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家嶺煤礦事故個人心得體會
自從3月28日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發生以來,這幾天,王家嶺煤礦的救援工作,一直牽動著無數國人的心。從9名到115名,看到平安生還者的名單不斷拉長,沉浸于悲痛的我們些許感到安慰。正如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駱琳所說,王家嶺透水事故救援工作創造了兩個奇跡:一個是被困工人的生命奇跡,一個是中國搶險救援史的奇跡。
我個人認為“王家嶺奇跡”的創造,1、離不開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和有力決策。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接到事故報告后,對救援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事故當天便連夜趕赴現場指揮救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和統一部署下,各有關方面迅速行動、密切配合,全力營救井下被困人員。
2、離不開“搶救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信念,離不開社會各界同心協力科學施救。為了營救被困人員,上級領導表示,山西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物給物,全力以赴、不遺余力。為了保證幸存者得到及時救援,救援人員達到5000多人,所有救助設施都提前備好,一切井然有序;從井口到醫院的路線全部打通,形成了一條綠色生命通道。
“王家嶺奇跡”的創造,更離不開井下被困礦工與死神艱苦卓絕的抗爭。飽受死亡的威脅,他們能夠患難與共,與時間賽跑,幾個人集中在一起,輪流用礦燈晃動,以便讓救援人員看到;他們頑強地堅持、堅持、再堅持,靠吃施工用的木頭柱子上的松樹等樹皮,喝涼水,挨過了八天八夜的生命難關。
這一切都表明,“王家嶺奇跡”的創造并不是偶然的,它既蘊含著被困礦工頑強地意志和生命力,又蘊含著“中國救援”速度和質量的驚人。
“我很好,你和孩子還好嗎?”然而,當我們聽到獲救的礦工經歷八天八夜的生死關口給家人打電話報平安時,我們又作何感想呢?面對已發生的礦難,不拋棄,不放棄,是為了捍衛生命的尊嚴,但這種尊嚴不免讓人感到有些慘痛和悲壯。
國家安監總局、國家煤礦安監局通報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時稱,這起事故再次暴露出部分在建礦井安全生產責任落實不到位、安全管理不嚴格、隱患排查治理不認真等突出問題。歸根結底,王家嶺透水事故不是“天災”,而是又一場本不該發生的“人禍”。
帶血的“黑金”和屢禁不止的礦難,給我們的教訓已經不少了。采礦是項高危行業,安全生產責任重于泰山。如何做到防患于未然,讓天災損失降到最低,讓人禍銷聲匿跡,是管理者、經營者需要不斷求解的難題。要解好這道難題,就要時刻把每一個礦工的生命安危放在首位,倍加珍惜關愛、充滿敬畏之情。畢竟,我們不能每次礦難都期待見證生命的奇跡出現。我們要有“勇爭第一”的氣魄和干勁,但“勇爭第一”更需以生命的尊嚴為注腳。希望有關部門能以此為戒,必免類似事件繼續發生。
第二篇: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個人心得體會
2010年3月28日,山西省王家嶺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153礦井人員補困在井下,生命安全受到極大威脅,就在我們為這起礦難事故感到傷心之余,河南伊川國民煤礦又發生瓦斯爆炸。在31號那天,國民煤業有限公司井下21煤工作面回風巷施工過程中瓦斯突出,逆流從負井口涌出,遇火在地面發生爆炸。由于該礦法人代表和主要管理人員逃跑,加之
礦燈房倒塌后將下井人員名單壓埋,給確定下井人數帶來很大困難。而截止現在統計,已有19人遇難。二十多人被困井下。
礦聲震震,礦難就是中國經濟發展中一個難以根治的“頑疾”。在以前幫括我個人的許多人都認為只有民營的小煤窯才會出現事故,可是后來才發現一些國有大礦也是事故頻頻。像這回的王家嶺煤礦,就是一個國有控股的煤礦。“安全第一”是煤礦企業的生產理念。可是這些煤礦企業負責人卻忽略了這個最最基本的道理,只知道一味追求所謂的進度,將煤礦工人的生死拋擲在一旁,那么,我們要反思并呼吁,要“不帶血的gdp”。可現實是殘酷的,但在不改變以gdp考核官員的情況下,要gdp不帶血談何容易。
客觀而言,礦難的頻繁出現與政府放松監管以及企業在安全方面的技術投入不足等有著直接的關系。但是,相對過去,近幾年國家對煤礦安全生產的重視程度,以及對礦難處理的嚴厲程度都有大大提高,比如伊川礦難剛發生,該縣縣長和主管煤炭生產的副縣長立馬就被免職。但從礦難發生的頻率來看,似乎并沒有減少多少。這里是否說明,礦難與經濟增長間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
根據一些專家的研究,它們之間的確存在相關性。中青報多年前曾報道過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劉鐵民的一項研究,劉通過對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我國工傷事故死亡人數與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率的數據進比較分析后,得出了一個“死亡彈性系數”:當我國gdp增長率大于5%時,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死亡人數指數隨之增加2.2%,當gdp增長率超過7%,這種同步增長的趨勢更為明顯。
這一“死亡彈性系數”說明,工傷事故狀況與一個國家工業發展的基礎水平、速度和規模等因素密切相關,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反映。某種意義上,事故與傷亡是工業化進程帶來的產物,用馬克思的話說,是“自然的懲罰”。
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可證明這一點。比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業就業人口僅僅5000萬左右的情況下,每年因工傷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才逐漸好轉,現在每年工傷死亡僅1800多人。美國的煤炭生產在二戰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數2000人以上,也是七十年代開始好轉。我們引用劉的研究以及其他國家的經驗,并非要為監管部門在礦難中的失職行為———假如有的話———進行開脫,而只是陳明一種客觀事實。對煤礦乃至一切企業的安全生產的監管,都不應該脫離現實。“不脫離”的意思是,該規范的要規范,該嚴格的要嚴格;但像目前這種動輒拿官員免職的做法卻是值得商榷的。
美國處理礦難的做法告訴我們,在工業化過程中,健全的法治是從根本上解決安全生產問題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辦法是對企業實施強制性的執法監督,尤其是對風險程度高、事故隱患突出的工作場所進行嚴格檢查,嚴肅處理。強制執法對提高企業安全水平,預防事故發生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不過,美國的經驗并不完全適合中國。因為美國的做法是建立在全社會都遵守法律的基礎上的。中國的情況是,有關法規不可謂不多,但大都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也就是說,我們不患于無法,而患于執法不嚴。執法不嚴的原因,除了社會普遍彌漫的對法律的不信仰之外,還在于目前政府壟斷了對企業安全生產的監管權力。政府雖然是監督主體,但當政府壟斷監管權力時,其出臺的任何防范和應對事故的行政措施,都有可能成為官員以權謀私的尋租工具;并在發生事故后,互相卸責。
所以,真要遏制礦難,一方面是嚴肅法制,強化執行力;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必須破除政府對安全生產監管的權力壟斷,將其權力部分還給社會,即賦權于社會組織和個人,能夠對企業的安全生產狀況提請調查,使他們在安全生產的監督方面,扮演著政府的伙伴角色。
第三篇:3.28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
新華網: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救援:兩個奇跡 一個根源
以人為本,全力搶救——黨中央國務院心系受困人員安危,為了153名工人兄弟,不放棄,不拋棄 蘇聯人說過:社會主義總能克服在其他主義中出現不了的困難!
2010年3月28日山西王家嶺煤礦發生重大透水事故,4月5日,王家嶺煤礦,這個舉世矚目的地方,見證了生命的奇跡。經過長時間的緊急救援,井下153名被困人員中已有115人獲救,另外38人正在全力救援之中。
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的救援工作,創造了“兩個奇跡”:一是被困礦工在井下堅守了八天八夜,堅持、堅持、再堅持,終于渡過了生命大關,創造了生命的奇跡;二是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做出的部署和救援方案有效有力,在礦難發生190小時后救出了大部分被困礦工,創造了礦難救援史上的一個奇跡。“兩個奇跡”都源于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對生命的無比珍視和熱愛,都基于全社會彼此之間心有靈犀的責任擔當和守望。“兩個奇跡”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組織有力、動員廣泛,能夠集中力量應對危機的制度優勢;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生命的尊嚴和價值樹立了不朽的豐碑。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在礦難襲來、生死一線的剎那,生命之光才會在黑暗的礦道中閃現出絢爛奪目的光芒。
這一場生死大營救,能夠再現生命的光輝,還在于受困人員自身的堅強意志和非凡毅力。在八天八夜的苦熬中,難耐的饑餓威脅著他們,惡劣的環境困擾著他們,無邊的黑暗浸沒著他們,但他們還是堅持再堅
持。餓了吃松樹皮,渴了喝井下涼水,在死亡步步進逼的危難中,他們以超乎想象的抵抗,迎來生命曙光的重現。他們支撐生命的信心,是他們對自己的信心,也是他們對社會的信心,更是他們對黨和政府的信心。這是他們對生命的有力詮釋,也是他們對社會救援的有力報答。
生命的獲救令人欣慰,但后續的救援依然緊迫。在得知115名礦工得救后,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向獲救人員表示親切慰問,向所有參加救援的人員表示崇高敬意,要求前方救援指揮部,繼續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精神,進一步加大救援工作力度,全力以赴、爭分奪秒,千方百計搜救其余被困人員,同時精心做好獲救人員的醫療救治工作。這是我們進一步奪取此次救災搶險行動勝利的努力方向所在。尚在井下的38個生命,他們的生死是我們的深切關懷,是加快救援的緊急動員令。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不放棄,不拋棄,眾志成城,攻堅克難,在王家嶺大救援中繼續譜寫生命的贊歌。(本報評論員)
第四篇: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讀后感
正當眾多市民在清明節懷念先祖、寄托哀思的同時,更加感受到對生命的尊重。
從清明節凌晨起,一條條有關生命的好消息,從山西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搶險救援現場傳來:經過數個晝夜的緊張搶救后,先是9名礦工被救,生命體征正常。接下來,第二批礦工陸續被救后送到醫院……電視、電臺現場播報,手機同步發送。從礦井口(來源:)每救出一名礦工,觀眾、聽眾、讀者,全國人民緊張的心情都會稍稍輕松一下。
平心而論,近年來,礦難之類消息屢見不鮮,大眾表情從最初的震驚到現在的麻木,社會的熱點逐漸聚集到對黑心礦主的痛恨,對失職官員的譴責。至于多少人遇難,遇難者的家庭承受多少悲傷,往往不被人更多地關注。山西王家嶺礦難,從發生的第一時間,黨中央、國務院就給予高度關注,并要求不惜一切代價救人。顯然,生命是最寶貴的,保護生命永遠是重中之重,所有的一切都在以搶救生命為最高原則。
有煤礦,就可能有事故,但很多事故不是不可避免,眾多生命也不應為此過早地結束。記者以為,礦難是礦難,救援是救援,一個是對生命的侵害,一個是對生命的尊重。山西王家嶺煤礦事故搶險救援的成果,也必不會為掩蓋在礦難之中的問題畫上句號。雖是同一個事情,我們也當有恨有愛,大恨大愛。
畢竟,時時處處尊重每一個生命,才是文明社會的最高追求,更是最起碼的要求。
第五篇:安全監察人員看王家嶺煤礦事故心得體會
山西省王家嶺煤礦是國家“十一五”投資的重點項目,可就在2010年3月28日那天,這家煤礦卻發生了重大透水事故,153名煤礦工人被困井下,生死未補,做為一名安監工作人員,看到這條新聞,我的心里很復雜。現在王家嶺煤礦事故發生已經過去了幾天的時間,153名被困者仍杳無音信。不斷逝去的時間在催促人,漫長等待的時間在急煞人。中央領
導指示全力救援,社會公眾企盼好人平安,祈愿那些鮮活的生命全都安然無恙。
但是導致這一起礦難的具體原因,一說鑿穿地下水,一說小窯老空水,其最后的權威結論尚在調查之中,但已無改其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屬性。考究其后果前因,我們發現,這起礦難和此前發生的一些礦難一樣,根本在于事故責任者虛掩了安全這道門。更甚者,這起礦難責任方的幾道安全門,更像虛設,不能不令人震驚和警醒。
國字號大煤礦、還未正式投運,這雙重理由應使安全坐上頭把交椅。然而,這起事故發生表明,這理應有的第一重安全門,或許只是公眾的一廂情愿。“安全第一”是煤礦企業的生產理念。但在中煤集團這個項目那里,“勇爭第一”的標語赫然取代了“安全第一”。山西省副省長陳川平明確表示,王家嶺礦難就壞在“勇爭第一”上。他們把項目外包出去,按施工進度獎懲。公司3月5日召開的按期投運推進大會上更提出,“項目建設必須雷打不動地堅持10月1日投產的目標”。一項生產建設或經營任務的完成期限,都是經過科學計算的,如果把施工層逼到了不搶進度就根本無法完成任務的境地的話,生產安全必定會讓位于生產進度。在實際操作中,諸如探水、探礦機制就難以建立,對周邊的煤窯分布情況也就不明。這豈非有點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政府安全生產監管,會促使那些不把安全當回事的官員、企業主等關好安全門。然而,即使在“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的山西,即使是省一級的重要會議,即使是主要領導強調和部署安全工作,不把安全當回事的大有人在。就在礦難前幾天的3月24日,山西“全省安全生產工作會議”在太原舉行。結果怎樣?有八市局長缺席,有人拿了材料走人。這樣的態度怎么能夠抓好安全生產?”政府官員若是,企業主定會等而下之。
當面對異常情況時,安全應急反應機制,應該能夠有效避免事故發生,或把損失降到最低。可是王家嶺礦難前三天,就有工友稱有漏水,未引起重視。事故前三小時,又有人發現漏水,并向地面報告,但遺憾的是,仍然未就此停工。據中煤集團相關負責人解釋,就像喊“狼來了”一樣,喊得多了就沒有引起重視。安全預警不比其它,即使有百次預警,也理當先作出工人升井反應,再進行險情探測評估,這應當作出制度性的強制規定,而不是靠個人判斷與感覺。對應急預警也搞“狼來了”,說到底還是內心里沒把安全當回事。
王家嶺煤礦的這些負責人對安全常識置若罔聞,對工程進度卻分秒必爭,最終進度搶走了安全。其實,曾經發生的許多礦難以及其他人為災難,何嘗不與“勇爭第一”有關,不講科學,不求質量,不問安全,只是一味地上,一味地快,誓師大會、推進大會,層層加壓,保證書、責任書滿天飛,而獨獨把安全和質量撇在一邊。而我時在想,為什么總是丟不下“勇爭第一”的魔棍?是什么魔法使管理者敢冒風險大干快上?這讓人想到了政績,管理者的升遷系在至高無上的政績上,有了政績就有了一切,于是就會置安全與質量于不顧,為了耀眼的政績,瘋了似地要求人們“勇爭第一”。
事實上,世上任何大的建設和生產都不能忽視安全和質量,濫用“勇爭第一”的做法必定帶來種種惡果。我們知道,一項優秀的工程需要投入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去做,許多負責任的設計者和建設者會終其一生做好一個工程,有的工程甚至要幾代人去做。在他們看來,所有的功績都要由后人去評說。當然,不是說做什么事只要慢就好。這里強調的是,一切的建設和生產都應以尊重科學和規律為基石。為了快出政績,一味地“勇爭第一”,是科學和規律的大敵。在為王家嶺被困礦工祈禱之時,再看看“中國安全信息平臺”有關碟子溝項目的記錄顯示:進入3月以來日進尺連續攀升,最高111.6米,22日經甲方驗收月成巷進尺1998.6米,再創月成巷進尺新高。“勇爭第一”的進尺考核激動人心,而隨之而來的礦難卻讓人傷透了心。
希望我們在反映這次礦難的教訓中,能得到一些啟示,可是事與愿違,就在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正在緊張搶救之際,河南伊川國民煤礦又發生瓦斯爆炸。所以,真正要遏制礦難,一方面是嚴肅法制,強化執行力;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必須破除政府對安全生產監管的權力壟斷,將其權力部分還給社會,即賦權于社會組織和個人,能夠對企業的安全生產狀況提請調查,使他們在安全生產的監督方面,扮演著政府的伙伴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