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遵義會議會址心得體會

參觀遵義會議會址心得體會

扎佐第二小學

黃再仙

昨天,扎佐二小黨支部組織我們二小全體黨員到遵義進行教育實踐活動。首先登上婁山關，體會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有超人的智慧，選擇了這里作為作戰地點，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感覺。后來又來到貴州遵義會議會址參觀學習，在導游的帶領下，我邊認真聽著講解，邊思考著共產黨取勝的來之不易，體會到一代偉人的那種敢于批和自我批評的精神確實值得學習，讓我認識到共產黨員本質所在，共產黨員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句話，遵義會址一游讓我感觸很深。

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義會議70年來，我們黨走過了很不平凡的歷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開辟了偉大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紀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以改革開放為主要標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又一次偉大的轉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光輝成就。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提出了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我國綜合國力和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強。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作出了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新的部署，指導我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中不斷開拓前進。十八大以后，習近平主席在前幾位領導人的思想基礎上又進一步提升了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努力實現中國夢，讓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富裕幸福。

以此相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黨的少數人，受外界資本主義反動腐朽思想的影響，不注意自己的世界觀改造，背棄了共產主義信念，忘卻了革命先烈為了新中國的建立而做出的犧牲，在錯誤利益觀的驅動下，走上了經濟犯罪道路，從北京市長陳希同到云南省長李嘉廷等一批黨內高級領導干部的貪污、腐化墮落。其充分驗證了不從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的防線，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遇有適應的機會和土壤，這些人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撈取個人好處，致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所不顧，見利忘義，成為黨內蛀蟲，社會的敗類。毛主席曾經預言：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卻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今天我們緬懷烈士再一次給大家的思想修養敲響警鐘。

通過這次參觀，可以說，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課，作為一名受黨教育多年的共產黨員，首要的是樹立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利益觀、人生觀、價值觀。牢記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以高尚的道德情操，認真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學習科學發展觀，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帶頭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始終站在改革開放和實現現代化最前沿，當好走在時代前列的標兵。

在工作崗位上，勤奮學習，刻苦鉆研，成為懂業務，盡職盡責，勇于創新，努力創造一流工作成績，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為教育事業作出貢獻。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敢于挺身而出，堅定不移地為黨和國家的事業奮不顧身。忘我工作，堅決同危害人民、危害社會、危害國家的行為和錯誤思潮作斗爭，當好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的中堅。

在日常生活中，忠實地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密切聯系群眾，自覺服務群眾，以實際行動為保持黨的先進性、維護黨的光輝形象做出應有的貢獻，當好實踐黨的宗旨的模范。切記怨這怨那，當我們的思想動搖，情緒波動時，就應該用遵義會儀地址看到的一切來鞭策自己，提醒自己，我們和那老一輩革命家們比起來，條件優越多了，日子幸福多了，為國家、為人民做得還不夠。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時刻記住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日

第二篇：遵義會議會址

遵義會議會址

旅客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紅色旅游城市遵義。今天我們要參觀的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遵義會議會址。

現在我們來到了遵義會議會址門口，大門正中高掛的牌匾，上面有毛澤東書寫的“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

第三篇：遵義會議會址

各位游客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遵義！

今天我們要去的遵義會議會址就位于遵義老城。現在為遵義會議紀念館。遵義會議會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一幢磚木結構，中西合壁的兩層樓房，建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在當時，他可是遵義城里首屈一指的宏偉建筑。原是國民黨二十五路軍（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紅軍進入遵義后，將紅軍總司令部設立在了這里。

現在我們就從大門進去參觀。

大家請往上看，紀念館的大門上面懸掛的“遵義會議會址”六個鎦金大字，這是1964年毛主席為紀念館親筆題寫的，蒼勁有力、金碧輝煌。

主樓

遵義會議會址主樓坐北朝南，一樓一底，為曲尺形，磚木結構，歇山式屋頂，上蓋小青瓦。樓頂有老虎窗。樓層有走廊，可以憑眺四圍蒼翠挺拔的群山，指點昔日紅軍二占遵義時與敵軍鏖戰地紅花崗、插旗山、玉屏山、鳳凰山諸峰。

會址主樓上下的門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鑲嵌彩色玻璃。

1935年1月上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遵義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司部與一局即駐在這幢樓房里。

從1934年到現在，會址主樓的房間逐步復原了遵義會議會議室、軍委總參謀部辦公室（作戰室）、周恩來辦公室兼住室、朱德與康克清的辦公室兼住室，以及劉伯承的辦公室兼住室等。

遵義會議會議室

會議室在樓上，原為房主的小客廳。面積為36平方米，長方形。屋子正中的頂壁上懸掛著一盞荷葉邊蓋的洋燈，屋子的東壁有一只掛鐘（原物）和兩個壁柜（原物），其中一個壁柜上嵌著一面穿衣鏡。

西壁是一排軒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陳列著一張板栗色的長方桌（原物），四周圍著一圈木邊藤心摺疊靠背椅，共20只，為出席遵義會議的人員所坐。長方桌下有一只燒木炭的火盆，為當時取暖用。

作戰室

作戰室在會議室正對的樓下，面積為56平方米，兩間長方形的房間組成，中間布一道可折疊的六合門。屋子正中陳列著兩張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鐵座馬煙、訂書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信、報紙做的信封、3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分省地圖冊以及《陳中日記》等。

屋子的西窗下陳列著兩張桌，桌上置西部皮包電話機，桌下立著線拐子。東窗下陳列著一對灰褐色的鐵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陳列著一幅巨大的云、貴、川三省接壤地區的軍用地圖，圖上插著紅藍色的三角小旗，標示著遵義會議召開期間的敵我態勢。當年，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等經常在這里辦公、運籌幃幄，部署紅軍如何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將紅軍引向勝得前進的道路。

周恩來辦公室

周恩來的辦公室兼住室在會址主樓西頭的第一間。室內按原狀陳列：一張老式的暗褐色 的木架子床上，鋪白色粗布墊單，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張紅漆九屈桌上有銅墨盒、瓷質毛筒、美孚罩子馬燈、軍委會信、信封、毛筆、鉛筆等物件。室內一角置一挑鐵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槍、望遠鏡與竹斗笠。在引人注目的壁

上還掛著一幀周恩來長征到達陜北后的留影。這張珍貴的歷史的歷史照片為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所攝，錄下了周恩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生涯。

朱德辦公室

朱德和康克清的辦公室兼住室在會址主樓東頭第一間，與周恩來的辦公室兼住室相對。室內按原貌陳列：一張淺紅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鋪著白色粗布墊單、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黃色的老式俄國毯。室內一角有一對鐵皮公文挑箱。

窗下的紅漆九屈桌上有鐵座馬燈、軍委會信、信封、毛筆、紅藍鉛筆等物件。壁上掛竹斗笠、手槍（康克清所用）、望遠鏡以及朱德和康克清長征到達陜北后在窯洞前的合影，為我國著名攝影家吳印咸所攝。

從外地趕來參加遵義會議的劉少奇、李桌然、彭德懷、楊尚昆，在會址樓下的房間用木板臨時搭鋪歇宿，現在也按原狀陳列。1985年初，在隆重紀念遵義會議勝利召開50周年的日子里，楊尚昆與李伯釗舊地重游來到遵義，楊尚昆無比興奮地在他當年睡過的門板床鋪上坐著照了一張像。

當年在軍委總司令部工作的作戰局長彭雪楓的辦公室兼任室以及作戰局的參謀人員孔石泉、羅舜初、黃鵠顯、總美等的住室，也一一按原貌復原。

紅軍宣傳標語

遵義會議會址樓房的房間里，留下許多當年紅軍寫下的宣傳標語——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工農紅軍萬歲！

不當無錢的白軍，拖槍過來當紅軍！

不發欠餉不打仗！（針對白軍宣傳）

繼續消滅王吳軍閥勝利！（王指貴州軍閥王家烈，吳指國民黨追剿軍縱隊司令吳奇偉）

赤化全貴州！

學湖南打土豪，士兵不打士兵，工人不找工人！

紅軍離開遵義后，房主強迫工人將所有的紅軍標語鏟掉，泥水工人懷著熱愛紅軍的深厚感情，機智巧妙地用石灰水將所有的標語覆蓋起來。解放后，經過認真清理，多數標語仍清晰可見，重新展現在墻上。跨院

緊挨會址主樓的跨院，當年是軍委總司令部機要科辦公的地方。機要室、譯電室、油印室以及機要科的負責人、工作人員住室等都按原貌一一復原。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因此而聞名，在貴陽刻下了永恒的印記。！

第四篇：遵義會議會址

遵義會議會址

各位團友：

大家好！歡迎來到歷史文化名城——遵義，我是你們此次之行的導游...。今天我們要參觀的是遵義會議會址，它位于老城子尹路東側。

大家跟我從紀念館進去。一進大門，我們就會看到一塊磚石牌坊上寫著“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大家請看，這事毛澤東的七合律詩《長征》的草書碑刻。

在長征初期革命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放棄向湘西進軍計劃，改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1935年1月，紅軍到達黔北重鎮遵義，并于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這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解決了迫在眉睫的軍事問題。

大家請跟我來，現在我們來到的是當年召開會議的會議室，面積為27平方米，屋子正中頂壁上懸掛一盞荷葉邊蓋洋吹燈，東壁的掛鐘和兩個壁柜，中央的長方木桌和周圍的20只木架藤心靠背椅以及長方桌下的火盆，都是當年開會時的原貌。這次會議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大家請跟我來，在會址主樓西頭第一間就是周恩來的住室，這里的桌椅箱柜都是按照原狀陳列的，墻上掛有一副望遠鏡和竹斗笠以及他到陜北后的留影，可見他當年艱苦的革命斗爭生涯。

在會址主樓東頭第一間是朱德和康克清的住室，一張朱德和康克清長征到達陜北在窯洞前的合影，還有當時穿的衣物。

這里是劉伯承的住室，在屋子的另一頭的墻上掛有一幅巨大的貴州軍用地圖，圖上插著紅藍色三角小旗，標志會議召開期間敵我態勢，當年周恩來、朱德、劉伯承就是在這運籌帷幄，部署紅軍如何作戰贏取勝利。

這里則是當時參謀人員的住室，設施更為簡單，只有幾張床，床上也只鋪有簡易的床單，可以想像當時的紅軍生活是多么的艱辛。大家可以隨意參觀一下，但請不要隨意亂動。

現在，會址參觀完了，要進一步了解長征的來龍去脈，我們就得去里面的遵義會議陳列館了，遵義會議陳列館于2005年遵義會議召開70周年之際落成，進入陳列館大門，我們便會看到“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一橫文字。陳列館中擺放著一些栩栩如生的雕像，這是當年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和朱德和一些會議人員在討論的場景。陳列館的建筑面積為6000多平方米，共2500平方米的展示空間和2680米長的展線，展出文物及圖片資料400余件，文字資料約2萬字，陳列館分為“戰略轉移”、“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勝利會師”、“永放光芒”五個單元，大家可以隨意參觀一下。

走出會址，便看到楊柳街一側的紅軍總政治部舊址。會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層樓房，為中西合璧的磚木結構建筑，原是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也是30年代遵義最宏偉的建筑。

現在我們來到的這座郁郁蔥蔥的山崗便是遵義紅軍烈士陵園，人們尊稱為“紅軍山”，它位于遵義小龍山上，有三百多級臺階，陵園正面石碑是鄧小平同志手書的豎寫“紅軍烈士永垂不朽”八個金色大字，碑外部由四個紅軍頭像圍城，分別代表了老紅軍、青年紅軍、赤衛隊員、女紅軍形象，寓意紅軍威震四方，外嵌28顆閃光的星，象征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艱苦奮斗，遵義會議永放光芒。大家請看，這是“鄧萍烈士之墓”，它修建于1958年，這篇墓志銘是張愛將軍所題賜的。現在我們看到的這面石碑是“紅軍烈士紀念碑”，它記錄了所有在戰爭中英勇犧牲的紅軍烈士，是他們的犧牲換來了我們如今的生活。這是“紅軍墳”，是衛生員龍思泉烈士的墓地，墓名是毛澤東手體集錄，里面還有青松堂、翠柏園等景區。各位游客，紅軍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讓我們銘記紅軍先輩們所付出的一切吧！我們今天的形成就到此結束了，祝大家一帆風順，身體健康！

第五篇：遵義會議會址觀后感

遵義會議會址觀后感

一、遵義會議會址簡介

在遵義老城子尹路東側，原為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個建筑分主樓、跨院兩個部分。主樓為中西合璧，臨街有八間鋪面房，當年為房主經營醬菜及顏料紙張。鋪面居中有一小牌樓（會址大門臨街），大門正中高懸巨匾，那是毛澤東于1964年11月題寫的黑漆金匾，上有“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蒼勁有力，金碧輝煌。（此為毛澤東為全國革命紀念地題字的唯一一處）。街面房連接主樓與跨院之間有一座青磚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藍瓷鑲嵌著“慰廬”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篤”二字。

遵義會議會址主樓坐北朝南，一樓一底，為曲尺形，磚木結構，歇山式屋頂，上蓋小青瓦。樓房有抱廈一圈，樓頂有一老虎窗。樓層有走廊上，可以憑眺四圍蒼翠挺拔的群山，指點昔日紅軍二占遵義時與敵軍鏖戰地紅花崗，插旗山、玉屏山、鳳凰山諸峰。會址主樓上下的門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鑲嵌彩色玻璃。緊挨主樓的跨院純為木結構四合院，仍漆板栗色。會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層樓房，為中西合璧的磚木結構建筑。上蓋小灰瓦，歇山式屋頂上開一“老虎 窗”，有抱廈。整個建筑分主樓、跨院兩部分。主樓樓屋四周有回廊，樓房的檐下柱間有十個 券拱支撐，保留了我國古建筑“徹上明造”的結構風格。樓上有梭門梭窗。檐柱頂飾有堊土堆 塑的花卉。東西兩端各有一轉角樓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柵欄。門窗涂飾赭色，鑲嵌彩色玻璃，窗外層加有板門。樓內各房間設有壁櫥。整個主樓通西闊25.75米，通進深16.95米，通高12米 占地面積528平方米。房屋原是黔軍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是遵義城三十年 代最宏偉的建筑。會址大門臨街，門兩側原是八間鋪面，是柏輝章家的商店。進大門，穿過廳，迎面是一座 巨大的磚徹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字，前為“慰廬”，后為“慎篤”。過牌坊是小天井，天井 南側有小門通往柏家的內四合院，北側是主樓。1935年1月上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遵義后，總司令部駐此。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并在組織上作了一些調整。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隨后，中央又對最高領導進行了更換，并成立了毛澤東等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正確領導,為紅軍勝利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奠定了基礎。會址為當年紅軍總司令部和總部一局的駐地，樓上除陳列有遵義會議會議室、軍委總參 謀部辦公室外，還有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辦公室兼住室，總司令朱德和康克清的辦公室兼住室，總參謀長劉伯承的辦公室兼住室，參謀長葉劍英的辦公室兼住室外。樓下有作戰室、機要室、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住室，一局局長彭雪楓、張云逸的辦公室兼住室，還有工作人員、警衛人員的住室。遵義會議會址1954年1月開始復原陳列，1957年7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1961年3月，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遵義會議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遵義紅軍總司令部駐地樓上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云、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后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會議成員擴大到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當時擔任《紅星報》主編、在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華夫)、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遵義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瀕于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它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了英明的決策，開辟了中國革命勝利的航向。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我中央紅軍主力八萬余人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長征。當我軍從江西、福建出發以后，國民黨蔣介石就布置了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妄圖將我軍一網打盡。在這種極其危險困難的環境下，我軍指戰員發揚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經過三個月的連續艱苦作戰，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邊境地區，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進入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軍占領遵義城。一月九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隨軍委縱隊進入遵義。這一階段，我軍的損失是慘重的。當紅軍到達遵義時，損折過半，只剩下三萬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傾錯誤領導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把這樣一種大規模的戰略轉移的突圍行動，變成了“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對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任務與方向問題，他們“始終密而不宣”，不但沒有“在干部中與紅色指戰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他們的戰略方針不放在爭取必要的、有利的時機殲滅敵人，而是采取一種“戰略避戰主義”，他們幼稚地認為“紅軍一定要達到了指定地區(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舉行反攻消滅敵人，否則是不可能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結果使紅軍在與敵人作戰中，經常處于被動地位，經常遭受敵人打擊而受到巨大損失。

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面前，紅軍指戰員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推行了“左”傾錯誤路線的結果，因而產生了對“左”傾中央的懷疑不滿以至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湘江戰役后，這種情緒達到了極點。與此同時，原來一些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也在毛澤東的說服下和實際教訓面前醒悟過來，轉而反對“左”傾錯誤。

對于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早在第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就多次提出過意見，軍委內部也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納。過了湘江后，毛澤東提出討論失敗的問題，于是從老三界爭論到黎平，從黎平又爭論到遵義。在黎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爭論得很激烈，中心是關于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李德主張紅軍在黔東北與敵人硬拼，毛澤東主張紅軍向黔北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當時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漸取得了多數同志的擁護。毛澤東說服了中央許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終于“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周恩來：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這樣，遵義會議才得以召開。正如陳云同志傳達會議情況時所說：“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召集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毫無疑問，會議召開的本身是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一大勝利。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評了“左”傾領導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先是冒險主義，繼而是保守主義，然而是逃跑主義。“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發言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擁護。

經過三天的討論，會議通過了由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等發言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明確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后遇到的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們在軍事指揮上基本是錯誤的”，而軍事領導上的錯

誤，“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這是考慮到四川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

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取消了“左”傾錯誤領導者的軍事指揮權，這在當時是一個生死攸關、急待解決的問題。遵義會議使黨和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保存下來，改變了行動方針，勝利地完成了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這是一個轉敗為勝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在組織上作了一些調整，改組了中央領導。會議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指朱德)、周(指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遵義會議結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時又決定“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軍在云、貴、川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宿營時，常委分工又決定洛甫代替博古負總責。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紅軍在鴨溪、茍壩一帶活動時，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這是當時“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同志進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領導地位在全黨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見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博古后來回憶遵義會議時說：“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

在遵義會議以前，右傾或“左”傾錯誤領導先后在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使中國革命不斷遭到挫折。而在遵義會議以后，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都逐步統一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希望。歷史證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是中國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在遵義會議以前，那種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經驗神圣化的傾向，對我黨的影響是很深的。加之在組織關系上，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就使中國共產黨難以獨立自主地依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本國的問題。黨的許多決定往往都與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共產國際的代表有關。而遵義會議則打破了這個常規，開創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問題的先例。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制定了黨的正確路線與行動方針，獨立自主地選擇了自己的英明領袖，獨立自主地解決了組織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問題。遵義會議大膽地解除了李德的兵權并批判了他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這在當時是一種十分勇敢可貴的行動，恐怕也是我黨歷史上的第一次敢于頂住外來壓力的行動。李德在幾十年后還感嘆地說：遵義會議“從共產國際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幫助”，“所以毛澤東能不顧馬列主義的干部(指教條主義者博古、李德等引者)的反對而暢行無阻。”（李德：《中國紀事》）這正好從反面證明了遵義會議的一切重大決策，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忠告”、“幫助”之下，由中國共產黨人自己作出的，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有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內部復雜問題的能力，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熟，有本領導中國革命戰爭

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和深刻啟示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來說，是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中央蘇區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并實現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戰略轉移時，“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前夕，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軍圍追，陷入被動挨打、瀕于全軍覆沒的危機。

在這個極其危險的歷史關頭召開的遵義會議，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對紅軍長征的勝利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義會議首先著重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成為長征走向勝利的關鍵一步。

遵義會議前的“左”傾錯誤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動主義、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又有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由于當時處于戰爭環境，軍事路線的錯誤直接關系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而且這些錯誤已為中央大多數領導同志所認識，也為廣大紅軍指戰員所不滿，糾正的條件已經成熟。遵義會議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集中力量糾正軍事路線的錯誤。會議明確指出，由于“左”傾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后繼續遭到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后，紅軍恢復了過去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作戰的正確原則，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脫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

第二，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

遵義會議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在當時戰爭環境中，這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由遵義會議開始的這些組織措施，對于推動黨的路線轉移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對于保證黨中央重大決策的貫徹執行，取得紅軍長征的最后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長征途中，張國燾實施逃跑主義，企圖分裂黨中央，給黨和紅軍帶來了嚴重損失。但由于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堅決斗爭，使得張國燾的錯誤沒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終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保存了包括紅四方面軍在內的整個工農紅軍的骨干力量。

第三，遵義會議后我們黨更加自覺地從實際出發選擇戰略轉移的方向，這對于各路紅軍會師西北、促進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具有重大意義。

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在戰略轉移過程中，先后有一個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陜甘發展的戰略方向變化過程，直到最后決定以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戰略轉移方向的調整，完全是根據當時軍事、政治、地理、居民條件和全國形勢的發展作出的，其最終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進陣地。遵義會議后隨著各路紅軍戰略轉移的相繼完成，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陜甘地區的紅軍勝利會師西北，實現了黨中央對全國紅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這對于開創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至關重要。

歸結起來說，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我們黨對在黨內占統治地位長達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糾正乃至對整個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以這次會議為開端的。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黨內的重大問題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這次會議為標志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從這次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我們無法設想，沒有遵義會議紅軍長征會是什么結果沒有遵義會議中國革命會是什么情況。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時指出的：“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可以說，我們黨和黨領導的事業，至今還在享用著遵義會議及這次會議延續和拓展的偉大成果。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深入研究長征，有助于我們深刻了解過去、全面把握現在、正確創造未來。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學習內容就是紅軍長征勝利的回顧和思考。胡錦濤同志在主持學習時指出，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

國人民英勇革命的壯麗史詩。他強調，要把學習包括長征在內的中國革命史與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緊密結合起來，進一步從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中加深對我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解和認識，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揚光大我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光榮革命傳統。學習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回顧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歷程，從遵義會議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重要啟示。

遵義會議啟示我們，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與時俱進地提出和貫徹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表明，黨的理論和路線正確與否，是關系全局、決定一切的。黨要形成正確的理論和路線，關鍵在于深刻認識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深刻認識和掌握中國國情，并把兩者正確地統一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之中。歷史事實表明，紅軍長征前中國革命的局面是比較好的，黨的組織和紅軍隊伍都曾發展到３０萬人。這樣一個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壞掉，紅軍之所以被迫進行長征，從內因來說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既不真懂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國實際，照搬書本和外國經驗導致的嚴重惡果。劉少奇同志在總結黨的經驗教訓時曾說：“中國黨的組織能力并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數十萬黨員被人割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中國黨過去的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敗”。這是“過去歷史上我們最吃虧的地方”。這些話思想深刻、耐人尋味。這里所說的“指導上的失敗”，就是指黨在理論和路線上發生的錯誤。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的會議，由此中國革命開始擺脫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而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