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班主任常備的幾面鏡子》讀后感(周影雪)

讀《班主任常備的幾面鏡子》有感

周影雪

讀了葉校長推薦的文章《班主任常備的幾面鏡子》后，我感受頗深。文章可以概括為四點：班主任應該常備反光鏡、平面鏡、三棱鏡和望遠鏡。其中我對“時常不忘[三棱鏡]，尋找每位學生的閃光點”特別有體會。

10根指頭都不會一般齊，何況是學生呢？同一班級學生的學習水平和能力傾向一般不會在同一水平上，他們的“發展期”也是不同的，而同一學生個體本身也存在學科之間的不平衡。針對這一學生群體，班主任要根據三棱鏡的“色散原理”，對其進行“色散”分析和“折射”處理。下面我結合我對班級里暫時落后的一個學生的轉化談談我的感受。

1、用愛心贏得信任，建立誠摯的師生感情。

小倫（化名）剛來到我班的時候，在班級里沒有一個朋友，再加上學校是寄宿制，半個月只回家一次，生活上的不適應加上他的自卑心理，他在這里感到非常痛苦，有好幾次，我都看到他偷偷流眼淚。于是，我就主動找他玩，帶著其他同學和他做朋友。我想對此時的他來說，老師的每一次鼓勵，每一個微笑，都是一種安慰和激勵，師生之間的心理距離也就縮短了。我以師生之情、朋友之情、親人之情來對待他，尤其在他情緒低落時我們更多親近他、愛護他、理解他。通過和他深入的交談，使他感受到教師的期待，使他愿意把我看成自己在新學校的一個大朋友，而且是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的真誠在經

過無數次的冷漠后，在一次給他買拖鞋的事情上終于得到了突破。他終于愿意把我當成他在新紀元最好的朋友了。此后，我跟他交流就顯得方便多了。

2、挖掘閃光點，樹立信心

法國教育家盧梭曾經說過：“表揚學生微小的進步，要比嘲笑其顯著的惡跡高明得多”。對于一個好學生，多一次或少一次稱贊可能會無所謂，但對于一個后進生，那怕是一次小小的表揚，他們也會欣喜若狂，銘記于心，覺得老師看得起他、信任他，可以消除他的自卑心理和與師生之間的隔閡。小倫是個膽小而羞怯的男孩，他的學習方法不對，再加上基礎落后，他上課也從來不肯舉手發言。第一次考試他就考了不及格，我找他談話，我還沒說話，他就已經淚流滿面，從他的眼淚中我看到了希望，他并不是自甘落后，他也懂得羞愧，也懂得自責啊！他需要老師和同學的關懷，需要的是自信。于是我就針對他字寫得不錯的優點在課上表揚了他。過后找他談心，你都能寫的這么好，證明你很聰明，相信你在其它方面也一樣能做得出色。他看著我點頭。接著我再指出他學習方法不正確，平時聽課不專心，上課不趕舉手發言，課后又膽小不敢請教老師和同學，造成不懂的內容越積越多才出現學習成績差。于是我安排了一個學習成績最好的同學為他補課，當他取得初步進步時，我及時鼓勵他，在課堂上，我也有意識地向他提上些問題，由淺入深，以鍛煉他的膽量，堅定他的自信。經過努力，他的學習有了顯著提高，膽子大了，開始表現出自信，作業的正確率也有了很大提高，每次單元考試的成績都有所進步。他的轉

變也再一次說明了后進生身上也有閃光點，關鍵是教師如何去發現、去把握，并以此為契機，鼓舞其志氣樹立其信心，幫助他們跨越自卑，走向成功。

3、發揮班集體的教育作用

班集體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小社會，良好的班集體是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重要保證。我還發揮集體的力量，開展了“一幫一”活動，以及舉辦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和各種競賽等，使小倫能融入愉快的集體生活中，同時，為他提供展示自我、表現才能的機會，逐漸消除他的自卑心理，改變他們的孤僻性格。在一次班級比賽活動結束時，我發現了他幫別的同學把衣服從操場拿回了教室，于是，我就在班上對他進行了突出的表揚，并表示出對他的信任。我有意把一些工作交給他去完成，并讓他當小組長，在期中考試中，他獲得了學習進步獎，也品嘗到大家的贊許。到了下半學期，根據他喜歡運動又具有一定表現能力的特長，我讓他參加了學校運動會，使他在前進的道路上又邁出了新的步伐。

4、充分利用教育的合力

對后進生的轉變，是一項長期而又反復的工作，它需要老師用愛心、耐心和信心去關注他們；同時，他們是集體的一員，更應發揮集體的教育作用。這樣老師一人的力量就可以轉化為班級幾十位同學的力量，因為同學之間是同齡人，他們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更為熟悉各自的真實品行，更為直接地關心、幫助，必要時進行監督。因此培養堅強、團結向上的班集體，也是影響班級小倫轉變的有效途徑。其中

取得家長的配合，發揮家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經常與家長聯系座談，請家長定期來學校看看小倫，讓他和自己的父母多溝通溝通，同時也向家長滲透一些正確的教育方法，以使家庭教育納入學校教育的軌道。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做好生活老師和各任課教師的協調工作，以加強對他教育工作的一致性。有了這一系列的關注，小倫漸漸變得開朗起來了。

5、所取得的成果

在我對小倫進行教育與談話中了解到，他也有上進的愿望，也要“面子”，他也覺得學習成績落后是很沒面子的事，但因學習基礎較差，想學好但又不想太吃苦，把每天精力都放在了玩上。我們正是以此作為切入點，經常性、不厭其煩地找他談心，給他改過的時間，發現他的點滴進步及時通知家長并經常在班上進行表揚鼓勵。我有意在他身旁安排學習及各方面表現良好的同學做他的臨桌，既讓這些好學生在學習上幫助他，又讓這些學生身上的優良品質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帶動他，還讓他能夠認識到玩與學習的互補，領悟學習的過程是漸進的、艱苦的，要把握好每一天，腳踏實地的苦干，認真抓每天所學到的知識落實，真正地對自己負責，不管你聰明與否，一年后都會品嘗到成功的美酒。經過他自己的努力和外界的幫助，他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可喜的變化，學習成績提高了，老師表揚的機會多了，同學們也逐漸的接納了他，現在他已經變得不再自卑了，人也開朗了許多。

閃光點就是施教的支點。我們不能讓后進生成為被冷落，被遺忘的對象。而要善于用我們的眼睛去發現美，要善于挖掘后進生身上的閃光點，哪怕是微弱的一點，也要千方百計發揚光大，架起溝通師生感情的橋梁，讓他們確信自己有一個聰明的腦袋，有很強的潛能，只要從現在開始努力做好，就一定能成功。教師常備三棱鏡，可以幫助后進生樹立信心，喚起他們內心深處的求知欲，用鼓勵揚起他們人生的風帆。

第二篇：周雪讀后感

讀《愛心與教育》有感

周雪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的確是這樣，只有讀書，讀好書，才能提升自我。雖然起初我是帶著任務的意識在忙碌的的工作中讀完了李鎮西撰寫的《愛心與教育》。期間我數次被他的事跡所感動，為一位教師的愛心，童心，信心自然流下真情。李老師以愛心贏得愛心，以真情贏得真情。李老師的生命在與學生的融洽中得以燦爛。

讀這本書后讓我明白只有童心能夠喚醒愛心，只有愛心能夠滋潤童心的真實含義。愛學生，就必須善于走進學生情感世界，不是夸夸其談我是如何愛學生的。要走進學生的情感給世界，首先就必須把自己當做學生的朋友，去感愛他們的喜怒哀樂。當我看到李鎮西老師在給他的一個后進生劉瑋的信中寫到，“我為有你這樣的純樸學生感到自豪，同時也為自己對你關心不夠感到內疚。”看到這里，我很感動，停下來，沒有繼續再看下去了。回顧我任教二十幾年來，我是如何對待后進生的，我很慚愧，很內疚，很自責??。也暗自鼓勵自己以后的路該怎么走。在讀這本書之前，有人問我，當一位好老師的基本條件是什么，我很茫然，現在我讀了這本書后，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擁有一顆愛學生的心！”

李鎮西老師在書中說：“讓人們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看到這，讓我明白作為一名教師，不讓上課評分成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沒一切的活動領域。作為一名教師感受不到課堂上的快樂，課后的收獲與孩子共同享受教育的幸福，那就不是一個好老師。每當我夜深人靜之時，李老師的事跡就如夜中閃爍的星辰印在我的心上，于是，我開始每天反省自己，我今天備課是不是比昨天更認真，我今天上課是不是比昨天更精彩，我今天是否留下遺憾，明天怎么彌補，是否認真對待每一天，我也要讓我身邊的人感受到“因為有我的存在感到幸福”！

第三篇：芝加哥“熱浪”的社會學啟迪——《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解剖》讀后感(周雪光)

周雪光：芝加哥“熱浪”的社會學啟迪——《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解剖》讀后感

1995 年7 月中旬,一場高溫熱浪襲擊了芝加哥。在短短的一個星期左右(7 月14 日至20 日),有700 余人因為高溫中暑而死亡。芝加哥一度成為“死亡城市”(the city of death)。下面是芝加哥居民驚心動魄生死經歷的幾個鏡頭:

瑪格麗特〃奧蒂茨在自己家里開設了一個小型的幼兒園。星期五,她開著自己福特大客車帶著十個孩子去一個有著空調的電影院。看完電影后奧蒂茨帶著孩子們回到幼兒園。每個人都筋疲力盡,孩子們很快就午睡了。一個半小時后,奧蒂茨回到她的福特車準備去接其他孩子。當她打開車門時才發現,有兩個男孩被遺忘在車上,他們已經死于高溫。(Klinenberg , 2002 :6)

星期六,停尸房的222 個床位已經全部占滿,但仍有數百具尸體無處安放。剛剛運來的尸體散放在辦公室的各處,許多尸體已經做了死亡診斷,但因為找不到親屬而無人認領。當地一肉食公司的老板自愿提供他的冷藏車隊來暫時存放尸體。星期五第一批紅黃相間長達48 英尺的車輛到達,它們很快就裝滿了;但仍然有許多尸體沒有地方安置。周末又調來了更多的車輛,最后共有9輛大冷藏車。這些車輛停放在停尸房的車場,被警車、電視臺電臺的新聞車、殯車、私人車所簇擁著。這些情景出現在電視畫面和報紙圖片上,傳遍了世界。(Klinenberg ,2002 :8124)。1949 年的夏天,美國Mann Gulch 森林地區發生火災,在救火過程中,當大火向16 個消防隊員襲來時,當時的領隊、一位經驗豐富的消防隊員道奇“向其他的消防隊員呼喊讓他們扔掉工具。隨后更使大家吃驚的是,他在他們面前點燃火,然后命令大家在燃過的地方趴下。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都向山梁上跑去。道奇伏在自己燃燒后的灰燼中生存下來,另外兩個人跑過山梁得以生存,而其他13 人沒有來得及跑過去就被大火吞噬”(Weick ,2001 :101)。這個事件恰恰反映了組織常態運作與緊急狀

態之間的矛盾沖突。當這些消防隊員空投在火災地區時,他們都以為這是一次習以為常的小規模行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組織的常態,在正常程序的規范中行事。但是,當火勢后來的發展超出原來的預想,突然出現緊急狀態時,常態基礎上的組織便發生了危機。常態狀況下的組織結構和規范隨之解體,團體內部的“意義系統”崩潰。例如,當領隊道奇命令大家“扔掉工具”時,隊員們都驚訝了。如果沒有了救火工具,那么他們是干什么的呢? 他們的“身份”(identity)是什么呢? 而當道奇在他們逃命的通道上燃火時,他們更是對領隊本身產生了懷疑。所以,當副隊長招呼大家向山梁撤退時,大家放棄了道奇的權威地位,不聽從他的指揮,導致了巨大的災難。魏克指出,突發事件使得建筑在常態運行狀態上的“意義系統”癱瘓,使得組織成員之間難以溝通協調,導致組織失敗。

簡言之,我們不應該期待正式組織同時擁有常態狀況下的效率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芝加哥熱浪中政府的諸多失誤反映了為常態運行而設計的正式組織結構難以應對突發事件這一根本矛盾。如果提高應對緊急狀態的能力是組織設計的目標,那就需要有針對性地設計新的組織結構。從組織設計上,需要考慮如何在突發事件出現時從常態到緊急狀況的轉化機制,例如如何將原來的常態機制暫停,如何啟動緊急運行機制,以及建立預警系統、多重決策程序等等一系列課題。這都有待于組織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深入研究探索。

三

我是在一個個靜謐的深冬清晨陸續讀完《熱浪》的。拂曉前的書房窗外還是一片夜色,只有遠處幾盞路燈在寒風中搖曳,室內柔和的燈光投在書房一角,安靜平和;而我的心卻緊緊地系在熱浪期間的芝加哥:那些驚心動魄的死亡事件、至今無人認領的遺物、囚房般的生活環境、孤獨無助的老人封門閉窗艱難喘息,一幕幕情形令人窒息。

與許多自然災難一樣,芝加哥的熱浪事件當時占據了電視報紙等各種新聞媒介的頭版頭條,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事后,針對政府部門、公共服務機構的應對表現,官方或非官方的調查和各種社會群體的評價也紛紛出籠。官方調查的結論是:“這次熱浪是一些關鍵的自然因素罕見地聚合在一起所導致的氣象事件”(第16 頁),這些死亡事件反映了“人類在自然肆虐下的脆弱”(第15 頁)。簡言之,這是一場自然災害,超越了公共機構力所能及的范圍。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注意力移向新的事件,這個熱浪災難也漸漸地被拋棄在人們的視野之外了。

我們應該感謝作者克蘭納伯格,1995 年他只有24 歲,剛剛來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系讀博士學位。他生長在芝加哥,對這個城市中發生的熱浪事件有著執著的關切,所以把這個事件作為他的博士論文研究課題。當時有關這一事件的事態發展和有關政府及社會福利機構應對行為的大量新聞報道為這一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但作者并沒有滿足于此。在研究過程中,他歷時16 個月在芝加哥實地收集資料,使用多方資料對芝加哥熱浪的情形進行闡述分析。為此,他參與了社會福利機構幫助老人的活動,與老人交往做朋友,從而近距離觀察他們的生活,傾聽他們的心聲;他走訪警察局、電視臺、社會福利組織收集有關資料,與各種社會組織和社會活動人士訪談;為了了解社會生態環境對社區居民的影響,他選擇了兩個社區進行比較研究,并且在其中居住了6 個月,對居民的日常生活狀況進行了連續的參與觀察。

當然,有力的分析還須建筑在有力的理論思路和分析工具基礎之上。克蘭納伯格說,來到伯克利后, 我就開始詢問怎樣使用社會學研究的工具——田野調查、深入訪談、檔案研究、圖表和統計手段——來分析說明自然、人文和政治諸方面的都市現象是怎樣集中體現在芝加哥1995 年夏天這一事件上的。不久,我確信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解答其他調查研究所沒有回答的有關芝加哥熱浪事件的困惑。自此,我開始了這項歷時5 年的研究項目。(第13 頁)

從該書的字里行間我們不難看到,正是社會學的訓練使作者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路觀點和嚴謹的分析解釋。例如,社會學特別是社會分層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角度是對社會群體層次上的差異的關注和分析。這一思路貫穿了這本書的始終。克蘭納伯格從性別、種族、階層、社區等一系列群體特征著眼分析了人們在熱浪中的不同遭遇,從社會學的角度發掘這些群體差異背后的社會分層機制。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社會學中芝加哥學派提出的社會生態學對他的影響。這一理論角度幫助克蘭納伯格對社會群體與所在社會環境特別是社區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討論,尤其體現在他對兩個社區的比較研究。

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幫助作者收集、把握和應用各種實證資料、特別是統計資料。克蘭納伯格運用了大量數據來說明或驗證他的觀點。從死亡人口的年齡性別分類,到“孤獨生活”的人口在全國和芝加哥市的狀況,到犯罪率、不同社區的人口分類,等等,加上各種圖表、照片,可謂林林總總、豐富翔實。當然,為了書中敘述的流暢和相應的讀者群,這些資料大多是以直觀、非技術性的方式呈現的,與學術論文有著明顯的不同。作者在研究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定性資料(如訪談、觀察)。

值得一提的是,量化的方法和指標本身為這一事件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條件。在熱浪的初始階段,醫務工作者對“中暑”死亡并沒有明確的診斷方法,而政府官員為了淡化這一事件的嚴重性,力圖縮小中暑死亡的數字。在這種情形下, 首席醫務檢查官多諾霍(Donoghue)頂住政治壓力,提出了“中暑死亡”的診斷標準,為準確地統計死亡原因和數目,檢測這一事件的嚴重后果提供了基礎(第24237。有關“哥倫比亞”航天飛機失事的調查見Columbia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 Report(volume 1), 2003

()。有關9.11 事件的調查,參見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有關新奧爾良颶風襲擊事件的調查,參見“The Federal Response to Hurricane Katrina : Lessons Learned ,”by Frances Fragos Townsend and the investigation team

(http:/www.tmdps.cn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 The 9P11 Report.St.Martin’s Paperbacks.Weick , Karl E.2001 ,“The Collapse of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 The Mann Gulch Disaster.”in Making Sense of the Organization , by Karl E.Weick.MA: Blackwell.作者單位: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原文出處：《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