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紀念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20周年

紀念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20周年

——目光如炬，偉人雄才

動力與機械學院詹馳201130260001

1距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已經過了二十載的時光，歲月不斷向前流逝，但那段歷史卻依然在人們心底熠熠閃光。如今在我懷著好奇與探究的心去尋找這段歷史時，在了解了92年南方談話的內外背景和長遠意味時，不禁被這位老人的敏銳目光和深遠思維所深深折服。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海灣戰爭的硝煙戰火才剛剛熄滅，蘇聯解體以及東歐劇變所引起的國際震動也久久未能消失。當時社會上呈現反差很大的兩種心態，一類是西方社會歡呼雀躍社會主義陣營勢力的急劇削弱；另一類是國內社會悲觀哀嘆由此產生疑問甚至動搖不定。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一度處于危機之中。但是，危機方顯出英雄本色，鄧小平在思想和行動上顯示了他的過人之處和令人嘆服的遠見，他在危機中看到的是機遇。在這個時候，他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力排眾議，為我們擺正了船頭，撥開了迷霧，指明了方向。1992年年初，就在蘇聯解體后20多天的時間，鄧小平同志便登上了開往南方的火車。隨后在武昌、深圳、珠海等地的視察中，他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站在時代的高度上深刻總結了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并提出了眾多新思想和新突破，總結起來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鄧小平同志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客觀真理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聯系起來，科學分析了黨在發展問題上的成就以及不足，從理論上回答了諸如姓資姓社等問題，并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精髓論、社會主義本質論、市場經濟論、“三個有利于”論等創造性言論。鄧小平同志的高瞻遠矚就在于提出了，當國家處于下風向的不利局面時我們需勇于抓住機遇，用強大的政治保障與人民基礎去發展有利于社會主義前進的經濟，“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由此消除了社會顧慮和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為我們國家迎來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全新浪潮。如今看來，不可不謂之一步絕妙的好棋。

歷史在不斷推演，但有些事物卻不會因此而改變。我們可以看到南巡講話的意義已經超出了時代的局限，“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些至今仍然是我們指導我們行為的經典理論。作為一名當代大學生，我們更應當以學業為重，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認真將理論運用于實踐，不斷創新，全面提升自身素養，以一名社會主義接班人的身份嚴格要求自己，以黨的科學理論不斷充實自己的頭腦，自主學習，終身學習，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第二篇：讀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有感2

讀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有感

讀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有感讀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有感

而是因為文而是因為文而是因為文而是因為文而是因為文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是鄧小平同志在十多年前南巡時發表的一篇

講話，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它的指導意義都是有目共矚的。這當然并不是因為它是

鄧小平同志說的，而是因為文章里面的內容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真理，對于我們的實際工作有

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改革開放，對于中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新中國才剛建立沒多久，謀求發展，要求強

壯是我們的目標。但是，一場文革使得我們前進的步伐停了下來。文革結束后，我們和別人的差距就更大了，因此我們要加快步伐，要“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我國在古代是泱

泱大國，卻在近代沒落，不能不說這要一部分歸咎于那閉關鎖國政策。

“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是指改革要興利除弊，革除過去僵化的舊體制，建立富有生機活力的新體制，使生產力獲得

新的解放。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

社會主義的本質。革命不僅僅是指打仗、政權變更等，鄧小平同志“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

命”這一理論具有十分深刻和豐富的內涵。首先，改革同革命一樣，具有解放生產力的意義；

其次，改革的深刻性、艱巨性決定了改革是一場革命。最后，改革的全面性、廣泛性也表明

改革是一場革命。總之，改革是繼我國人民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革命后的“又

一次偉大的革命”。

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

開放。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決定的，是由社會主義

社會的根本任務決定的。只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物質

文化生活水平，才能為鞏固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提供堅實深厚的物質技術和文化基礎，才能

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躋身于世界現代化國家之林，才能頂住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獨立。“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發展才是硬

道理。”鄧小平同志將這其中的厲害關系以最直白的語言給我們明確的點了出來。四項基本

原則決定著國家的性質和發展方向，關系著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命運，是我們社會主義建

設事業健康發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證，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一條根本經

驗，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這是從兩方面來發展我國的生產力，改革

是從完善和發展我們自身的制度著手，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對外開放則是采

取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吸收和借鑒國外好的東西為我所用。并且，我們要將堅持改革開

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

改革開放不能只是口頭上隨便說說，而要落實到實際行動當中。在這條政策提出之初，當然有不完善的地方，“敢闖”，是一條重要的經驗，按我們今天的說法來說，那就是要有“創

新精神”。社會在不斷地發展當中，我們的觀念也要隨之而改變，墨守成規是干不出大事的。

當然這也不是否認以前的所有東西都是不可取的，而是要批判性地去繼承、發展，不少經過

歲月沉淀的東西都成為了真理。創新，不僅僅是理論創新，還包括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

化創新以及各方面的創新。這也是符合鄧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的，因為，改革本身也就是一

種創新。創新是建立在過去的歷史經驗上的，是立足于現實的，它不是天馬行空式的胡思亂

想。因而，我們在應用的過程中要注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要做到發展、繼承與創新相統一。

對于“闖”的勇氣，鄧小平同志做了一番說明，是有的人怕“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他所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則是明確的解答了這一問題，正如他所說“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

貓。”

經濟要發展，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科學論斷是相當有前瞻性的。縱觀世界經濟強國，無不受益于歷史上的幾次科技大革命。我國古代的夏歷、“四大發明”等揚名于世界，古代中國盛極一時，但泱泱大國的衰敗不由得使人感嘆科學技術的重要。雖然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已足夠說明其重要性。我國現在實施的科教興國戰略就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它不僅是近代以來發達國家共同的歷史經驗，還是由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既是為了迎接新科技革命及知識經濟的挑戰和抓住新的發展機遇的需要，也是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需要。

“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成就大業，人才為本。有了高素質人才隊伍，就有了發展的后勁雖然說社會的發展是客觀的，但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創造、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從根本上說都離不開人的全面發展。無論事情規劃得有多好，最終還是要靠人去實施它，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

文章還提出了現實社會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形式主義是任何時候都不能要的，它是“官僚主義”，這是不符合我們黨的作風的，不符合社會主義的作風。還有就是理論和實踐的關系，不能死讀書。“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們今天在學習鄧小平理論時，也要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相結合，不是呆板地去套用，而是靈活的運用。

第三篇：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周年啟示

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周年啟示：何以解憂 唯有改革 《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文

針對1991年思想交鋒中暴露出的問題，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續30多年增長而不衰，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長。中國的GDP總值由1978年的3645多億元猛增到2010年的40.1513萬億元，增加110倍。中國的人均GDP從1978年的381元增至2010年突破3萬元，增加近80倍，即使按美元可比價格計算也增加了30倍。2011年中國的GDP總值預計增長9%以上，將超過43萬億元。

中國的GDP總值2010年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9.27%。小平同志當初預計，到21世紀中葉達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標，2010年已經達到，提前了40年。這真是誰都料想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鋼鐵產量，2006年中國鋼產量達到41750萬噸，超過美英等28國的鋼產量。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產鋼13350萬噸，英國加歐盟25國產鋼19890萬噸，它們加起來才33240萬噸。想一想1958年我們為1070萬噸鋼，動員了9000萬人土法煉鋼，煉出400萬噸是鐵疙瘩，更嚴重的是讓豐收的糧食爛在地里，造成后來的大饑荒，餓死3000多萬人。一個是命令經濟，一個是市場經濟，兩者對比何等鮮明！

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實現了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即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走上了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軌道。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相應發生了深刻變化。

從世界歷史來看，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10.37-3.80% 股吧 研報]，跨國海洋貿易使歐洲國家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轉型，從神權社會走向人權社會，其間引起多少次

戰爭、革命，充滿血腥與掠奪。19世紀到20世紀的工業革命，歐美國家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轉型，也是引起社會很大動蕩。至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激烈震蕩了八九年，通貨膨脹達到1000%以上。

反觀中國，30年之內同時進行三大社會和經濟體制轉型，5000萬工人下崗再就業，6000萬農民失去土地，1.2億農民工在城市與農村間流動，卻能保持全國的基本穩定。

這些年中國還不斷遇到國內外各種危機、災難的沖擊，如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機，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機，2010年玉樹大地震，2011年長江中下游特大干旱，等等，都沒有引起全國性大的動蕩。這是非常難得的。

然而，社會經濟轉型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市場化改革也積累了許多問題，使當前中國發展面臨一些難題。

其一，大國崛起的煩惱。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問題。近年來圍繞匯率、海權、領土、軍事、周邊關系、意識形態領域爭議，中國與世界大國及周邊國家不斷產生摩擦，南中國海爭議，美越聯合海上演習，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日本民間反華情緒抬頭，延坪島炮擊帶來的頻繁且規模升級的軍演，以及諾貝爾和平獎揭曉引起海外新一輪對中國民主與人權的施壓，等等，均凸顯了中國外交面臨的嚴峻挑戰，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擔憂，甚至敵意。

在對待西藏、新疆、臺灣等中國內政問題上，一些海外勢力不斷制造麻煩。在外交應對上，中國有時會陷入某種被動局面，應對選擇不足，方式不夠靈活。

其二，社會經濟轉型的困惑。

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帶來了四大問題：一是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危險趨勢。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的人口掌握了41.4%財富，財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銀行

[11.68-1.10% 股吧 研報]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了《2009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內地高凈值人群(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資資產規模超過9萬億元，相當于中國總人口0.2‰的人，持有相當于全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20萬億元的近一半資金。此外，電力、電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工資與福利收入總額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二是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后，民生問題凸顯。特別是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沒有建立起來。諸如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住房貴、治安亂等這些牽涉到百姓民生問題，民眾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醫療、住房稱為“新三座大山”。

三是發展方式粗放，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污染。特別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全國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衛生問題更是十分嚴重。高投入，高消耗，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吃老祖宗和下幾代人的飯。

四是權力和社會腐敗嚴重。首先一些地方或部門賣官買官盛行，吏治腐敗，敗壞黨風、政風、社風，影響惡劣。各級均有部分領導干部涉案，有的貪得無厭，金額數以億計，有的斂財貪色，情婦、二奶眾多，群眾對此深惡痛絕。

其次，腐敗逐步蔓延到部分法院、檢察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法院、檢察院，有部分法官、檢察官犯案，個別地方甚至“一鍋端”，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法院、檢察院是主持社會公道的重要機構，維護社會正義的主要力量，其腐敗使社會正義平臺受損。

第三是輿論腐敗，本來媒體是監督公權力的有力工具。但一些媒體不但喪失了輿論監督的功能，還被資本嚴重腐蝕，產生腐敗現象。

吏治腐敗、司法腐敗、輿論腐敗，均比經濟領域的腐敗影響更嚴重，這是體制性的腐敗，值得引起嚴重關注。

走出轉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

要深化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與建設。中國改革要分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文化體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處于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

從中國總體態勢判斷和五點共識出發，要走出當前社會經濟轉型的困境，化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仍然用得上20年前的一句話：“何以解憂，唯有改革。”

當前，應深化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與建設，這就進入改革攻堅階段。

為什么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呢？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建立以后，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國有壟斷企業改革、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等等，這都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社會體制改革則涉及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全能主義的政府回歸公共服務型政府，要發育公民社會，實行社會基層自治，加強社會管理創新，這也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至于文化體制改革，也涉及媒體的改革，體現言論自由、思想多元，放寬輿論統制，發展新生媒體，激勵文化產業創新，這也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內容。可見，四位一體改革，攻堅內容都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

鑒于中國目前的情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四位一體改革，應考慮分步驟實施。上世紀80年代初，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中國的整體全面改革也需要一個“三步走”路線圖。中國改革要分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文化體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處于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

從1978年到2004年，我們用了大約25年左右時間，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著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

2004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為標志，宣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確立，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深化、完善，第一階段的改革目標基本達到。就在這次全會上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表明改革開放進入以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為重點的第二階段。

這個新階段，我們可能需要花大約15年到20年左右時間，如果從“十二五”規劃算起，大約用兩個多五年規劃，到2021年建黨100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因此，“十二五”期間正是啟動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階段。“十二五”規劃綱要已經公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社會事業，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切實解決民生問題，是“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內容。這也是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的主要要求。

所以，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就是中國的一場“社會進步運動”，解決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說，社會體制改革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承接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務，又為政治體制的改革創造更為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

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主要解決三個方面的任務：

第一，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從制度層面解決六大民生問題，即建立完善的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保證人人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鄉住房建設制度，但不是人人擁有產權房，低收入者通過廉租房來解決；建立良好的生活環境，保證空氣新鮮，特別是水源清潔、食品衛生。

第二，構建一個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主要是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業剩余人口，壯大中產階層。實現非農產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鎮人口占總人口60%以上(目前中國為50%左右，一年增1%，約十年左右達到60%指標，發達國家達80%以上)，非農從業人員上升到70%以上。這樣，年收入在6萬-18萬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產階層的人數，可提高到占總人口的40%-60%(目前中國占20%左右)。這就形成了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這樣的社會結構才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基礎。中產階層既是推動內需、促進消費的主體，也是現代文化承載的主體，壯大中產階層可以大大緩解貧富懸殊的問題。

第三，培育一個“三元構架”的成熟公民社會。首先是政府公權力這一元要歸位，不搞全能主義，統包整個經濟社會事務。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務是調節經濟、監管市場、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第四篇：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范文

試論鄧小平的法治思想

段 明 學

鄧小平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立足于中國實際，敏銳地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和契機，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表現出了開拓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氣和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巨大理論勇氣”。鄧小平同志對中國法制建設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在于深刻地總結了我國建國以來民主法制建設的經驗教訓，從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科學、全面地闡釋了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理論、方針、政策，引領中國人民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圣殿。深入研究鄧小平的法治思想，對于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崇尚法治，反對人治

共產黨人在取得政權后采取什么方法治理國家才能夠做到長治久安？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給予具體回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沒有成功經驗。雖然列寧認為在政權趨于鞏固后，要“提出加強革命法制這個堅定不移的口號”，但由于各種原因，他并沒有明確提出實行法治，并沒有解決領袖權威和法律權威的關系，因而未能防止他的后繼者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可以說，社會主義事業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嚴重夭折，與沒有解決好人治和法治的關系問題密切相關。

早在1978年，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鄧小平這段話的精神，就是要實行法治，取代人治，改變過去那種將領導人的話當成“法”的錯誤作法。鄧小平崇尚法治，反對人治的思想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曲折歷程中慘痛教訓的深刻總結。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以后，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于國際國內的復雜原因，由于“左”的指導思想和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愈演愈烈，而使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鄧小平痛定思痛，對法治和人治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8月，鄧小平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于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

鄧小平還在不同場合、從不同角度反復批判了把一個黨、一個國家的穩定和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的人治思想。1988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談到：“我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樣，只要這個人一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 1989年政治**之后，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多次談到這一問題，他說，“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我多次講，一個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正常的。” 之后，鄧小平在會見李政道教授時說：“我歷來不主張夸大一個人的作用，這是很危險的，難以為繼的。把一個國家、一個黨的穩定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問題。”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鄧小平堅決反對人治，主張實行法治，以此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防止文革悲劇重演。

尊崇法治，否定人治是鄧小平法治思想的基點和核心。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主要應依靠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國家領導人的圣賢。實踐證明，統治者是不可靠的。統治者也是凡夫俗子，并非圣賢先哲。過去，我們輕信統治者有成德而臻至善、成圣成賢之可能，對統治者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識，卻每每被傷害。由于統治者手中掌握著巨大的權力，而權力一旦失去控制，猶如洪水猛獸，難以遏制，并可能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因此，必須用法律對統治者的權力加以防范，以保障人們的自由、財產和安全。正如美國第三任總統杰斐遜所言，“在權力問題上，請別再侈談對人類的信心，讓憲法的繩索約束人類的罪惡行為罷。”

二、正確處理好法治建設中的三個關系

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現實的世界各國的法治發展來看，法治國家的政治基礎，主要有三個：一個是它的民主制度，一個是它的政黨制度，一個是它的國家權力配置。正確處理好法律與這三者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

（1）正確處理民主與法制的關系。

關于民主與法制的關系，鄧小平曾精辟地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制，這兩方面是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不可分的。” 民主與法制的辯證關系體現在，民主是法制的前提與基礎，法制是民主的確認和保障。民主需要法制，因為沒有法制，民主就不能鞏固；但法制更需要民主，因為沒有民主，法制最終會成為“人治底下的法制”，成為專制的工具而已。

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鄧小平同志指出：“要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是將人民的民主權利，以及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結構、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用系統的制度和法律固定下來，使之具有制度上、法律上的完備形態，以保障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性和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破壞和侵害。歷史證明，人民取得了民主權利，如果不上升為制度和法律，并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

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人民的民主權利就沒有保障。只有使民主成為制度，使民主成為用國家強制手段來保證實施的法律，誰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就會毫無例外地受到制度或國法的制裁，民主才不僅僅是一個動聽的概念，而是人民有切實保障并且可以兌現的各種權利。

（2）正確處理黨和法的關系。

黨與法的關系是中國法治建設中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長期以來，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形成了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現象，既削弱了法律的權威，也損害了黨的威信。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曾多次指出：“……屬于法律范圍的問題，要用法制來解決，由黨管不合適……法律范圍內的問題應該由國家和政府管。” 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話具有重要的現實性。在實行依法治國的今天，要繼續清除一些地方由黨委包辦一切的不良習氣，把該由政府辦的事交給政府辦，把該由社會團體處理和基層組織自治的問題交給社會團體處理和基層組織自決自治。

（3）正確處理權與法的關系。

權與法是一對孿生姊妹，二者相生相克。在專制體制下，法律只不過是權力的附庸和奴婢，統治者完全憑一己的意志和反復無常的性情進行統治。“只要法律完全淪落為權力的仆從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權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這種情形下，法律是變態的，人同樣是變態的。” 未被馴化的權力是野蠻的，猶如洪水猛獸，它使人類付出的代價，比起戰爭、饑荒和瘟疫，毫不遜色。而在法治狀態下，法律具有至上的權威，權力必須在法律的軌道內運行。因此，法治通過對權力的規制，使權力的運行徹底擺脫了野蠻、任性的狀態。

我國歷史上是個法治傳統非常薄弱的國家。法在治理國家中的地位低微，基本上是權力支配法律。新中國成立后的長時期內，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律虛無主義泛濫，以至出現了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領導人的言論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現象。如何避免這類現象的發生呢？鄧小平指出：“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律。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可見，鄧小平同志已經充分地意識到一個國家要長治久安，必須解決權與法的關系問題，杜絕權力的濫用和權力腐敗。

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思路

1978年，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我國法制建設的基本方針，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這十六字方針包括了立法、執法、守法等法制建設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對于我國法制建設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

（一）加強立法工作，完備法律體系

完備法律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首要環節。法治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首先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因此，只有抓緊立法工作，建立比較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使國家各項工作都有法可依，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在提出新時期加強法制建設任務的同時，針對當時我國立法很不完備的情況指出：“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作法‘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叫‘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所以，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

鄧小平強調指出：“現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夠，因此法律條文開始可以粗一點，逐步完善。有的法規可以先試搞，然后經過總結提高，制定全國通行的法律。修改補充法律，成熟一條就修改補充一條，不要等待‘成套設備’。總之，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二十多年前，中國法治剛剛起步，立法工作量很大，經驗不足，人手不夠，因此，鄧小平提出“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粗一點，逐步完善”，“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適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目前，我國立法環境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積累了豐富的立法經驗，專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大大增強，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發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等方面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立法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首先，在“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思想指導下，立法者偏重法律數量忽視法律質量，造成法律泛濫，質量低劣。立法中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傾向明顯。立法甚至成為少數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手段。“在過去一段時間，立法工作中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存在遷就和照顧部門和地方既得利益的現象。在起草法規或者制定司法解釋、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的過程中，一些部門和地方不適當地強化本部門和地方的權利，各部門之間、各地方之間爭管轄權、審批權、發證權、收費權、處罰權。” 有些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嚴重侵犯人權，至今沒有廢止。其次，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立法思想指導下，立法者注重調整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社會關系，將急需調整的社會關系制定為法律，立法只是消極地反映社會現實，而不是對社會關系的主動干預。因此，立法往往缺乏超前性，造成法律修改、變動頻繁，缺乏應有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最后，在“粗一點，逐步完善”的立法指導思想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往往很抽象、很原則，缺乏可操作性。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切實轉變立法思想，大力加強立法工作。（1）正確認識法律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從主要依靠提高法律數量轉變到提高法律質量來完善法制的軌道上來。立法不求“快搞”，而是務求有質量。法制完備也并不意味著法律越多越好。塔西佗指出：“國家愈糟，法網愈密”。就是說，法律愈來愈繁雜，國家也就愈來愈腐敗。無法可依不是法治，法律泛濫也不是法治。“法律泛濫不僅會貶低法律的價值，而且還敗壞法律的質量”。關鍵并不在于法律的數量，而在于法律的質量。（2）要轉變“立法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思想，堅持立法力求嚴密細致的原則，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3）要轉變“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立法思想，從全局出發，有步驟．有規劃．有預見地開展立法工作，使法律體系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相適應。

（二）嚴格依法辦事，樹立憲法和法律極大的權威

有了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并不會因此而自然而然地實現法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憲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實有效的遵行，無異于一紙空文。博登海默指出，法律體系的全部意義不僅僅在于制訂和頒布良好的、科學的法律，還在于被切實執行。鄧小平領導制定的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各政黨、各社會團體、企事業組織和公民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對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憲法和法律還沒有樹立起至上的權威，在實際生活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還十分嚴重。為此，鄧小平多次要求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遵循社會主義法制的原則處理各種問題。

一方面，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政黨政治是現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西方競爭性政黨體制下，執政黨若有法不依、濫用權力、專橫腐敗，必然會招致選民的拋棄。執政黨犯了重大錯誤，絕對不能由人民來“交學費”，而必須自己承擔——下臺。政黨之間的競爭迫使執政黨奉公守法，兢兢業業，忠誠地為百姓謀福利。在中國，共產黨處于長期執政的地位，其執政地位幾乎不受任何外來的挑戰和影響。長期執政可能使某些黨員產生驕傲自滿思想，不求進步思想，缺乏開拓進取和危機意識，并可能犯大錯誤。鄧小平指出：“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 政黨和人一樣，都會犯錯誤；執政黨如果不受到監督和制約，更容易犯大錯誤。犯了錯誤的政黨，尤其是執政黨，都有可能自己糾正錯誤，但要付出的代價會很沉重。譬如，“我們黨所犯的錯誤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的”，但是眾所周知，這種糾正多么的痛苦，代價是多么的沉重！為此，必須加強對共產黨的監督和制約，監督黨嚴格地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憲法和法律是黨領導人民制定的，但這并不意味著黨享有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權。在法律面前，黨同其他政黨、團體、組織一樣，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黨自覺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嚴格依法辦事，對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必須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國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規范和限制政府權力。在人治國家中，民眾必須守法，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國家中，民眾應當守法，但政府必須首先守法。由于行政在整個國家活動中所占比重最大、涉及范圍最廣、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數量也最多，不管是對整個經濟建設還是對社會發展、人民切身利益的影響都最大，而且發生的作用往往也最直接，所以政府機關能否依法行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家法治狀態的好壞。只有政府守法，才能最終實現法治國家。

依法行政要求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不得超越職權、濫用職權。對于其違法行政行為，必須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鄧小平指出，黨和國家的各級機關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無人負責。名曰集體負責，實際上等于無人負責。一項工作布置之后，無人過問，結果好壞，誰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嚴格的責任制。” 建立嚴格的責任制，有利于糾正行政機關長期以來形成的有權無責現象，強化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責任和意識，提高行政效率。

（三）加強法制教育，增強全民的法制觀念

法治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不僅意味著法律向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和層次的擴張和滲透，而且意味著法律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必備知識和技能，是人們用于創造新型社會的重要手段，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長期以來，在我國政界學人的觀念中，法被視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專政的工具。應當明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是與法治相沖突的。法律體現為統治階級的意志意味著，法律必須屈從于統治階級的權力，成為權力的附庸和奴婢。統治者因此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廢法，言出法隨。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往往把領導人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的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 這極不利于維護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還容易導致立法者利用法律謀取不正當利益、排斥異己、實行專橫的統治。同時，老百姓也會因此認為，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并沒有體現我的意志；法是用來鎮壓敵人的，與我無關，從而對法產生對立和抵觸情緒，法律意識淡薄，難以正確地運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更不可能產生良好的守法和護法意識，由此導致法律的權威性大打折扣，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及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大大削弱。

增強全體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是實現法治的一項基礎性工程。美國著名法哲學家和法律史家伯爾曼指出，“確保遵從規則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歸屬感，遠比強制力更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強力制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統治者無須處處都仰賴警察。……總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傳統，這種傳統又植根于一種深切而熱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還是生活終極目的和意義的一部分。” 強制并不能迫使少數人心甘情愿地服法，一味依賴于暴力往往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因此，必須通過對人民進行系統的法律知識宣傳教育，培養他們的法律意識。法律意識是人們觀念、情感、心理態度和評價等綜合而成的思想體系。主要包括權利意識、契約意識、參與意識、訴訟意識等，其核心是對法律的認同、信仰、忠誠和感情。法律意識主要通過阿爾都塞所稱的“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對人民進行意識形態教化而樹立起來的。教會、家庭、工會、大眾傳媒等承擔起了重要職責。通過意識形態教化，使廣大人民充分認識到法律是人民權利的宣言書，國家一發權力屬于人民，權力是為權利而存在，法不禁止都是自由的等等，從而激發起對法律的感情，自覺地遵守法律并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可以說，如果沒有現代法律觀念，沒有公民對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圍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實現。

鄧小平指出：“我們國家缺少執法和守法的傳統，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就開始抓法制，沒有法制不行。法制觀念與人們的文化素質

有關。現在這么多青年人犯罪，無法無天，沒有顧忌，一個原因是文化素質太低。所以，加強法制重要的是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從娃娃開始，小學、中學都要進行這個教育，社會上也要進行這個教育。” 通過堅持不懈地進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傳，使人人知法，懂法，樹立正確的法律價值觀，“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僅不犯法，而且能積極維護法律。”

一代人有一代人特定的時代環境。任何偉大人物的思想及實踐都是歷史的產物，都同時代特征緊密相關，都打上了很深的時代烙印。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超越他們的時代，列寧、斯大林沒有超越他們的時代，毛澤東沒有超越所處的時代，鄧小平也同樣沒有超越他所處的時代。鄧小平曾強調指出：“絕對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 我們也絕不能要求鄧小平解決中國法治進程中所出現的所有問題。鄧小平開創了法高于我、法治高于人治的新風尚，引領我們走向法治國家，但這僅僅是一個開端。中國法治之路，漫漫而修遠，我輩仍須加倍努力。

作者單位：重慶市北碚區檢察院

電話：023—68341980

二00四年八月

參考文獻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列寧全集》第42卷，第353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317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頁。

轉引自劉軍寧編：《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34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359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頁。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11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頁。

《鄧小平文選》，第2 卷，第146頁。

《鄧小平文選》，第2 卷，第147頁。

張福森主編：《社會主義法制理論讀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頁。

[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335頁。

[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366頁。

《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70頁。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151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頁。

[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43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頁。

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第4頁)一文由www.tmdps.cn搜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第五篇：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征文

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征文

小平故 里 行 隨 記

作者：楊永平

2004年7月15日那天，我和其他官兵一道，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來到四川省廣安市協興鎮的牌坊村，參觀了偉人鄧小平的故居。

鄧小平故居是為紀念“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而修建的。整個園林占地面積830畝，屬綠色天然園林。園林正門是一座青瓦房，房頂分三層，標志著鄧小平“三起三落”的偉大人生經歷的。當我們走進園林時，看到的是一條青石板鋪就的小路蜿蜒的向前延伸。早在85年前，鄧小平就是通過這條青石小路，遠赴法國求學，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們沿著青石板小路穿過了由中央各部委，全國各省直機構和軍隊代表機構捐獻的綠化林區，天雖然下著大雨，但大家興致很濃，大家一邊聽導游講述鄧小平同志少年事跡的同時，一邊將園林中的天然美景盡收眼底。不知不覺，我們來到了鄧小平同志的銅像廣場，當時銅像還沒有對外開放，雖然不能目睹銅像栩栩如生的尊容，但小平同志和藹慈祥的面容，崇高偉大的形象早已銘刻在我們心中。就在工作人員向我們介紹銅像概況的同時，大家鄭重地舉起右手，向小平同志敬了一個莊嚴的軍禮，從內心深處表達了我們對小平同志的無比敬仰和最真誠的祝福。

雨繼續下個不停，很多同志的衣服被雨淋濕了也全然不顧，只顧你一言我一語的談論起小平生前事跡，就在不經意的談論之間，我們來到了鄧小平舊居，當地人將這座農家小院稱為鄧家老院子。同所有川東農居一樣，小平舊居是一座樸實無華的三合院，整個院子被翠竹環繞，四周綠樹成蔭，院前是農田和一個當年鄧小平耍筆弄字的洗硯池，屋后是山梁。1904年，鄧小平就出生在這里，并在家鄉生活了15個年頭。我們圍著這座前面靠水，后面靠山的三合院，認真感受小平少年在家生活的一草一木。伴隨房間里的閱讀提示，大家激切的穿梭在鄧小平舊居的每個房間里，想極力從房間里的物品上面洞察當年小平的少年人生。

雨越下越大，同志們的激情越來越高，這時候，全體黨員冒雨列隊，站在小平舊居的正門口，莊嚴的舉起自己的右手，在鮮艷的黨旗面前，重溫入黨誓詞，重新感受黨的偉大，感謝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同志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

當我們看到中國的老百姓過上了幸福生活、看到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人民的存款大幅增加、國家綜合國力得到增強時，我首先想到了“小平”同志的好政策，是他給了中國這個大好的發展機遇。回顧改革開放以來走過的歷程，我深深感到，沒有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沒有今天人民的團結，民族的興旺，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穩定。“人民不會忘記您、中國不會忘記您……”，小平同志雖然離開我們了，但他的崇高品德是留給后人的精神財富。他的光輝思想將繼續指引著我們前進。

小平同志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然而我們也要深情地說，小平同志，你是全中國人民的驕傲，是家鄉人民的驕傲。你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你的思想和理論，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你的精神和品格，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你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在我們即將離開小平同志故居時，雨住了，天晴了，一絲絲余日的光輝透過云彩，把整個天空描繪得五彩斑斕，人們盡情的看水幕電影，聽《春天的故事》、唱《走進新時代》的歌曲，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我們的明天會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