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警察工作總結

xxx年度，法警支隊在“三個代表”和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在院黨組的正確領導和省院法警總隊的指導下，緊緊圍繞“公正與效率”這個司法主題，積極開展“公正司法樹形象”活動,堅持“從嚴治警，保障審判”，全面貫徹落實鄭院長在全市法院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結合本部門的工作實際，認真開展各項工作，全面履行司法警察各項職責，堅決完成院長交辦的事項，圓滿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務。

一、主要工作完成情況

xxx年度，法警支隊緊緊圍繞院黨組的中心工作，以“公正與效率”為主題，以“公正司法樹形象”活動為載體，積極為審判工作服務，配合各部門努力完成全院各項工作任務和院領導交辦的事項。

（一）認真履行職責，積極為刑事審判工作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司法警察八項職責中的押解、看管、值庭、執行死刑工作，都是為刑事審判工作服務的。為了更有效地保障刑事審判工作順利進行，支隊領導周密部署，妥善安排，遇到重大庭審活動，積極向院黨組及主管院長匯報，親自帶隊押解、值庭，做到善始善終，確保萬無一失。一年來，共值庭1120多場次，押解、看管被告1930多人次，組織執行死刑3批8場次，槍決死刑犯42人。其中在重大庭審活動中，支隊領導總是提前了解案情，制訂突發事件處置預案；并且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在9月15日庭審結束后發生的一起出租車追囚車事件，由于處置及時得當，沒有造成不良后果。該事件曾在報刊、電臺、網絡等媒體上報道過，收到良好的法制教育效果。

（二）堅持“公正與效率”主題，積極配合民商事審判。

一年來，共完成協助執行搜查109次，拘留76人，拘傳112人，協助查封、扣押、凍結、劃撥財產一批，標的近4000多萬元，保障民(請登陸政法秘書網）商事審判工作的開展，協助進行訴前、訴中財產保全，有力地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三）積極參與執行工作，在解決“執行難”中作貢獻。

支隊領導一直十分重視執行工作，在執行局申請用警時做到隨叫隨到、隨時出警，在裝備、人員方面給予足夠的支持，并且制定周密的措施。一年來，共參與民事強制執行1040多次，出警260余人次。執行法警冒酷暑戰嚴寒，多次前往廣東、上海等地為市城市信用社扣劃現金及財產一批。另外，在協助執行局執行上官小區房屋一案中，適逢全市法警集中訓練，在院黨組的統一布置下，一次出警六十余人，使該案得以順利執結；在執行義寺山金礦一案中，法警支隊不厭其煩，多次出警，共動用警力80余人次，終于執結了這起“骨頭”案件，有力地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四）做好值班工作，隨時處置突發事件。

法警支隊擔負著法院機關的警衛和安全工作，擔負著每天24小時繁重的值班任務，并且在值班中，有的當事人上訪纏訴,有的當事人無理取鬧，支隊領導和同志們都能做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在對長期糾纏、謾罵、侮辱、誹謗法官，阻攔法院辦公車輛出入的孫蘭英等說服教育無效后，對其實施了司法拘留。有效地保證了人民法院良好的工作環境，保證了審判工作秩序正常有序進行。

（五）自覺服從黨組領導，圓滿完成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

在今年的“雙爭”、“雙創”精神文明建設中，法警支隊服從領導安排，積極參加路段值勤，義務植樹，綜合治理中節日巡邏，圓滿完成各種勤務工作。按照院黨組的決定，抽調9名法警到各庭、處、室幫助工作，時間最長的達三個月。其中政治部一名、辦公室二名、民一庭一名、刑一庭二名、駕駛員一名，另外還有兩名法警到市城市信用社辦理專案，被抽調人員在所在的部門勤奮工作，盡職盡責，受到所在部門的好評。

（六）加強業務技能訓練，完成最高人民法院的四項規定。

加強訓練是提高法警隊伍戰斗力的主要手段，是保障審判工作順利進行的需要。支隊十

分重視法警的技能訓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加強法警的訓練。訓練分為平時訓練和集中培訓兩個環節。平時訓練主要以押解、看管的動作及情況處置、擒敵拳、射擊、處置突發事件模擬演練為主。堅持每月不少于2天，并保持80以上的參訓率，支隊領導帶頭參加訓練，激發了大家的訓練熱情，形成了良好的訓練氛圍。根據實際情況，支隊在黨組的大力支持下，于5月9日—27日集中20天時間，對全市法警進行了集中培訓，重點對法警業務技能進行了強化，提高了法警的業務技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市委有關領導的高度贊揚。強有力的訓練工作，提高了全體法警的技能，鍛造了一支作風頑強，能打硬仗的法警隊伍，為保障審判和執行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為了迎接最高院的分組考核，從支隊領導到每一個法警都高度重視，積極投入到訓練中去，克服天氣炎熱等不利因素，一絲不茍，刻苦訓練，苦練基本技能，在接受省高院的檢查驗收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七）強化素質教育，在爭先創優中做貢獻。

支隊一直十分重視素質教育，支隊領導帶頭學習，不斷提高全面素質,支隊堅持每周一上午例會,每周半天的政治理論學習,共撰寫學習體會、心得等三百余篇，有效地提高了支隊的整體政治素質。今年是我院再創省級文明單位關鍵的一年，支隊除了組織全體法警搞好理論學習外，還刊出“法警之窗”宣傳板報12期，并且制作了法警工作板報，向社會宣傳了法警的工作、學習、生活，展示了法警的良好形象，有效地提高了法警的良好素質，有力地促進了我院省級文明單位的創建工作。

（八）狠抓隊伍思想建設，不斷提高法警素質。

支隊十分重視法警的思想教育和業務學習工作，鼓勵法警參加學歷學習，幫助制定學習計劃，在法警面授、考試時提供時間，鼓勵法警求學上進。在支隊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全隊26名法警有7人取得了法律本科文憑，其余正在參加法律本科學習，學習型警隊已經形成，隊伍素質明顯提高。在“春蕾計劃”中，支隊資助5名貧困女童，使她們完成學業。在今年的宣傳報道工作中，由于領導重視，措施得力，全年共在各級新聞媒體上發表作品1211篇，其中國家級120篇，省級290篇，市級801篇，信息簡報60篇，被省院工作信息采用12篇，并刊出了16期“法警之窗”板報，有力地促使了法警支隊各項工作再上一個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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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作法

1.強化政治思想教育，確保隊伍素質過硬司法警察的性質和任務決定了這支隊伍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必須與院黨組保持高度一致，法警支隊始終把政治理論學習當作一項重要工作來抓，組織干警積極參加院機關黨委組織的每月2次的集中學習教育。除此之外，支隊還堅持每周一上午的例會學習制度，并要求干警寫出學習體會，全年干警共寫心得體會六百余篇，人均二十二篇。經過學習，全隊干警更加明確了職責，強化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念，堅定了“司法為民”的理念，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全體干警自覺遵守工作紀律，愛崗敬業，無私奉獻，增強了法警支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二）認真落實《條例》和上級有關精神，強化服務意識和中心意識。

支隊領導多次組織全體干警認真學習《司法警察暫行條例》，學習最高法院有關押解、值庭規則，進一步規范警務活動。并且認真學習了全省第四次法警工作會議精神，貫徹落實“五條禁令”，支隊從不同方面強調了對法警工作的管理，加強隊伍建設，內強素質，外樹形象，強化服務意識，強力保障審判，建一支高素質的司法警察隊伍，保證警務工作順利開展，確保審判工作順利進行。

（三）精心組織，嚴密布置，確保重大警務活動安全無事故。

支隊領導在有重大警務活動時，主動向主管院長匯報，妥善安排，周密部署，制訂詳細的防范措施。在重大庭審活動中，支隊領導親自現場指揮，采取包干到人，分組管理，設置

警戒組、押解組、值庭組、機動組等，確保萬無一失，有力地保證了審判工作順利進行。

（四）領導重視，班子團結，堅持準軍事化管理標準，嚴格落實各項制度，培養隊伍過硬作風。

院黨組十分重視法警工作，主管院長經常召集支隊領導研究如何搞好法警工作，遇有重大警務活動親自現場指揮，確保警務工作順利完成。院黨組還在經費上給支隊以大力支持，今年從比較緊張的經費中撥出專款，讓全支隊法警進行集中訓練，提高隊伍素質，從而更有力地保證了審判工作順利進行。支隊領導嚴格落實各項制度，堅持準軍事化管理標準，培養隊伍過硬作風。每天上班法警支隊干警總是第一個趕到辦公室，確保法警在位率，做到隨時出警，應對突發事件的發生。

（五）適時搞好訓練，努力提高法警業務技能。

支隊領導采取請離退休老干部講課，適時搞些集中訓練，在大型活動中現場指導等形式，提高法警業務技能，平時采取以會代課，舉行業務討論等方式，努力提高法警政治理論水平和業務技能。

（六）利用各種機會，采取多種形式，努力營造團結活潑、積極向上的隊風。

在“公正司法樹形象”教育活動中，支隊多次召開會議，組織干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提高司法為民意識。積極倡導學歷教育，樹立良好學習風氣，適時請老干部講課，舉行各種有益的文體活動，走出去和兄弟單位舉行比賽，展示法警風采，樹立法警形象，鼓舞士氣，振奮精神，努力營造團結活潑、積極向上的良好作風。

三、存在的問題

一年來，法警支隊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獲得了一些榮譽，積累了一些經驗，但與上級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特別是與新形勢發展的要求還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具體表現有：

（一）個別法警文化素質和業務技能不強，處理突發事件經驗不足，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

（二）硬件建設與省院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如固定刑場建設、實行注射執行死刑差距較大。

（三）對基層法警大隊工作的指導、檢查不夠，在警不在崗的現象仍然存在。

四、明年的打算

新的一年中，我們將在院黨組的正確領導下，在省法警總隊的指導下，更加努力地開展工作，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確保審判工作順利進行，具體做好以上幾方面工作：

（一）深化十七大精神，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學習效果，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素質。

（二）嚴格管理，加強隊伍建設，內強素質，外樹形象，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司法警察隊伍。

（三）組織全市法院法警大隊大隊長外出取經學習，以提高全市法警的整體素質。

（四）不斷探索新形勢下司法警察工作的方法，擴展工作思路，加強宣傳工作，爭取更大的成績。

（五）爭創國家級“青年文明號”。

第二篇：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法

2003年03月21日 12:0

5（1995年2月28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1995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四十號公布1995年2月28日起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加強人民警察的隊伍建設，從嚴治警，提高人民警察的素質，保障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職權，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人民警察的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

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勞動教養管理機關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警察。

第三條 人民警察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維護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第四條 人民警察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活動準則，忠于職守，清正廉潔，紀律嚴明，服從命令，嚴格執法。

第五條 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受法律保護。

第三篇：《警察法》教學案例

《警察法》教學案例

一、改變美國警察執法的三大案例

1、排除規則――馬菩訴俄亥俄州案

美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據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證，并詳細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和扣押狀。”這條修正案明確規定，人民的隱

私權不得侵犯，沒有搜查證，不得亂闖民宅。導致第四條修正案適用于所有州法的案例發生在最高法院于1961年所審定的馬菩訴俄亥俄州。

1957年5月的一天，警察獲悉有個在最近爆炸案中的嫌疑犯藏身在朵瑞.馬菩女士家(dolreemapp)。三個克里夫蘭市的警官敲馬菩女士的家門并要進屋去搜查。馬菩和律師通了電話后，拒絕沒有搜查證的警察入門。警察只好悻悻而去。三小時后，七名警察回來，再次試圖進入瑪菩的房子。警察敲門，馬菩沒有立即回應，他們強行推開一扇門。此時站在樓梯半道的馬菩要看搜查證。一名警察舉起一張紙說他有搜查證。馬菩搶過那張紙，要收進連衣裙。但警察想要收回那張紙。經過一番爭奪，警察奪回了那紙張，并因為馬菩的挑釁行為，銬住了馬菩。

這時，馬菩的律師聞訊趕來，但是警察不讓他進屋見他的客戶。馬菩被強行帶進她樓上的臥室。警察搜查了壁櫥、衣柜、箱子。他們也搜查了其它房間，包括地下室。在那兒，他們找到了一箱子淫穢刊物。馬菩因這些刊物而被捕。

在法庭上，馬菩被指控窩藏淫穢刊物，檢察官企圖證明這些刊物是馬菩的。審判中發現，警察根本沒有搜查馬菩住房的搜查證。被告申述說，這些刊物不是她的，而是屬于曾經住在她家的一個房客的。房客搬走后，這些刊物被遺忘在她的地下室。然而馬菩乃被認定犯有非法擁有淫穢刊物罪。

馬菩不服，上訴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聲稱淫穢刊物不屬于她的，聲稱警察取證過程是違法的。1959年5月，俄亥俄州最高法院駁回了馬菩的上訴，認定警察在法庭出示的證據沒有問題。

馬菩仍然不服，再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61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同意馬菩上訴的理由，警察蠻橫地無視馬菩的憲法權利，非法進入她家進行搜查，獲取與搜查目的不一致的東西，并以此為由，給馬菩定罪。

美國最高法院早在1914年的weeksv.unitedstates中就裁定，非法獲取的證據不能用于聯邦訴訟中。在1949年，美國最高法院又裁定第四條修正案保護個人不受聯邦和州政府的侵害(wolfv.colorado)，但是直到mappv.ohio，美國最高法院才最終決定，因為第四條修正案的隱私權可以通過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而實施，排除法則適用于各州和聯邦的訴訟中。排除法則規定，非法獲取的證據必需被排除在審判外。無可能原因的搜查是非法的。

馬菩在俄亥俄州的定罪被推翻，因為搜查她的住所違反了第四條修正案所保護的人民的住宅不受無理搜查權利，所得的淫穢刊物不能在法院上出示，用來給馬菩定罪。在法院可出示的證據指根據憲法所規定的程序而收集的證據。換句話說，警察不能擅自動用非常手段來打擊罪犯，警察打擊罪犯必須首先自己要遵照法律所允許的手段。

2、米蘭達警告

第五條修正案：“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而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給予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

1963年，一個名叫恩納斯托.米蘭達（ernestomiranda）的白人無業青年，因涉嫌強奸和綁架婦女在亞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隨即對他進行了審訊。在審訊前，警官沒有告訴米蘭達有權保持沉默，有權不自證其罪。米蘭達年僅23歲，文化程度不高，既無職業又無收入，屬于一貧如洗的貧困階層，從沒聽說過世界上還有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經過兩小時的審訊，米蘭達招供了罪行，并且在供詞上簽了名。

在法庭上，檢察官向陪審團出示了米蘭達簽字的供詞，并以此作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之一。這時，根據最高法院1963年對吉迪恩訴溫賴特案（gideonv.wainwright,1963）的判例，州法院剛剛開始有義務為被控犯有刑事重罪的貧窮被告人免費提供律師。米蘭達因此有了一名法官指定給他的律師。米蘭達的律師認為，根據憲法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米蘭達供詞是無效的。然而，陪審團還是根據供詞判決米蘭達有罪，法官判米蘭達二十年有期徒刑。

定罪后，米蘭達的律師不服，代他上訴。此案后來歷經周折，終于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66年，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一票之差裁決地方法院的審判無效，理由是警官在審問前，沒有預先告訴米蘭達應享有的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規定的公民權利（不得被迫自證其罪），所以米蘭達的供詞屬于“非自愿供詞”，這種供詞在法院審判時一概無效。

沃倫大法官規定，當實施逮捕和審訊嫌疑犯時，警方應及時而有效地宣讀下

第四篇：警察武力之善法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

——論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標準

Proper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Police Use of Force： On the Justice Value Criteria of the Law of Chinese Police Use of Force 作 者： 荊長嶺

作者簡介：

荊長嶺，廣東警官學院 戰術部，廣東 廣州 510232 荊長嶺(1957－)，男，河南鄭州人，廣東警官學院教授、戰術部主任，從事實戰警務指揮研究。

原文出處：

《政法學刊》(廣州)2012年第1期 第5-13頁

內容提要：

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標準由標示正義價值方向的基本理念和標示正義價值尺度的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分級承擔并貫徹。中國警察武力法有：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有機統一、保權與控權有機統一和價值、規范、事實有機統一三個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理念和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武力行為克減和多樣化和正當程序四個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上述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則，對系統理解、把握中國警察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則和構成要件、各種規范的內在關聯性，以及構思未來的、“應然”的中國警察武力立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The justice value criteria are realized by the two requirements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indicating the direction of justice value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dicating the scale of it.The Law of China Police Use of Force embodies the three philosophies,which are the unific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legal justice,the coherence of the power of controlling and the power of protection,the combination of values,regulation and fact,and the four principles,which are the stipulation of harmful behaviors and the use of force,the equivalence of harmful behaviors and the use of force,as well as the diversity and proper procedure of the curbing and reduction of force.It is of grow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lated law-making process that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is necessary as of the principles and relations of the requirements and regulations of China police use of force.期刊名稱： 《憲法學、行政法學》 復印期號： 2012年08期

關 鍵 詞：

警察武力/正義價值標準/基本理念/基本原則；/police use of force/justice value criteria/fundamental philosophy/fundamental principle

中圖分類號：D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745(2012)01－0005－09

法治的“善”的本質決定法治應具有正義價值標準。而警察武力法治要實現“善法良治”首先應使警察武力法具有明確的正義價值標準。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尚十分薄弱，本文欲做引玉之磚，以求高品之作。

一、警察武力法的內涵及現實概況

警察武力法治是一個內涵與外延豐富，且兼顧靜態和動態兩類要素的概念。本文取“法治”關系社會結構狀態的涵義，即“法治”意謂一種社會結構狀態的表述——一種權力與權利結構狀態的表述，故警察武力法治的內涵為：在國家安全、社會秩序與人權之間的界限和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界限得到合理劃定的狀態下，以法律規束警察武力權力，使之運作既能達到維持、又不損害兩個層面合理狀態的一種追求。警察武力法治精神的核心是法對警察武力的統治，因而其首先需要有一套完備的法律制度，這一制度可稱為警察武力法或警察武力法律制度。

法有多種表現形式，“它可以是有組織化的有序體，也可以是無組織的松散體”。[1]45警察武力法不是一部法典或一部法律文件的稱謂，而是基于對警察武力法律制度內容的系統化分析和深入開展理論研究的需要，對處于分散狀態的警察武力法律文本進行有機化整合和范疇性概括后，所得出的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的稱謂。“實然”的警察武力法或者稱警察武力立法，是指已有的、各種形式的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內容包涵警察使用武力的種類、原則、要件、監督和后果處理等，但實質為警察武力權與人權劃界、警察武力權干預人權的理由、警察武力權行使的正義性。

在法律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推動下，警察武力法也出現了國際和國內的分野。國際警察武力法是相關國際組織制定并向主權國家和特定地區開放的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的總稱。就現有資料來看，一個國際組織的警察武力法文件通常有多個。在聯合國制定的國際法文件中，包涵警察武力內容的就有：《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1955年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聯合國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執法人員行為守則》(聯合國大會1979年12月17日第34/169號決議通過)、《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古巴哈瓦那的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等。因《執法人員行為守則》和《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這兩份文件沒有設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它們屬于通常所說的“軟法”。然而，它們對與維持法律與秩序有關的具體問題提供了有用的指導。

國內警察武力法是主權國家和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地區制定并頒布實行的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的總稱。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警察武力法既可以集中立法——形成警察武力法典，也可以分散立法——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組成的多形式、多層次的警察武力法體系。就現有資料來看，國家或地區的警察武力法以分散立法形式出現的居多。

中國警察武力立法也是以分散形式出現，由多形式、多層次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組成的警察武力法體系。其中，有些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由法律設定，如《人民警察法》、《人民武裝警察法》和《監獄法》、《槍支管理法》等，有些由行政法規設定，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看守所條例》等，有些由部門規章設定，如《公安機關公務用槍管理使用規定》、《公安單警裝備配備標準》、《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①等。

針對以往的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關于警察使用武力的規定不甚明確，一些公安民警不敢依法使用武力處置違法犯罪或者隨意處置的問題，公安部于2010年1月27日發布了《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現場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操作規程》(以下簡稱《公安民警制止違法犯罪操作規程》或《操作規程》)，進一步明確了警察武力的種類和使用的原則、準則、規則(包括對以往法定基本原則的進一步明確和新增加的一些準則、規則)，為公安民警現場依法、及時使用徒手武力、警械武力、武器武力處置違法犯罪提供了更為明確、詳細的法定依據。但就法理而言，《操作規程》并未取代《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地位和內容。在《操作規程》和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均為實行法，使得警察武力規范更加零散甚至沖突的現實情況下，有必要對警察武力法的首要價值——正義價值進行理論論述，以使警察武力規范有一個統帥性、系統性的靈魂。

二、標示警察武力法正義價值標準的基本要件

“法治社會的達成，離不開精神的、實體的和形式的三方面要件，該三要件的統一，才有完整意義上的法治。”[2]法治的精神——“它的實質是關于法在與國家和權力交互作用時人們對這一關系所選擇的價值標準和持有的穩定心態。”[2]法治精神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十分豐富和廣泛，人們可以從不同層面和不同角度運用它，但“法的統治的觀念是法治精神的核心”。②

法的統治的觀念追求“善法”和“良治”兩個互相聯系的目標，即通過善法實現良治，有善法才有良治，良治體現善法。“善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所謂法治，首先是指‘善法之治’”[2]。善法表現在人們的觀念和立法、法律解釋上，而良治則是指法的實施的良性狀態和結果。

“法治當中的‘善’，意指益于人的道德準則，在觀念形態上它已轉化為人人都能接受的正義。法律以正義實現為追求，該法便是善法，舍棄了正義的價值標準，法便是惡法。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使人們在觀念上有了‘法上之法’與‘法下之法’以及‘合法之法’與‘不法之法’之分。正義為法上之法，追之近之為合法之法，去之遠之則為法下之法或不法之法，亦即惡法。”[2]可見，正義的價值標準是區分善法、惡法的唯一標準，也是善法的首要價值標準。因此，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理念——法的基本理念或立法的基本理念——統攝立法、法律解釋和對法律理解的理念，也必然以體現正義的價值標準為首要任務。不過，法的基本理念是以標示正義的價值方向來體現正義價值標準的。

鑒于法的正義價值標準既有方向性又有尺度性，因而居位“法上之法”的正義，從理念走向實體，從抽象走向具體，最終形成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有機統一的法律制度，還需一些標示正義價值尺度的基本原則——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法的基本原則或立法的基本原則將之導入居位“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中。只有如此，居位“法上之法”的正義才能成為穩定性、具體性和操作性的制度規范，才能在法的實施中得到落實。可見，立法的基本原則不同于人們通常日常所說的法律的基本原則——居位“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它是指制定法的規范所體現的基本原則。而立法的基本原則則是對制定法、法律解釋、對法律的理解具有統攝意義的原則。綜上可知，法的正義價值標準要進入到立法、法律解釋和對法律的理解中，應首先由法的基本理念和法的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對其做出標示性論述，形成明確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

上述理路對警察武力法治建設具有奠基性、全局性意義。首先，若不由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對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做出標示性論述并以論述結論為指引，警察武力立法則可能以惡法理念和惡法原則為指引，使自己成為惡法之治。這一思維對審視中國現實的警察武力立法的“正義品格”，系統構思未來的、“應然”的中國警察武力立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其次，由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對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做出標示性論述，極益于系統、準確地把握現實中國警察武力法規范的互相關聯性，建構一個脈絡清晰的法律文本解釋系統，以便警察深入學習、理解和執行法律文本。最后，在中國警察武力法律文本處于散狀甚至沖突的現實情況下，有必要由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對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做出標示性論述，并以此對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警察使用武力行為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進行梳理和整合，并合理調適其沖突。

三、標示警察武力法正義價值方向的基本理念

當代法的理念是由多向度、多層次理念構成的理念體系。從當代法的“正義、人權、控權”等基本理念俯瞰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指向，對現實中國警察武力立法的精神內涵進行范疇性概括，可以發現標示警察武力法正義價值方向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三個。

(一)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有機統一理念

警察武力正義(或稱為正義性)雖然也是主體問性的正義，但其有特別之處：1)它的主體間性是多元化的，既有國家與社會個體(個人)的主體間性、社會公眾與社會個體(個人)的主體問性，也有社會個體的主體間性，有時幾種主體問性是重疊在一起的；2)它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追求的正義，即在主體間發生價值沖突時不得不舍棄特定主體的一些價值才能達到的正義；3)它是以武力方式解決價值沖突的正義，有特定的慘忍性；4)警察既是武力正義的先定者，也是保障者，比喻之，警察在使用武力過程中，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

警察武力正義的特別主體間性要求警察在使用武力時兼顧多元主體的價值需求，對于多元主體的價值需求沖突采取合理的邏輯和標準予以調適，以使價值沖突降至最低限度。警察武力正義的不得已性要求最少使用武力，也就是盡量尋找其他非武力方式解決沖突，不是確實必要不得使用武力。警察武力正義的慘忍性要求盡量降低使用武力的強度。警察武力正義的自我保障性要求使用武力者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用武力的良好素質，承擔相應義務和責任。警察使用武力行為只有全面實現上述正義才能視為達到系統化的正義。

上述四個層面的要求均屬警察武力的宏觀、總體意義上的社會正義——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在其之下還有警察武力的微觀、具體或特殊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即個案的警察武力正義——每一個警察使用武力的社會正義。個案的社會正義存在于個體危害行為、危害主體和警察武力行為三者的關系之中，是具有實際、具體內容的社會正義。微觀、具體或特殊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和宏觀、總體意義上的社會正義是就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的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關系而言的。辯證地說，沒有眾多微觀、具體或特殊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就沒有宏觀、總體意義上的一般社會意義和普遍社會正義，正如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之中有普遍性一樣。

宏觀、總體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和微觀、具體或特殊上的社會正義均需警察武力法——這一特殊法律形式予以反映和規制。因為任何“實質”或“內容”都需要通過一定的“形式”反映出來。如此一來，便引出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問題——警察武力法如何反映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才能證明自己也是正義的——警察武力法的形式正義問題。

與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相對應的是警察武力的法律正義或制度正義，是指警察武力在法律表現形式上的正義。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主要是指警察武力在社會結構狀態上的正義，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與人權之間的合理界限狀態上和人與人之間權利的合理界限狀態上的正義。相對于警察武力的形式正義，它是實質(內容)正義。而警察武力的法律正義是指受警察武力社會正義的內容決定并反映其社會正義內容的法律文本上的正義。相對于警察武力的實質(內容)正義，它是形式正義或者說是實質正義的表現形式。就此而言，警察武力立法上的所有規定，不論其是實體規范確立的權利義務內容還是程序規范確立的程序規則，都屬于警察武力的形式正義。反映警察武力實質正義的形式正義及其實踐推行就是警察武力法治。實行警察武力法治就是倡導警察武力的形式正義，通過這種形式正義最終追求社會正義；而不應該脫離形式正義追求社會正義。

但“形式”的東西都只是與“內容”或“實質”相對而言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具有相對性，同一事物，在此時此場合是形式，在彼場合則就成為內容了。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一旦被規定在警察武力立法中，成為形式正義，它就會與程序正義相對應。這時警察武力形式正義就成了實體正義。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是以立法和執法為標準所做的劃分。實體正義相當于立法正義，即實體權力(利)與責任(義務)在立法上進行分配的正義，與此相對應的程序正義，是指法律適用或執法階段的正義。“程序正義與法治的關系是：法治是一種強調程序的社會控制方式，在法治的精神內涵中包含著程序正義的追求。”[3]

按照法哲學的基本原理，法律正義(形式正義)是社會正義(實質正義)的反映和法定化，社會正義是法律正義的本體和支柱。任何一部具有正義品格的制定法，其第一位的目標就是千方百計地追求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的有機統一。因此，努力實現警察武力在法律正義和社會正義上的有機統一應成為警察武力法治——警察武力立法的首要理念和首要目標。這不僅是根據法哲學原理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警察武力實踐對警察武力立法的期望所在。如何實現以及實現到什么程度？則取決于警察武力立法對警察武力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之間本質關系把握的深刻程度，尤其是對警察武力正義模式(價值尺度、要件及其過程)規制的合理化程度。

(二)保權與控權有機統一理念

現代法哲學認為，法律通過確認或授權兩種方式對應兩種價值：法律確認或授予公民權利的價值在于保障自由，法律授予國家權力的價值在于確立秩序，二者同時存在。可見，自由與秩序是一種既互相對立、又互相統一的關系，對立的一面只能用統一的法則予以調適，使之達到合理的衡平狀態，不可偏廢。“至善之法，即是衡平價值關系而使價值沖突降至最低限度之法。”[2]

秩序與權利的衡平關系要求權力和權利均需正當運用，也均需用法律適當規制，以防范其作惡犯錯。在人類已經找到的防范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作惡犯錯的諸多理論和方法中，以社會本位為根基的“保權—控權均衡說”具有有機統一性和高度的可接受性。“社會本位由權利本位發展而來，而權利本位事實上是一種個人權利本位。啟蒙運動以來，個人權利立法大大增強了人的積極性，刺激了財富的增長，但極端的個人權利本位也加劇了社會利益的分化，造成社會發生沖突和對抗。于是，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日益成為法哲學所關注的問題，個人權利本位也開始向到社會本位轉移。為了在個人權利和社會發展之間建立并保持一種均衡關系，法不得不回歸于社會。由于社會本位與權利本位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所以‘控權’理念不可拋棄，但這種控制的方式應更加靈活，應在權力適用范圍擴大和權能增加、增強的同時加以必要的控制。‘保權—控權均衡說’成為法的核心理念適應了社會本位價值觀的要求。”[4]

警察武力權力與個人權利也是對立統一關系。二者統一的一面表現在：警察在行使武力權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使國家、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得到保障的同時，也使廣大公民和警察的個人權利得到保障；否則，國家、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受到威脅和破壞，廣大公民和警察的個人權利也就會受到威脅和侵犯。二者對立的一面表現在：警察在運用使用武力權力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廣大公民、警察的個人權利時，勢必要威脅、縮減、剝奪某些特定人群或個人的一定權利和自由，甚至剝奪這些人的健康權和生命權。

可見，警察武力權具有正價值和負價值，而且正、負價值同時存在于同一個微觀、具體、特殊的使用武力過程中。警察行使武力權力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廣大公民、警察個人權利的價值是正價值；警察行使武力權力威脅、縮減、剝奪某些特定人群或個人的一定權利和自由，甚至剝奪這些人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的價值是負價值。為此，聯合國和各國、各地區的警察武力法多以社會本位為根基，遵從“保權—控權均衡”理念，從正當性、必要性、規范性三個方面規制警察行使武力權力，以使警察武力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關系達到合理的衡平狀態。中國警察武力立法也應如此，且實際上也如此。

(三)價值、規范、事實有機統一理念

任何一個具有優秀品質的制定法都應實現其價值正義、規范正義和事實正義的有機統一。因此，警察武力立法應盡最大努力去把握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規范正義、事實正義的特性、特點以及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并使它們在法律文本上達到有機統一。這一思想本身也是警察武力法的一個理念。

警察武力法的基本理念標示的正義價值方向和居位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標示的正義價值尺度都屬于宏觀的、“應然”的價值正義。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在理論和立法意志上表現為“將然”正義——理論意愿和立法意愿上的正義，在實定法上表現為“已然”正義。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從“將然”走向“已然”，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把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制成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的過程。警察武力法的事實正義是指警察武力法規范所設定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的關系正義。武力行為正義要達到微觀的、具體的、特殊的“實然”正義，就必須準確把握個案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所應有的“實然”關系正義。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從“將然”走向“已然”，在一定意義上還是把警察武力行為的“實然”正義制成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的過程。

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居于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和警察武力法的事實正義之間，承擔著貫徹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和提煉、整合、規制警察武力法的事實正義的雙重任務。在立法上，警察武力法的基本理念和居位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均是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的先導或淵源，而警察武力法上的事實正義則倒逼著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及其表述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三者之間既存在統一性，也存在矛盾性，因此三者之間存在著相互轉換關系。正由于三者的矛盾關系，才存在警察武力法不斷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由粗糙到細致的發展過程。

從警察武力法規范的構成要素來看，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和事實正義均需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等要素來貫徹或承擔，警察武力法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由粗糙到細致的發展過程，在一定意義上是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等要素科學、嚴謹表述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和事實正義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優化賴于立法技術的支持。

四、標示警察武力法正義價值尺度的基本原則

警察武力法實際包涵著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兩類基本原則，一是居位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二是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即警察武力立法的基本原則——警察武力法的基本原則，它承擔著上承警察武力法的基本理念，下啟警察武力“法中之法”基本原則——警察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則的功能，是對警察武力立法具有全局性指導意義的原則。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有以下四個。

(一)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

警察武力法理上的危害行為應是指對國家安全、社會秩序、他人或本人具有危害性，且須由警察使用武力才能預防、制止的行為。危害行為也可稱為使用武力的客體。構成危害行為的要素有三個：一是危害主體、二是危害行為狀態，三是危害結果。危害主體既可以是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他人安全、自身安全(如自殺、自傷等)的人，也可以是危害社會秩序、人的安全的動物。

武力行為即警察的使用武力行為，是指警察為預防、制止危害行為而對危害主體使用有形物理力，以使危害主體服從或喪失危害能力的各種行為手段(包括方式和戰術)和過程。就其要素而言，警察使用武力行為有廣義、中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警察使用武力行為由武力客體、武力主體和武力手段三個要素組成，中義的警察使用武力行為由武力主體和武力手段兩個要素組成，狹義的警察使用武力行為僅指武力手段。這里取“中義的警察使用武力行為”。

警察武力法貫徹正義價值的首要任務就是確定：哪些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應作為警察武力法上的危害行為？即法定危害行為；對不同社會危害性的危害行為、不同情形的危害行為以及不同狀態的主體適用什么樣的武力手段才具有正義性？警察武力手段應符合什么樣的規范性條件才具有正義性？這些內容均需警察武力法予以規制，而首先應由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予以說明。

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是：1)法定化，即危害行為和武力行為應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規定，不允許警察在實踐中隨意擅斷。2)實定化，即對什么行為是危害行為及其所應具備的要件和對危害主體所使用的武力，包括武力類別、武力行為的要件等都應由法律予以確定。3)明確化，即警察武力法應做到文字清晰，意思確切，不得含糊其辭或模棱兩可。

在理論上，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有絕對和相對之分。絕對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是一種嚴格的、不容變通的原則，它要求危害行為和武力行為的法律規定必須是絕對確定的，警察沒有任何自由選擇的權力。相對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在武力種類、強度和使用程序上，允許警察有一定的選擇權力。即在警察武力法對武力種類作出明文規定的前提下，警察有權根據危害行為的不同情形和危害主體的具體狀態，在法定的武力幅度內選擇確定適當的武力手段。從國際和國家、地區的警察武力立法和警察武力實踐來看，采用相對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的十分普遍。

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具有兩個層面的預期性意義，其一，其以明確、具體、規范的方式告示社會：哪些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將引發警察使用武力以及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使人們通過警察武力法可以預期自己的行為是否可能引發警察對自己使用武力。其二，告知警察：在發生何種危害行為時可以使用何種武力，使用武力應遵守什么樣的行為準則和程序，并在使用武力后承擔什么義務，違法使用武力應承擔什么法律責任。

(二)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原則

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原則，又稱為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適應、均衡或者相稱原則。這些名稱上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翻譯的原因或用語上的不同，其并無本質的差異。這一原則的內涵是：危害行為的性質、情節、情形等反映其社會危害性的表現與武力行為之間應具有一定的“相當性”。

第一，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當性”表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關系具有相對性。關于這一點，是由危害行為的無限性與武力行為的有限性決定的。未來的危害行為，無論是危害行為的種類、情形、主體狀態還是社會危害性程度，現實都無法窮盡和確切地估計。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危害行為具有無限性的特點。相對而言，應對危害行為的武力行為則是有限的。武力行為不僅在種類和手段上是有限的，而且嚴厲性程度也是有限的。因此，企圖在無限的危害行為與有限的武力行為之間尋求一一對應的相當關系，無異于緣木求魚，是徒勞無益的。鑒此，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永遠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而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在現實中，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是以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不相當為參照的，只有在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的不平衡狀態中去尋求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的平衡狀態，才能領悟到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原則的真諦。

第二，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當性”表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具有對應性。關于這一點，是從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性質上來界定的，即從質的方面來講，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要求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在性質上務必相同或相近。這一觀點意在強調平等性是相當性的一項基本要求，也就是說，對于性質相同的危害行為應當適用性質相同或相近的武力行為。

當然，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對應性也不能絕對化。這是因為，即便是性質完全相同的兩種危害行為，但由于它們在行為構成之內、之外的其他因素上存有差異，因此，行為主體所應受的武力行為也可能不盡相同，甚至可以成為阻卻使用特定武力行為的理由。如對兒童、懷孕婦女一般不能使用武器，對老人和身體較弱的婦女不能使用警棍等。然而，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的對應性并不能因為有這樣的差異而使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發生畸輕畸重現象合理化。比如，對情形緊急的持槍殺人者僅僅使用胡椒噴劑，而對一般盜竊者則要使用武器。如果這樣的話，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在性質上就會相去甚遠，形成極大的反差，警察武力法的公平性就無法體現。而一旦警察使用武力行為失去其公平性，那么警察武力法就會淪為純粹的法律工具，既無法建立警察武力法的權威，也無法發揮警察武力法的規范功能。

第三，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當性”表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具有相稱性。關于這一點，是從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應的比例關系上來界定的。即從量的方面來講，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要求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在比例上務必相稱。武力行為無論是種類抑或強度都具有一定的量的要素，但總的來說危害行為只有輕重、緩急之分，而危害行為的輕重、緩急是比較抽象的概念，要像武力行為那樣量化是很難做到的。這就決定了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在量上的相當也不是絕對的量化，而只能是比例上的相稱。而要實現這種比例上的相稱性，首先必須賴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等級化、合理化和科學化。在這一方面，借鑒美國學者赫希所提出的罪與刑“基的相應性”與“序的相應性”③，可以對不同類型的危害行為界定一個輕重有別的基本的武力行為范圍，同時也為個案的武力行為提供了相應的斟酌空間。其次是在武力行為的適用上，應力求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具體相當。其特點就是在法定武力幅度統一的前提下，充分反映不同危害主體之可受武力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不是片面與危害主體之可受武力性相當的結果，而是危害行為的嚴重性制約之下的個別差異性。因此，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稱性在一定意義上是由武力行為適用的一致性來體現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當性并非一種個別判斷，而是一種關系反映，即不同危害行為之間的關系、不同危害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同武力行為之間的關系、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武力行為決策和結果之間的關系。關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應性的評價最后是通過不同武力行為決策和結果之間的比較來實現的。警察武力法不應存在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之孤立的、個別的、絕對的相當。確切地說，適用武力行為時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的相應性，應當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不同警察之間適用武力行為的一致性。即要求不同地區的警察之間、不同機關的警察之間以及同一機關的警察之間對于相同或近似的危害行為作出相同或相近的武力行為決策，而不能存在過分的懸殊。二是同一警察對不同危害行為適用武力行為的一致性。即對于具有相似嚴重性的不同危害行為應該作出相似的武力行為決策，而對于情節差異明顯的不同危害行為應當作出不同武力行為決策。如果對于兩個情節相似的危害行為作出明顯不同的武力行為決策，而對兩個情節明顯有別的危害行為卻作出相同的武力行為決策，則違反了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的相當性。

(三)武力行為克減和多樣化原則

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原則的要旨是根據危害行為的性質、情節、情形等反映其社會危害性的表現將武力行為分為若干等級，反過來，使警察主觀上的使用武力行為有一個客觀對照，并以此規制警察對武力類別、強度、程序的選擇，同時也使之成為警察使用武力行為合法性的一個依據。而武力行為克減原則的內涵則是：在武力行為與危害行為保持一定“相當性”的前提下，應盡量不使用武力、減少使用武力行為或降低武力行為的強度，而且也能達到制止危害行為的目的。因為與其他警察行為相比，警察使用武力行為與人權的關聯性更高、更直接。警察在制止危害行為過程中，即便是較低強度的武力使用，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威脅、縮減公民的一定權利和自由；而高強度的武力使用還可能致人重傷、死亡。致人死亡的武力使用如果發生錯誤，事后救濟也無法挽回。

武力行為克減原則勢必提出武力行為多樣化問題，這是危害行為的無限性與武力行為的有限性決定的。從警察使用武力實踐來看，武力行為的種類越少，其局限性就越嚴重，反之，武力行為的種類越多，其局限性就越少。武力行為多樣化的核心是武力裝備的多樣化，而武力裝備多樣化的核心是非殺傷武力裝備的多樣化。只有如此，才能減少使用殺傷類武器的必要性。為此，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第2條要求：各國政府和執法機關應盡可能廣泛地發展一系列手段并用各類武器彈藥裝備執法人員，以便可以在不同情況下有區別地使用武力和火器。這應包括發展供適當情況下使用的非致命但可使抵抗能力喪失的武器，以期不斷擴大對使用可引起死亡或傷害人身的手段的限制。為了相同目的，執法人員還應可以配備自衛設備，例如盾牌、鋼盔、防彈服和防彈運輸工具，以便減少使用任何種類的武器的必要性。

(四)正當程序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來自外國法，更為準確地說應為“正當法律過程”[5]。“但對于什么是正當法律過程、正當法律過程在制度上應當具備哪些要件等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中都不甚明了。從法院適用正當程序條款的實際情況看，該條款具有一定的‘彈性’，但不論是法院還是學界都認為，這種‘彈性’只有在確立了一種穩固的、包含價值導向的基礎作為原則性要求時，才能具有合理性，才能限制恣意。缺乏某種原則的‘彈性’并不是靈活性，而不過是恣意或反復無常的代名詞。因此，對正當法律過程的考察，必須將其基本原則與精神作為重點。”[5]

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加重了警察使用武力過程條款在警察武力法中的分量。就警察使用武力過程條款的精神與實踐來看，正當法律過程條款實質上對警察使用武力行為施加了兩方面的限制，即“程序的正當過程”和“實體的正當過程”。實體的正當過程是指當警察使用武力威脅、縮減、剝奪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時，必須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證明其行為的必要性。換言之，實體性正當過程要求警察必須為其使用武力行為提供正當化的理由。程序性正當過程是指警察在使用武力威脅、縮減、剝奪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時，必須遵循正當的法律程序。換言之，程序的正當過程對警察行使武力權行為施加了最基本的程序性要求，即警察使用武力過程在程序上必須滿足最低限度的正義。

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在制定《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時就已經對警察使用武器設置了較為嚴格的法定程序。1996年1月8日國務院發布施行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對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均規定了相應程序。公安部于2010年1月27日發布施行的《公安民警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操作規程》，分別規定了徒手制止、使用警械制止、使用武器制止三種武力手段的具體程序。通常情況下，警察事先均應履行表明身份、出示執法證件、口頭制止(警告或命令)程序，且“經警告無效的”才可以實施這三種武力手段。這些規定凸顯了正當程序在警察武力使用過程中的法律地位，也體現了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

收稿日期：2011－12－23

注釋：

①1999年1月5日，我國組建了海關緝私警察。2000年7月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的決定。該決定明確規定：“國家在海關總署設立專門偵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機構，配備專職緝私警察，負責對其管轄的走私犯罪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此后，《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適用于海關緝私警察。

②這種觀念不同于政治學上所說的階級統治。階級統治的觀點不承認統治階級再接受其他主體的統治，而法的統治的觀點，則把法作為主體，而把社會所有人作客體。見徐顯明：《論“法治”構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則及觀念》，《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

③依赫希所言，基的相應性是這樣一項要求，即刑罰的絕對水平與犯罪行為的嚴重性之間應該保持一種合理的比例。序的相應性是這樣一項要求，即刑罰的嚴厲性的分級應該反映犯罪行為的嚴重性的分級。刑罰在幅度上應該被排序，以便其相關的嚴厲性與行為的相對的應受譴責性相適應。見李永升：《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內涵解讀》，《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原文參考文獻：

[1]羅杰·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2]徐顯明．論“法治”構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則及觀念[J].法學研究，1996,(3).? [3]孫笑俠．法的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5).? [4]王振宇．行政法核心理念與制度變遷[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5).?

第五篇：警察工作總結

警察工作總結

公安機關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肩負著鞏固共產黨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政治和社會責任，理想信念問題尤為重要。多年來，**市廣大公安民警牢記宗旨、不辱使命，迎難而上、扎實苦干，經受住了生與死、血與火的嚴峻考驗，圓滿完成了各項公安保衛任務，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這與**市局黨委堅持不懈地狠抓民警隊伍理想信念教育是分不開的。不可否認，在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對公安隊伍產生沖擊和影響，市局黨委正是對此保持了清醒認識，深入持久地加強民警隊伍思想教育，公安機關肩負著神圣而光榮的使命。適應新形勢、迎接新挑戰、經受新考驗、完成新任務，更需要公安機關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民警牢固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并把它化作獻身公安事業，為黨和人民再立新功的實際行動。

“忠誠、盡責、勇敢、奉獻”的特警精神更是堅定革命理想信念最為具體的表現，我從一名**體育大學的大學生身份到現在的特警崗位。從警才剛剛兩年多，但是我意識到，警察是崇高神圣的、也存在著高風險的職業，這身警服，讓我感到自豪，同時也感到了責任和壓力。通過以忠誠、為民、務實、清廉警察核價值觀主題活動的開展，我們要把核心價值觀真正的落實到日常工作中，對工作負責，讓人民滿意。

忠誠，忠誠是一種職業信仰，是警察對事業的追求、以職業恪守的行為標準，是一種盡心盡力、全力以赴承擔責任的道德品質，忠誠意識是確保“人民公安為人民”的核心所在，忠誠可靠更是警察所特有的警魂。在工作中，我們要忠于職守，嚴格按照市局、總隊的統一部署以及營造和諧穩定的環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環境為目標，作為一名特警隊員要從平時的訓練、學習中著手，忠于職守，努力做到最好。

盡責，樹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我們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自覺接受群眾監督，主要是從平時的執法執勤當中體現出來，像最多的是震懾勤務，良好的站姿就是最好的表現，讓人民群眾看到特警那威武的形象，從而加深特警的威嚴性，實際行動樹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

奉獻是一種出于職業社會責任感對社會真誠的付出。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愛，對人民的服務，對法律的敬畏，要體現和融入警察的執法和服務的過程之中，轉化為對待工作、生活的態度。無私奉獻是當代警察核心價值觀的本質特征，作為人民警察，更應秉承國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品格，與忠誠意識融為一體，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行動。

面對繁重艱巨的工作任務，我們要不斷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努力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捍衛者；堅持立警為公、執法為民，努力做群眾利益的維護者、實現者；堅持求真務實、扎實苦干，努力做新時期公安事業的開拓者、奮進者，以實際行動踐行新時期公安精神，踐行“人民公安為人民”的莊嚴承諾。

理想信念是干事創業的精神和力量源泉，也是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燈。理想信念千百種，我們要追求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中國共產黨就是以共產主義為追求目標的黨，只有堅定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從思想上對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支持、從行動上對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積極落實。西方流傳的一個民謠是丟了一個釘子，最終亡了一個帝國，在工作中也是一樣，可能是收了一個紅包，審了一個項目，減了一點質量，傷了一個群眾，失去一片民心。理想信念的是否堅定就是影響“蝴蝶效應”的關鍵，一個干部的信念的一時松動關乎到一個政黨在群眾心中的形象。很多官員從人人稱贊的好干部逐步滑向千夫所指的階下囚，無一不是從理想信念的一時松動開始。信念必須足夠明確、足夠堅定，才能保證抵制各種各樣的誘惑。

理想信念的堅定需要認真自學。理想信念堅定的基礎是了解和清楚堅持理想信念的內涵。只有學習，才能清楚堅持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因；只有學習，才能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只有學習，才能自覺擁護踐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

理想信念的堅定需要多多自省。誘惑太多，車子、票子、章子、名譽、“雅好”等等，誘惑的方式也太多，從收受禮品、到權色交易、到稱兄道弟、到“集體圍獵”等等。想要做一名好干部必須養成“吾日三省吾身”的好習慣，理想信念堅定堅定否？遵守紀律規定否？損害群眾利益否？只有保持內心的純真與追求，“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癡”才能維護自己的堅定信仰。

理想信念的堅定需要嚴格自律。學習是自律的基礎，自省是自律的途徑。自律是發自“心”，最終反映在“做”。干部從自身開始管好自己，構建抵制誘惑的防線，嚴格行使手中的權力，主動接受群眾的監督，最終才能維護住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思想決定人的行為，信念決定人生方向。只有做到理想信念堅定，才能從行動上做到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把好干部標準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