點】

當事人請求確認其參與研發的科技成果的署名權而提起的訴訟，屬不屬于民事訴訟受案范圍？

【案例要旨】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當事人的起訴必須“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民法通則》第九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公民對自己的發明或者其他科技成果，有權申請領取榮譽證書、獎金或者其他獎勵。”《合同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對此也做出了規定，即“完成技術成果的個人有在有關技術成果文件上寫明自己是技術成果完成者的權利和取得榮譽證書、獎勵的權利。”由此可見，對于科技成果的署名權是公民享有的民事權利，當事人請求確認其參與研發的科技成果的署名權而提起的訴訟屬于民事爭議，屬于民事訴訟受案范圍。

【本案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97條；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28條；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07修正)第108條、第140條、第177條、第179條。

九、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與河南阿波羅自動化有限責任公司技術開發合同糾紛再審案

【核心術語】

再審條件指令再審

【爭議焦點】

當事人申請再審時應當符合怎樣的條件，人民法院應當啟動再審？

【案例要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當事人的申請認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認為需要再審的，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地方高級人民法院終身的案件，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最高人民法院發現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應當決定再審，并有權指令原審法院再審。

【本案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07修正)第140條、第177條、第179條。

十、山西大學與山西省科林環境保護技術中心“光合細菌菌肥”技術合作開發合同糾紛上訴案

【核心術語】

二審維持原判案例二審改判案例

【爭議焦點】

技術合作開發合同中，一方當事人單方將雙方合作研制的實用新型專利轉讓給他人獨占使用的，是否構成侵權？

【案例要旨】

實用新型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者其結合所提出的適于實用的新的技術方案。我國《專利法》明確將實用新型作為專利保護的對象之一。依據《技術合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合作開發所完成的發明創造，除合同另有約定的以外，申請專利的權利屬于合作開發各方共有。一方轉讓其共有的專利申請權的，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可以優先受讓其共有的專利申請權。同時，《技術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五十條也規定，委托開發或者合作開發的技術成果，根據技術合同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或者合同約定專利權或者非專利技術成果使用權和轉讓權為當事人共有的，共有人應當約定利益分配辦法。一方轉讓技術必須征得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的同意，由此所獲得的利益由各方等額分享。由此，技術合作開發合同中，一方當事人單方將雙方合作研制的實用新型專利轉讓給他人獨占使用的，已違反了上述規定，侵犯了另一方當事人的技術成果權。

【本案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99條、第101條、第118條；

2.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失效]第27條、第30條、第32條；

3.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實施條例[失效]第15條、第50條；

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53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