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院法官學習江文選心得體會

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問題，一再被我們黨高度重視并反復強調，絕不是偶然的。從根本上說，這是現實國情、時代特征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實踐證明，正確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是貫穿于改革開放每一個重要發展階段的重要任務。《江文選》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代表作，有許多獨創性的理論貢獻，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今天學習《江文選》，特別是學習關于改革發展穩定的論述，使我們倍感親切、備受啟發。我個人初步的學習體會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寶貴經驗的總結。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是我們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國際地位不斷提升，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們黨對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正確認識和成功把握。特別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的13年，是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一個特殊而又困難的發展階段。其間，以江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把握大局，堅持原則，從容應對。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一方面，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主線，輔之以國有企業、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另一方面，我們堅持不懈地促進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經濟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再一方面，我們堅定不移地確保穩定，妥善處理發展中的各類矛盾，沉著應對國內外的突發事件，努力兼顧各方面群眾的利益，不斷加強法制建設。更重要的是，我們根據形勢的變化，把握有度，調控有力，落實有效，嫻熟地處理好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相互關系。正是這些成功的實踐，使我們的黨和國家能夠在這不平凡的13年間化險為夷，趨利避害，折沖穩健，開創了一個政通人和、國強民富的新局面。第二，發展規律的把握。我們黨對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實踐，并沒有停留在感性的操作層面，而是從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高度給予理性的總結、歸納和提升，形成了關于改革、發展、穩定相互關系的新論斷，并成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江文選》對改革發展穩定關系作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大大深化了對這一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比如，在發展的問題上，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比如，在貫徹深化改革的思想時，強調沒有改革，我們就不可能走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比如，在維護穩定方面，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等等。從理論上看，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辯證統一關系，如果沒有安定和諧的穩定環境，改革和發展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只有穩定沒有改革和發展，只是一種低水平、消極的穩定，也是不可持續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江同志歸納出了“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的精辟論斷，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認識。第三，實踐探索的指導。目前，我們正處于一個持續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同時，改革的深化、發展的不平衡、外部復雜環境的影響以及若干突發因素的可能出現，決定了這個時期也是一個矛盾凸顯期。這就需要我們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更加努力地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以與時俱進的科學態度，提出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等重大戰略思想。這些新論斷，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在新形勢下對改革發展穩定的認識，也對改革發展穩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任務，是我們指導實踐、推進工作的重要依據。

第二篇：法院法官江文選學習心得體會

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問題，一再被我們黨高度重視并反復強調，絕不是偶然的。從根本上說，這是現實國情、時代特征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實踐證明，正確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是貫穿于改革開放每一個重要發展階段的重要任務。《江澤民文選》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代表作，有許多獨創性的理論貢獻，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今天學習《江澤民文選》，特別是學習關于改革發展穩定的論述，使我們倍感親切、備受啟發。

我個人初步的學習體會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寶貴經驗的總結。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是我們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國際地位不斷提升，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們黨對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正確認識和成功把握。特別是黨的十三屆四

中全會以后的13年，是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一個特殊而又困難的發展階段。其間，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把握大局，堅持原則，從容應對。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一方面，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主線，輔之以國有企業、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另一方面，我們堅持不懈地促進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經濟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再一方面，我們堅定不移地確保穩定，妥善處理發展中的各類矛盾，沉著應對國內外的突發事件，努力兼顧各方面群眾的利益，不斷加強法制建設。更重要的是，我們根據形勢的變化，把握有度，調控有力，落實有效，嫻熟地處理好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相互關系。正是這些成功的實踐，使我們的黨和國家能夠在這不平凡的13年間化險為夷，趨利避害，折沖穩健，開創了一個政通人和、國強民富的新局面。

第二，發展規律的把握。我們黨對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實踐，并沒有停留在感性的操作層面，而是從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高度給予理性的總結、歸納和提升，形成了關于改革、發展、穩定相互關系的新論斷，并成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江澤民文選》對改革發展穩定關系作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大大深化了對這一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比如，在發展的問題上，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比如，在貫徹深化改革的思想時，強調沒有改革，我們就不可能走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比如，在維護穩定方面，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等等。從理論上看，改革發展穩定(查看更多文章請訪問學生無憂網)三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辯證統一關系，如果沒有安定和諧的穩定環境，改革和發展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只有穩定沒有改革和發展，只是一種低水平、消極的穩定，也是不可持續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江澤民同志歸納出了“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的精辟論斷，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認識。

第三，實踐探索的指導。目前，我們正處于一個持續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同時，改革的深化、發展的不平衡、外部復雜環境的影響以及若干突發因素的可能出現，決定了這個時期也是一個矛盾凸顯期。這就需要我們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更加努力地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以與時俱進的科學態度，提出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等重大戰略思想。這些新論斷，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在新形勢下對改革發展穩定的認識，也對改革發展穩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任務，是我們指導實踐、推進工作的重要依據。

第三篇：學習江文選心得體會最新

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核心問題。自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制度建立以來，我們黨對這個問題一直在進行艱辛的探索。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們黨相繼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等改革方案，使人們逐步擺脫了只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征的觀念，并最終根據鄧小平關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別的論斷，在黨的十四大上作出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決策。這是我們黨在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的突破性進展，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創造性發展。但實踐也告訴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并沒有就此完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仍然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重大問題。最近出版發行的《江澤民文選》和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這一問題都有大量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徑，提供了重要指導。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國家通過宏觀調控來抑制市場的弱點，彌補市場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突出弊病就是集中過多、信息不靈、活力不強，而市場對經濟信號的反應卻是靈敏迅速的，并且能通過競爭機制和價格杠桿，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正因為如此，我國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把計劃經濟體制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是否意味著市場就沒有短處、計劃就沒有長處了呢？不是的。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性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提出，“在那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時，江澤民同志就正確處理加強宏觀調控和發揮市場作用的關系問題進一步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二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要改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如此便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同時也要看到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消極一面，這種弱點和不足必須靠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指導和調控來加以彌補和克服。”（《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59頁）在1992年6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他還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作用”，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三個主要特征之一。這說明，我們把計劃經濟體制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等于說市場就是萬能的，也不是說計劃就一無是處。相反，要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反應靈敏的優點的同時，通過包括一定的計劃調節在內的宏觀調控來抑制和彌補市場調節的消極作用與局限性。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調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江澤民同志指出：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調控經濟的發展。”（《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90―91頁）“到了二次大戰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制定和實施各種形式的宏觀經濟計劃。”因此，“不能把有計劃只看成是社會主義獨具的特征”（同上，第3頁）。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要改革過去那種計劃經濟模式，但不是不要計劃，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都很重視計劃的作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運用必要的計劃手段。”“社會主義制度下和資本主義制度下運用計劃手段的范圍和形式是會有些區別的，如同運用市場手段的范圍和形式也是會有些區別的一樣。”“在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不受政府調控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也更有條件搞好宏觀調控。”（同上，第31、3、159頁）這就告訴我們，盡管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調節、有宏觀調控，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調節、宏觀調控，無論在目的、范圍、形式上還是在實施的有效性上，都與資本主義國家有所不同。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江澤民同志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27頁）“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市場經濟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符合市場一般規律的東西，毫無疑義，我們要積極學習和借鑒，這是共同點；但西方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的，這是不同點。”（《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03頁）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需要把“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把“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當成自己的重要目標。（《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41、227頁）另一方面，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全國一盤棋的優勢，因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更有可能和條件實現自己的目標。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消滅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追求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也要兼顧公平原則，更要對貧困地區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66頁）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可以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又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處理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當前發展和長遠發展、效率和公平等關系方面，應該比西方國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67頁）

其次，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與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經過5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與建國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資源相對貧乏、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等，仍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后。因此，從總體上講，我國仍然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并將長期是發展中的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和它們既不在一個起跑線上，也沒有并駕齊驅。這些都決定了宏觀調控對于我們比對于它們更加重要。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那樣：“我們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相對落后、整體素質不高，經濟發展又很不平衡，特別是我們沒有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我們的國情和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要求我們必須搞好國家宏觀調控。”（《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18頁）“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又處在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尤為重要。”（《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67頁）

再次，經濟體制轉軌也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西方發達國家更需要宏觀調控，而且調控的范圍、形式也不盡相同的一個重要原因。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的經濟體制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原有體制的一些弊端沒有消除，新體制尚未形成，市場機制未能有效發揮作用。在體制轉軌過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必然涉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要從總體上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就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18頁）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調控應注意總結和汲取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但我們也應注意認真總結和汲取計劃經濟的經驗和教訓。黨的十四大召開前夕，在1992年6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在解釋為什么會從“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三種提法中，選擇后者作為新經濟體制的提法時說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2頁）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他又指出：“原有經濟體制有它的歷史由來，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同上，第212頁）過了兩年，他進一步指出：“對計劃經濟體制曾經起過的歷史作用，我們是充分肯定的。從歷史進程看，蘇聯能夠對付并最終打敗德國法西斯，同他們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分不開的。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初期那種歷史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還是有其必要的。我們建國初期的歷史也說明了計劃經濟曾經起過重要作用……我們既不能抱著過去的計劃體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而應在總結我們搞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和借鑒西方國家搞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開拓一條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道路，使這種新的經濟體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03―204頁）這些論斷告訴我們，計劃經濟與經濟計劃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但沒有取消經濟的計劃性。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搞經濟計劃的一些有益經驗，完全可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繼承、所借鑒。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主要應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但也離不開對計劃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運用。江澤民同志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又指出：“在當前新舊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中，為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盡量減少可能出現的不協調甚至混亂現象，必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同時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宏觀調控。那種以為搞市場經濟就可以離開國家的宏觀指導和調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隨心所欲，完全是一種誤解。”（《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1、90頁）他還說：“宏觀調控應當以間接手段為主，更多地運用經濟的和法律的辦法。但在目前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由于多種因素，一時還難以完全做到。必須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相機綜合地運用各種手段，其中包括采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利于不失時機地解決矛盾和問題。”他強調：“必須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這是因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大量秩序混亂的問題是由于行政行為導致的。同時，目前的管理體制也需要通過行政手段來保證經濟手段正確、有效地實施。”“越是改革開放，越是搞活經濟，就越要加強紀律性和法制觀念，越要防止和克服那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紀律松弛的現象。”（同上，第200、119、46頁）可見，在當前情況下，運用計劃手段、行政手段對于我們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仍然是很重要的。

江澤民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論述，是他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重要組

成部分。深入學習這些論述，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以及怎樣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我們要把學習《江澤民文選》同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緊密結合起來，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有機結合起來，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兩方面共同努力，保證我國經濟真正走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第四篇：學習江文選心得體會

《江澤民文選》中有代表性的十大創新用語，是我們學習《江澤民文選》時需要重點把握的關鍵詞

黨的歷史方位：這是理解和把握整個《文選》思想脈絡和理論觀點的鑰匙；三個代表：這是《文選》中最具有重大和深遠意義的核心用語；

與時俱進：這是《文選》的哲學基礎和理論精髓；

黨的先進性：這是黨的建設的根本任務。它為

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執政為民：這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價值歸宿；

第一要務：這是《文選》對發展在黨的執政實踐中的地位所作出的鮮明概括；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是我國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兩個先鋒隊”：這是黨的性質的核心內容；

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是《文選》在黨的建設問題上的創新性概念之一。

學習《江澤民文選》，要按照九個“深刻領會”的要求在指導工作實踐上下功夫

要深刻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實踐基礎、科學內涵、精神實質、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深刻認識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堅持和發展。

要深刻領會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極端重要性，繼續推進理論創新，使黨的全部理論和工作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

要深刻領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緊緊抓住本世紀頭2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滿懷信心地為實現“十一五”時期的宏偉目標、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而努力工作。

要深刻領會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

要深刻領會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要深刻領會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重大意義，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有效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繼續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要深刻領會維護和促進祖國統一的重大意義，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積極促進祖國統一大業。

要深刻領會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繼續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的外部環境，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做出貢獻。

要深刻領會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大意義，著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第五篇：學習江文選心得體會最新

學習江文選心得體會最新范文

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核心問題。自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制度建立以來，我們黨對這個問題一直在進行艱辛的探索。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們黨相繼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等改革方案，使人們逐步擺脫了只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征的觀念，并最終根據鄧小平關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

別的論斷，在黨的十四大上作出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決策。這是我們黨在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的突破性進展，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創造性發展。但實踐也告訴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并沒有就此完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仍然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重大問題。最近出版發行的《江澤民文選》和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這一問題都有大量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徑，提供了重要指導。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國家通過宏觀調控來抑制市場的弱點，彌補市場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突出弊病就是集中過多、信息不靈、活力不強，而市場對經濟信號的反應卻是靈敏迅速的，并且能通過競爭機制和價格杠桿，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正因為如此，我國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把計劃經濟體制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是否意味著市場就沒有短處、計劃就沒有長處了呢？不是的。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性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提出，“在那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時，江澤民同志就正確處理加強宏觀調控和發揮市場作用的關系問題進一步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二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要改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如此便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同時也要看到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消極一面，這種弱點和不足必須靠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指導和調控來加以彌補和克服。”（《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59頁）在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他還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作用”，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三個主要特征之一。這說明，我們把計劃經濟體制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等于說市場就是萬能的，也不是說計劃就一無是處。相反，要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反應靈敏的優點的同時，通過包括一定的計劃調節在內的宏觀調控來抑制和彌補市場調節的消極作用與局限性。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調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江澤民同志指出：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調控經濟的發展。”（《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90―91頁）“到了二次大戰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制定和實施各種形式的宏觀經濟計劃。”因此，“不能把有計劃只看成是社會主義獨具的特征”（同上，第3頁）。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要改革過去那種計劃經濟模式，但不是不要計劃，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都很重視計劃的作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運用必要的計劃手段。”“社會主義制度下和資本主義制度下運用計劃手段的范圍和形式是會有些區別的，如同運用市場手段的范圍和形式也是會有些區別的一樣。”“在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不受政府調控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也更有條件搞好宏觀調控。”（同上，第31、3、159頁）這就告訴我們，盡管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調節、有宏觀調控，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調節、宏觀調控，無論在目的、范圍、形式上還是在12全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