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心得體會 龔灣小學馬應忠
學習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心得體會
龔灣小學
馬應忠
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以來展開了一系列的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的活動。學區領導班子也召開了黨員教師學習十八屆四中精神的會議。通過學習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作為一名教師,我深深感覺到依法治國和教育之間的關聯如此重要。
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從依法治國到依法治教,必須加強法治教育。加強法制教育,全社會有責,但教育具有最直接、最集中,最系統、最有效的作用,在加強法治教育中扮演著無可比擬的重要角色。一方面是對教育工作者和學習者的法治教育,培養現代法治人才。教育工作者必須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做依法治國、依法治教的表率,這樣才能肩負起培養合格法治人才的重任。堅持立德樹人、德育為先導向,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和模式,培養造就熟悉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備力量。另一方面是對全體人民的法治教育,提高全體人民的法治素質。在這一方面,教育同樣肩負重要職責。全體人民法治素質的提高,既能為建設法治國家奠定基礎,更能為建設法治教育創造環境條件。
進行法治教育,要從培養法治意識開始。法治意識是對法律法規和法治制度等的理性認識和把握,是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行為動力。培養法治意識,一方面靠學習,一方面靠行動鍛煉,做到知行結合。為此,學校教育要與社會法治機構協同合作,共同做好法治教育與宣傳。進行法治教育,要把培養法治思維作為重點。法治思維是一種運用法治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思維方式和能力。如果說法治意識使人有觀念、有動機,自覺想到用法治來解決和處理問題的話,那么法治思維使人有方法、有能力做到用法治解決和處理問題。
讓法治成為人民的信仰、國家的信仰,是法治教育的核心。要實現從法治意識到法治思維、再到法治信仰的法治教育目標,全面提高全體人民的法治素質,必須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在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中納入法治教育的內容,構建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形成以學校教育為主體,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法治機構共同參與的全面的法治教育體系。
通過學習,看到了黨和國家對教育事業的重視,把教育工作提到了更高一個高度,讓我把教育工作做好的信心百倍增加。為了貫徹學習好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精神,我作以下表態:
1、作為一名黨員教師在實際工作中要認真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和責任意識,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上來,要以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導,結合學校實際,增強進取意識、機遇意識、責任意識,以飽滿的熱情將學習精神落實到每一節課、每一次教研活動和每一次主題教育中來,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服務于地方百姓。
2、本學期后期的政治學習內容重點是把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學習好,落實好。加強自己的業務學習與職業道德觀,關心愛護每一位學生的成長,以實際行動提高教學質量。
3、進一步以“比教學”工作和創建高效課堂為抓手,要提高學校整體質量和效益,用課題研究、校本研修促進學校文化建設,向精細化管理邁進,提高工作效益,促進學校發展。
4、要充分尊重學生,聽取他們的意見,建立平等,緊密的關系,而不是把自己當成高高在上的領導,老師,才能得到學生的支持。
5、還應該有一定的奉獻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教師黨員有自己的合法的正當的權益,但當個人利益與學校利益發生矛盾時,作為教師黨員應該以集體利益為重,必要時犧牲個人利益。
6、堅持科學的態度和求實的精神,兢兢業業地做好各項工作,樹立強烈的時間觀念、效率觀念、質量觀念,今天能辦的事不拖到明天,這一周能辦的事不拖到下一周,用最短的時間完成任務;
7、始終保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狀態,自重、自盛自警、自勵,時時處處嚴格約束自己,正確對待個人得失,不計名利,不講價錢,不圖虛名,不事張揚,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做好各項服務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全會使我進一步明確了黨在新時期的總目標和總任務,明確了黨的政策方針和具體措施,使我們更加堅定了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使我們更加強化了跟著黨實現中國夢的信心和決心,使我們更加明確了自己的工作方向和工作任務。我將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銳意進取,攻堅克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第二篇:學習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心得體會
學習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心得體會
法治信仰,是發自內心地認同法律、信賴法律、遵守和捍衛法律。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法治一旦成為一種信仰,才能內化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人們就會長期持續、自覺自愿地遵守法律,把依法辦事當成自己的生活習慣。
隨著國家法治建設的深入,我們的法律條文越來越完善,人們對法律知識的了解越來越豐富,但為什么立法、執法、司法、守法中還有許多深層次的問題?為什么法律懸空、制度空轉現象依然存在?原因就在于對法治的信仰沒有真正樹立。對于執政者來說,法治信仰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基礎。只有對法治有著發自內心的信仰,才有可能形成法治思維,才能主動、自覺和善于運用法治方式。對于一般公民來說,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法治的力量在于人民真誠的信仰。只有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觀念熔鑄到人們的頭腦中,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習慣,才能源源不斷地釋放規則的正能量。
事實證明陋習可以通過法治有效破解。法令行則國治。“喝酒不開車”成為公眾的普遍行為準則,這是立法、執法、司法機關共同努力將法治觀念深入人心的結果,也是全民普法取得成效的實證。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運用法律手段討薪的農民工、活躍在決策聽證會上的市民、按照信息公開程序查看政府“賬單”的網友、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師等,正凝聚著法治社會的精神與力量。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紅燈面前一窩蜂的“中國式過馬路”、“信訪不信法”、“走關系”強于“走程序”、拼實力不如“拼爹”等現象并不少見,法律懸空、制度空轉的背后,則是法治精神的缺失。
管用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人民群眾對法治的信仰不會憑空而來,讓人民群眾信仰法治,首先要讓他們切實感受到法律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信仰法治能夠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四中全會提出,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體系。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誠然,我們是需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等多管齊下,在全社會樹立法治公信力。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帶頭遵守法律,用法律約束自己的行為,使法律平等執行,法治精神才能得以彰顯,法治信仰才能得以塑造。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權力運行與法律的規定不一致時,人們注重的不是寫在紙上的法律,而是權力運行的實際規則。不管法律規定得有多么完備,只要權力凌駕于法律,人們就會信奉強權、不信法律。把治國理政各項事業納入法治軌道,讓權力在法治的框架內運行。只有這樣,人們才會見賢思齊,而不是以儆效尤。從而使人們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訴求,通過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結果。當人們從一個又一個的執法、司法過程中感受到了公平正義,獲得了切實幫助,對法律的信仰自然就會在人們心中、在全社會建立起來。當法治成為全社會的普遍信仰時,法治國家才能實現。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法治中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了黨中央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堅定決心和信心。我們期待全面深化改革這艘巨輪在法治的保駕護航下行得更穩更快更好,全體人民能最大限度地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過上幸福美好生活。
第三篇: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學習心得體會
學習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心得體會
——從治民到治權
改革是這個時代的標志。“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詞,落點仍在“改革”、重點卻在“深化”,但前提在“全面”。與以往“改革”更多與經濟領域聯系在一起不同,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全深改”時代,法治領域的改革更為引人注目。
今年以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過。
1949年9月底,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新政協會議”在“政治協商”后宣告成立。而對于法治的需求,在當時看來并不那么迫切。是斯大林的先后三次建議,最終讓毛澤東、劉少奇等在1952年底下定決心召開全國人大并制憲。毛澤東還親自掛帥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帶領一群由若干黨內秀才和著名憲法學家組成的隊伍,數易其稿拿出了一部憲法草案。
1954年9月中旬,也正因為在共和國的前30年里,因缺乏法治所導致的人為災難太過深重,才有1978年開啟的法制恢復重建。剛從法治虛無中走出的中國大量需要立法,需要秩序,需要穩定,需要一種可以籍由法律而實現的可預期的生活。因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著重提出的是“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和立法等工作”。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16字方針中,“有法可依”是
1997年,執政黨的中央報告中首次出現了“依法治國”,并 現多數民意的契約。中國無法不選擇法治,因為社會轉型的大趨勢已無可逆轉。
陌生人社會也在促使國人從“恥訟”走向“為權利而斗爭”。“世人惟不平則鳴,圣人以無訟為貴。”在“無訟以求”,“息訟止爭”的傳統文化中,尋找訴訟解決爭端的人總跟“刁民”的形象聯系在一起。“好訟之子,多數終兇”,這句惡毒詛咒佐證了彌漫在民間的“恥訟”心理。熱播的《離婚律師》中,也集中展現了兩代人的訴訟觀。女律師羅鸝的母親就對女兒替人打離婚官司很不能理解。在家庭爭議之外,這位母親還以她的“金牌調解”形象到處勸告當事人放棄打官司,并收獲了一批“粉絲”。
盡管如此,現實生活中的離婚訴訟還是在逐年遞增。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倡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今天,和解和訴訟還將同時并存。只不過,司法才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法治改革從司法改革切入,最大的意義就在于,要通過個案正義的實現,逐漸樹立司法公信和司法權威,讓陌生人社會也擁有定紛止爭的制度保障,從而更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提升民眾福祉。
法治的本源是治權而非治民
和“法制”與“法治”截然有別一樣,“以法治國”和“依法治國”也是一字之差,天壤之別。前者是黨和政府用法律來治理國家,后者是國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規范和監督公權力管理國家。
要建設法治,必先規范和約束公權。依現行憲法的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而政府只是權力代行者,這種公權力,必須經由法律的授予。這就是法治的基本準則之一,對公權力而言,法無明文授權即不可為。
從國家理論來說,公民權利是國家權力的基礎,國家權力是公民權利的保
障。權利并不是來自于國家的恩賜,而是國家權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據。公民權利以利益為基礎,自由為前提,主張為取向。國家權力以國家機器為后盾,國家強制力為支撐,國家權威為追求。因而國家權力的存在和行使,只能也必須以公民權利的保障為出發點和歸宿。換言之,政府掌握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就在于它必須致力于建設一個和諧的、幸福的、美麗的和平安的中國,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提升民眾的福祉。
然而作為工具的公權力,卻是柄雙刃劍,既可護佑民眾,亦可侵害民權。法治就是迄今為止能夠防止公權兇猛的“最不壞的辦法”,也是世界各國普遍選擇的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權。官與權不可分。“官者,管也。”管則需權,有權則需設官。但權力又天然具有誘惑與腐蝕性。孟德斯鳩曾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如果權力濫用不能被法律所遏制,一切美好的目標都將是鏡花水月。因此,必須用法治為權力劃出邊界,為權力定下規則,為權力套上“緊箍咒”。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有媒體調查顯示,民眾對十八大報告印象最深的,就是此句。這實則也寄托了眾多公民對限制公權與反抗特權的期待。判斷一個國家有沒有法治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看這個國家的法律能不能把公權力關進籠子里,使之不能為惡。
法治的實質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會一體遵行,法律能夠自動運轉,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問題在于,推行法治觸及執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會遭到各種明里暗里的抵制。
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始終難以落到實處,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階層的強大阻撓。
有人順應法治潮流,也有人逆潮流而動。在一些地區和一些領域,有法不依、權責不
一、權力驕橫、官不悔判等等“反法治”現象仍然存在。總有少數官員固執地抱持“法制工具主義”,把自己排斥在受法所制的對象之外。10多年前,還有某基層官員對媒體宣稱自己“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這種權力本位的觀念,急需被責任本位所取代。十八大以來,執政黨在反腐敗上不遺余力,尤其是“大老虎”紛紛落馬,大快人心。這也是推動法治的另一種形式。沒有對違法行為的懲處,法律就會淪為一紙空文。
從***案及眾多“大老虎”的落馬來看,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聚焦法治,也是執政黨痛定思痛之后的選擇。一個可茲觀察的視角在于,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執政黨召開了四次四中全會,除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注國企改革之外,其他三次均聚焦黨建。以“依法治國”為四中全會議題,是破天荒的 獲得了獨立地位。
而如何為中國的法治建設注入強大的動力,讓法律的切實施行不再成為難題,或將是下一步推進“依法治國”需要重點討論和解決的關鍵議題。
轉型期的中國,陌生人社會逐漸降臨,熟人社會尚未解體,法治與人治還將繼續共存下去。就像西西弗斯日復一日推著巨石到山頂,中國人也在日復一日地尋找法治的真諦。這種尋找也許并不會有立竿之效,但法治意識的培養與提升,從來都是潤物無聲。
當然,僅憑執政者的道德勇氣和個人擔當是遠遠不夠的。對權力的制約不僅需要“以權力制約權力”,更需要“以權利制約權力”。當今之中國,公眾并不缺乏維權與護法的熱情。所缺的,其實是制度化的監督管道和有效的權利救濟途徑。道理還是“窯洞對”中的老話,“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法治不彰,努力不止。這既是法治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個富強、民主、和諧、幸福中國的必由之路。
第四篇:學習十八屆四中全會心得體會
學習十八屆四中全會心得體會
西堡學校
樊萬奎
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于10月20日召開,是我國一件關系民族發展振興的大事,大力宣傳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精神,對于全體社會成員形成良好道德素養和思想品質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在引領多樣化社會思潮發展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當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仍然存在,對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形成挑戰和沖擊,削弱了人們在價值取向上的正確共識。為此,應大力倡導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旗幟鮮明地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使真善美的價值取向得到確立和弘揚,使假惡丑的現象遭到貶斥和抨擊,讓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和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從而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使人們在多樣化社會思潮中堅守正確的價值取向。
習近平同志指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間的美好夢想,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實現;發展中的各種難題,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輝煌,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鑄就。”大力宣傳弘揚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有助于在全社會樹立鮮明的價值標尺,讓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成為社會主流,從而營造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以良好的社會風氣強化對社會思潮的引領。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為激烈,社會思潮多元多樣多變。在全社會樹立崇尚勞動的思想和精神,切實營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和創造性勞動的良好氛圍,有助于在多樣中求共識、在多元中立主導。
增強人們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共識。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當前各項工作都要為這一大局服務。應引導人們從這個大局出發思考問題,著眼大事、把握大勢,識大體、顧大局,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形成以國家、民族、人民為重的共識。全體社會成員有了這樣的共識,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思潮,就會自覺選擇那些有助于服務大局的社會思潮,主動遠離或摒棄那些不利于大局的社會思潮。
四中全會以來,我們清楚的看到了組織部門要結合職能職責,著力解決影響和制約組織工作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要在干部的考核評價、選拔任用、教育培訓、管理監督等制度方面建立完善的體系,著力培養和選拔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干部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一個單位發展的核心力量,需要我們組織部門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挑選出最合適、最優秀的人才。全會對人才選拔提出了明確而嚴格的要求,各級組織部門要建立集聚人才的體制機制,以更大力度推進“千人計劃”“萬人計劃”。要抓住糾正“四風”問題不放,推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扎實開展。
干部選拔要用“望遠鏡”。都說俞伯牙與鐘子期是知音,而組織部門選拔干部也是如此,沒有誰天生就具備領導的才能,需要我們的組織在頻繁的考察中看出員工的潛力,通過更多的歷練來提升,因而對待我們的年輕人或者是后備干部,要用“望遠鏡”去觀察他們的言行,用“望遠鏡”去觀察他們的潛質。
干部使用要用“顯微鏡”。每一個人身上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問題,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都需要組織部門在時間的長河中去雕琢,去打磨。筆者認為,這就需要我們在“顯微鏡”下提前看到潛在的可能,讓生病的細胞在工具的輔助下干凈、準確的清除,也是讓“蒼蠅”無蛋,“老虎”無窩。
干部提拔要用“放大鏡”。細節對于一個人的一生來說非常重要,當然倘若一輩子就是老百姓,有些缺陷不會為你的生活帶來些什么,比如說喜歡占一些小便宜,它無非就是讓自己身邊的朋友少一點,讓自己的口碑差一點,但是絕對不會出現上綱上線的可能,干部具備這樣的習慣就會公權私用,就會以權謀私。“放大鏡”的功用就是要幫助我們慧眼識英才。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大力加強法治建設。我們制訂完善大量法律,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實現了國家和社會生活有法可依;積極推動法律實施,穩步推進司法改革,保障了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合法權益;廣泛進行法制教育,持續開展普法工作,提高了全民族法律素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總結新鮮經驗、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大任務,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如今,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法就是規范和秩序,法治代表文明和進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美好幸福生活,必須依靠法治。
第五篇:學習十八屆四中全會心得體會
學習十八屆四中全會心得體會:新思維 新變化
依法治國事關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依法治國喚起的制度力量,必將有力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有力保障。
對于最近一年間,經濟發生的變化,企業家們的感受最直觀。海南的一家大型農業種植公司營銷總監吳誠說,政府行為更加規范、辦事容易了:“隨著政府的八項規定,我覺得現在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合作更規范了,政府給我們一些政策支持、項目帶動,感觸比較深。希望政府在管理權方面對企業還是要放權。”
企業家們希望政府放權、創造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這一點,從2013年到現在,正在逐步實現。中國國家發改委曾掌握很多重大項目的審批權,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張明倫說,他們在全面落實企業投資的自主權。
“除少數另有規定外,境外投資項目一律取消核準改為備案。我們測算,2014年中央層面的核準工作量將減少大約40%,再加上2013年比以前減少的大約60%,本屆政府前兩年中央層面的核準工作量總共大約減少了76%。”
下放權限的同時,今年3月份開始的工商登記制度改革使得企業注冊登記的手續大大簡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大眾創業的形態
在形成:“今年我們進行了商事登記制度等改革,1到8月份,新注冊市場主體超過800萬家,帶動了上千萬人就業。就新注冊企業個數來說,自商事登記制度改革開始到現在不過半年時間,同比增幅近60%,有人形容這是“井噴式”的增長,也就是說一個大眾創業的形態正在形成。”
一些重要的領域也在放寬市場準入,比如,國企中石化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讓多家民營企業進入了原本壁壘森嚴的油品銷售領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認為,政府的放權促使經濟更具活力:“這一年最大的變化,就是三中全會決定中說的,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要發揮應有作用,這種清晰定位有助于市場主體發展經濟、促進競爭的重大活力。原來受到的很多權力或者政府的不當干預在逐漸減輕、甚至取消,釋放全民創業創新的活力和積極性。凡是政府法無禁止的即可為,給普通民眾和所有企業決定自己生產、經營、消費投資包括遷徙的自由,這種限制的取消或者自由的賦予,是我們前進的方向。”
很多人用“中國經濟進入了一種新常態”來概括目前的變化。今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到“新常態”這個詞。經濟學家們認為,“新常態”的最大特征就是,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其中一個明顯變化就是經濟增速從兩位數降到目前的7.5%左右。中國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認為大家都需要適應:“看
中國經濟的眼光要變化。大家習慣了高速度之后,好像稍微降一點,大家總把降下來的速度看作是不正常的,認為回到高速度是正常的,可是不要忘了,我們國家處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檔期,我們經濟增長速度就是要慢慢往下降,而且我們比其他國家在換檔時要好。”政府宏觀調控的新思路,也是要適應“新常態”,“不搞強刺激、大調整”,經濟的新動力將是改革紅利和民間的活力。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看來,四中全會后,依法治國新舉措的推行將規范政府行為,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這次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將會在重大法制建設方面有重大突破,這對經濟發展和改革來說,會進一步厘清政府和企業、權利和市場關系,這對未來釋放改革紅利、提升市場效力、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有重大意義,這將是非常值得期待和鼓舞的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