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公訴視角看兩個證據規定和量刑建議疑難問題

從公訴視角看兩個證據規定和量刑建議疑

難問題

2011年05月31日 來源：檢察日報

近期公訴工作有哪些熱點、難點?量刑建議工作推進和兩個證據規定實施后的證據審查當屬其中。近日，第二屆直轄市檢察一分院公訴論壇暨公訴辯論賽在重慶市召開，論壇以“兩個證據規定實施后刑事證據審查與量刑規范化實務問題研討”為主題，京、津、滬、渝四地檢察機關圍繞司法實務，探討兩個證據規則及量刑規范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承辦本次論壇。

一、“兩個證據規定”實踐操作中認識各有不同

關于引誘、欺騙獲取的口供應否絕對排除的問題。對此，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陳勝才、公訴一處副處長孫琳認為，對于言詞證據中的口供，引誘、欺騙獲取口供的，必須達到明顯違反法律的程度才屬于應排除的對象。對于暴力取供，無論是輕微還是嚴重，均應予以排除;對于威脅取供，只要達到強制犯罪嫌疑人意志，迫使其作出不自愿供述的程度則予以排除。對于物證和書證，要明顯違反法律規定，達到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程度，并解釋或補正無效的，才予以排除。對于電子證據，其來源的合法性、載體形式的合法性與電子證據內容本身的合法性同等重要。

關于毒品案件中的“非法證據”如何排除的問題。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韓魯紅等認為，在確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受過刑訊逼供問題上，要區分“先供后證”和“先證后供”兩種不同情況，對于“先證后供”的情況，往往是已經搜集到相關證據，然后根據證據去訊問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無法與證據吻合，那么偵查人員極有可能認為犯罪嫌疑人百般抵賴，在這種情況下，就可能出現刑訊逼供。對這種情況，要審查口供形成的時間，是在傳喚還是拘留抑或逮捕具體哪個階段形成的;形成的過程是一次性的，還是“擠牙膏式”逐步形成，被羈押與首次口供形成之間有無時間間隔;還要比照證人證言、物證、書證的取證時間與犯罪嫌疑人相關供述的先后順序進行審查。

關于瑕疵證據如何補正的問題。天津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楊慎鵬認為，瑕疵證據作為輕微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證據，不應一概排除，而應允許通過適當的方法進行事后補救，將其轉化為可以采信的證據。瑕疵證據的轉化方法包括重新制作、補正、明示同意、合理解釋。在“兩個證據規定”實施后，公訴部門在審查起訴和上訴、抗訴案件時，應同時審查偵查機關的取證是否存在違法行為，證據是否存在瑕疵，并在審查報告中就以下內容進行說明:是否存在瑕疵證據、該瑕疵證據的內容對證明案件事實的作用大小、瑕疵證據轉化方法的建議、是否轉化成功的結果以及是否作為指控犯罪的依據。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張廣超認為，證據材料的主觀性表現為訴訟證據被發現、閱讀、理解、認識、掌握、篩選、塑造、提供、質證的過程，體現在當事人和公安、司法機關對訴訟證據的判斷。而定案證據是必須符合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的，它體現了人的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統一。如果一審所謂定案證據經二審發現有誤，則不應納入定案證據的范疇。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李昌林認為，應當構建瑕疵證據的發現機制，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同時建議在批捕環節盡量完善瑕疵證據，避免進入公訴環節后的被動局面。

二、理性面對量刑建議的實務難題

關于量刑建議如何開展的問題。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長葉青、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公訴處副處長劉金澤介紹了上海市檢察系統開展量刑建議的基本情況。葉青指出，量刑建議工作中存在一些主要問題為:量刑建議工作的共識有待進一步增強，量刑建議工作的制度不夠完善，量刑建議與規范量刑尚未有效銜接，量刑建議的質量有待提升，量刑標準暫時難以統一。他認為，全面推進量刑建議工作，應采取以下對策:一是進一步加強對量刑事實和證據的偵查取證工作。二是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量刑建議工作。正確把握量刑建議的原則，明確界定量刑建議的適用范圍，合理確定量刑建議的內容，統一規范量刑建議的提出方式，建立完善的量刑建議審批程序，加強對量刑裁判的審查監督。三是進一步加強量刑建議和規范量刑工作的銜接。構建相對獨立的量刑庭審程序，對于被告人認罪的“兩簡案件”，法庭審理可以設置獨立的量刑程序，開展量刑事實調查和辯論;對于適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如果被告人不認罪或者辯護人作無罪辯護的，可設置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先調查犯罪事實和量刑事實，再分別進行答辯;對犯罪事實與量刑事實緊密關聯難以區分的，考慮刑事訴訟效率，可以不嚴格區分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裁判文書對是否采納量刑建議以及相應的理由和依據應予以評析說明。

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陳忠林認為，采取哪種模式應該從司法機關的改革具體情況出發，因地制宜主張絕對的定罪量刑分立的模式并不合適具體的實踐。實現量刑的正當性，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學的案件情節、事實展示的程序設計。

關于如何保障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地位的問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車明珠認為，當前量刑程序改革存在如偵查主體僅注重收集和審查有罪證據，對量刑情節尤其是酌定量刑情節則不太關注，有關的量刑情節和證據難以充分展現在法庭上等突出問題。關于如何看待量刑建議的采納率的問題。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潘金貴認為，量刑建議權和量刑權兩種權利屬性不同，量刑建議權系公訴權的有機組成，本質是請求權，因此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的提出可以更大膽一些，至于法院是否采納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司法實踐應當著重研究量刑建議形式化的問題。

同時，要進一步加強執法能力建設，提高公訴人對量刑證據的搜集、審查、判斷能力、對量刑建議的說理能力以及對法院判決的預判能力。另外，進一步完善量刑建議工作考評機制。不能以法院判決為準繩，對量刑建議工作進行評價的考核機制，應通過綜合考慮量刑建議的開展情況、采納情況、與法院判決的差異幅度、差異原因等多種因素，設置合理的考核標準和科學的容錯率。在實踐中需要通過各種途徑，爭取公安、法院、案件當事人對量刑建議工作的支持與配合，創建一套多方參與、聯動配合的工作機制，為量刑建議的開展爭取良好的外部環境。

關于公訴人建議適用死刑是否適宜的問題。有與會代表提出，死刑案件也應提出量刑建議的問題。也有代表認為，基于少殺慎殺的司法理念，公訴人不宜在法庭上提出死刑立即執行的量刑建議，可以通過檢察長列席審委會的方式提出具體建議。

關仕新 陳榮鵬

第二篇：從支持公訴的角度看偵查階段之證據收集

從支持公訴的角度看偵查階段之證據收集

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格局是由控訴、辯護、審判三大職能構成的。在我國，人民檢察院對偵查終結的案件，經過審查，認為必須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時，由檢察長或其指派的檢察員代表國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并出席法庭支持公訴。所謂支持公訴，就是檢察人員在法庭上根據事實和法律，支持檢察院對被告人的訴訟主

張，揭發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情節，監督法院依法進行審判，最終使被告人獲得應有的刑事懲罰。人民法院審判公訴案件時，人民檢察院均應派員出席法庭支持公訴，但適用簡易程序的可不派員出席法庭。下級人民檢察院抗訴的第二審案件，上級人民檢察院應派員出席法庭。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原則，出席法庭支持公訴的檢察人員的主要工作就是提出證據證明自已的訴訟主張并要達到一定的證明程度，具體表現為：a、宣讀起訴書，代表國家指控犯罪、提請人民法院對被告人依法審判；b、訊問被告人；c、詢問被害人、證人、鑒定人；d、出示物證、宣讀書證和末到庭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檢查、勘驗筆錄及其它作為證據的文書，向法院提供作為證據的視聽資料；e、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針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進行答辯、全面闡述公訴意見、反駁不正確的辯護意見；f、維護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g對法庭審理案件有/-無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況予以證明；h依法從事其它訴訟活動。出庭支持公訴的檢察人員（公訴人）應積極、主動、客觀、公正、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證明被告人有罪重或者罪輕的證據。公訴人舉證應圍繞下列案件事實進行：a、被告人的身份；b、指控的犯罪事實是否存在、是否為被告人所為；c實施犯罪行為的時間、地點、手段、結果，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現；d、兒罪集團或共同犯罪案件中參與犯罪人員的各自地位、作用和應負的責任；e、被告人有無責任能力、有無故意或過失、動機、目的；f、有無依法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有無法定的從重或從輕、減輕及免除處罰的情節；g、犯罪對象、作案工具的主要特征，與犯罪有關的財物的來源、去向和數量；h被告人若全部或部分否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其否認的根據和理由能否成立；i、與定罪量刑有關的其他事實。查清上述案件事實，是公訴人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階段的主要任務，而完成任務的主要手段就是通過向法庭舉證和論證所舉證據的證明作用。證據是支持公訴的基礎。公訴人用以支持公訴的證據基本上都是來自偵查階段，由偵查人員通過訊問、詢問、檢查、勘驗、搜查、聘請專家鑒定等手段獲得。能否成功地支持公訴，取決于偵查取證質量的高低，高質量的偵查取證是成功地支持公訴的基礎，歸根結底就是偵查階段所收集的證據應符合支持公訴的要求。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的規定既對公訴證據提出了質的要求，也提出了量的要求。同時該法第43條還規定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因此，支持公訴對證據的基本要求是確實、充分、合法。所謂證據確褥，就是指證據如實地反映了案件的事實真相，是客觀存在的，是與犯罪事實關聯的、具有明確針對性，對犯事實的全部或某個部份有其證明作用；所謂證據充分就是指證據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的存在，即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證據齊備，能夠證明構成犯罪事實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時間、地點、人物、動機、目的、行為、情節、結果等。證據確實充分是相互聯系、缺一不可的，從證明個案來說是質和量的統一。但是，無論如何確實、充分的證據，從訴訟法的角度來說，其來源還必須合法。程序法是保證實體法順利實施的法律。如果取證程序違法，勢必影響所取證據的客觀性，必然要加入偵查人員的主觀成分，這樣得來的證據，其可信度就會大打折扣，從而起不到其應有的證明作用。

偵查階段收集證據時應注意：

1、樹立有罪證據、無罪證據均要收集的觀念。由于存在認識上的局限性，相當多的偵查人員一般只強調收集有罪證據，忽略“無罪證據”的收集，有的甚至回避收集“無罪證據”，省得給自已添亂。這樣做是很不利于公訴人支持公訴的，因為存在認識上的局限性和個體差異性，有時偵查人員認為是“無罪證據”而公訴人可能會認為是極其重要的有罪證據，即使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罪證據，如果末收集，那也是不利于公訴人對案情的了解，從而作出正確的判斷的，若該無罪證據被辯方出示，往往會造成毫無心理準備的公訴人在法庭上的被動。

2、言詞證據的收集要注意創造取證的環境，只能稍加提示，讓證人（疑犯、被害人）自然流露心跡。切忌套取證供，更不得采取暴力、脅迫的手段逼取證供，因為我國法律明文規定不得刑訊逼供。逼、套取的證供對于案件的偵破也許有點作用，但公訴人是不能拿逼、套取的證供作證據便使用的，更何況在多數情況下，證人（被告人、被害人）是會被要求出庭的，公訴人在法庭上哪怕是有一點套取證供的傾向都會遭到辯方的反對。因此，偵查人員切不可套取、逼取證供，更不可將套取、逼取的證供經加工

后放在案件材料中，這樣做容易誤導公訴人作出不利于支持公訴的判斷，進而有損支持公訴的效果，甚至會使公訴活動遭到全面的失敗。

3、對證供所作的文字記錄，應詳略得當，應注意體現取證環境，切忌生硬，不應省略的地方如省略了，沒有邏輯性，就會給人造成一種突兀感。斷章取義，為我所用，是取證的一大忌。這樣的證供筆錄是靠不住的，給翻供、翻證留

下了可趁之機，其合法性、真實性往往成為法庭辯論的焦點。

4、對證人的取證時間，往往滯后于案發時間，這期間證人的情況可能會發生很多變化。因此，偵查人員不但要了解取時的證人情況，更要了解證人在案發時的基本情況。若筆錄過于簡單，也會造成支持公訴的被動。如某證人為女性，案發時住在某地其父母家，取證時已出嫁，住在另一地其夫家，若開庭時該證人末能到庭的話，公訴人宣讀只記明其住址為其夫家的證言筆錄時，則辯方可能會提出此人不具備證人資格，其理由是此人與XX證人只是同名而已。中國人同名同姓者實在是太多了。由于公訴人并不知道該證人因出嫁改變住址的情況，就會造成該證詞無效，從而影響支持公訴的效果。

5、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物證、書證、鑒定結論，檢查、勘驗筆錄為我國刑事證據的重要種類，這些證據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在法庭上成為辯論焦點的原因卻幾乎一致——即物證、書證、和用于鑒定的檢材、樣本的提取及檢查、勘驗活動是否公正合法，具體操作上是否有紕漏，證物的提取、保管、筆錄的制作，這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瑕疵，都可能導致公訴舉證不力或舉證不被采信。美國辛普森一案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因此，為了保證公訴人舉證有力，就要求偵查人員在提取證物、制作筆錄時一定要嚴格按照法律法規進行，要有見證人、證物保管人或其近親屬在埸，提取的證物要用證據袋（最好是透明的）封裝好，制作好搜查筆錄，筆錄應詳細載明證物特征，用于鑒定的消耗性檢材應留有備份，證據袋一經封裝好，就只有到開庭出示物證時才能開拆，案件移交時，對證物應細心核對，然后辦理交接手續，嚴格區分責任。偵查人員要秉公執法，不能將任何私心雜念帶入偵查工作，要認真執行回避制度，盡可能避免出現工作上的紕漏，避免對偵查工作可靠性的懷疑。

6、偵查和支持公訴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實踐證明：偵查是為支持公訴服務的，反過來公訴人員又可根據出庭支持公訴的經驗和需要指導案件的偵查取證工作。對此，實踐中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公訴人員提前介入偵查。這個辦法的實施，可使公訴人員及時掌握案件情況，并以支持公訴對證據的要求來指導偵查階段的取證工作，使偵查人員少走彎路，避免做無用功。鑒于偵查和支持公訴目前的體制狀況，加強偵訴聯系，充分發揮機察機關提前介入偵查活動的作用是達到偵訴共同目的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

第三篇：從兩個先鋒隊視角看蘇共亡黨的教訓(revise)

從“兩個先鋒隊”視角看蘇共亡黨的教訓

摘要：中共十六大修改的黨章將黨的性質由“一個先鋒隊”拓展為“兩個先鋒隊”，這是總結中國共產黨80多年歷史經驗得出的科學結論。蘇共亡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始終做到“兩個先鋒隊”，從而喪失了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這方面蘇共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成為“兩個先鋒隊”，不斷鞏固階級基礎和擴大群眾基礎；必須鏟除腐敗陷阱，密切黨群關系；必須著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

關鍵詞：“兩個先鋒隊” 蘇共亡黨 教訓

一、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始終成為“兩個先鋒隊”。

中共十六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將黨的性質的表述由原來“一個先鋒隊”拓展為“兩個先鋒隊”，是總結中國共產黨80多年歷史經驗得出的科學結論，表明了中共對自己性質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先鋒隊，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工人階級政黨對自身性質、地位和作用的界定。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時候，就明確提出了共產黨應該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必須以工人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在創建俄國布爾什維克政黨的過程中，列寧系統地提出了先鋒隊理論。他在論述無產階級政黨性質以及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關系時，十分突出地強調了黨的先鋒隊性質和作用，認為黨應該“是階級的先進覺悟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 [1]。100多年來，從馬恩創立無產階級政黨，到列寧創立布爾什維克黨，再到80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都牢牢地堅持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說明，共產黨堅持以工人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是保持自身先進性的重要保證；如果放棄了這一階級基礎，則會立刻喪失自身的先進性。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明確宣布自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對中國共產黨來說，自覺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它與生俱來的一個本質特點。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在中華民族處于危難之際誕生的，這種社會歷史背景使她從一開始就肩負著階級和民族的雙重使命，這樣一種既具有階級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歷史任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既應該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又應該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早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就明確指出：“共產黨不但是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2]。事實上，80多年來，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一切政策和行動的出發點，都是把工人階級的利益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始終堅持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崇高責任，始終堅持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盡管黨在歷史上也犯過不同的錯誤，特別是“左”的錯誤，給黨和人民的利益帶來損失，但中國共產黨的得失榮辱、成敗興衰，總是始終與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與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必要前提；自覺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必然要求。任何企圖把二者對立起來或者在彼此之間搞相互替代的觀點和做法，都是十分要不得的。“兩個先鋒隊”的提出，體現了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先進性與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廣泛性的有機統一。前者主要是指黨的階級性質和階級基礎，是從階級性的角度規定和支撐著黨的先進性；后者主要是從代表性的角度體現和拓展著黨的先進性。

二、從“兩個先鋒隊”視角看蘇共亡黨。

無產階級政黨能否始終成為“兩個先鋒隊”，對于保持黨的先進性、鞏固執政地位和提高執政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以這樣說，能否始終成為“兩個先鋒隊”，是關系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蘇聯共產黨的垮臺給了我們一個現實的例證。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黃葦町在《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文中深刻指出的那樣：蘇聯共產黨不僅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搞垮，還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拋棄。而這后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第一，蘇共改變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搞“全民黨”，喪失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地位和作用。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基本的黨建原則。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共綱領新修訂本》還規定：蘇聯共產黨是全民的黨，而就其階級實質和意識形態來說依然是工人階級的黨。但是，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則規定“蘇聯共產黨是按照自愿原則聯合蘇聯公民的政治組織”，不再提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用“勞動者的黨”“捍衛工人利益的黨”“為全民服務的黨”“獨立的民族的黨”等含混不清的提法取而代之。后來蘇共官方的有關文章提出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根本改變了局勢，工人階級的理想、它的政策和意識形態成了全體人民的理想、政策和意識形態。與此相適應，黨的性質也變了：它從工人階級的黨變成了全民的黨。搞“全民黨”之后，蘇共在發展黨員方面沒有任何條件的限制，強調任何人不分世界觀，不分宗教信仰，只要愿意，都可以成為黨員，而且來去自由。然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全民黨”從來就不存在的，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政黨總是代表一定階級的利益，為一定階級以及它所代表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其他階級、階層服務的，假如黨真的成了“全民”的，由“全體人民”參加，那么黨也就不稱其為黨了。

第二，蘇共嚴重脫離人民群眾導致黨群關系惡化，喪失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蘇共曾經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列寧曾告誡全黨，執政黨最大的危險是就脫離群眾。他不僅要求黨的領導干部這樣做，而且自己身體力行。他親自創建了接待群眾來訪的制度和信訪制度，他在斯莫爾尼宮的辦公室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為列寧的繼承人，斯大林對蘇聯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他沒能完整地貫徹列寧的上述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式下的臨時措施固定下來，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極端：把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絕對化；用“一言堂”代替思想統一；用“左”的政策代替深入實際；把集中領導的需要推向高度集權；把對黨和國家權力的監督變為對下級和群眾的監督。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穩定”干部上。一個是穩定權力，另一個就是穩定隊伍，使上下之間便形成了一種有著特殊利益、卻與群眾越來越疏遠的“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腐敗必然盛行，而反腐敗斗爭卻很難開展下去。

因此，盡管幾十年來蘇聯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的改善和進步，但領導集團脫離群眾的傾向不但未得到糾正，而且還有所發展。隨著群眾各種不滿的積累而反對，蘇聯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感情由親到疏，由熱到冷，出現越來越大的裂痕。1989年前后，蘇聯有關部門曾經作過一個“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民意調查，結果令人深思：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夠代表工人的占４％，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占７％，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１１％，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８５％。[3]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蘇聯人民并不認為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正是蘇聯黨群關系惡化，使蘇共喪失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導致了蘇共亡黨和蘇聯的解體。

三、歷史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在80多年的歷史中，中國共產黨也曾出現過黨群關系的嚴重危機，但我們之所以沒有重蹈蘇共覆轍，其主要的原因出來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黨和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深厚感情外，更重要的還在于中國共產黨選擇和堅持了一條正確道路，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但是，在建黨8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共產黨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及黨員、干部隊伍的構成情況，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的變化給黨的建設帶來了新情況、新問題。重新觀察蘇共興衰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經驗和教訓。

第一，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不斷鞏固自身的階級基礎。我國的工人階級誕生于19世紀40年代，是我國社會發展尤其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與中國近代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相比，它具有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革命的堅定性徹底性等優秀品質。“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為保持自身的先進性莫定了堅實的基礎。” [4] 80多年來，我們黨從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這一本質要求出發，始終一貫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針，先后成功地走出了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真正起到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作用。隨著改革的深入、開放的擴大、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向前推進，我國工人階級的隊伍在不斷壯大，思想道德、科技文化素質日益提高，先進性也在發展，黨的階級基礎不斷增強。不可否認，由于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有了較大變化、經濟運行形式正在發生重大轉變、經濟結構正在進行戰略性調整，部分工人群眾工作崗位發生了變化。但是，這并沒有改變我國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而且這種工作崗位的變動從長遠來看有利于工人階級整體素質的提高和整體優勢的發揮。他們始終是推動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力量。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堅持弘揚工人階級的一切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先進品格，包括革命的堅定性徹底性、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等。這是中國共產黨自覺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最根本的思想道德基礎。同時，要始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除了要始終不渝地體現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政治上維護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支持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在工作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之外，在黨的組織工作中重視發展優秀工人入黨是增強黨的階級基礎的重要一環。

第二，中國共產黨要自覺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不斷擴大黨的群眾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在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性和先進性的同時，也強調它的廣泛的群眾基礎：“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5]事實上，政黨發展的歷史也表明，一個政黨是朝氣蓬勃，還是暮氣沉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能不能廣泛地吸納、并以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同化社會各部分精英的能力。中國共產黨只有自覺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注意吸收全民族各個階層優秀分子，才能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先鋒隊所應有的領導核心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而且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不斷向前發展，社會成員就業情況的跨所有制、跨行業、跨地區流動的周期將越來越短，社會身份的變化頻率將越來越快。這些新的社會階層的廣大人員，大多數人是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通過誠實勞動、勤奮工作，或合法經營而為推進社會進步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的，他們同樣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作為領導人民進行偉大而艱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沒有理由不代表他們的利益。因為，“偉大而艱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需要全社會各個方面忠誠于祖國和社會主義的優秀分子，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領群眾共同加以推進” [6]。因此，中國共產黨“要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增強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7]。

在當代中國，黨要當好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除了要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外，最核心的問題是要解決好執政為民的問題，把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還要牢固樹立宗旨意識，不斷加強黨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切實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解決好人民群眾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努力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

第三，中國共產黨必須鏟除腐敗陷阱，密切黨群關系，鞏固執政基礎。腐敗是無產階級政黨最危險的敵人，因為各種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會腐蝕黨的肌體，割斷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影響黨的純潔性、先進性、感召力和戰斗力，最終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蘇共之所以失去了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就是因為黨和國家領導層的腐敗使他們脫離了群眾，喪失了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有再強大的軍隊，威力再大的核武器，也都不能挽救它，因為它不是滅亡于入侵的外敵，而是滅亡于腐敗的內敵。在1990年至1991年期間，蘇共黨員中因對蘇共不信任而退黨的人數就有300多萬人。這說明，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不注重加強自身建設，不能戰勝腐敗，是跳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江澤民同志在談到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長期執政的共產黨喪失政權的教訓時做出的總結時說：“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臺。” [8]

目前，中國共產黨內存在的腐敗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現象是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如果容忍腐敗現象繼續蔓延，勢必造成越來越多的群眾與黨離心離德。一旦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也就失去了執政的基礎，發展下去，亡黨亡國的危險是同樣存在的。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從嚴治黨的方針，立足教育，著眼防范，標本兼治，不斷加大反腐敗的力度，取得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和支持，從而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鞏固執政基礎。

第四，中國共產黨要不斷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和執政體制，加強執政能力建設。蘇共執政教訓啟示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執掌好政權尤其是長期執掌好政權更不容易。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首先要求黨的執政理論和指導思想要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在當代中國堅持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就是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攬全局、指導實踐，進一步回答人民群眾關心和現實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其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就必須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和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為此我們必須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再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就必須不斷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和執政體制，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最后，必須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尤其是要完善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組織紀律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在當前要加強黨的建設就必須做到兩點：一是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努力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二是堅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原則，不斷探討黨內監督的新思路和新途徑，不斷完善黨代會和黨委會制度，以適應時代發展和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

參考文獻：

[1]《列寧全集》第24卷，第38頁。

[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20頁。[3]韌弦《沉舟側畔千帆過》，《時事報告》2001（9）：18-22。[4]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5]《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1卷，第283頁。

[6]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7]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54頁。

[8]《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7頁。

The Lessons On USSR Communist Party’s perish from the view of “two vanguard brigades”

Abstract: The sixteen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conference expanded the kind of party from “A vanguard brigade” to “Two vanguard brigades”.It is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from the summary of Chinese communist’s history experience of more than 80 years.An important reason of USSR communist party’s perish is that they wasn’t always attaining the “two vanguard brigades”, hence they lost the rank foundation and the crowd's foundation.USSR communist party leaves us deep lessons :The CCP must always become the “ two vanguard brigades” and continuously make the rank foundation stronger and extend the crowd's foundation;And it must divide the corrupt trap, m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 close;And it must put effort to enhance the ruling ability of the party.Key words:

two vanguard brigades

USSR communist party

le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