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冷戰后美國外交政策意識形態的道德神話及其悖論

冷戰后美國外交政策意識形態的道德神話及其悖論

摘要：意識形態作為象征符號、價值觀同信仰相結合的完整體系是任何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成為一國國家戰略的重要內容。冷戰后美國以“遏制”、“削弱”蘇聯為目的的反共產主義戰略迅速轉向“全球民主化”攻勢，并表現于新干涉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三種意識形態政策話語。美國外交政策意識形態內涵著巨大的裂痕與沖突，即存在普世價值與全球擴張主義；“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和鞏固國際規范、增進全球安全與和平的中國”與“結網――對中國有條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義與“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天賦人權”、“人人自由平等”的雙重標準四個方面的悖論，表現出美國“人權神話”、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權、反自由的偽善嘴臉。

關鍵詞：美國；冷戰后；道德自負；外交政策意識形態；悖論

中圖分類號：D5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074(2011)06??0114??07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課題（10BKS063）

作者簡介：廖勝剛（1964-），男，湖南瀘溪人，法學博士，吉首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意識形態作為象征符號、價值觀同信仰相結合的完整體系是任何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成為一國國家戰略的重要內容。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早有預見地指出，進入21世紀，經濟力量和意識形態號召力將成為決定因素。[1]（P292-298）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直言：“我們的最大實力乃是我們思想的力量”，“在世界各地，我們的思想正在被接受。”[2]（P450）強化外交政策意識形態是美國維持霸權地位必須實施的戰略。上世紀90年代，美國憑借“一個巨大威力的意識形態和體制化的結構”贏得了冷戰的勝利。冷戰后美國以“遏制”、“削弱”蘇聯為目的的反共產主義戰略迅速轉向“全球民主化”攻勢，并依次建構了新干涉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三種外交政策意識形態，雖然它們的話語表現形式不同，但都大力推行民主、人權外交，表現出鮮明的價值理想主義特征。

一、帝國神話：美國外交政策意識形態的道德自負

作為象征符號、價值觀同信仰相結合的完整體系的意識形態是任何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對現實社會的評判標準，更是一種理想、一種價值導向，一種有關美好社會的文字幻想，一種建構此種社會的信仰形式和重要的凝合劑。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邁克爾?羅斯金這樣描述意識形態在現代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意義：“在政治生活中，意識形態與‘運動’、‘政黨’或是‘革命’等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了奮斗并承受犧牲，人們需要意識形態的激勵，需要某些東西成為信仰的對象。”[3]（P106）也就是說，意識形態的作用在于為一定的群眾實踐和政治秩序做合法性辯護，從而強化大眾忠誠和社會認同。意識形態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國是當今世界大國中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國家。正如美國政治家羅伯特?達爾指出：“美利堅是一個高度注重意識形態的民族，只是作為個人，他們通常不注意他們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都贊同同樣的意識形態，其一致程度令人吃驚。……在表達對民主意識形態信仰方面，美國人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一致。”[4]（P354）美國人一直生活在一個自己制造出來的神話當中。美國由于缺乏共同的歷史、種族、語言和宗教，這一點使得美國的普遍價值、理想、信仰和目標便成為中心，它們是實現民族認同的關鍵因素。美利堅民族、國家、人民都是通過信條即意識形態來界定的。獨特的國家歷史和認同模式鑄就了美利堅民族具有一個強大意識形態教條的所有特質：使命意識、歷史必然性和布道狂熱，自建國以來特別是從二戰至今不斷揮舞民主、自由、人權為主要內容的意識形態大棒，竭力向全世界輸出“美國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以此謀求“美國治下的民主和平”。

在美國霸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神話看來，美國是山巔之城、自由之鄉，美國人有上帝所賦予的把自由、民主、人權價值及民主制度推廣到全世界的神圣使命。二百多年來，美國人一直擁有這樣一種信念，即美國過去是，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美國人堅信他們的命運是――靠著道義的榜樣領導這個世界，以身作則地向一切人傳播自由和正義，把人類從罪惡之路引導到世間新的耶路撒冷。在他們看來，美國的理想信念決定了他們有責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區傳播文明，甚至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統治野蠻和無知的民族。對此，老布什曾得意地說，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轉向美國尋找榜樣，從沒有如此之多的人從美國的理想中獲得希望。克林頓也曾這樣寫道：“我們是自由的燈塔、民主的堡壘，是世界上自由能給人們帶來的前景的活生生的例證。”[5]（P116）美國自立國以來便不斷地向外輸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民主制度，其中在外交政策中便蘊含了這樣的理念與行動，自認為具有與他國不同的天賦優越感，也造成美國政治、軍事、文化不斷向外擴張的事實。美國學者邁克爾?H?亨特對此分析說，美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強烈的千年盛世情結。這一情結鑄就了這個國家，使它向人類承擔特殊責任，擔當起救世主的角色”。自我中心意識實質上就是種族優越感，認為自己的種族處于中心地位，這就是他們的世界觀。[6]（P207-208）

國際政治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認為，如果一個政府的外交政策比其對手對它的人民的知識信念和道德價值觀念更有吸引力，那么該政府會獲得一種無法估量的優勢。[7]（P127）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由意識形態來論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以及利用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進行全球擴張。因為美國人最支持這樣的外交政策：實施這一政策能令人信服地既服務于美國的利益又能服務于美國的理想。對此，美國外交史家小塞西爾?克拉布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學說》書中寫道：“毋庸置疑，美國人民顯然期望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任何新方針都將符合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價值觀、精神氣質及其傳統。在國外與在國內一樣，國家政策應該符合美國對自由、公正、放任主義、民主和其他所珍惜的概念的信仰。”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早在冷戰時期就提出，人權是現今時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觀念。倡導尊重人權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可加速共產主義衰亡的進程。“應使世界人民的視線集中到共產黨國家剝奪公民自由、侵犯個人權益、沒有健全的法制、對大眾媒介和經濟生活進行嚴格政治控制等方面。這樣做可使人們更清楚地看到多黨制、市場經濟和真正民主制的優越性。”[8]（P303）冷戰結束后，美國作為國際體系中唯一超級大國，從老布什到奧巴馬政府都無一例外地將維護人權、推進世界民主設定為美國國際戰略的重要內容，堅信推行全球民主化是實現美國安全與繁榮的根本途徑。

美利堅這種極端道德主義性格以及外交政策中強烈的道德主義因素所產生的“蘇聯的解體是‘歷史的終結’”這種幾乎是自覺的臆斷也就不足為怪。在美國許多人看來，美國靠著其思想意識和文化價值觀打贏了這場戰爭。共產主義的崩潰是美國人所信仰的民主價值觀具有普遍意義的明證，也證明了他們在長久的冷戰歲月中堅持這種信仰是正確的。美國學者喬舒亞?穆拉夫契克說：美國獲勝“是靠著美國制度基于之上的民主思想的力量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失敗。”[9]（P425）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也發現，蘇聯的崩潰使美國人相信全世界正在進行一場民主革命，不久西方的人權觀念和政治民主將在全球盛行。[10]（P211）由于冷戰中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把這場對峙看作是反對共產主義極權主義暴政、保衛自由的斗爭，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美國政府立即著手貫徹其控制全球的圖謀。他們認為，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獲得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來推進民主與人權的事業。由于其民主制度和價值體系的優越性，自己必須主導國際規范、領導世界潮流。在他們看來，美國意識形態不僅從其他普遍主義意識形態的挑戰中挺了過來，而且占了壓倒優勢，表明美國的理想適用于所有社會。一個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失敗了，另一個同樣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又要將其愿景在全世界貫徹。[11]（P122）

第二篇：冷戰后美國反擴散政策的演變及其對國際安全的影響

冷戰后美國反擴散政策的演變及其對國際安

全的影響

潘蔚娟

2012-10-20 21:00:56 來源：《太平洋學報》(京)2007年6期

作者簡介：潘蔚娟，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講師，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美國研究方向2005級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冷戰結束后，美國一改傳統的以“防”為主的戰略，更多停留在宣傳上的反擴散政策，提出以“先發制人”為指導思想，構建以“反”為主、“反、防、管”三位一體的反擴散新戰略。然而美國這些凸顯單邊主義、帶有雙重標準的反擴散措施也對國際核不擴散體制、國際軍備競賽、國際與地區防擴散斗爭以及現行國際法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 鍵 詞：國際法 國際安全 美國 反擴散

一、反擴散的定義

反擴散（counter-proliferation）是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提出的關于軍控與裁軍問題的新概念，而國際社會中大多數國家一般仍采用防擴散（nonproliferation）的提法。二者之間最明顯的差別在于前者強調先發制人，具有主動性和進攻性；后者則以預防為主，具有一定的被動性。從美國近十幾年來的官方文件和學術刊物來看，反擴散一詞已替代防擴散大行其道。它既能反映出美國軍控與裁軍政策的根本性轉變，也能印證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的根本性改變。

根據美國的解釋，反擴散包括發現與監視、準備遂行反擴散行動、進攻性行動、積極防御和消極防御等，其目的是“打敗威脅使用或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美國、美軍和美國盟友進行的襲擊”。防擴散包括外交、軍控、多邊協議和出口管制等行動，其目的是“通過勸阻、阻止敏感技術、材料和專業知識的獲取或分配來保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被擴散”。① 在實際操作中，國防部負責制訂反擴散戰略，國務院負責制訂防擴散政策。美國空軍反擴散研究中心主任巴里?施奈德（Barry Schneider）曾形象地將防擴散和反擴散比喻為“外交官的天鵝絨手套”和“軍人的鐵拳”②，因為在強調防擴散時，表明仍存在著不擴散的希望，因此可借助條約、準則或項目等進行約束和規范，這主要是對武器擴散的現實和前景做出的一種多邊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努力；而在強調反擴散時，表明擴散即將、正在或已經完成，條約和準則已無濟于事，唯一的選擇就是采取更主動的措施，這主要是威懾、制裁和防御性措施（如反彈道導彈防御和使用生化武器的進攻），還包括在沖突中使敵人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失能”或“被毀”③ 的能力，必要時可動用武力手段。

通過以上比較，可得出此定義，反擴散是指美國在防擴散努力一旦失敗的情況下而采取的軍事威懾、防御和打擊措施，其政策重心在于加強研發對擴散行為和結果的發現和軍事打擊能力，以及與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對手發生沖突和對抗時的防御和進攻能力。

二、冷戰后反擴散政策的出臺

早在二戰和冷戰期間，美國就有反擴散的主張和舉動，但那僅僅是對現實核擴散行為所作的被動反應，并沒有上升到軍事戰略的高度。除了在冷戰高峰時期外，反擴散政策也很少被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范疇，所采取的措施也始終沒有超出防擴散的范疇。真正意義上的反擴散政策醞釀于老布什政府的后期，成形于克林頓執政期間。在海灣戰爭開始前，由于已經意識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對美國會構成威脅，老布什政府開始探索新方法以應對日益惡化的擴散形勢。他要求國防部“發展對付擴散者的新能力，包括采取‘先發制人’行動的能力”④。海灣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對伊拉克所謂的核設施進行了毀滅性打擊，至此，傳統的防擴散戰略中注入了主動行動的思想。

把反擴散寫進國家戰略的是克林頓政府。1993年9月27日，美國白宮新聞辦公廳在其發布的《不擴散和出口控制政策》中聲稱：“我們將在情報搜集和分析以及防務計劃中給予擴散問題更高度的重視，以保證我國武裝力量的結構和軍事計劃能應付世界各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導彈擴散的潛在威脅。”⑤ 這是美國政府首次提出以武力對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思想。同年10月，美國國防部在其公布的《防務全面審查報告》中突出強調了反擴散努力。報告指出，美國利益面臨的4大危險之首是核生化武器的擴散，“包括與核生化武器擴散相關的危險，也包括與儲存在蘇聯的大量上述武器相關的危險。”⑥ 因此，美國必須保持對試圖使用這些武器打擊美國的敵人進行報復的能力，繼續強化防御和軍事威懾能力。在防擴散努力和與前蘇聯合作減少威脅（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的努力失敗后，美國將集中于反擴散努力。國防部尤其強調要提高情報質量，建設多用途部隊，發展導彈防御系統，改進被動式防護措施（如個人防護設備、解毒劑等），降低軍隊在受到核生化武器襲擊時的脆弱性，發展技術以準確發現向美國運輸武器的恐怖分子。12月7日，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Les Aspin）在一次演講中公布了當時正在擬定的“反擴散倡議（Counterproliferation Initiative, CPI）”。由于認識到擴散行為仍將存在，傳統防擴散努力存在不足，阿斯平提出此倡議的核心就是要“發展應對新威脅的新軍事能力”，強調只有“將預防和防護相結合才能圓滿地攻克（擴散）難題。”⑦ 此舉標志著美國反擴散戰略的正式出臺。

在具體的政策實施上，克林頓政府首先成立了有關領導機構，美國國防部設置一名專門負責核安全和反擴散的助理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設立對付擴散的軍事計劃和戰略考慮的協調部門；積極發展新軍事能力，研發能夠打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設施或掩體的新型武器，建立導彈防御體系以保護美國和盟國的安全；強化本國和多邊出口管制，完善現有國際出口管制體制；利用說服和威懾的方式，使擴散者明白他們的冒險在美國強大的報復力量的反擊下肯定是得不償失；廣泛動員國際社會和各種力量，強化國際公約和法規，施加外交、經濟乃至軍事壓力遏制擴散。⑧

歸納起來看，這一時期的反擴散政策仍然沒能擺脫冷戰時期防擴散的陰影。在實施對象方面，雖然美國也注意到了恐怖分子的威脅，但仍把前蘇聯看作是最主要的危險。在采取的措施方面，美國的重點是建立戰區導彈防御系統，進一步加強威懾力量，對國際不擴散體制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在反擴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美國政府仍然強調傳統的防擴散努力，認為推出“反擴散倡議”的目的是以軍事手段強行遏制擴散，確保防擴散的順利進行。阿斯平認為政府所做的只是“在預防任務的基礎上增加了防護任務”⑨，其基調仍然是“防”，“反”更多地停留在宣傳上。

三、冷戰后反擴散政策的強化

小布什上臺后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強化了反擴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9?11”事件的爆發促使美國政府對自身面臨的威脅重新做了定義和排序，繼而在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方面做出了相應調整。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將美國面臨的最大危險定義為“激進主義與技術的危險結合”，“一旦核生化武器以及彈道導彈技術擴散，就連弱國或弱小組織都能獲得襲擊強國的災難性能力。我們的敵人已經宣布了這種意圖，而且我們已經發現他們正在謀求獲得這些可怕的武器。他們想擁有訛詐、傷害我們及我們朋友的能力，我們將用盡一切力量對付它們”。⑩ 在不久后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小布什政府詳細闡述了美國對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全面戰略，并強調美國必須有備無患，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在無賴國家和受其庇護的恐怖分子有能力對美國及其盟國和友邦進行威脅、或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前制止他們”。（11）至此，“先發制人”不但成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也成為其反擴散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

根據新的安全戰略，美國白宮在2002年12月11日向國會提交的《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戰略》報告中，以政府文件形式正式宣布，如果美國遭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將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壓倒性力量”進行報復。這是美國首次針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制訂的專項戰略，表明今后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和使用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之一。報告確立了美國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專項戰略的三大支柱：完善反擴散措施，強化不擴散機制和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使用的后果進行有效的善后管理。（12）其中反擴散主要包括阻斷、威懾、防御和懾止措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的敵對國家或恐怖組織，美國將采取新的威懾戰略——保留采取一切可供選擇的手段予以反擊的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美國將采取“主動防御”的措施，包括對敵對國家和恐怖組織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

2003年春，美國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薩達姆政權與恐怖組織有聯系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伊拉克成為小布什政府反擴散理論的實驗場。在其他的一些具體實踐上，小布什政府謀求建立以反擴散為主的多層次防御和打擊體制，如研發小型核武器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以加強反擴散能力。為了掃清法律障礙，對外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反導條約》，反對《生物武器公約》，阻撓《裂變材料公約》，拒不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對內廢止1993年《斯普拉特——弗斯法案》中關于研究低當量核武器的禁令。為了爭取經費支持，小布什簽署了《200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確定投資1500萬美元用于研發“堅實型核鉆地彈”（13）；美國國會也在2004～2009財年防務預算規劃中提出累計撥款550億美元，加速發展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美國還通過依靠自愿、非正式“志愿者聯盟”的方式，謀求以武力阻止擴散，如2003年5月提出的“擴散安全倡議（PSI）”（14）和2004年3月提出的“地區海上安全倡議（RMSI）”。

小布什政府的反擴散政策可簡單歸納如下：在實施對象方面，美國已經確認首要目標是“無賴國家”和恐怖組織，但是美國并沒有放棄進一步限制中、俄等潛在對手。在反擴散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美國一方面已經將反擴散作為首要支柱而加以強調，建立了以“反”為主、“反、防、管”三位一體的機制，另一方面力圖減輕對國際不擴散機制的依賴，建立美國主導、以歐亞盟友為主要成員的所謂“全球反擴散聯盟”，塑造美國能夠主導和控制的新的反擴散機制。在反擴散的措施上，美國一方面在不放棄威懾戰略的情況下采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對擴散者實施武力打擊，并將打擊重點放在推翻進行擴散的某個政權上；一方面將反擴散措施與軍備建設和本土防御相結合，推進導彈防御和其他高新技術的研發。

四、對國際安全的影響

美國加強反擴散能力、增加對有關國家的軍事壓力、建立反擴散機制攔阻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做法，客觀上對遏制當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長遠來看，美國所強化的反擴散政策，對世界軍控與裁軍形勢和國際戰略穩定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

首先，美國單邊主義的反擴散政策嚴重沖擊了國際不擴散體制。以前美國主要是依靠國家防擴散機制及同盟關系，對有關國家的武器擴散進行限制和施壓。小布什政府在《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戰略》中雖然也指出要強化以條約為基礎的國際不擴散體制，但在實踐上卻更注重發展美國自身的反擴散能力，強調采用先發制人的軍事手段來反擴散，這實際上嚴重削弱了國際不擴散體制的有效性。尤其是美國研發和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新的核政策，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造成了嚴重沖擊。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巴拉迪對此曾指責說：“這確實發出了絕對錯誤的信息，即我們并不是朝著裁軍方向前進，而是背道而馳。”對此，美國國會10位民主黨參議員也致函小布什，指責其核政策對國際核裁軍的根本基礎構成威脅，而且破壞了已經持續了33年的國際核不擴散努力，打破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中艱苦維系的脆弱平衡。

其次，美國加快發展新型戰略力量可能引發國際軍備競賽。盡管美國發展小型核武器和導彈防御系統的借口是針對那些有研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意圖和能力的“無賴國家”，但實際上是在擴展其核武庫，這對核大國之間的軍事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既然美國可以研制新一代小型核武器，并可能像常規武器一樣加以使用，其他國家同樣也可以隨之開發“實用型”核武器和新型彈道導彈，這必然會引發核大國間在更高技術層次上的軍備競爭。2003年11月26日，俄羅斯武裝力量第一副總長巴盧耶夫斯基就表示，俄羅斯將根據美國使用核武器的計劃修改本國的核戰略，并不會銷毀核武庫中的戰術導彈。美國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防擴散研究中心學者菲利普?薩恩德斯（Philip Saunders）認為，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將使俄羅斯放慢原本可能加快的核裁軍步伐，并可能使其他國家發展更多的核武器來對付美國。（15）實際上，世界各主要軍事力量正越來越熱衷于研發、部署導彈防御系統。2006年11月27日，印度首次成功實施了導彈攔截試驗，聲稱掌握了攔截彈道導彈的技術能力。28日，北約組織啟動研制“主動分層戰區彈道導彈防御計劃”的“大腦”——“集成試驗平臺”項目。專家認為這意味著北約將在2010年前建成“導彈防御傘”。面對來自美國在歐洲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的壓力，俄羅斯以攻為守，采取非對稱手段，發展攻破美導彈防御系統的武器。通過修改核戰略，重點發展高性能導彈攻擊武器。（16）

再次，美國在處理擴散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導致國際及地方防擴散斗爭日趨尖銳。美國一方面維持著龐大的核武庫，謀求發展新型核武器，另一方面卻又不準其他國家發展核彈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且還放棄了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的安全承諾，明確將其中有關國家列為核打擊對象。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實際上已經打破了條約中規定的權利與義務平衡，使其他無核國家可能因為沒有核安全感而發展核武器。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在2005年5月舉行的第七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上，“以馬來西亞和阿爾及利亞為代表的廣大無核國家要求有核國家做出有法律效力的承諾，無條件不向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但這一建議遭到美國的拒絕”（17）。這種雙重標準還表現為美國在反對全球無核化時，根據自己的戰略需要，指定某些國家（如朝鮮、伊朗等）無核化，卻通過縱容乃至支持它的一些盟友（如以色列、日本、印度等國）的核武器研究、制造，允許某些國家有核化。應該說，在中東核問題上，伊拉克與伊朗之所以要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主要原因是基于以色列的核威脅，但美國卻因與以色列的關系默認了其核國家的事實，一直沒有要求以色列簽署《核不擴散條約》，相反對兩伊的核設施卻是先除之而后快。在對印巴核武的發展問題上，美國則出于牽制中國或“反恐”的需要而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朝核問題上，朝鮮最終進行地下核試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不允許朝鮮發展核武器但卻為日韓提供核安全保護的雙重標準。

最后，美國謀求建立反擴散的全球新規則對現行的國際法和國際準則提出了挑戰。美國今后推進反擴散戰略的新動向很可能是：在加強單邊反擴散的同時謀求建立以“擴散安全倡議”這類“非正式聯盟”為突破口的國際反擴散新規則。雖然目前“擴散安全倡議”并未強調在公海實施攔截，但美國一直在謀求達成國際協議，賦予其這一權力。這就與傳統的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相背離。如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然允許在船只所懸掛國旗國的批準下（不包括無國籍、海盜、運送奴隸或非法毒品的船只），有關國家可在公海上攔截和登船檢查，但在公海上實施攔截、檢查和沒收，仍然是超越了國際海洋法所賦予的權限。其一，上述情況僅限于海盜、販賣奴隸、無國籍船舶等幾種行為，運載大規模毀傷性武器并不在此例。其二，在公海實施攔截既有悖于現行國際法的無害通行，也有可能引發與被攔截國的國際沖突。其三，攔截行動違反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共同遵守的“航海自由”原則。其四，盡管《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禁止生物武器議定書》等條約均規定締約國不得向他國擴散大規模毀傷性武器，但并未賦予締約國對其他國家檢查的權利。（18）比如，對于像朝鮮、伊朗這樣的非《核不擴散條約》或《導彈技術控制機制》簽字國的國家，它們之間運送核材料或導彈并不是非法的。另外，讓許多國家更為擔心的是，一旦賦予美國相關權力，其可能借口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而在根本不知會相關國家的情況下，“先發制人”侵入其領海，從而引發危機和沖突。

應該明確的是，既然國際社會的防擴散努力其目的是增進國際安全與穩定，美國作為其中的一員，理應使其所制訂的反擴散政策符合國際慣例，絕對不應該制造危害國際安全的又一動蕩源。采用軍事手段、攔截等方式只會引起眾多復雜問題，造成嚴重后果。

注釋：

①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13 February 2006, p.29.②Barry Schneider, Future War and Counterproliferation: U.S.Military Responses to NBC Proliferation Threats,(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9), p.51.③Les Aspin, Report on the Bottom-up Review, October 1993.④Counterproliferation History, http: //www.tmdps.cn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December 2002, p.2.（13）Fred Barbash, “ Bush Signs Defense Authorization Bill” ,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4.（14）作者傾向于將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譯作“擴散安全倡議”，關于這一術語譯法的討論參見楊明杰：《“擴散安全倡議”評估》，載《現代國際關系》，2003年第10期，第40頁和第45頁。

（15）李根信主編：《2004年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8頁。

（16）張帆：《導彈防御繼續升溫，軍備競賽愈演愈烈》，《光明日報》，2006年12月11日。

（17）許輝：《“不擴散”效力減弱》，《世界知識》，2005年第12期。

（18）李根信主編：《2004年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