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員干部讀書心得：《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三十年風起云涌撲面而來，八千路英雄豪杰絕塵而去。這是我在讀了《激蕩三十年》后的感喟。

改革開放三十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史上一個特殊的、不平凡的階段。它源起于“文革”后百廢待興的危急時刻，發端于國家領導人舉目四望后的英明決策，是十三億人民決絕地告別貧困、追求富裕的迫切愿望眾志成城地書寫了這段濃墨重彩的歷史，是一個大國在三十年時間從3624.1億元向300670億元波瀾壯闊邁進的歷程。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總結、反思、表現這三十年歷史的書籍、紀錄片、影視劇數不勝數。在此，我向大家推薦吳曉波著、中信出版社推出的《激蕩三十年》（上、下二冊）。它以編年的體例，網羅大量的素材，以一個記者敏銳而獨特的眼光，一年年、一件件、一筆筆忠實地記錄了自1978年來每一年可堪載入史冊的大事及人物。年代并不久遠，那些曾經在報紙上、媒體上吸引了全國經濟界、企業界、政界、市場和民間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那些耳熟能詳的人名、地名、產品名，如繁花般在眼前閃現，如群星般璀燦閃耀。在歷史的機遇面前，有人窺見先機，一躍而起抓住了機遇，獲得了飛躍的發展和急速的膨脹；有人隨改革的進程，在不斷廓清思路的拉鋸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終站在政策的前端，撈取著轉型時期中國經濟的厚利；還有更多的人，他們以自己的勤勉、奮斗在這個英雄的年代，大寫英雄的歷史。

掩卷沉思，這本書令我印象深刻、時常回味和思考的不僅僅是紛繁的事件和卓俊的群雄，而是以下幾個問題。我想，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處，他知道在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他不以自己的結論來圈囿別人的思想。作為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系統、宏觀、冷靜地思考這些問題，對于我們進一步把握規律、趨勢和大局，做好工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應該會有所裨益。

一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艱難轉型。不可否認的是：當市場的主體已經實現了從產品生產到商品生產再到資本運營的階段，對于經濟的管理卻還在計劃與市場的泥淖中拉鋸。就好像兩隊接力賽，一隊已經跑到了第三棒，另一隊還在進行一、二棒的交接。這是值得深思并需要急切加以改變的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得好，才能說是跟上時代的步伐，才能有助于解放生產力而不是束縛了發展的活力。

其次，三十年間市場主體的力量變換與博弈，是文中最為精彩的演繹。但它不是明線，明線是時間。在時光的推進中，我們看到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跨國企業在中華的大地上縱橫捭闔、異彩紛呈。這三大力量究竟誰優誰劣，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更能代表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誰更維護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更長遠的利益，作者沒有說明，我也難以做出誰是誰非的簡單的兩分法的結論。這個結論需要每個有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的人來做出。應該說，這三大力量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都做出了并正在做著巨大的貢獻，正確地評價它們的作用有助于借助這三方力量正確地發展我們的經濟。但是，蛋糕只有一個，而他們都想多切一點。于是，不絕于耳的就是它們各自對對方缺陷的批駁。說白了，是利益之爭，是市場份額之爭。作為宏觀經濟的管理者，明確了這些，對于那些聒噪自會作出明斷。

三是改革進程中的企業家命運值得我們悲憫和關注。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時宜的觀念、法律、政策的障礙。而企業家作為市場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們思想活躍、思維敏銳，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處處占領高地、獨得先機，這是他們的優勢。然而，法律的壁壘、政策的障礙、民眾觀念的落后、媒體過猶不及的關注和利潤最大化的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身敗名裂，成為后來者的墊腳石。中國歷史上是個抑商的國家，然而步入全球經濟、實現和平崛起、完成復興偉業，無不需要優秀的企業家去陌生的國度開疆辟土。因此，如何發現、培養企業家成長，使他們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同時背負上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性的責任感，使追逐財富、創造財富成為一種快樂、一種成就而不是萬惡之源，也是一個需要正確看待和引導的問題。

第四，核心技術始終是中國制造的軟肋。技術在古代被視為奇技淫巧，從業者“工”也被排在士、農之后，社會地位僅高于商。對于技術的重視應該是從建國后完整的工業體系建設時開始的，但我們的技術分層就像是中國的勞動力分層，有尖端的科學家和低端的農民工，就是缺少中端和高端的技師和工程師。我們的宇航員實現了太空中漫步，與老百姓生活質量息息相關的家用電器的核心技術卻沒有一項是中國自己的。實踐已經證明，核心技術是買不來、引不進的，不是我們不想要，是人家不愿給。核心技術是科研人員智慧與心力的結晶，它需要全社會對領先技術、產品的選擇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員沉靜而不浮躁地攻關克難，還需要商家不以價格為利器而赤膊上陣。但一項新技術的發明與創造，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當中國的產品以其質高品優走向世界的時候，期望中國的技術也能在自己的產品中占一點份額。

三十年急流已趟過。在新的階段，我們還將述寫新的歷史。回望《激蕩三十年》，希望我們能走好今后發展的每一步，希望我們的國家與民族如山岳般在地球上穩健崛起、平視群雄！

在這短短的一周的時間里，我沉浸在這本《激蕩三十年》中久久不能自拔。不同于傳統教科書和財經類書籍那樣充斥著冷冰冰的數字和模型，《激蕩三十年》更像是一本情節跌宕起伏的小說，充滿了血肉與靈性。人們在這三十年的歷史創造進行中的所有激情與喜悅、彷徨與悲傷都深深吸引著我。

就如作者吳曉波自己所說的：“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30年的宏大敘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基礎、掌握歷史的經驗、創作的技巧和方法論，甚至是我的時間和體力等等，都面臨空前的考驗。”任何人要想真實客觀地描繪出1978年－2008年這30年來改革開放的當代中國企業史，的確是一項異常艱巨的任務。

一個擁有13億龐大人口的大國，剛剛經歷過一場文化浩劫，帶著已經僵化了的計劃經濟，如何一步步瓦解舊的體制，打開開放的大門，建立起市場經濟，逐步向著商業社會轉軌，把壓抑已久的生產力完全解放出來，重現舊時的盛世，這段風云激蕩的偉大變革史不是那么輕易就能描繪出來的。吳曉波很聰明，他采用了和《史記》一樣的編年體形式來書寫這段不可替代，也不可能再次重復的歷史。

改革開放這三十年的確是令人心潮澎湃，燦爛輝煌的三十年，特別是對于在經歷了無數艱難曲折的歷史又沉默了近百年的中華民族來說，它承載著許許多多國人的光榮與夢想。同時這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吳曉波對這群英雄的特征描述得相當入骨：“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忍而勇于博取。他們的淺薄使得他們處理任何商業問題都能夠用最簡捷的辦法直指核心，他們的冷酷使得他們能夠撥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脈而回到利益關系的基本面，他們的不畏天命使得他們能夠百無禁忌地去沖破一切的規則與準繩，他們的貪婪使得他們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編造最美麗的謊言。”《激蕩三十年》正是由這些英雄的一個個故事串聯起來的，這些人的命運與這個充滿了變化和激情的大時代緊緊捆綁在一起，是注定要在中國企業史上留下色彩斑斕的一筆。

這漫長的三十年的時光在吳曉波的筆下變成了一個個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李經緯、趙新先、潘寧、何陽、陳東升、郭凡生、馮侖、潘石屹、黃鴻年、呂新建、禹作敏、沈太福、黃光裕、何伯權、倪潤峰、田溯寧、吳鷹、張朝陽??傻子瓜子、TCL、萬向、華為、蒙牛、正太、中信、華西村、健力寶、三

九、科龍/容聲、嘉德拍賣、慧聰網、萬科、紅石、大邱莊、國美、長虹、樂百氏新浪、搜狐、網易、希望集團、娃哈哈、秦池、三株、德隆，這些曾經只是轟動一時又或是如今已是家喻戶曉的人名、產品名、品牌名，如同親身經歷一般，生動地再現在讀者的眼前。這些企業家和他們的企業的成長歷程一同見證了這個國家的改革的每一個步伐，無論是成功或失敗，他們都在這個時代寫下自己的注腳：王石。從當年一個靠倒賣玉米獲得第一桶金的飼料中介商人到如今的“萬科”集團的董事長，房地產業的巨頭；張瑞敏，把當年一個虧空147萬元的集體小廠一步步發展成為營業額達上千億元國際大品牌“海爾”；柳傳志，在一間僅有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創建起日后將成為全球500強的“聯想” 企業集團；牟其中，從首個中國“首富”變成“首騙”而鋃鐺入獄；史玉柱，從當初的創業“巨人”到一夜破產，負債2.5億，再到靠著腦白金東山再起，變成如今的保健巨鱷、網游新銳??這些小人物蛻變成大人物看來近乎神話的故事，卻真真實實發生在這堪稱神奇的三十年里，而且我所列舉僅僅只是當中的一部分。

跳開這些英雄式的第一代企業家們，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也在這場翻天覆地的變革中起著無比重要的作用。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為“百業待興”的中國打開了一扇通往繁榮富強的大門；他的繼任者朱镕基，卻是在這扇大門打開后各種混亂涌動之際，用強有力的節奏將改革繼續深入執行下去的“經濟沙皇”。擺在他面前的是國營經濟的改制，民營經濟的成長，外資經濟的涌入，三者之間的力量在不斷進行斗爭，要想使這個國家重煥生機，處理好這三者的關系是國家領導人所必須解決好的難題。

這三十年的輝煌其實也隱藏著不少隱患，邁入九十年代，民營經濟的飛速發展，國有經濟卻在改制的摸索中陷入混亂，體制的問題越來越凸顯其種種弊端，用作者的話就是“過去的30年里，一直存在著兩個中國：經濟強勁成長的中國、體制消耗嚴重的中國。”的確，我們三十年的GDP高速增長，卻是以高能耗作為代價。97年的金融風暴，08年的金融危機，沖擊著西方世界的同時，也在考驗著我們這個國家。

作者吳曉波是一名記者，或許是記者的職業習慣使得他更擅長從許多現象中去挖掘出事件的本來面目，并將事實的發展經過以及前因后果清楚地告訴讀者。對于我們這群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衣食無憂幸福生活的“80后”來說，這樣的書更能讓我們能從中深刻體會到我們的國家這三十年來為使她的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所做出的種種努力，以及一個個“小人物”在那個跌宕起伏的時代里與貧窮和卑微的苦苦抗爭。我很是欣賞他這樣的寫法，把每一件看似偶發的歷史事件娓娓道來，讓我們能切實感受到改革的大潮是怎樣一步步地改變著我們的周遭，中國的企業又是如何從破舊走向成功。一本經濟學的著作能寫的如此富有文采，可以說是十分的難得了。

讀罷《激蕩三十年》，不禁讓我想起《三國演義》中的卷首詞《臨江仙》中那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三十年的中國企業史，在歷史的長河只能算是很短的一段，但由于處在改革開放這個時代背景中，卻顯得尤為不平凡。正如一位網友評論的：“在歷史的機遇面前，有人窺見先機，一躍而起抓住了機遇，獲得了飛躍的發展和急速的膨脹；有人隨改革的進程，在不斷廓清思路的拉鋸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終站在政策的前端，撈取著轉型時期中國經濟的厚利；還有更多的人，他們以自己的勤勉、奮斗在這個英雄的年代，大寫英雄的歷史。” 但歷史并沒有就此止步，還在不停向前滾動著，迎來六十華誕的中國還在繼續譜寫著“中國崛起” 這個當代最偉大的神話，或許在下個三十年里我們會成為這個“神話”中的一個人物也說不定呢！

世界不再令人著迷——馬克思.韋伯

三個夜晚，我好像在讀一部“小說”。

我也從來沒有讀過這樣的“小說”，主人公多到無法一一列舉，只能冠以他們企業家的名稱。三十年前，這樣的名字幾乎意味著囚徒和牢獄。但在今天他們毫無疑問的是這個時代的驕子和民族財富，他們靠著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勤勞和聰慧在1978——2008年三十年“摸著石頭過河”的復雜商業環境中譜寫了當代中國企業史，他們中很多人如今依舊被鮮花簇擁，很多人卻坐進了牢房，不同的人生軌跡背后折射的卻是相同的時代烙印——見證經歷了激蕩三十年里中國企業所有的興衰榮辱世事變遷。而讓我又時會常感到無奈的是，歷史最終將改革的失敗者遺忘，骨子里的傳統意識讓我們從對牟其中、儲時健們交織著復雜的情感，這種復雜映射了改革過程中法制和價值評判的矛盾、茫然。但正如網易丁磊若干年后講的那樣，“在三十歲之前，我最大的收獲不是賺到兩三個億，而是有過虧掉兩三個億的經歷”，牟其中和儲時健們更應該贏得我們的尊敬和感謝，他們從未輸給過市場本身，他們輸給的是體制，他們輸給了他們無法超越的意識束縛，他們的失敗給前進中的改革上了最深刻的一課。

這也是我始終混雜著好奇和煙草薰香般的莫名興奮讀完這本書的原因，甚至偶爾的淚花凝聚，為每一個改革的失敗者惋惜，為每一步歷史的跨越感動喟嘆，一種肅穆、憂思的心情伴隨我讀完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的最后一頁。

這是令每一個了解她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空間跨度如此之廣，時間則恰好縱貫我出生到現在，除去那仍舊彌漫著極左思潮的最初五年，《激蕩三十年》展示給我們的是中國改革進程中所有個體的成功、失敗以及背后無以言盡的曲折痛苦。當年那些曾轟動一時的爭論或者個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來，或許早已成了歷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戲，但當我透過時光的長河以另一種方式觸摸曾經離我們很遠卻又分明很近的中國改革史，一種悲情油然而生。在時時因為好奇而掰開手指計算著1978－2008那三十年里每一個充斥著原始資本積累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和銅臭味道的故事時，這種震撼又遠遠超出聽故事所能得到的快感。

這是從骨子里流淌著中國人不屈躁動血液的三十年。

毫無隱瞞的講，吳曉波的文字沒有作為同行的許知遠那種瞬間使人沉思的睿智，也沒有許知遠通篇亦中亦西天馬行空的灑脫。在這兩個頗具代表性的財經作家身上，我更喜歡許知遠大歷史大世界的氣魄，而吳曉波，顯然在視野上更偏于縱深的思考。這同樣也是許知遠習慣于晦澀繞口的冗長句式所無法比擬的優勢。在許的大部分文章中，知識的深度廣度直接影響著最終的閱讀質量。但在吳曉波這里，他的風格更像他的老本行——專業財經記者，習慣用一種邏輯縝密的思維貫穿于平實的文字中，你可以不懂經濟周期，你也可以不用在意德魯克和斯蒂格利茨是否相識。吳曉波相比起來更像一個史家，而史家的一個重要標準——史德，在吳曉波筆下又顯的格外清晰，在一個習慣于集體失語的國度，這種絲毫無利益驅動的反省在混跡于開放但尚且灰色的商業社會中，顯得真誠許多。如果說許知遠使我的青春熱情愈發熾熱，那么吳曉波卻是讓我慢慢沉靜，慢慢的學會在世俗的聲音中追尋他背后的規律。

即便他的文字里總是有文人所不屑的世俗情懷，但顯然吳曉波的理想是度人而不是度己。

對于我來講，我更感謝吳曉波的是，他給了我一個夢，一如當年身無分文的王石在深圳街頭倒賣玉米時的迷茫和毫無方向，吳曉波的文字讓我看到衣著光鮮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樣面對時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贖，那分明又是一種暗示或者鼓勵——聰明或愚笨并未造就最后的成就，而同時代氣息的親近程度最終決定每個人歸宿，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柳傳志、潘石屹以及后來的馬云、張朝陽，這是圍繞在這代人身上無法超越的潛在意識圈。

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代，有著太多的未知、驚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

那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在這激蕩的三十年里從來不缺少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如果從精神氣質的角度去解讀這個特殊的群體，勤勞、聰慧、對于擺脫貧窮的渴望以及與生俱來的賭徒意識，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最初轉型期標志性性格，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伴隨制度層面的缺失一起構建了中國改革初期獨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個反復崛起、跌倒的輪回。無論是功成名就的劉永好、柳傳志，還是紅極一時最終身敗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無一例外。

在吳曉波筆下所有的改革風云人物中，健力寶的李經緯贏得我深深的同情。這個悲情的南方漢子失敗后仰天含淚不發一語的照片很長時間里縈繞在我的腦海。作為政商博弈的參與者，李經緯成為制度的犧牲品已成必然，但作為產權改革的實踐者，李經緯的失敗必將載入中國改革史。在當年那一輪“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中，李經緯的“以身試法”某種意義彰顯了資本在政治攪局中的脆弱，而整個產權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環境客觀造就了政府企業間產權分置時的互不信任，“寧與外客，不與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個李經緯，正如吳曉波在最后略帶戲謔的寫到“地方政府表現出的易于輕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讓我們看到中國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

這也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理解了張瑞敏“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頗耐人尋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難以言盡的苦處。

我們不去苛責任何改革過程中制度上的缺陷，衡量公共政策的正確與否并不是以個例的成敗為標準。但我們完全應該避免更多的健力寶更多的李經緯出現，在產權重置這種敏感的字眼上，政府和企業更應該有的是遠見和共識，而不是將政府和企業在市場體制下仍舊堅持計劃年代強勢監管，那仰天含淚的一幕實在太過悲情。

同李經緯的晚景凄涼相比，史玉柱更像是重獲新生的囚犯。這個中國最具傳奇色彩的商業英雄在三十年的改革史中占據了很大篇幅，雖然至今我們仍然無法在道德和商業的雙重標準下給予其準確評價，但我們所要尊敬史玉柱的唯一理由是——他的成功，失敗，再次成功在中國企業發展史上足以成為商業世俗化、投機性的最好佐證，同樣令人驚嘆的是，沒有幾個人能像他那樣經歷天堂和地獄般輪番煎熬而依舊在中國最繁華的金融商圈叱詫風云。

他的巨人倒了，他腦白金被批為十大惡俗廣告之首，但他的征途又上路了。

無法猜測2001年在上海公開登報還債的史玉柱是怎樣的心情，這個與中國人固有概念里商人形象完全不符的中國改革標本人物，其豪賭的天性在這場時代的大變革中暴露無遺。從背負兩億債務逃離珠海，到《征途》納斯達克上市，相信他能東山再起的人只有他自己。這個外表極盡文弱的安徽人信奉的是“生存第一”的殘酷法則，在“史氏”商業模式的構建中，史玉柱對于人性卑劣、貪婪一面的發揮詮釋為眾多體制內人士所不齒，但正如好萊塢影星伊麗莎白.泰勒說的那樣“成功是一種了不起的除臭劑，他可以去除你過去所有的氣味”，這句話用來形容史玉柱再也合適不過。

在“激蕩三十年”行將結束的時刻，我更愿意用仰望的神態去膜拜曾經的英雄，從光榮與夢想的憧憬到殘酷無情的市場法則，躁動與喧囂伴隨著中國市場體制下第一代企業家，與前人有所不同的是，復雜的體制政策和商業環境給了他們更多的挑戰和阻撓，當他們起步前行的時候，意識形態的束縛困擾著他們，當他們壯大成長時，全球化的聲浪幾乎將他們淹沒。幸運的是，在經歷產權界定和意識形態重新闡釋，我們第一代企業家在激蕩的三十年里頑強的存活下來，雖然我們的腳下依舊踩著眾多的失敗者，但中國企業在經歷三十年的改革考驗后愈發成熟和穩健讓我們有理由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給予他們最真誠的敬意。

因為他們，我們的世界依舊令人著迷。

第二篇：黨員干部讀書心得：《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三十年風起云涌撲面而來，八千路英雄豪杰絕塵而去。這是我在讀了《激蕩三十年》后的感喟。

改革開放三十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史上一個特殊的、不平凡的階段。它源起于“文革”后百廢待興的危急時刻，發端于國家領導人舉目四望后的英明決策，是十三億人民決絕地告別貧困、追求富裕的迫切愿望眾志成城地書寫了這段濃墨重彩的歷史，是一個大國在三十年時間從3624.1億元向300670億元波瀾壯闊邁進的歷程。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總結、反思、表現這三十年歷史的書籍、紀錄片、影視劇數不勝數。在此，我向大家推薦吳曉波著、中信出版社推出的《激蕩三十年》（上、下二冊）。它以編年的體例，網羅大量的素材，以一個記者敏銳而獨特的眼光，一年年、一件件、一筆筆忠實地記錄了自1978年來每一年可堪載入史冊的大事及人物。年代并不久遠，那些曾經在報紙上、媒體上吸引了全國經濟界、企業界、政界、市場和民間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那些耳熟能詳的人名、地名、產品名，如繁花般在眼前閃現，如群星般璀燦閃耀。在歷史的機遇面前，有人窺見先機，一躍而起抓住了機遇，獲得了飛躍的發展和急速的膨脹；有人隨改革的進程，在不斷廓清思路的拉鋸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終站在政策的前端，撈取著轉型時期中國經濟的厚利；還有更多的人，他們以自己的勤勉、奮斗在這個英雄的年代，大寫英雄的歷史。

掩卷沉思，這本書令我印象深刻、時常回味和思考的不僅僅是紛繁的事件和卓俊的群雄，而是以下幾個問題。我想，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處，他知道在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他不以自己的結論來圈囿別人的思想。作為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系統、宏觀、冷靜地思考這些問題，對于我們進一步把握規律、趨勢和大局，做好工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應該會有所裨益。

一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艱難轉型。不可否認的是：當市場的主體已經實現了從產品生產到商品生產再到資本運營的階段，對于經濟的管理卻還

在計劃與市場的泥淖中拉鋸。就好像兩隊接力賽，一隊已經跑到了第三棒，另一隊還在進行一、二棒的交接。這是值得深思并需要急切加以改變的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得好，才能說是跟上時代的步伐，才能有助于解放生產力而不是束縛了發展的活力。

其次，三十年間市場主體的力量變換與博弈，是文中最為精彩的演繹。但它不是明線，明線是時間。在時光的推進中，我們看到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跨國企業在中華的大地上縱橫捭闔、異彩紛呈。這三大力量究竟誰優誰劣，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更能代表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誰更維護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更長遠的利益，作者沒有說明，我也難以做出誰是誰非的簡單的兩分法的結論。這個結論需要每個有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的人來做出。應該說，這三大力量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都做出了并正在做著巨大的貢獻，正確地評價它們的作用有助于借助這三方力量正確地發展我們的經濟。但是，蛋糕只有一個，而他們都想多切一點。于是，不絕于耳的就是它們各自對對方缺陷的批駁。說白了，是利益之爭，是市場份額之爭。作為宏觀經濟的管理者，明確了這些，對于那些聒噪自會作出明斷。

三是改革進程中的企業家命運值得我們悲憫和關注。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時宜的觀念、法律、政策的障礙。而企業家作為市場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們思想活躍、思維敏銳，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處處占領高地、獨得先機，這是他們的優勢。然而，法律的壁壘、政策的障礙、民眾觀念的落后、媒體過猶不及的關注和利潤最大化的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身敗名裂，成為后來者的墊腳石。中國歷史上是個抑商的國家，然而步入全球經濟、實現和平崛起、完成復興偉業，無不需要優秀的企業家去陌生的國度開疆辟土。因此，如何發現、培養企業家成長，使他們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同時背負上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性的責任感，使追逐財富、創造財富成為一種快樂、一種成就而不是萬惡之源，也是一個需要正確看待和引導的問題。

第四，核心技術始終是中國制造的軟肋。技術在古代被視為奇技淫巧，從業者“工”也被排在士、農之后，社會地位僅高于商。對于技術的重視應該是從建國后完整的工業體系建設時開始的，但我們的技術分層就像是中國的勞動力分層，有尖端的科學家和低端的農民工，就是缺少中端和高端的技師和工程師。我們的宇航員實現了太空中漫步，與老百姓生活質量

息息相關的家用電器的核心技術卻沒有一項是中國自己的。實踐已經證明，核心技術是買不來、引不進的，不是我們不想要，是人家不愿給。核心技術是科研人員智慧與心力的結晶，它需要全社會對領先技術、產品的選擇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員沉靜而不浮躁地攻關克難，還需要商家不以價格為利器而赤膊上陣。但一項新技術的發明與創造，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當中國的產品以其質高品優走向世界的時候，期望中國的技術也能在自己的產品中占一點份額。

三十年急流已趟過。在新的階段，我們還將述寫新的歷史。回望《激蕩三十年》，希望我們能走好今后發展的每一步，希望我們的國家與民族如山岳般在地球上穩健崛起、平視群雄！

第三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是按年編寫的改革開放后的企業史。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年分明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段歷史，然而我們卻對其知之甚少，仿佛無比遙遠。《激蕩三十年》仿佛給我開辟了一條時光隧道，雖然無法親歷那個年代，但是通過另一種方式觸及了離我們感覺遙遠而實際最近的中國經濟改革史，仍舊感同身受。細細琢磨著1978—2008年中每一個充斥著“原罪”的商業故事，不知不覺的被時代氣息深深地感染與震撼。

以一個“后之來者”的身份來回顧歷史，總是會不自覺地那現在的情況與過去相比。當年改革伊始的做法，轟動一時的爭論，震驚全國的案件等，大多隨著時代的發展淪為了歷史的滑稽戲，這就是時代的距離吧！身處那個時代的人永遠不可能比后者更清楚更灑脫地看待那個時代。然而，這種灑脫可能只有作為旁觀者的后人才具有的。當局者都有著最現世的利益沖突，怎么能如后來者那樣輕易釋懷。而后人也永遠無法完全理解“當局者”們所創造的傳奇，只能驚嘆于時代。

雖然作者力圖以客觀的史家理性客觀的角度，但是它所記述的每一個故事或讓人血脈賁張，熱血沸騰，或讓人惋惜心痛，唏噓不已，或讓人肅然起敬，或讓人激動憤怒??你很難一直保持著非常平靜的心情去閱讀。或許它更像是一本小說。

這本“小說”講述了一個能令任何有夢想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故事，中間最能打動人的地方是展示了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具有典型性個體的成功、失敗以及許多難以言盡的委屈、痛苦。這本“小說”中，主人公之數遠不止一百單八個，多到難以一一列舉，但是他們都可以冠以“企業家”的名字。他們靠著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勤勞和聰慧在1978——2008年“摸著石頭過河”的社會轉型期譜寫了當代中國可歌可泣的企業史。他們總是承擔著改革的政策風險，總是原有體制的突破者也是違規者，常常被迫游離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原始資本積累中不可避免的擁有著血腥和銅臭味道，因此獲有“原罪”。雖然少數人頑強的度過艱險修成了正果如今依舊被鮮花簇擁，但是更多人卻被無情的被時代碾壓過去，或被人遺忘，或坐進了牢房，甚至成為了悲情的時代祭品。然而在今天看來，他們毫無疑問的是那個時代的驕子。不同的人生軌跡背后折射的卻是相同的時代烙印——見證經歷了激蕩三十年里中國企業所有的興衰榮辱世事變遷，更是那個時代社會的縮影。

許多功成名就至今日的改革成功者，曾經也走過荊棘路。當年的王石同樣身無分文過，在深圳街頭時的迷茫和毫無方向與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絲毫差別。然而他卻主動地跟上了時代的腳步，倒賣起玉米，在“摸著石頭”的過程中漸漸找到方向。當年的柳傳志在中科院中不過是一個專業不精的工程師，但是他所擁有那個年代人少有的經營熱情與智慧致使他脫穎而出。當年的許多人不過是與我們一樣的青年人，那些衣著光鮮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樣面對時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贖。然而他們與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們找到了一般人找不到的、屬于自己的時代切入點。

而那些一度成功，幾番掙扎，最后被歷史遺忘的改革失敗者的人總是給人一種悲情英雄的感覺，讓人惋惜無比。李經緯將健力寶從三水縣的一個只擁有幾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廠，發展成為了一個在中國能與可口可樂相抗衡的國企飲料巨頭。而后來整個“國退民進”產權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環境客觀造就了政府企業間產權分置時的互不信任，使他與他的健力寶卻深陷產權泥潭，作為產權改革的實踐者，作為政商博弈的參與者，李經緯成為制度的犧牲品在今天看來仿佛命中注定。最后他一病不起，而他的健力寶也消逝在時代中。與他同樣悲情的領導者還有褚時健。褚時健抓住煙草行業發展的機遇，使紅塔山成為中國名牌，讓玉溪卷煙廠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煙草大王，但是企業家激勵機制與監督體制的不健全還有其貪欲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職業生命。類似他們的“悲情英雄”還有好多，雖然有許多人都為他們抱不平，嘆他們生不逢時，諷制度的僵化，但是我總覺得他們的失敗這與他們這一代企業家身上的“草根性”有著極大的關系。他們的成功大多都是當時他們所做出的幾個具有時代突破性與相對偶然的正確決策與自身企業特殊的身份與地位所造就的。如果他們沒有身處特殊的位置而只是一個普通的民營經營者，取得成功完全是不現實的。如果他們能不斷的提升自我，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是不停地運用自己的那“三板斧”，悲情可能不會上演。假如他們具有職業經理人的基本自身素質與真正科學的管理方法，結果肯定會非常不一樣。然而這樣要求那個時代的人明顯是不現實的，身處時代之中的人想要超越時代太過困難，這不過這只是我這個后者的意淫而已。

這本書中提到的許多故事都是我們高中時極好的論據，而當時對這些事情的評判幾乎只是簡單的為了單一的論點而簡單的貼上符合主題的標簽。一件現實的事情沒有簡單的好與壞，很難用一個或兩個簡單的方面解釋清楚。全面客觀是探求事物真相的基礎。

30年誕生了太多人物，人們對他們的定義各有不同。我十分贊同這本書前言引用《唐璜》的一句話對他們的定義——“說來新鮮，我苦于沒有英雄可寫，盡管當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窮，年年有，月月有，報刊上連篇累牘，而后才發現，他算不得真英雄。”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成功的時代探路者。雖然在現在看來，他們的成功源于那個百廢待興的時代，他們的成功相對容易，但是取得成功始終是困難的，需要我們走在時代最前沿，甚至超前于時代。現在的中國仍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空白，仍然是個處處存在著機遇的時代。也許過了多年之后，我們在看待如今的時代，正如我們看待過去的年代一樣，感嘆那是一個機遇與挑戰共存的好時代！因為一切皆有可能！

從1978年至如今的30多年是中國最精彩的華章。從改革開放初江浙人民冒極大風險發展貿易，到80年代中后期的全民皆倒，再到南方講話后爆發的全民下海的熱潮??全體國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對貧窮現狀的堅決告別和現代化的強烈追求成為了所有人的價值追求，而這也是中國改革發展中最重要的動力。從一開始中國的改革就是一個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動的過程，只不過一直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現的。

中國這場改革運動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特性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不爭論特征”。由于中國特有的復雜社會情況，中國的改革的走向非常像是社會學的Gartner光環曲線。每當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爭辯和強行推進的時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產，甚至可能造成社會的動蕩和輿論的紊亂，而當所有的爭論這都已經精疲力竭的時候，改革卻會在最不經意的時刻取得突破。其嚴謹且極優的途徑選擇往往小于人們之前的猜想。可能這才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吧！

改革開放的種種成就是政治家智慧與企業家智慧交織的結果。然而過去經濟還是由政府主導的，普通的人們在其中取得的種種成就，抓住的種種機遇都是由政府政策造就的，有的甚至可以稱作政治變革的副產品。民營的企業在政策面前更像是一葉扁舟，那一把握下一刻自己的命運。在未來，還是期待一個更完善的制度，一個系統更穩定的社會。中國經濟，至少在企業方面，應該有更多無關政治的商業智慧而創造。不過把握政府的脈搏，跟上時代的潮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為在潮流、時代面前，人永遠是渺小的。

今天中國的雖然有點虛浮，但是你不能否認它的強盛，與1978年時落后而窮困的中國已經有著天翻地覆的變化。即使從1949年開始中國沒有走上發展的“最優道路”，但是如今的中國未必與所謂的“最優道路”差多少。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相似的，雖然這個過程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相互獨立的逐步進行，漸進的路徑與速度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肯定會在一個時間點上匯成一股河流。

第四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

開篇語

盡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復的。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

1978年，中國社會拉開了改革開放求發展的全新時代，30年的艱難與輝煌鑄就了中國發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年代。30年的中國企業經歷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蕩歲月。中國30年改革開放成就舉世睹目，大國的崛起，中國迎來歷史上的空前盛世。從一場沒有藍圖的改革到今天，這30年是中國企業崛起的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進步是主要的，變化也是翻天覆地的。從單一公有制到多種所有制，從計劃到市場，從僵化的企業制度到靈活的現代企業制度，經濟改革的路途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經濟體制改革 時代的呼喚

文革結束，**結束，盡管“兩個凡是”依舊束縛著人們的思想，但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復出，讓一切都傳達出了可喜的訊息。

1977年，中國在結束了十年“文革”**后，發生了一件關系到國家和青年命運的大事，那就是恢復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復，使中國的人才培養重新步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萬事開頭難，高考制度的恢復是改革浪潮到來的前奏，歷史證明，它為改革開放后，我國民企的發展培養了大批的人才，如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楊曦光等人。

作為共產黨主要陣地的《人民日報》也開始改變其刊載內容了，往日的紅色革命的氣息淡化了，據說柳傳志在一個上班的早上看見《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篇關于如何養好牛的文章。這個傳說無法考證，但可以明確的是“革命”即將離我們而去，“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應該改變了。1978年5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特約評論文章，這猶如一聲炮響，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真理問題”的大討論。這一討論，對于解放國人的思想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條件。

與此同時，國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越發嚴重。然而文革期間，工廠停產，使原本就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農村的人民公社又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大大下降。人民的溫飽問題，亟需解決，然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靠原來的模式是不行的，必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

在時代的呼喚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明確了我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經濟建設，并做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實踐證明，改革開放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逐步到城市。農村圍繞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農村的勞動力，擴大糧食產量而進行；城市則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一，擴大企業的自主權，把企業從政府高強度的管制之下解放出來。二，改單為多，改變原有的單一公有制的模式，逐步發展個體、民營、外資等多種所有制的企業。三，利用商品與貨幣的關系發展經濟，向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一間破屋里，18個村民借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面對一張契約，深情緊張的按下了血紅的指印，并個個發誓說，寧可殺頭，也要搞包產到戶。從此打響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槍，包產到戶傳到中央，小平同志很是贊賞這種精神。并開始在四川廣安和安徽進行試點，不久就在全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大大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我國的糧食產量得到大大提升，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同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的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農村出現了大批的剩余勞動力，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大量充足廉價的勞動力。

農村的改革揭開了城市改革的序幕。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各種個體、民企如雨后春筍般的冒出來了。牟其中因一篇《中國該往何處去》而入獄，1979年出獄后，辦起了銷售部，后經過一番打拼，成為了第一個“中國首富”。然而在此后的十多年間，他又從“中國首富”淪為“中國大騙”而再次入獄。盡管他未得善終，但是他的沉浮，說明了在中國當代民企有著很強的盈利能力，同時也暗示了我國的市場制度和法律需不斷完善。牛根生從一個刷瓶工到蒙牛集團的CEO，南存輝從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匠到正泰集團的董事長，那年在深圳街頭徘徊的王石，也借著改革的春風創建的萬科。一個又一個的事實，說明了改革開放后，國家是鼓勵民企、私企的創辦的。支持民企發展的同時，我們的國企也走進了改革的隊列。中國各地都放寬了對外國記者參觀國企的審批，如：桂林絲廠、重慶煉鋼廠、上海集成電路廠等。這些國企大都管理松散、設備老化、環境惡劣、浪費嚴重、自主性差、效率過低。暴露出的這些問題，預示著國企即將進行一場改革，對內強調能力與效率，對外引進先進技術。從此領導人出訪，參觀國外的工廠，促進外國企業來華投資辦廠，一方面有利于引進國外技術，另一方面增加了國內的就業崗位。利用我國的資源、人口、政策優勢招商引資，并嘗試合資經營等多種方式，優化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借著春風，鄉鎮企業也迅速發展起來了。以華西村模式為代表的鄉鎮企業的發展，緩解了農村的人地矛盾，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國內積累，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隨著各種所有制企業的建立，我國初步形成各種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的局面。

經濟體制改革應該是全方位的，新時期原有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逐步進行改革，逐步市場化。所以為實現逐步市場化，開始利用價值規律調節經濟，經歷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等階段。最終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為配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的信貸機構、資本市場、征稅系統、市場交易和企業制度都亟需建立。

改革需要不斷深化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其成就是巨大的，但改革中也有諸多問題，改革中的問題直接導致了現在經濟轉型——成為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實現。

過去三十年來，可以這樣講，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不斷投資、不斷興建基礎設施、不斷的產能擴張，但是這樣的發展模式也僅僅是得益于中國入世和全球化帶來的市場范圍擴大，但隨著全球市場的逐漸飽和和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這樣的增長模式難已持續。為此必須開拓國內市場，拉動內需，但內需不足確實事實。

過去三十年，長期注重積累，忽視了消費，再加上大量的國有企業的存在抑制了居民消費，使得國內的消費能力不足，消費水平偏低。一個人的消費投資預算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勞動收入和財產型收入。過去三十年來，工資的增長幅度很小，居民的勞動收入增長緩慢；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作為公有財產，其經營收益和財產升值所得的利益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再分配，一大部分的財產用于積累了，使得居民的財產型收入也很少。因而居民不得不削減自己的消費投資預算，這是國內長期消費水平較低，內需不足的原因之一。

過去三十年，征稅權一直掌握在政府手里，致使國內居民的消費增長緩慢。目前差不多行政部門的各個部門都有權推出新稅種、也可以在現有稅種上不受制約的調高稅率（包括印花稅）。把國民收入按政府、城鎮居民和農民三個群體分，從1995~2007年，扣掉通脹影響后，政府財政收入翻了5.7倍，而城鎮居民和農民分別為1.7和1.2倍。改革紅利一大半被政府分去。2007年政府的財政收入相當于3億7千萬的城鎮居民的收入，12億3千萬農民的純收入。并且如此巨大的財政收入，用于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三大民生項目上的開支僅占15%，相當于GDP的2.4%，平攤到每個居民身上相當于一年內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而巴西政府單單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就占GDP的10.4%。由這些數據可知，當稅收權在政府手中且不受約束時，居民的稅負較重，抑制了國內居民的消費增長。

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是由其需求結構所致。在中國高比重的國有經濟，突出對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物體的建設，如高樓、鐵路、高速公路、大工業項目，偏愛于重化工業，輕視民生類行業。然而這些是不奇怪的，由于我國的業績考核方式，政府的投資人當然愿意把錢投在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項目上。這是一種偏向于能源、資源的需求結構，并且環境治理成本會比較高昂。反觀民企則更加側重于民生方面，民企則愿意把錢投在下面兩方面：一，消費品，即輕工業；二，服務品，即第三產業。這是一種側重于居民需求的結構，更加能夠拉動國內的居民消費。然而高比重的國有經濟必定形成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

高比重的國有經濟致使單位GDP所創造的就業崗位量低。過去三十年來，GDP只有保持8%以上的速度增長，才能保證充分就業。然而在當下GDP增速放緩已成定勢，要保證充分就業就必須改變國企和民企的投資比例，客觀事實上民企創造的就業崗位的能力遠遠強于國企，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國家的GDP增速只要在3%左右，就能保證充分就業。

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就必須做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

一：深化民主憲政方面的改革，著重約束政府的征稅權、約束政府的管制權、對財政預算實施過程進行更加透明的監督。

二：深化對國企的股份制改革，將剩下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股權注入到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一個為全國性的國民基金，主要包括央企股權、各部委所屬的國有股權，然后將其股份分到每一個國民身上，實現全民所有，共享改革紅利。另外31省市分別成立自己的國民權益基金，把各省的國企股權注入其中，并按照一定比例在本省居民與外省居民進行分配。并且允許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的自由交易，因為我國已經具備了管理這些基金的能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成立國民權益基金并非是私有化，而是為了更好的享受改革紅利，3 國有企業依舊存在，依舊可以受某些政府部門的管理，但其收益、財產升值則能夠實現全民共享，當然國企也可以僅僅拿出一部分收益作為紅利分享，另一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

未解之題

一：社會主義和共同富裕、人民幸福哪個是我國的最終目的？

二：社會主義除了能夠實現共同富裕、人民幸福之外，還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實質性內容嗎？ 三：在中國實現人民幸福、共同富裕是否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條道路？

結語

改革也是革命，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變則存，不變則亡，盡管改革之路曲折蜿蜒，但其前途定然光明。經濟改革需要把握經濟規律、順應世事變遷、政府調控、市場決定和人民監督協作。

第五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是一部以社會真是事件為題材，以歷史時間為脈絡的紀實文學報告，是一部記錄中國企業榮辱得失，幾度沉浮的成功編年史，是一部描繪三十年來各種人物叱咤風云，命運波瀾的經典著作。

1978年，中國社會拉開了改革開放求發展的全新時代，30年的艱難與輝煌鑄就了中國發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年代。30年的中國企業經歷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蕩歲月。中國30年改革開放成就舉世睹目，大國的崛起，中國迎來歷史上的空前盛世。從一場沒有藍圖的改革到今天，這30年是中國企業崛起的時代。

今天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1978年以前的中國企業，在1956年完成對私人資本的清理之后，一直到1978年，中國企業全部都屬于國有企業，由各級政府計劃管理。這種體制一方面使得社會上的物資奇缺，賣方市場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又企業賺不了錢，連年虧損，人浮于事，再加上高度封閉自守的經濟體與連年政治運動，到文革結束前夕，中國原有的經濟體制也走到了盡頭。這一僵局在鄧小平1979年當選全國政協主席后被逐漸打破，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解禁農村工商業等私營經濟和引進外資成為中國企業發展史故事的開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成為吳曉波敘述中國企業發展史的主軸。

從經濟學上來看，計劃經濟的束縛了生產者的行為，計劃壓制了企業應對需求變化不斷追求利潤的沖動，而另一方面政府縱容導致的軟預算約束弱化了企業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激勵。上述是從政府干預錯位的角度來分析，但激勵不足的主要原因來自產權。生產者不僅對自主決策感興趣，他們更關注的是剩余收入的處置權。阿爾欽認為產權所有者本人才能真正承擔風險，并且有激勵去盈利，而無效的生產多半是因為產權的不清晰，這種現象廣泛存在于國有企業。張維迎、周其仁等人認為所有權的實質功能在于保證決策者必須對決策后果負責，即決策者必須是風險和收益的承擔者。因此私有化的方向不存在問題，所差的只是如何私有化。但產權的重組和清晰化一直到1998年朱镕基推進“國退民進”政策才拉開序幕，而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在此前此后的興衰成敗莫不與此緊密相連。

事后來看，如何辦好一個企業，可能是一個問題，而且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也沒有太多的成熟經驗。產權問題是三十年企業史的核心問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富有遠見的企業家和經濟學理論界對此早已心知肚明。清晰的所有權無疑是國有企業改革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目標，但產權如何清晰、如何界定從來就沒有被認真對待過，而所有權的社會主義屬性、支柱產業國有壟斷一直阻擋在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經濟發展的道路上。但這一切往往不列文字，無規則可依，模糊的政策設計意味著所有人都被涂上原罪的標記，除非他無所作為，否則只要找茬就一定會找到有罪的地方。這是國有企業從“扶不起的阿斗”到店大欺客、服務價高質劣的根本原因，也是民營資本在市場競爭中戰戰兢兢、腹背受敵的原因，這其間更夾雜著仰融出走華晨、李經緯被趕出健力寶、顧雛軍得手科龍等事件，曾經一時的明星企

業和企業家，在模糊產權的藩籬中左支右絀，悲情離場。

從傻子炒瓜子傳奇萬向節，溫州八大王，到價格大闖關，罐頭換飛機，鄭州亞細亞，再到彩電大血戰，溫州炒房團，華為狼性文化。這是中國命運發生劇烈轉變的三十年，是社會經濟發生飛躍發展的三十年，是令每一個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心潮澎湃，慷慨激昂的三十年。書中描繪了中國的企業家們如何進行原始的積累，他們中有成功的，甚至有成為福布斯富豪的，有失敗的，最終淪為階下囚的，也有淪為普通百姓的。不敢怎么樣，他們的探索至少告訴我們，他們有著令人敬佩的頑強生命力和創造力，能把握時代的脈搏，走在了時代前列。也許，在當時，有的人所走的路是被禁止的，甚至被披上種種政治色彩，引發至階級斗爭的高度，但不可否認，隨著時間的變遷，他們所走的路被市場經濟證明是正確的。三十年間，利益與風險的角斗鑄就了企業家不平凡的成功路，正應了一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改革開放探索路上，真理與無知更替著，國家在這些勇敢者的帶領下，跌跌撞撞地像個小孩，追趕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

這本書展示給我們的是中國改革進程中所有個體的成功、失敗以及背后無以言盡的曲折痛苦。當年那些曾轟動一時的爭論或者個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來，或許早已成了歷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戲，但當我透過時光的長河以另一種方式觸摸曾經離我們很遠卻又分明很近的中國改革史，一種悲情油然而生。在時時因為好奇而掰開手指計算著1978－2008那三十年里每一個充斥著原始資本積累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和銅臭味道的故事時，這種震撼又遠遠超出聽故事所能得到的快感。

他們不同的人生軌跡背后折射的卻是相同的時代烙印——見證經歷了激蕩三十年里中國企業所有的興衰榮辱世事變遷。而讓我又時會常感到無奈的是，歷史最終將改革的失敗者遺忘，骨子里的傳統意識讓我們從對牟其中、儲時健們交織著復雜的情感，這種復雜映射了改革過程中法制和價值評判的矛盾、茫然。

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代，有著太多的未知、驚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那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在這激蕩的三十年里從來不缺少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如果從精神氣質的角度去解讀這個特殊的群體，勤勞、聰慧、對于擺脫貧窮的渴望以及與生俱來的賭徒意識，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最初轉型期標志性性格，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伴隨制度層面的缺失一起構建了中國改革初期獨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個反復崛起、跌倒的輪回。無論是功成名就的劉永好、柳傳志，還是紅極一時最終身敗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無一例外。在吳曉波筆下所有的改革風云人物中，健力寶的李經緯贏得我深深的同情。這個悲情的南方漢子失敗后仰天含淚不發一語的照片很長時間里縈繞在我的腦海。作為政商博弈的參與者，李經緯成為制度的犧牲品已成必然，但作為產權改革的實踐者，李經緯的失敗必將載入中國改革史。在當年那一輪“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中，李經緯的“以身試法”某種意義彰顯了資本在政治攪局中的脆弱，而整個產權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環境客觀造就了政府企業間產權分置時的互不信任，“寧與外客，不與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個李經緯，正如

吳曉波在最后略帶戲謔的寫到“地方政府表現出的易于輕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讓我們看到中國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這也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理解了張瑞敏“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尋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難以言盡的苦處。

很欣賞吳曉波在書中的立足點，他取一個高點，以向下的方式回顧中國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如他所說，中國改革三十年就是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外資此消彼長的三十年。回憶通常都是會騙人的，所以很多時候，人總是覺得過去很美。所以總會聽到上了年紀的人感嘆世風日下，現在如何如何，過去如何如何。其實世風從來都是如此，過去的歲月總發生的很多事，從今天的眼光其實是可笑而可悲的。曉波的客觀，是讓人欣慰的。中國的事情，太多假象掩蓋下，很少看到真實，而《激蕩三十年》帶來的就是這份難得的真實。歷史的洪流滔滔而過，作為后來人，我們回顧歷史，總會有千般感觸，也只有后來人的事后諸葛亮，才能查覺到歷史的冷酷，理解重大事件當事人的喜悅、辛酸和進退維谷。中國過去的三十年是高呼改革的三十年，政治、經濟和社會中的變化起伏可謂波瀾壯闊，“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吳曉波用這個做題記開始了企業的發展歷程。這三十年是如此的輝煌，以至于在2007年央視專題片《大國崛起》熱播的時候，讓人感覺到中國崛起已經不再是預言而是現實。如何描述這段動人心魄的歷史則是歷史給當下的一份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