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銀行業反壟斷執法難題(席月民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我國銀行業反壟斷執法難題

席月民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上傳時間:2008-6-6

關鍵詞: 銀行業 反壟斷法 執法

內容提要: 我國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肩負著反壟斷的神圣使命，《反壟斷法》的出臺為銀行業反壟斷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和可靠的法律保障。本文首先結合實例，就當前我國銀行業壟斷行為的表現及其危害進行了客觀剖析，然后探究了銀行業壟斷行為產生的原因，最后就銀行業反壟斷執法難題及其化解展開了重點論證，并提出了自己的執法建議。

一、當前我國銀行業壟斷行為的表現及其危害

我國銀行業的競爭已經出現區別于過去以國家壟斷形式為主要特征的新型壟斷行為，這些壟斷行為給金融市場和消費者所帶來的巨大危害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具體表現在：

(一)相互串通收費，形成價格聯盟。以銀行卡跨行收費事件為例，2006年6月1日，跨行查詢收費正式開始實施。但幾乎與此同時，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多家媒體對這一收費提出了“究竟是‘國際慣例’還是‘壟斷行為’”的質疑。透視該收費標準的制定過程，我們發現，銀行卡跨行收費實際上是中國銀聯與大銀行協議一致的結果，其事先并未征得廣大客戶的同意，而屬于此類收費的還有小額賬戶管理費、借記卡年費、跨行取款費等。應該說，價格競爭本身是市場競爭的基本方式，但價格聯盟在反壟斷法中卻是一種本身違法的卡特爾類型。

(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損害小企業和消費者利益。在我國，小公司在銀行開戶難的問題十分突出。一般來說，小公司注冊登記后，商業銀行對小公司開戶往往設置資本金、存款余額等限制，即開立企業基本存款賬戶的最低標準是50萬元或100萬元，并保證在賬戶中維持3萬元到50萬元不等的存款余額。難怪有人評論說，商業銀行通過提高開戶門檻的作法，將小公司拒之門外，這直接促成了為小公司辦理開戶手續一條龍服務的中介公司的火爆。【1】然而，商業銀行設置開戶門檻并不符合有關規定屬于歧視政策。【2】應該看到，拒絕交易只是當前我國一些銀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一種表現，捆綁式搭售、強制交易、價格歧視等其他行為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即使市場主體擁有的不是市場支配地位而是相對經濟優勢地位，這種經濟優勢仍然有可能被濫用，而傳統的民商法在交易自由與自愿精神的指導下很難對這種濫用行為進行規制。【3】

(三)并購重組使銀行集中加劇。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外資并購逐漸成為我國吸引外資的重要方式我國商業銀行改革也把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作為有助于鞏固銀行的資本基礎、促使中資銀行股權結構多樣化、提升銀行業的公司治理和全面管理水平的重要舉措。在我國，外資銀行的參股和并購戰略有以下幾個變化值得關注：一是被參股銀行的規模和地域性不斷擴大，逐漸從沿海省市、發達地區向內地擴展；二是參股的對象由商業銀行向其他金融機構擴展，如保險公司和基金公司；三是參股的途徑趨于多元化，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機制的實施以及中國商業銀行上市進程的加速，為外資銀行通過證券市場進行并購提供了可能。【4】我們必須看到，金融機構跨國并購，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迅速獲取市場上的相對壟斷地位，以獲得定價權或提供領先服務的競爭優勢，因此加強對銀行業并購的反壟斷審查和管

1理日顯重要。

(四)行政權力限制市場競爭。行政性壟斷是一種制度性的、具有取消競爭功能的壟斷情形，在中國不僅種類多、范圍廣，而且危害大。【5】以房貸強制保險為例，消費者要獲得所需購房貸款，必須對整個房屋(按房款算)進行全額保險，并將保單交給銀行。一些商業銀行依據中國人民銀行于1998年5月9日頒行的《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在其本行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中作出了上述規定。2005年2月22日，浙江省消費者協會、浙江省律師協會、浙江大學法學院聯合向央行發出建議書并抄送銀監會，要求重新審查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中有關不適當的內容，提出無論從合法性還是必要性角度，作為部門規章的《辦法》都不應將購買房貸險作為辦理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強制性條件。【6】盡管中國人民銀行于同年4月4日進行了復函，并表示對該問題非常關注，但至今仍未與銀監會對該辦法進行修改。筆者認為，該辦法的規定直接限制了房貸市場和保險市場的公平競爭和自由競爭，已然構成了行政壟斷行為。

上述壟斷行為的存在直接損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限制了市場競爭，使金融市場的供給嚴重不足，加劇了資金供應的緊張程度，為“地下金融”提供了機會，從而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影響了金融穩定。【7】事實表明，加強我國銀行業的反壟斷執法工作已經刻不容緩。

二、銀行業壟斷行為產生的原因剖析

(一)理論認識仍有誤區。目前在理論界和實務界仍有部分認識誤區，即認為銀行業壟斷經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需要，是保障國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不應受到反壟斷法的追究。如有人提出，銀行業應該是壟斷法適用豁免的對象，其主要依據是公共利益要求和壟斷的經濟效益性。【8】當把銀行業壟斷與金融安全、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聯系在一起時，商業銀行的重要性即被凸現出來，銀行業壟斷的合理性似乎在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腳。但問題是，公有制與銀行業的壟斷經營有沒有必然聯系，不能只從計劃經濟的傳統體制中去找答案。適合理想社會主義的國家壟斷信用并不適合現實中的中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對此給出了有力證明。必須看到，放松管制已經是全球金融業發展的大趨勢，把銀行業整個行業納入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并不妥當，對金融安全并無益處。多年來，銀行業壟斷不但未能減少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反而成為其巨額不良資產產生的重要原因；不但未能給金融市場帶來穩定，反而使“地下金融”愈演愈烈使金融市場更為混亂。行政權力對商業銀行業務經營活動的直接干預，不但限制了市場競爭，而且扭曲了市場行為，結果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越深、干預的時間越長，反而越加大了金融風險。因此，不能把銀行業壟斷與國家金融安全劃等號。

(二)社會責任意識不強。公司社會責任是公司法理論發展的產物。過去，人們往往認為公司是由股東、債權人和公司本身三者構成的利益平衡體，現在，公司社會責任理論突破了這一狹隘的看法，引入了更多的利益相關主體，承認了公司經營對于眾多利益相關者的影響，要求公司承擔更廣泛的責任。我國現行《公司法》順應了這一趨勢，在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強化了公司的社會責任。【9】由于《公司法》同樣構成銀行法的重要法源，因此，無論是《公司法》總則第5條的規定，還是其后分則中第45條、第52條、第68條、第71條、第109條以及第11條等規定，對銀行設立、治理、運營、重組等各個環節都應有約束力，銀行應予以嚴格執行，并注重弘揚社會責任精神。但從目前的實踐看，利潤和股東收益仍是商業銀行經營的主要目標，銀行業壟斷行為的出現與《商業銀行法》等專門金融機

構立法對銀行社會責任的規定缺位不無關系，與商業銀行及其高管人員的社會責任意識不強更有著直接聯系。

(三)反壟斷法制不夠完善。反壟斷法是保護市場競爭，防止和制止壟斷行為，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但在《反壟斷法》出臺以前，有關銀行業反壟斷的相關法律規范卻主要散見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規和部委規章中。這些法律、法規的特點是：部委規章居多，立法的權威性不夠；立法形式散亂，不統一甚至沖突；立法內容存在疏漏；禁止性規范多于制裁性規范，導致責任追究不足。如《商業銀行法》第9條規定，商業銀行開展業務，應當遵守公平競爭的原則，不得從事不正當競爭。這樣的規定只是表明了商業銀行的業務經營活動同樣適用競爭規則，但在反壟斷領域明顯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一些商業銀行之所以明目張膽地實施拒絕交易等壟斷行為無視廣大消費者和小企業的利益，顯然與我國銀行業反壟斷方面經濟法制的不夠完善有關，司法介入乏力的狀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銀行業反壟斷法制的尷尬。

三、我國銀行業反壟斷執法難題及其化解

《反壟斷法》的出臺，為我國銀行業的反壟斷執法和司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和可靠的法律保障。重視并有效化解銀行業反壟斷中的執法難題，是今后貫徹執行《反壟斷法》，完善銀行業反壟斷法制的關鍵。

(一)反壟斷執法機構與銀監會的管轄分工和協調。與美國的司法模式不同，我國的反壟斷執法借鑒了歐共體的作法，采取了行政模式。早在《反壟斷法》的起草過程中，反壟斷執法機構和行業監管機構之間的管轄問題即受到了學界的高度關注，現在，解決該問題變得更為實際和迫切。銀監會作為我國銀行業的行業監管機構，旨在促進銀行業的合法、穩健運行，維護公眾對銀行業的信心，保護銀行業的公平競爭，提高銀行業的競爭能力，因此，銀監會對銀行業的反壟斷案件理應有一定的管轄權。就銀行業反壟斷執法而言，問題直接表現為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與銀監會的案件管轄權所面臨的沖突與化解。有學者提出，行業監管機構主要處理市場準入和與互聯互通相關的案件，而在企業并購、壟斷協議以及一般的濫用行為等方面，管轄權則應交給反壟斷執法機構。【10】筆者對這一觀點深表贊同。筆者認為，為減少摩擦和節約執法成本，兩個機構應就銀行業反壟斷案件的管轄權進行合理劃分，避免越俎代庖，禁止隨意擴大或縮小管轄范圍。在這一問題上，有賴于將來國務院制定《反壟斷法實施細則》予以明確。筆者建議，凡涉及銀行的設立、變更、終止以及業務范圍的審批，涉及對“問題銀行”的接管或者促成機構重組，涉及對違法經營、經營管理不善等銀行的撤銷，以及涉及對擅自設立銀行或非法從事銀行業務活動的取締等案件，應由銀監會予以管轄；而涉及銀行并購、壟斷協議以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案件，則由反壟斷執法機構管轄。二者之間是特殊管轄權與一般管轄權的關系，其中銀監會的管轄權屬于特殊管轄權。特殊管轄權確定的意義在于限制行業監管部門依據特別法排除反壟斷機構管轄權的可能，從而明確反壟斷法對行業競爭事項上的一般適用原則和只在特定事項不予適用的例外原則。【11】另外，根據《反壟斷法》第31條規定，對銀行業中的外資并購等經營者集中行為，如果涉及國家安全則必須進行雙重審查，即反壟斷審查和國家安全審查，此類案件的雙重管轄權并非上述排斥關系，而是一種并列關系，因其審查的目的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因此還應加強反壟斷執法機構和銀監會之間的深層對話，創建雙方的反壟斷協調機制。

(二)競爭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有機協調。《反壟斷法》的出臺，使國家的相關競爭政策實現了制度化和法律化，為銀行業的自由競爭和公平競爭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然而，競爭政策的推行并不是孤立的，在銀行業反壟斷執法中，競爭政策的執行會受到國家金融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稅收政策、環境政策等經濟政策的直接影響。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特征是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既表現在城鄉、地區、不同產業和行業、不同利益群體、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也表現在投資和消費、內需和外需、民營和外資、大中型企業和小企業之間。由于相關經濟政策的調整和變化，其相互之間能否實現有機協調，能否在磨合中實現各自的政策目標，是銀行業反壟斷執法將要面臨的又一難題。在歐共體，競爭政策較其他政策有優先適用的地位。【12】歐共體條約強調保護歐共體市場的有效競爭，強調其成員國以及歐共體的任何活動都必須與開放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相一致，因此，歐共體競爭政策的優先適用性與其市場經濟的發達和成熟狀態是相適應的。我國的國情則有所不同，盡管我國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目前仍處于轉型過程中各種經濟變量因受變革因素的沖擊而更為活躍，我國的金融市場還存在著結構性缺陷，金融控股公司還處于試點階段，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在短期內不可能改變，因此賦予競爭政策在銀行業發展中的優先適用地位顯然不合國情。筆者認為，不同的經濟政策有著不同的功能，金融政策以貨幣政策為主，旨在維護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核心手段和工具，故在銀行業反壟斷執法中應較競爭政策優先適用。鑒于競爭政策與金融政策之間的互動性，筆者建議，反壟斷執法機構在執行競爭政策時，應優先考慮國家金融政策的落實，這樣才能避免競爭政策對金融政策的負面沖擊，確保國家金融調控的有效性和宏觀調控的差異性，促進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以實現國家金融安全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銀行業壟斷行為的量化標準。銀行業反壟斷執法中，“度”的合理把握是永遠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題，其直接觸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銀行利益以及消費者利益。因此，對于該問題的分析研究，必須采取理性的態度，克服狹隘的部門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民族主義情結，將其進行必要的量化處理。從世界范圍看，德國和日本在該問題上比較嚴格，而美國則相對比較靈活。透視我國的《反壟斷法》，其在壟斷行為的認定和處罰上借鑒了德國和日本的經驗，在第19條、第22條等一些條文中進行了一定的量化處理，規定了具體的量化標準。根據該法第27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在審查經營者集中時，應主要考慮參與集中的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份額及其對市場的控制力、相關市場的市場集中度、經營者集中對市場進入和技術進步的影響、經營者集中對消費者和其他有關經營者的影響以及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等，這就要求反壟斷執法機構對被指控的經營者集中行為進行結構——行為——效益的經濟定量分析。這些經濟定量分析的引入，對反壟斷中的定性分析有著直接影響，因此銀行并購是否構成壟斷，對相關指標進行定量調查分析時量化標準的確定至關重要。但此時第22條的量化標準是否科學，對銀行業集中是否適用，則需要采取靈活態度進一步研究確定。筆者認為，必要的技術分析需要因時、因地而做出，決不能搞一刀切，必須把限制競爭與成本優勢、規模優勢進行區別。有學者曾提出，反壟斷法中的量化問題必須通過民主與法治的手段和途徑予以解決。我國《反壟斷法》的制度與條文設計包括量化問題的設計，并不是越細越好，越具體越好，更不是越嚴格越好。就我國來說，采取什么樣的反壟斷政策，何時寬松，何時嚴格，都應該由民主的機制適時因地而作出。【13】筆者贊同該種觀點，故建議在這一

問題上賦予法院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其在處理銀行業反壟斷案件時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判斷，不應將《反壟斷法》對壟斷行為認定的量化標準絕對化，應在追求法律穩定性的同時保持足夠的靈活性。

(四)銀行業壟斷的行為豁免。《反壟斷法》第15條、第28條等對壟斷協議和經營者集中等壟斷行為豁免作出了具體規定，這些規定構建出了我國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制度。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制度旨在抑制過度競爭，以免資源浪費，其并不構成市場進入壁壘，只是采取了一種避免激烈競爭的規制方法。【14】因此，該制度是反壟斷法中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協調國家產業政策等經濟政策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根據該法第28條規定，經營者能夠證明該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明顯大于不利影響，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作出對經營者集中不予禁止的決定。當然，我國《反壟斷法》直接將壟斷行為的豁免決定權交給了反壟斷執法機構。從銀行業的反壟斷執法看，銀行業壟斷行為的豁免同樣適用上述規定。但需要強調的是，2006年8月8日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了《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其第54條對并購申報豁免所作出的具體規定對銀行業壟斷而言具有重要價值，銀行業壟斷的行為豁免應在《反壟斷法》第28條的基礎上，以該規定為藍本進行合理構建。筆者建議，就壟斷協議而言，應將登記或批準作為其豁免的形式要件，并適用合理原則進行分析；對經營者集中而言，應嚴格執行申報程序規定，并以獲得批準為豁免的必要條件。另外，在禁止行政壟斷方面，較之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7條而言，【15】《反壟斷法》在第五章中增加了四種行政壟斷行為，如濫用行政權力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參加本地的招標投標活動、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在本地投資或者設立分支機構、強制經營者從事規定的壟斷行為以及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競爭內容的規定等，從而表現出了明顯的進步和可喜的勇氣。但不足之處在于，其沒有規定適用除外制度。因此筆者建議，在制定《反壟斷法實施細則》時應增加一條規定，即“行政機關和公共組織為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運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除外。”

(五)《反壟斷法》的域外適用。從實際情況看，反壟斷法的域外適用問題已成為目前各國反壟斷法發生沖突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國反壟斷法一方面允許甚至支持、鼓勵本國企業對外國市場的壟斷，另一方面又嚴格管制外國企業對本國市場的壟斷。為了能夠在跨國公司限制競爭的活動中保護本國消費者的利益，各國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域外適用本國的反壟斷法。【16】當前，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的進程不斷加快，突發性、區域性和關聯性已成為金融國際化背景下金融危機的重要特征，因此，反壟斷法的域外適用理所當然地成為構筑我國金融安全機制中的重要一環，對我國金融業全面開放格局下的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我國《反壟斷法》第2條關于域外適用的規定十分重要，但從實際操作的可行性看，還應作出必要的限定，盡量避免片面的、極端的做法而引起不應有的法律沖突。有學者曾提出，在我國的反壟斷法中，可考慮將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外從事的壟斷行為對境內市場競爭產生“直接的、實質性的且可以合理預見的”限制或者不利影響作為對其適用的基本要件，并確立利益衡量原則作為對該基本要件的補充。【17】該學者的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反壟斷法的域外適用制度必須兼顧本國與其他國家的主權和經濟利益，盡量避免并著力化解各國相互之間在反壟斷法域外適用中的矛盾和沖突，因此建議

在銀行業的反壟斷執法中借鑒和吸收該觀點，把外國銀行等金融機構所從事的對境內市場競爭產生限制或不利影響的壟斷行為，以“直接性”、“實質性”以及“合理預見性”作為必要條件予以限制，盡量減少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間的不必要沖突，使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免受國際上一些人為因素的侵蝕和惡意傷害。

原載于《法學雜志》2008年第1期。

注釋:

【1】《商業銀行提高開戶門檻向小企業強加風險》，資料來源： http： //finance.sina.com.cn/g/20060708/16082716238.shtm，l 2006年7月8日。

【2】《拒絕存款人的開戶請求商業銀行涉嫌違法》，資料來源： http： //finance.sina.com.cn/g/20060708/16252716252.shtm，l 2006年7月8日。

【3】孟雁北：《濫用相對經濟優勢地位行為的反壟斷法研究》，載《法學家》2004年第6期。

【4】苗燕：《外資銀行并購傾向于中小銀行》，載《上海證券報》2007年1月10日。

【5】曹士兵：《論中國反壟斷立法》，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3期。

【6】參見《住房貸款強制保險政策有望調整》，載《法制日報》2005年4月12日。

【7】參見《中國地下金融規模近萬億》，載《華西都市報》2005年1月21日。

【8】參見游國城、鄭賽花：《論反壟斷法適用豁免制度》，載《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9】《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5條第1款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10】王曉曄：《壟斷行業改革的法律建議》，載《學習時報》2007年2月2日。

【11】史際春、肖竹：《〈反壟斷法〉與行業立法、反壟斷機構與行業監管機構的關系之比較研究及立法建議》，載《政法論叢》2005年第4期。

【12】王曉曄：《競爭法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

【13】徐孟洲、侯作前：《論反壟斷法中的量化問題》，載《法學雜志》，2002年第3期。

【14】曹士兵：《論中國反壟斷立法》，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3期。

【15】《反不正當競爭法》第7條規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濫用行政權力，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經營者正當的經營活動。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濫用行政權力，限制外地商品進入本地市場，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場。”

【16】王曉曄：《美國反壟斷法域外適用評析》，載《安徽大學法律評論》第2卷第1期，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7】王先林：《論我國反壟斷立法中的域外適用制度》，載《法學雜志》2006年第1期。出處:法大民商經濟法律網

第二篇：完善我國取保候審制度的幾點思考(柯葛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完善我國取保候審制度的幾點思考

柯葛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上傳時間:2007-2-1

4關鍵詞: 取保候審 擔保 監視居住

內容提要: 立法上應許可采用財產保和人保并用的方式,增設保證人交納保證金的方式,對犯罪嫌疑人監視居住時采用擔保方式,建立取保候審風險責任的免責制度。

一、財產保和人保的并用

我國新刑訴法對取保候審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就是增設了財產保,即保證金制度,改變了原先單一的人保制度。對財產保的增設,既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開辟了新的渠道,也強化了對被取保候審人的約束力。這對于發揮取保候審的作用,提高取保候審的適用率,具有重要意義。為消除和減少司法機關采用取保候審的后顧之憂,增強取保候審措施的安全性、可靠性,筆者認為,在取保候審措施中,應進一步強化財產保的擔保功能和力度。這里,首先要解決的是,財產保能否與人保并用的問題。

我國新刑訴法第53 條規定,公檢法機關決定適用取保候審時“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據此規定,在司法實務中,通常都理解為在保證人和保證金這兩種保證方式中只能選用一種,而不能同時并用。1997 年1 月30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通過的《人民檢察院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規則(試行)》的第32 條中曾規定:“必要時,也可以責令犯罪嫌疑人同時提出保證人和交納保證金。”但這種人保和財保“雙保”的擔保方式,不久又被多家機關聯合發布的司法解釋所否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于1998 年1 月19 日聯合發布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1 條規定:“不能要求同時提供保證人并交納保證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于1999 年8 月4 日聯合發布的《關于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第4 條第2 款規定:“對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決定取保候審的,不得同時使用保證人保證和保證金保證。”

筆者認為,機械地規定只能采用一種保證方式而不能同時并用,有所欠缺和不足。從取保候審的案件來看,案件本身的情節及案件涉嫌人的情況,是復雜多樣的,在有的案件中,單獨采用保證人方式或單獨采用保證金方式,就足以保證犯罪嫌疑人遵守取保候審的規定;但在有的案件中,單獨采用任一種保證方式,其擔保力均顯不足,而兩種保證方式并用,則可起到功能互補、功能組合的作用,從而提升擔保力,增強取保候審的安全系數。應該認為,立法上許可采用“雙保”方式,是符合不同層次需要的。

從立法修改當初的理論設計來講,并未反對采用“雙保”方式。如1995 年全國訴訟法年會在討論刑訴法修改時,就有學者提出:“在取保候審的形式上增加財產保(物保)”;“司法機關在采取取保候審形式時,根據實際情況,可以單獨使用人保或物保,也可以人保和物保并用,采取‘物保人保’的雙重保證,使保證措施具有更強的約束力。[1] 并且早在刑訴法修改之前,在司法實務中已采用財產保和人保并用的做法。如陳光中主編、徐益初副主編的《中國刑事訴訟程序研究》一書中披露:“但近年來,不少訴訟法學者主張實行財產保,公安司法機關也已在實踐中廣泛采用。其做法是人保、財產保并用或單獨采用財產保。”[2]

“雙保”方式在我國香港地區也有運用。在香港刑事訴訟中,被逮捕的人犯在獲取保釋時,“警方可要求其具結保證或現金抵押,可有擔保人也可以沒有。”[3]也就是說,被保釋人提供保證金是必須的,但是否要附加擔保人,則可由警方選擇決定。因而,當選擇決定附加擔保人時,實質上也就是財保和人保的并用。

在我國取保候審制度中絕對否定“雙保”方式的采用,并無充分的理論依據和實踐依據,也不能適應我國司法實務的需要和改革發展的需要。筆者認為,在立法上明確規定保證人方式和保證金方式既可單獨適用,必要時也可合并適用,對于進一步強化保證作用和充分實現取保候審的“候審”功能,有益而無害。

據說,反對采用“雙保”方式者,是擔心增加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的難度。這或許是其唯一的理由。但筆者認為,這種擔憂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為,立法上許可采用“雙保”方式,只是為司法實務多提供了一種選擇,以滿足靈活性的需要,而并沒有要求一律采用“雙保”方式,雖對申請取保候審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其保險系數的增高,反而更易使取保候審的申請獲得司法機關的批準。應該認為“, 雙保”方式的采用,有利于提高取保候審的適用率。

二、調整和落實保證人的責任

立法上規定只能單純以保證人的人格擔保或信譽擔保的,在國外并不多見,而大多規定既可以單純的人格擔保,也可以要求保證人提供財產擔保。通常能充任保證人的,應是信譽度高,值得社會及司法機關信任的人,但除德高望重的社會知名人士外,司法機關對普通保證人的信譽度并無確切的了解。因而,單純的信譽擔保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未知數,風險較大。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單純的人保造成保證人責任性不強,擔保落空的情況。

為了使保證人的保證責任落到實處,增強保證人的責任性,在必要時,也可要求保證人交納保證金,以擔保其履行保證人的義務。對此,在刑訴法修改討論中,也已有學者提出過此類建議:“凡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保證人,應當提供一定的財物交給公安司法機關作擔保。”[4]但遺憾的是,我國立法正式修改時未予采納。

筆者認為,為加強和健全保證人制度,增設保證人交納保證金的擔保方式,不失為一種有效方法。保證人交納保證金,不同于單純的人格或信譽擔保,但仍是一種人保的方式,應歸屬于人保范疇。它是保證人以保證金的方式來為自己履行保證人責任提供擔保。它又不同于前述人保和財保并用的“雙保”方式。在“雙保”方式中,除人保以外,是由犯罪嫌疑人自己提供擔保。此時,若沒收保證金,是對犯罪嫌疑人的處罰;而在人保中,沒收保證金,是對保證人的處罰。

增設保證人交納保證金,便于當犯罪嫌疑人本人無經濟能力提供保證金時,可改采人保并由保證人交納保證金的擔保方式,或者當保證人信譽度不足時以附加保證金提高其保證力。增設保證人交納保證金,并不排斥同時適用犯罪嫌疑人提供保證金的財產保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等于是財產保和附加保證金的人保并用。

在現行立法中,對保證人的處罰方法,除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就只有罰款。罰款雖也是一種經濟性質的制裁,但屬于事后制裁,具有不確定性,并且罰款的執行也比較麻煩。而由保證人事先交納保證金,可使保證人事先明確責任的后果和份量,增強事先的預警和約束作用;并且在需要處罰時,沒收保證金也便于執行。

為加強保證人的責任,除對保證人增設保證金外,還應進一步明確保證人的義務。而我國

刑訴法對保證人義務及其責任的規定不夠健全,以至難以追究保證人的責任。規定不足的表現為:(一)刑訴法第55 條第1 款第1 項規定的保證人應當履行的義務為“監督被保證人遵:

守本法第56 條的規定”,但對如何“監督”,缺乏具體規定。因而在司法實踐中要查證和確認保證人究竟是否履行“監督”義務,相當困難,缺乏認定的標準。比如,被保證人在保證人的默許下,實施了干擾證人作證或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但只要保證人聲稱自己如何履行了“監督”義務,司法機關就很難證明他沒有履行“監督”義務。(二)該條款第2 項規定的保證人的義務為:“發現被保證人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違反本法第56 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及時向執行機關報告。”這里,如何確認“發現”和“及時”,也是一大難題。因為,即使保證人真的已發現被保證人有違規行為,但只要他裝作沒有發現,司法機關又如何來證明他已經發現? 再者,保證人究竟是“及時”報告,還是故意拖延幾天后報告? 司法機關也都無法予以查證和確認。(三)刑訴法第55 條第2 款規定:“被保證人有違反本法第56 條規定的行為,保證人未及時報告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可見立法對保證人未盡監督義務,或監督不力的,未設定任何法律責任,不受任何處罰。這就使監督義務成為虛設。保證人也不會對此項義務予以足夠重視和切實履行。立法只對保證人“未及時報告的”才予處罰,從而就可能使虛假的及時報告或無效的及時報告逃脫法律制裁。例如,保證人明知或發現被保證人在夜間逃跑,卻故意在第二天早上向執行機關報告,假稱自己睡醒后剛剛發現并及時報告,這屬于虛假的及時報告,但由于保證人在形式上做到了及時報告,就有可能規避法律制裁;如果保證人真的是睡醒后才發現被保證人逃跑并及時報告的,但逃跑后果已經發生,這就是無效的及時報告。按照立法規定,保證人對此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這些法律漏洞的存在,顯然對保證人不能形成有力的約束。在實際操作上也多有不便。

為此,應將保證人的責任加以修改,既使保證人明確自己應承擔的保證責任和法律后果,也使司法機關有明確的追究依據。筆者認為,在取保候審中,保證人必須起到保證被保證人全面遵守刑訴法第56 條規定的作用,而不僅僅是主觀上的監督和及時報告的義務。也就是說,保證人的保證責任同被保證人的行為是捆綁在一起的,是連帶的。因此,只要被保證人有違反刑訴法第56 條規定的行為,就應視為保證人沒有履行好監督義務,沒有起到保證作用,就要追究保證人的法律責任,部分或全部沒收保證人的保證金,或者處以罰款。如果保證人及時報告并且有效阻止了被保證人違法行為的發生或避免了危害后果的發生,則可減免沒收保證金或罰款的數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加強保證人的責任性,才能促使其自覺地、全面地履行好監督和報告義務。同時,由于保證人負有連帶責任,對被保證人也造成強大心理壓力,促使被保證人不敢輕舉妄動。

三、擔保和監視居住的并用

擔保的作用不僅在取保候審措施中需要強化,并且還可超出取保候審本身的范圍,在類似的非羈押性措施———監視居住中進一步發揮作用。

在我國刑事訴訟中非羈押性的強制措施,除拘傳外,只有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這兩種措施。這兩種措施具有內在的共同性和相通性,在對犯罪嫌疑人的約束上也大體相同。但兩者相比,監視居住的約束性、強制性更為嚴重,被監視居住人的活動范圍(固定住處或指定居住)小于被取保候審人(所居住的市、縣),其所承擔的法定義務(五項)大于被取保候審人(四項)。因此,通常認為,監視居住適用的對象,其社會危險性或者說逃避、妨礙偵查、起訴、審判的可

能性比取保候審的對象更大一些。“一般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找不到保證人,或者違反取保候審期間應當遵守的規定,情節較輕,尚不需拘留、逮捕時,采用監視居住的辦法”。[5]由此可見,監視居住也是在被取保候審人違反應遵守的規定,實施了逃避、妨礙偵查等行為時而升級采用的措施,是介于取保候審和拘留、逮捕之間的一種措施。既然如此,對違法可能性或社會危險性更大的對象,為什么反而不能采取擔保措施來加大對其的制約呢?

在我國澳門地區,擔保是一種獨立的強制措施。其擔保方式只有財產保而無人保。但擔保的適用范圍廣泛,除了可單獨適用但保外,還可與羈押外的各種強制措施一并采用。故擔保不僅保證犯罪嫌疑人履行隨傳隨到的義務,并且還保證履行其他強制措施所設定的義務。在我國臺灣地區,保釋方式稱為具保,具保可以單獨適用,也可與限制居住(近似我國大陸的監視居住)一并采用。反之,限制居住也可單獨適用(單純限制住居),也可附加具保而一并適用(附帶限制住居)。在日本刑事訴訟中,準許保釋時必須規定保證金額,并且必須在交納保證金之后,才能執行保釋。保釋可單獨使用,也可以與限制住所并用,或者附加其他適當的條件。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16 條之規定,如果不采取逮捕措施,也足以達到待審羈押之目的的,可以采用以下措施:(1)定期向司法機關報到;(2)未經許可,不得離開住所或者居所或者一定區域;

(3)只能在特定人員監督下才可離開住宅;(4)提供適當擔保。這些措施可以單獨采用,但也并不排斥數項措施合并使用。

上述擔保與其他羈押外措施的并用方法,對完善我國取保候審(及監視居住)制度具有借鑒意義。

在我國非羈押性強制措施中,以擔保方式保證被監視居住人履行法定義務也是完全可行的和有益的。尤其在執行機關力量不足的情況下,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家屬、親友以擔保方式來配合執行監視居住,既可更有效地達到監視居住的目的,又可減輕國家機關人力物力的負擔。

我國刑訴法對被監視居住人設定的法定義務共有五項,其中“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等三項義務同取保候審完全相同。另外兩項,一項是“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會見他人”,這是取保候審所沒有的;一項是“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住處,無固定住處的,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這比取保候審中的“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限制性強。除此之外,兩者的法定義務并沒有什么不同。因此,對被監視居住人也完全可以有理由要求其提供保證金或提供保證人,保證其遵守這五項法定義務。

同時,在監視居住中并用保證金制度,既加強了被監視居住人的經濟責任,也彌補了監視居住法律責任的不足。我國刑訴法第57 條第2 款規定:“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前款規定,情節嚴重的,予以逮捕。”在這里,立法所規定的違規者的法律責任過于單一;并且只對情節嚴重的,才能適用,而情節不嚴重的,則依法不負任何責任。這顯然對被監視居住人缺乏制裁力度。而如果在監視居住中增設保證金制度,則可以對違規情節較輕的,予以沒收保證金的處罰,而對情節嚴重的,才予以逮捕。這樣在法律責任的承擔上,更能體現層次性和相適應性。

擔保和監視居住的并用,實質上形成了非羈押性措施的一種新品種,是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雜交和改良。它既可以看成是監視居住制度中引進了保證金制度,也可以看成是取保候

審制度中引進了不得離開住處,不得會見他人的義務。筆者相信,兩者的結合,更有利于提升非羈押性措施的適用率,從而減少逮捕的適用。

四、建立取保候審風險責任的免責制度

公安司法實務部門及辦案人員偏好動用逮捕羈押措施而不愿采用取保候審,既有“重打擊、輕保護”、“有罪推定”等傳統刑事政策思想上的原因,也是同其具體的辦案責任、風險責任及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羈押措施,將其關在看守所內,對辦案機關及責任人員而言,是最省心、最安全的措施,不僅有利于偵查破案、鞏固和保全證據,而且也無后顧之憂。至于犯罪嫌疑人個人自由的喪失或者人權可能受到侵犯,則無關辦案人員的痛癢。反之,將犯罪嫌疑人取保在外,對辦案機關及責任人員來講,既無所得益,又陡增風險,萬一被取保候審人逃跑、串供、威脅證人、毀滅證據甚至再次犯罪等等,則辦案人員難免受到責怪,輕者影響業績考評,重者承擔失職責任。因此,如果沒有一定的制度措施來消除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的后顧之憂,也難以提高他們適用取保候審的積極性。

為此,應為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創造積極采用取保候審的有利條件和寬松環境,尤其對于偵查終結的案件,更應鼓勵采用取保候審代替羈押措施。同時也可考慮建立取保候審風險責任的免責制度。即只要取保候審是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和審批的,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就不對取保候審的風險負責。也就是說,取保候審的決定機關及責任人員只對審批條件、手續、程序的合法性負責,而不對被取保候審人在取保期間可能發生或實際發生的行為負責,無須保證被取保候審人如何如何,只要審批機關及責任人員已盡了審批時應盡的審查義務和注意義務,是依照法定條件和程序提出和審批決定的,就應視為已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除非辦案人員有濫用職權、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等行為需要依法查究外,即使發生被取保候審人違反規定的行為,也應免除追究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的任何責任。并且,對于辦案中采用取保候審而及時結案的,比依賴長期羈押而結案的,要給予更高的評價;對于辦案中適用取保候審比例大,成功率高的,要給予表彰和獎勵,以促進和推動司法機關更多地適用取保候審。

注釋:

[1]張竹萍《完善刑事強制措施若干問題之管見》:,載1995 年《訴訟法學論叢》,第213 頁。

[2]陳光中主編、徐益初副主編《中國刑事訴訟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1993 年2 月版,第115 頁。

[3]趙秉志主編《香港刑事訴訟程序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10 月版,第78 頁。

[4]周國均:《關于刑訴法強制措施的修改與完善》,1995 年《訴訟法學論叢》,第221 頁。

[5]樊崇義主編《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年6 月版,第175 頁。

出處:《法學》2003年第6期

第三篇：對我國《保險法》中保險資金運用規定的反思(陳勇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碩士)

對我國《保險法》中保險資金運用規定的反思

陳勇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碩士

上傳時間:2007-9-1

1關鍵詞: 保險法；保險資金運用；修改

內容提要: 我國現行《保險法》中關于保險資金運用的條款過分地強調了保險資金的安全性，忽視了資金運用的收益性，違背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也不利于保險業的發展，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理當予以修改。應當通過法律制度的合理設計促進我國保險業的發展。《保險法》的第二次修改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據悉，保險資金運用問題已經被列為此次《保險法》修改的工作重點之一。在此背景下，筆者結合所學的知識就保險資金的運用問題談談自己的一點淺見。

一、我國《保險法》對保險資金運用的規定

我國《保險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必須穩健，遵循安全性原則，并保證資產的保值增值。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限于在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保險公司的資金不得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不得用于設立保險業以外的企業。保險公司運用的資金和具體項目的資金占其資金總額的具體比例，由保險監督管理機構規定。”

保險資金運用要求遵循安全性、贏利性和流動性的原則[1]。因此，作出上述禁止性規定，主要是監管機構出于對風險監控的考慮。但是，這一規定在考慮到資金安全性的同時，卻極大地限制了保險資金的投資渠道，忽視了資金運用的收益性，當前其所體現的負面效應已經大于積極效應，應當予以修改。

二、對現行規定的反思

“人間的一切問題，不外乎一個安全問題，亦就是，不外乎一個保險問題。”

[2]然而，在我國，當前保險業并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固然與我國保險業起步較晚、資本市場欠發達、民眾的保險意識不強等因素有關，但也與《保險法》嚴格限制保險資金運用方式，阻礙了保險資金的保值增值有著莫大關系。

（一）對現行規定下保險業務的實證考察

一直以來，保險資金運用問題都是保險公司的心結。據統計，2001年底保險業資金運用余額為3702.79億元，當年資金運用收益僅為139.49億元，巨額保險資金中存于銀行和購買國債的占74%[3]。而且隨著我國不斷地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保險公司依靠銀行存款所獲得的保險資金投資收益急劇下降。如何有效運用保險資金，始終是保險界探討的熱門話題。考察國外，外國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渠道廣泛，資金運用是保險公司的主要利潤來源。有資料顯示，保險投資已成為現代金融保險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支柱，保險公司管理著全球40％的投資資產。外國保險公司資金運用率達90％以上，投資領域涉及股票、債券、房地產、抵押或擔保貸款等[4]。

而在我國，現行《保險法》在2002年的修改中“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保險公司的資金獲取收益的多元化方式問題[5]，”依然過分地強調了保險公司資金運用的安全性，嚴格限制保險資金運用的方式，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保險業的發展。難怪中國保監會主席吳定富也表 1

示：“不修改《保險法》，會影響保險業的發展。”他還進一步闡述道，“保險銷售和保險投資是保險業發展的兩個輪子，投資這個輪子轉不動，發展就不平衡，不平衡必然失衡。”資金閑置，本身就孕育著風險[6]。雖然我國的保險業起步較晚，發展水平較其他保險市場有一定的差距，但我國保險業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拓寬保險資金運用途徑，也是提高我國保險公司競爭力的需要。

同時，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與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維持緊密相連。保險公司以保險業務為手段聚集保險資金，把長期資金運用于投資以增加贏利。忽視了保險資金運用的收益性，實際有礙于保險資金的保值增值，結果與維持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的愿望聯系不大，而且也不利于保險公司參與保險市場的競爭與合作。

也正因為此，在實踐當中，保險公司也屢屢突破法律的規定，拓展其保險資金的運用途徑。據報載，繼太平洋保險集團斥資10億元參股復旦大學太平洋金融學院后，平安保險集團近日向有關監管部門和國務院提交成立保險產業投資基金的申請，著眼于投資國家長期基礎設施項目[7]。種種情形表明，修改《保險法》關于保險資金運用途徑的相關規定已經迫在眉睫。

（二）對拓寬保險資金運用途徑的法律分析

首先，保險具有非常明顯的自治特征，保險法不是管理法。保險法中特別是保險業法中雖然有不少關于管理的內容，要體現一定的國家干預，但也要為當事人預留選擇的空間和選擇的余地，即使是干預的內容其目的也應當是為規范保險行為，保護保險當事人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就目前而言，我國的保險法較多地體現了國家管制的色彩，沒有突出保險法的自治法特征。保險關乎社會公眾利益，保險法理應體現一定的國家強制性，但更多地應彰顯其任意性。就保險資金運用途徑，《保險法》應當賦予保險公司更多的選擇余地。

其次，法律應當尊重并反映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法的內容歸根結底來源于或決定于統治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這是法的最深層次的本質。經濟是法律的決定力量，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建立在相應的、深刻的經濟根源基礎之上的[8]。在各項法律制度的確立、修改和實施的過程中，要注意現實的物質生活條件的特殊需要，否則法律調整就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9]。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就應當尊重和反映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保險資金投資，不僅可以提高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和財務穩定性，從而保障被保險人的利益，而且雄厚的投資收益可以使保險公司通過降低費率或擴大保障范圍等手段來提高其競爭能力。況且，保險公司作為市場主體，完全有權利根據市場的需求決定保險資金的投資方向，并承擔相應的責任。再次，在監管模式上，國際上保險監管普遍以償付能力監管為主。以償付能力監管為主是當今國際上保險監管的主流模式。我國的保險監管也正由“市場行為和償付能力并重”逐步轉向以“償付能力監管”為主。因此，我國的保險法規也應當反映這一變化，對關系到保險行業穩定的償付能力、資產負債質量等內容加以完善，而對于保險公司行為的監管則應盡量放松，將行為的自由和選擇的權利交還給保險公司。

因此，修改現行條款、拓寬保險資金運用途徑不僅是我國保險業發展的需要，而且也符合當今世界保險法律的發展潮流。

三、對完善相關規定的思考

保險制度具有安定社會與繁榮經濟之雙重功能。保險事業之榮枯，經營之成敗，涉及廣

闊，影響深遠。安全性原則仍然是保險資金運用的最基本原則。因此，在一定時期內，我國保險資金運用在逐步放松限制的前提下仍應堅持嚴格管理，即在逐步拓寬資金運用范圍的同時，繼續明確規范資金運用方式；另一方面，在明確規范各種資金運用方式的前提下，繼續審慎地控制資金運用比例，做好深度控制，做到既有利于防范風險，又有利于確保資金保值增值。

總體來講，在修改我國《保險法》關于保險資金運用的現行規定時，應當堅持下列原則：

1、保險資金投資方式應當多元化。應當規定保險資金可以運用于銀行存款、政府債券、金融債券、企業債券、不動產、抵押貸款、投資公共事業、股票等，這樣，不同的保險公司可以根據自身特點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方式。從長遠來看，還應鼓勵保險企業探索金融經營的有效形式，如允許保險公司依法參與發起基金管理公司、參股信托投資公司，收購、設立商業銀行，以實現保險與銀行、證券等業務有機結合、協調發展，逐步形成金融服務產業集群[10]。

2、對不同資金運用方式設定不同的比例限制，以防范資金進入高風險業務的總量。如日本法對投資股票的上限規定為不得超過總資產的30％，對不動產投資的上限，日本為20％。

3、對壽險公司與產險公司資金運用進行不同管理。投資結構因產、壽險的不同而不同，產險投資要求流動性優于壽險，而壽險的贏利性和安全性優于產險。因此，壽險基金可大量用于安全性、贏利性高，但流動性較低的投資方式，如不動產和貸款。非壽險基金應大量用于股票、存款等流動性強的投資方式。

注釋:

[1] 王保樹主編：《商法》，法律出版社，2005，第578頁。

[2] 桂裕：《保險法論》，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第8頁。轉引自溫世揚主編：《保險法》，法律出版社，2003。

[3] 羅媱妹：《淺議<保險法>的修改》，載《人大研究》2003年第3期（總第135期）。

[4] 李敏峰：《對我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思考》，載中國期刊網《優秀碩博士論文庫》。

[5] 鄒海林：《我國<保險法>的新特點及存在的問題》，載中國法學網，2006年7月1日。

[6] 趙江山：《<保險法>修改過于保守》，載中國保險網，2006年7月3日。

[7] 鐘正：《保險資金運用限定有望突破》，載《中國證券報》，2004年12月16日。

[8] 錢弘道：《經濟分析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第2頁。

[9] 劉作翔主編：《法理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第55頁。

[10] 鐘正：《保險資金運用限定有望突破》，載《中國證券報》，2004年12月16日。

【參考文獻】

[1] 王保樹主編：《商法》，法律出版社，2005。

[2] 溫世揚主編：《保險法》，法律出版社，2003。

[3] 鄒海林：《我國<保險法>的新特點及存在的問題》，載中國法學網，2006年7月1日登錄。

[4] 鄒海林：《評我國<保險法>的修改》，載中國法學網，2006年7月1日登錄。

[5] 劉作翔主編《法理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6] 錢弘道著《經濟分析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出處:北大法律信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