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輔導——做一名政治上過硬的共產黨員
同志們:
根據政治教育安排,今天由我給大家授課,下面我就圍繞“做一名政治上過硬的共產黨員”談談自己的看法,講政治是個大問題,因為它關系到黨的根基和靈魂,關系到軍隊的方向和命運,關系到我們每個人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講政治也是個首要問題,因為不講政治,就不懂政治;不懂政治,就不知大局,也就不會守紀律。同時,講政治還是個具體問題,因為講不講政治是有界限標準的。我們都是黨員干部,對于我們來講,政治上過硬就是第一位的要求。怎樣才能政治上過硬呢?我講三條標準。
第一條標準,能管住思想,有堅定的理想信念
堅定的理想信念是政治上過硬的首要標準,也是個前提條件。因為理想信念,是一個人、一個政黨,乃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支柱。歷史和現實也在反復演繹著這樣一個基本的道理:當你心中理想信念的大旗高高飄揚的時候,你就會不怕犧牲、奮勇向前;而當你的精神支柱垮塌的時候,你便會喪失靈魂,迷失方向,迷失自我,掉進深淵。
紅軍長征中,要經過在今天一個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走過這段路程,需要翻越10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歷史上靠雙腳走過去的只有兩支隊伍,一支就是中國工農紅軍,另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侶。兩支隊伍區別很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是為信念而去。眾所周知,在我黨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所犧牲的、有名可查的共產黨員就達32萬人。外國人和國民黨都想不明白,共產黨人為什么都不怕死?為什么越殺越多?其實只有一個答案:靠的就是對理想的向往和忠誠。正是因為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一代一代共產黨員視死如歸、前仆后繼,打破了一個舊世界,建立了一個新中國。
堅定理想信念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今天,我們黨已經成為執政黨,但關于理想信念,我們卻始終面臨著巨大的考驗。當然,這個考驗不是流血犧牲,而是“糖衣炮彈”、美女金錢。
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就認為“共產黨沒有希望,社會主義沒有前途”,大肆貪污,享受人生,給老婆、孩子、情婦都辦了假身份證和出國
護照,還把兒子送往美國,為他將來出去定居留了一手。河北省國稅局原局長李真對辦案人員說,“前蘇聯解體后,有些蘇聯政府的高官為了養家糊口,去看大門、賣餡餅,我就錯誤地認為,與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萬物皆空,不如權力在握時及早做些經濟準備,以防萬無一失。”他還說:“人一旦喪失理想信念,就像一頭瘋狂的野獸,不是掉進深谷自取滅亡,就是被獵人開槍打死。”事實也正是這樣,他親手把自己送上了斷頭臺。
分析黨員領導干部犯錯誤,我們都能從理想信念上找到根子,而且都不外乎這么三條:要么是拋棄了信仰,要么是失去了清醒,要么就是丟掉了覺悟。所以,堅定理想信念,我們就要做到這“三真”:
第一,要有真信仰。當年陜甘寧邊區自然環境那么惡劣,物質那么匱乏,天上有國民黨的飛機炸,地上有胡宗南的大軍堵,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上海知青沖破層層封鎖、行程一萬多里奔赴延安?他們說:“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因為大家信仰共產主義。
法國著名哲學家薩特說,“世界上有兩樣東西是亙古不變的,一個是高懸在每個人頭頂的日月星辰,一個是深藏在每個人心中的高貴信仰”。你信仰什么,你就會不懈地去追求什么。我們共產黨人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宗教迷信,信仰的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功名利祿。當我們內心深處有了這些信仰,我們就不會象向忠發之流那樣叛變革命,就不會象劉志軍之流那樣去追逐財富,就不會象那個后勤部長那樣去燒香拜佛,就不會把手中的權力當成謀私利的工具。
當然,我們講追求崇高的信仰,并不是說不讓大家追求個人的成長進步和一定的物質幸福,這其實并不矛盾。馬克思也認為共產黨員不能脫離了自己的物質利益。客觀地講,誰不想職務高一點?誰不想收入多一點?但這里有個前提條件,就是你不能物欲和私欲太強。一旦你對名利看得過重,欲望之門就會越開越大,讓你喪失信仰,讓你掉進無底的深淵。小平同志講的“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其實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現在就有一些同志,沒有太高的追求,心胸不開闊,眼界不寬闊,為了一個小小的職務,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到處找門路托關系,說到底還是把
個人的名利得失看得太重,思想上不太干凈。這樣下去,遲早要出問題。
第二,要有真清醒。為什么講要真清醒?因為我們面臨的是一個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復雜的輿論環境,正確的輿論我們能聽到,錯誤的聲音我們也能聽到,時時刻刻都面臨著一個選擇和判斷的問題。這個清醒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政治上始終不能犯糊涂。毛主席把政治上的堅定性叫作“真正的政治道德”,政治上不清醒,關鍵時刻就會猶猶豫豫、搖搖擺擺,出現政治上的不堅定,所作所為就會偏離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可以說,每當政治風云變幻時,就像大浪淘沙一樣,理想信念堅定還是動搖,涇渭分明,這就要求我們每名同志都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說糊涂話,辦糊涂事。
另一個方面,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要堅定不移。比如,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后,又有人預測中國要衰退,結果中國一直都是“風景獨好”,這一切都成了笑話。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出,自從我們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之后,總伴隨著一些流言蜚語,總會有人想抹黑我們黨,唱衰我們國家。所以,在現實問題面前,每名同志都要“不為浮云遮望眼”,不要戴放大鏡片面地看問題。我們身邊有的同志,喜歡縱論天下大事,分析的一套一套,但就是沒有應有的立場和觀點,不知道你是真明白還是裝明白;還有一些同志,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出租車司機說個啥你都附和啥。這樣下去,終究會害了自己。
第三,要有真覺悟。戰爭年代,革命戰士或血染沙場、馬革裹尸,或被敵人嚴刑拷打,寧死不屈;“文革”期間,一大批黨的優秀干部遭受迫害,有的甚至含冤而死,但理想信念初衷不改,仍然對黨飽含深情,他們知道即使自己死了,黨也會為他們平反昭雪。什么叫真覺悟?這就是真覺悟。實際上,覺悟就是聯系理想信念與實際行動的那一根紐帶、那一點意識,有什么樣的覺悟,就有什么樣的行動。今天,我們依然會遇到生與死的考驗,但更多的會遇到在利益上得與失的考驗,那么這個覺悟的具體體現應該是什么?我感到,覺悟就是當你面臨利益抉擇的時候,你會果斷地把組織利益放在第一位;覺悟就是當你面臨金錢美女誘惑的時候,你會堅定地選擇不為所動;覺悟就是別人提升了你不眼紅,就是老百姓富裕了你打心眼里高興,而不是想著自己也去撈
一把。所以我們經常說,黨員領導干部不僅要有信仰,不僅要頭腦清醒,還一定要有覺悟,在自己面臨犧牲、面臨誘惑、面臨選擇的時候,要知道自己到底應該怎么去做。
第二條標準,能管住自己,不要凌駕于黨組織之上
我們是黨的人,就要聽黨的話,遵守黨的紀律。如果你連黨的話都不聽,而是讓黨、讓組織聽你的話,凌駕于黨組織之上,講政治從何談起?更何談政治上過硬呢。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前有罪人,后有來者。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陳獨秀就利用他的威望和黨內地位搞家長制,聽不進黨內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致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慘遭失敗。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以“欽差大臣”自居,標榜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置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和組織紀律于不顧,獨斷推行脫離中國實際的路線和方針政策,使蘇區根據地和紅軍力量幾乎喪失殆盡。
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期間,也就是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合,但這并不是一次完全令人興奮的會合,因為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與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之間出現了嚴重分歧。在張國燾看來,一方面軍從蘇區出來是打了敗仗的,人就剩那么一點兒(2萬多人),而自己現在人多槍多(8萬多人),且兵強馬壯,認為部隊應該由他來指揮和領導。后來中共中央決定改變路線,把所有部隊混合編成左右兩路,穿越沼澤草地向北進發,也就是我們后來說的左路軍和右路軍。但走到半路,還沒過草地,張國燾不走了,拒不執行北上抗日。他還背著黨中央密電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要“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張國燾就是典型的用槍指揮黨,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結果最后身敗名裂。要不是葉劍英及時看到密電,并報告毛主席,果斷采取措施粉碎了張國燾企圖分裂黨中央的陰謀,中國革命的歷史說不定就將改寫。
歷史的經驗教訓充分說明,如果有人凌駕于黨中央之上,就必定會破壞黨內民主,黨的決策就
會發生失誤,黨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有的同志可能感到,我們又不是黨的領袖、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凌駕不凌駕那是大領導的事。但反思現在我們有很多干部犯錯誤,也是因為把自己與黨組織的位置沒擺正,從根本上講,還是把自己凌駕于了黨組織之上。2005年以來,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市長周政坤等6名領導班子成員先后被立案查處。專家分析,形成“窩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把手”李大倫作風霸道、獨斷專行,不落實民主集中制,而是帶頭搞腐敗,帶壞了整個班子的風氣以至社會風氣,釀成了郴州這楊“腐敗大災”。李大倫在干部提拔、工程建設等領域獨攬大權,開常委會研究干部問題時,總是搶先發言定調,壓制不同聲音,久而久之,彬州成了李大倫的“家天下”,在他內心深處已經把自己特殊化,把自己當成了所管轄地區的“爺”,市里的其他主要領導也紛紛效仿,演出了一場場政壇丑劇。
所以,要能管住自己,不做凌駕于黨組織之上的事,我們就必須自覺做到以下四點:
第一,要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我們說,制度就是個框框,就是個保護。鏡子沒有鏡框的束縛
就會掉下來摔碎,黨員領導干部也是一樣,落實制度,就是對你的保護措施,民主集中制就是對領導干部最大的保護。比如說李大倫,他們如果落實民主集中制,個人說了就不算,就不會把自己當成“家長”,也就不會犯那么大的錯。所以,一定要認真堅持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這一條是根本和關鍵。什么叫“統一領導”?就是一切組織、人員和工作均置于黨委的領導之下;什么叫“集體領導”?就是不能由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什么叫“分工負責”?就是執行黨委決策由軍政首長按分工抓落實。比如,在分工負責的問題上,有很多同志對什么是首長分工負責、誰向誰負責等問題搞不清楚或者裝糊涂,分工負責本來是軍政主官向黨委負責、副職向主官負責,說白了就是軍政主官對部隊的各項工作負全責,而不是班子成員分工向黨委負單項責。
第二,要自覺當好普通黨員。《黨章》第八條明確規定,“不允許有任何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接受黨內外群眾監督的特殊黨員”。一些領導干部之所以踐踏組織原則,犯嚴重錯誤,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不知道有制度,而在于他把自己當
成了“特殊黨員”,總感覺自己與別人不一樣,不把組織放在眼里,長期不參加黨的學習教育,長期不過黨的組織生活,不能自覺地接受大家的監督,久而久之,黨員的概念、組織的概念就越來越模糊,由不得你不犯錯誤。我們有一些同志也是如此,一有學習教育總想請假,一有批評的聲音你就感到有人在跟你過不去,就是因為你沒把自己當成普通黨員,就說明你可能已經到了犯錯誤的邊緣。某部某領導就是這樣,一次局里搞教育,采取黨小組會的形式進行個人對照檢查,黨小組長到辦公室請他參加黨小組會,被他狠狠批了一通,說“你沒看到我正忙著嗎?開什么會?瞎胡鬧!”上級工作組和班子成員都提醒他,要按規辦事,他根本聽不進去,還說大家不了解情況。漸漸地,黨性觀念越來越弱,自由主義卻在不斷滋長,最終把自己送進了監獄。他后來捶胸頓足,“如果當初能夠聽一聽同志們的意見,虛心接受上級的批評,就不至于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可惜政治生命沒有如果,醒悟太遲了。所以我們講,不管你當多大的官,一定要把自己當成普通黨員,肯讓組織管束你,肯讓紀律約束你,肯讓大家監督你,否則千里之堤,終要潰于蟻穴。
第三,要有很強的號令意識。這是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的具體要求。在這一點上,我們分部各級都是做的不錯的。但是有一種傾向,就是對一些容易辦的事、合自己意的事大家都沒說的,辦的很利索,而對一些難辦的事、不合自己意的事,要么就是要人要錢,要么就是講困難講條件,要么就是嘴上重視、行動上遲緩。這就是《解放軍報》上所說的“政治上的‘亞健康’”現象。“四個服從”是我們黨的最高組織原則。其中一條,就是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如果做不到一級服從一級,也就不可能做到全黨服從中央。
第三條標準,能管住身邊人,在用權上不要循私情
一名黨員領導干部在政治上過硬,不僅要管住自己,還要管住自己身邊的人。因為很多領導出問題,幾乎無一例外都與親屬、朋友、部屬等身邊的人有著直接關系。而且可以說,越是改革開放,這個問題越突出。
俗話說,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個賢內助支持,我看也可以這樣說,一個腐敗男人的背后
也常常有一個壞女人作崇、或者壞家風作怪。2009年,中央紀律監察部查處了15起省部級干部和中管企業主要負責人違紀違法案件,其腐敗案情就大都與配偶、子女或者情婦相關。比如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益,為其弟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福建省委原秘書長陳少勇,伙同其妻收受賄賂820余萬;浙江省紀委原書記王華元,本人或通過妻女收受賄賂590余萬。還有之前落馬的成克杰、李嘉廷、王懷忠、馬向東等,身后個個都有“貪內助”在興風作浪。
還有就是我們領導干部身邊的工作人員。有的工作人員自己犯了事,影響了領導干部的政治生命;有的工作人員犯事后,被組織上拔出蘿卜帶出泥,直接把領導干部拉下馬了。我們很難說一些領導干部犯錯誤跟“師爺”有沒有直接關系,但“師爺”犯事,跟領導干部的縱容絕對有直接關系。比如河北省國稅局原局長李真,如果不是程維高的縱容,李真怎么膽敢飛揚跋扈、目無法紀?
親人、朋友、工作人員,是我們接觸最多的人,離我們最近。權力雖然不掌握在他們手中,但他們最容易沾到你的光,最容易擊中你的軟肋,你最不提防的也恰恰就是他們。因此,我們一定要保持
適度的警惕。具體來講:
第一,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在我們黨還沒有取得政權的時候,共產黨員的家屬子女是要跟著受罪倒霉的,那時候我們講政治,管好家屬子女,是要教育他們寧可掉腦袋,也不能失去信仰,投敵變節,漏露黨的秘密。但奪取政權之后就不一樣了,黨現在是執政黨了,我們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手中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權力了,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教育大家不要沾你的光,不要想著你當官他發財。古人講,“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家屬子女做得怎么樣,是黨員干部廉不廉潔的“晴雨表”。親情是人性中最柔軟的部分,實話說,我們整天忙著干工作,家里的事很少操心,總覺得對家人有一份愧疚之情,我們應該愛家庭、愛親人。但這個愛要有度,不能遷就溺愛,更不能只認親情不講原則。***的事說不準就跟這方面有關系。
第二,要管好自己的圈子。人常說,“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當領導手中有權,別人吹你、捧你、有求于你,門庭若市,這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只要你處在領導崗位,身邊肯定有一群人。老話說,一個人最難認識的就是自己。但有一條你一定要清楚,別人看中的是你手中的權力,而不是你的人格魅力。如果他看中的是你的人格魅力,為什么你當領導之前他不接觸你?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管好自己的“圈子”,不該交往的不要交往,不該吃的不要吃,不該拿的不要拿,不該玩的不要玩,否則,你就是自己給自己挖坑,自己給自己下套。
第三,要管好自己的部屬。在《西游記》中,那些在民間欺民滋事、與唐僧師徒斗智斗法的,不是神仙的寵物、坐騎,就是佛祖的伺童,都是權力者的“身邊人”。很多例子也告訴我們,“身邊人”更要“用心管”,不然就會成為“重點人”,因為你身邊的人,容易享受到權力帶來的好處,還可能拉著你的大旗當虎皮使。作為我們各級領導來說,就是要管好我們的機關干部,管好我們的駕駛員。你如果總感覺對這些人很了解,加上大家平時跑前跑后,工作辛苦,即使有點小問題,也是輕描淡寫地說幾句了事,那你可能就為他們違規違紀敞開了方便之門,這樣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害了他。所以,既要使用,也要管理,既要信任,也要教育,尤其是出現問題苗頭時,更要堅決從嚴處理,不徇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