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供給側改革的視角解讀客戶需求與協同價值創造

從供給側改革的視角解讀客戶需求與協同價值創造

——以樂視公司為例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的視角出發，首先對供給側改革相關概念的產生與內涵進行了分析與介紹，并對從多個角度出發對供給側與需求側進行對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分析了樂視公司在供給側改革客戶需求與協同價值創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與形成的的獨特競爭力，最后對行業內相關企業提出了一些建議。關鍵詞：供給側；需求側；改革；價值創造 背景分析

世界經濟環境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全球經濟結束了大穩定的“舊常態”而進入了“新常態”。我國經濟在“三期疊加”階段，面臨著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產品供需錯配、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市場機制運行不暢等結構性問題，要求我國必須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今的手機市場是一個典型的產能過剩的行業。按照賽諾數據統計，2014年，國內手機市場出貨量為4.6億臺，2015年國內手機市場出貨量為4.7億臺，預計2016年出貨量仍為4.7億臺。市場總量不再增加，品牌之間的相互侵蝕則成為了未來競爭的主題。

手機市場增速放緩，同質化競爭嚴重，低層次的價格戰又限制了行業的發展。根據經濟學常識或是中央的號召來看，手機行業是一個典型的需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行業。激活市場、促進消費、擴大銷量這條路既不適應大勢所趨，也不是手機廠商可以決定的。所以只有通過供給側的改革，也就是手機廠商需要作出改革和調整，不斷依靠提供高價值的“供給”，包括內容和服務，才能創造更高的利潤空間，為行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供給側改革介紹

2.1 供給學派的產生與發展

供給學派是適應經濟發展的實踐而逐漸形成的。供應學派的理論與實踐發展過程如下：

（1）薩伊定理。供給學派的“鼻祖”薩伊提出了“供給創造需求”，“產品是以產品購買”的著名論斷。薩伊認為，一項商品生產出來并與他人交換，這使生產者具有購買其他商品的需求。人們總是擁有無窮的欲望，但欲望卻不都是需求。只有提高生產水平，創造和他人交換的價值，才具有消費能力。因此，薩伊主張打破壟斷、減少管制、減少稅收，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供求均衡。但是，20 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使“薩伊定理”失效，導致“凱恩斯主義”得以流行，被稱為“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批評“薩伊定理”忽視了貨幣參加流通使得產品在買和賣的時空上發生分立，明確提出消費不足是造成經濟危機的根源。凱恩斯主張，由國家實施調控，刺激消費，通過國家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但西方在經歷短暫的繁榮后，到20 世紀70年代，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了“滯脹”的局面，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為解決“滯脹”這個發展難題，美國學者阿瑟.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線”理論。

（2）拉弗曲線。為糾正“凱恩斯主義”過分注重刺激需求的錯誤做法，新供給學派認為人們欲望無窮，消費只是生產的自然結果，根本不需要考慮刺激政策的問題。因此，當消費產生不足的時候，那就是因為生產環節即生產側出現了問題。這就必須通過減免稅收來促進企業生產，以達到增加稅收的實際效果，此即為“減稅的目的是為了加稅”。（3）供給革命 世紀70年代的“滯脹”現象，不僅對凱恩斯經濟學構成根本性挑戰，也掀起了社會各界對自由派政策的不滿。里根的施政綱領主張，通過大幅度的減稅計劃來支持企業發展、解除對部分行業的競爭管制來激活市場機制、削減社會福利來縮減政府規模、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來實現自由貿易，被社會各界認為反映了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里根的“供給革命”，本意是希望減少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以激活微觀機制，提高企業生產效率，進而解決供需失衡的短期宏觀經濟問題。但是，從微觀效率改進到宏觀產出增長兩者之間存在著漫長的傳導過程，難以產生里根期待的“立竿見影”的效果。特別是在政府引導企業發展過程中，往往會更為深入地干預企業生產，致使行政權力擴張，進而產生權力“尋租#或權力腐敗行為，導致“薩伊定理”邏輯鏈條的”中斷。里根供給革命的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采取的政策僅僅局限于局部調整，改革舉措也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這對于我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警示意義。

2.2中國供給側側改革概念的產生與含義

在中國，所謂的“供給側改革”誕生于我國經濟政策的調整過程中，本意是指，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側重在供給而非生產端，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因為高成本是供給側最致命的硬傷。這就需要從消費者角度來考慮問題，一定不能只從生產者的角度來考慮，其實質在于把握消費端的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有一定的破壞性意義，而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需要創造性破壞才能達到破舊立新的效果。其實這種創造性破壞在經濟領域常常發生，每次發生的時候，總會有人從舊的產業轉向新的產業，創新的同時就是淘汰。2.3 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差異比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資源要素實現最優配置，使經濟增長提質增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必須落到結構改革上，與需求側管理具有較大的不同。需求側管理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管理主要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實際上，供給側與需求側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這就要求我們，既要有眼前經濟的穩定增長，又要考慮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在兼顧需求側的同時以供給側為主導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改革指向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向主要是指向生產者，著重從供給角度進行結構性改革，主要著重于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通過減免稅收，鼓勵生產者推動技術創新，來提高供給方資源的配置效率，以達到制度創新、機制創新和技術創新。需求側改革指向是消費者，主要將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反復在增加出口和擴大內需上做文章，以此來拉動消費。

就改革效果來看，供給側改革由于政策傳遞到企業，再由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生產過程需要長期才能見效，這是打基礎、利長遠的事情，要求改革者具有遠大的抱負、足夠的定力和相當的智慧才能夠取得成功&供給側改革注重以中長期的高質量制度供給統領生產的創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調控為主的凱恩斯主義模式，在優化供給側環境機制中，強調以高效的制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激發微觀主體創新創業、創造產能。需求側改革注重有效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并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鼓勵居民消費，具有見效時間短、效果更顯著的特點。供給側視角的樂視客戶需求與協同價值創造 3.1樂視公司概況

樂視，原名樂視網，成立于2004年北京，享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資質，致力打造基于視頻產業、內容產業和智能終端的“平臺+內容+終端+應用”完整生態系統，被業界稱為“樂視模式”。樂視垂直產業鏈整合業務涵蓋互聯網視頻、影視制作與發行、智能終端、應用市場、電子商務、互聯網智能電動汽車等；旗下公司包括樂視網、樂視致新、樂視移動、樂視影業、樂視體育、網酒網、樂視控股等。

3.2樂視超級手機如何進行供給側改革

（1）提高手機硬件性價比

2015年的手機市場紛紛通過做高品質的千元機來淘汰落后產能，升級用戶消費。具體的表現則是小米、魅族、樂視、奇酷、一加紛紛發力1000—1500元市場，讓千元機在外觀、設計、性能上都可媲美旗艦機。這個大方向來看，其實是沒有問題的，也是復合用戶的需求的。這也是多數手機廠商正在堅守的一個陣地。

樂視從一開始就承諾，不做百元機，而是不斷提升旗艦機的體驗價格比，為用戶創造全新價值，引領旗艦機消費潮流，首發推出標準旗艦樂1，引領旗艦機進入1499生態手機時代。同時發布的頂級旗艦樂1Pro和樂Max，鎖定2500-3000價格段和3000+價格段的旗艦市場。去年年底，更推出國民旗艦樂1s，引領旗艦機進入1099硬件負利時代。

樂視超級手機的硬件和性價比上已經達到了國內手機行業中的較高的水準，為了給客戶更好的體驗和服務，樂視的“供給側改革”要推進的就是樂視的生態。

（2）打造革命性的產品形態和顛覆式的生態商業模式

樂視超級手機用革命性的產品形態和顛覆式的生態商業模式，構建平臺+內容+應用+終端的生態模式的樂視生態模式。樂視手機是生態系統中終端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就是說樂視超級手機是一部生態手機，而再是純硬件堆砌而成的冷冰冰的產品，它是一個移動互聯網的生態系統，承載著豐富的內容和服務，具有鮮活的生命和更高的價值。從這個角度而言，樂視超級手機推進了整個手機產業的發展和進步。

樂視超級手機生態模式的成功也帶來了其贏利模式和定價模式的轉變，實現了硬件負利銷售，生態補貼硬件的模式。在2015年，樂視率先提出了“負利銷售”的理念。樂視第一代超級手機發布時，樂視就在全球首先采用了量產成本定價模式。但隨著樂視生態不斷完善、服務能力提升，樂視的生態贏利足以補貼硬件帶來的虧損，所以樂視再一次將售價降低至低于量產成本，所以中端旗艦機配置的樂1S最終定為1099元，所以高端旗艦機樂Max Pro最終定價為1999元。

（3）技術創新

除了生態和價格之外，樂視超級手機的創新能力也是突出，多項技術創新能力甚至已經超越了蘋果、三星等國際品牌，在國內市場更是無人能及。

樂視超級手機首創了ID無邊框技術，全懸浮屏幕讓樂視超級手機的邊框達到了最窄，雖然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無邊框并且飽受爭議，但是卻讓樂視超級手機在外觀上更加具有美感。樂視超級手機還是全球首個采用Type-C技術的手機，在傳統 USB 接口中需要反復拔插、尋找“正確”方向的問題已經被消費者廣為詬病的時候，樂視超級手機Type-C接口的出現大大的方便了我們的使用，并且樂視的這一技術領先了行業整整半年時間。樂1s是全球首款采用鏡面指紋識別的手機，被稱為業內最美的指紋識別手機，并且鏡面指紋識別的速度能夠達到0.15s，比目前主流的0.5s的解鎖速度要快上數倍。3.3樂視手機供給側改革所帶來的核心競爭力與價值

（1）獨特的生態力

生態力是“人無我有”，作為一個開放的閉環生態，樂視生態在平臺、內容、硬件、EUI、應用上全方位開放，讓用戶擁有全新的體驗和價值。也為用戶創造全新的商業模式，以生態補貼硬件，低于量產成本定價，引領硬件負利時代。樂視推出預存會員費、0元購手機的政策，這是樂視獨有的商業模式和定價模式能夠支撐地，這也讓夢想照進了現實。實際上樂視已成為運營商，不是通信運營商，而是生態服務的運營商。（2）強大的品牌力

品牌力是“人有我優”。樂視通過強大的公關傳播和生態整合營銷來實現其品牌力。從樂視TV、樂視云、樂視體育、樂視影業、樂視網、樂視音樂等樂視子生態的發布會，和其他營銷傳播活動，來帶動手機品牌的提升，所有生態內的資源，都可以成為樂視超級手機傳播營銷的推動力。（3）創新的渠道力

渠道力上，樂視形成了全渠道多兵種立體作戰的成熟模式。全渠道就是線上自有商城、第三方京東、天貓等，線下公開渠道、運營商渠道。多兵種是指不只是銷售，還有公關傳播、市場推廣，這樣才能形成空軍和炮兵部隊、全渠道的陸軍、客服物流的野戰醫院服務體系等等的立體協同作戰。

另外，目前在手機行業內有一種否定運營商在終端產業鏈的功績和推力作用的傾向。但事實上，運營商依舊是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關鍵在于如何運用這種力量。運營商的補貼依舊存在，但是不創新合作模式是拿不到的。在運營商合作上，樂視創新提出生態型運營商合作模式。拋棄了“手機硬件+套餐補貼”的傳統合作模式，進而開創了“生態+手機+流量+服務”的生態共贏模式，這讓樂視手機、運營商與用戶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雙方可以共同獲取用戶，共同服務用戶。樂視與聯通的生態型合作已經成為終端手機廠商和運營商合作的典范，去年聯通剛性包銷130萬臺樂視超級手機，也成為歷史上的首創。4 總結與啟示

2015年國內手機出貨量已經超過5億部，如今的國產手機市場是一個典型的產能過剩的市場。中國手機行業競爭陷入價格戰，同質化嚴重，加上國產手機市場趨于飽和，“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環球化”等要害詞成為行業轉型生長的重點。從2015年的市場變化來看，注重品質、注重設計、注重技術等詞語談的越來越多，“質價比”漸漸成為了國內手機廠商更為關心的問題，也成為了手機行業“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按照“質價比”原則，國內各個手機廠商都開始了新的調整。

國內手機行業發展到智能手機時代以來，從最開始注重普及搶占用戶的低價手機時代，到后來的開始注重手機流暢度的硬件手機時代，再到現在注重用戶體驗的生態手機時代，手機行業的發展一直是與用戶的需求密不可分的。在未來的手機行業中，誰能夠給予用戶極致的體驗，誰就會占據更多的手機市場份額，在這一點上樂視超級手機走在了其他友商的前面，樂視超級手機依靠自身的內容優勢和服務優勢率先給予了用戶生態的內容和服務體驗。樂視手機的供給側改革的一些做法與理念值得同行業的思考與借鑒。無論是“供給側改革”還是“消費側的改革”，其實都是提升用戶體驗這一個方面的兩種做法。用戶需要“參與感”來倒逼企業進行產品的完善，但消費者需要好的“供給側改革”來開天辟地，從方法論的層面來提升體驗。

參考文獻

[1] 馮志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經濟問題.2016(02).12-17.[2] 李智，原錦鳳.基于中國經濟現實的供給側改革方略.價格理論與踐.2015(12).23-27.[3] 張襦心.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新民周刊.2016（10）.34-40.[4] 云晴.通信業供給側改革:關注科技和制度創新.通信世界。2016（08）.12-18 [5] 向坤.從供給側改革看通信行業的轉型升級.中國電信業.2016(02).26-31.有“供給側改革”一說，就會有“消費側改革”一說。在“消費側改革”做的最好的還是小米。小米聯合創始人黎萬強曾用《參與感》一書來詳盡闡述小米的“消費側改革”。手機市場的“消費側改革”典型的案例就是小米的MIUI每周更新，這種有消費側可以通過“參與感”迅速完善一款產品，但是在真正大方向上的升級或者調整，其實還是需要“供給側”去把關。

其實，無論是黎萬強還是馮幸的觀點都是正確的，無論是“供給側改革”還是“消費側的改革”，其實都是提升用戶體驗這一個方面的兩種做法。用戶需要“參與感”來倒逼企業進行產品的完善，但消費者需要好的“供給側改革”來開天辟地，從方法論的層面來提升體驗。

因為“消費側”的用戶是不專業的一群人，他們只知道手機拿在手里好用不好用，但卻不知道為什么好用或者為什么不好用。不少用戶需求用戶自己是不知道的，這種需求需要廠商主動去開發，去尋找，去引領。“供給側改革”有這些堅守、迷茫與錯亂

當今的手機市場是一個典型的產能過剩的行業。按照賽諾數據統計，2014年，國內手機市場出貨量為4.6億臺，2015年國內手機市場出貨量為4.7億臺，預計2016年出貨量仍為4.7億臺。市場總量不再增加，品牌之間的相互侵蝕則成為了未來競爭的主題。

而根據經濟學常識或是中央的號召來看，手機行業是一個典型的需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行業。激活市場、促進消費、擴大銷量這條路既不適應大勢所趨，也不是手機廠商可以決定的。所以，“供給側”，也就是手機廠商需要作出改革和調整。

這種改革和調整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2015年的手機市場紛紛通過做高品質的千元機來淘汰落后產能，升級用戶消費。具體的表現則是小米、魅族、樂視、奇酷、一加紛紛發力1000—1500元市場，讓千元機在外觀、設計、性能上都可媲美旗艦機。這個大方向來看，其實是沒有問題的，也是復合用戶的需求的。這也是多數手機廠商正在堅守的一個陣地。

而第二個方面也有待商榷。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手機廠商的迷茫和錯亂。手機市場在2015年一直在拙劣地嘗試著各種各樣的“新供給”，企圖為這些新供給論證合理性，將消費者當成被動的接受者，強行推進自己的商業目標。這里面包括造作的故事、雞肋的功能、蒼白的互聯網生態模式以及倒行逆施的高價戰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益提升的方針，體現了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的創新。一方面，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說，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征，是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人類社會文明的提升過程中，關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創新都是發生在供給側。過去需求側總量視野內稱為動力來源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其實必然要衍生出結構化動力問題，我們只有將這種結構化的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并充分展開，才可以有效形成對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和把握。

另一方面，從我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和具體國情看，客觀上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結構問題。在“三農”、區域協調、環境保護、科技創新、國防、重點建設等方面補短板、優結構，特別是以制度供給、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化解矛盾累積與隱患疊加、引領新常態，形成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后勁。

第二篇：從人口視角看城市公共資源的結構性短缺與供給側改革

從人口視角看城市公共資源的結構性短缺與供給側改革

摘要：人口作為體育等公共資源的使用者和消費者，是公共體育資源有效配置的主要基點。隨著我國人口的不斷發展變化，人口和公共體育資源配置之間的矛盾也逐漸顯現，當前廣場舞之爭現象便是這種矛盾的集中體現。研究認為，城市公共體育空間的不足只是廣場舞之爭的導火索，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失衡才是這種矛盾產生的深層次根源，即人口規模增加導致公共體育資源供給數量不足，人口結構變化引發公共體育資源供需結構的不匹配，人口分布變動造成公共體育資源供給的結構性短缺，是導致廣場舞引發矛盾沖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從供給側改革的思路盤活現有資源，對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給予協調性發展的提升策略。

關鍵詞：人口變動；城市公共資源；配置失衡；廣場舞之爭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6.03.012

人口的基礎數據是體育等公共資源配置的主要依據，正因如此，公共體育資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脫離人口這一基點，掌握人口變動數據對于優化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至關重要。根據國家體育總局2013年針對20～69歲人群的體育健身活動和體質狀況調查，中國居民健身需求日益旺盛，體育人口數量日益增加，但是，現有的公共體育資源的供給（包含公共體育場館、廣場、公園、住宅小區空地等），卻難以滿足民眾的健身需求，由此產生了不斷增長的體育人口數量與公共體育資源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并引發了諸如廣場舞之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鑒于此，本文以廣場舞之爭為例，對人口與城市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失衡現象進行分析，并提出二者協調發展的對策，以期進一步改善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滿足居民正常合理的健身需求。

一、人口變動對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影響的理論分析

人口變動是一個復雜多維的過程，不但包括人口規模的變動，還包括人口結構和人口分布的變動。人口規模、結構、分布、遷移變動等均會對社會公共資源的配置產生重要的影響，[1]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口規模是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主要依據

按照公共經濟學原理，公共體育資源與交通道路等資源相同，屬于公共物品的范疇，具有非排他性和資源的稀缺性特征，隨著消費者人數的增加也會產生“擁擠效應”。因此，人口規模越大，公共體育場地、設施的數量和規模要求越多，而且在體育場地、設施規模一定的情況下，人均公共體育資源的擁有量就相對越少，從而影響人們對體育資源的利用率和享受度。此外，人口規模還與支撐公共體育資源的經濟基礎直接相關，人口規模越大，用于建設公共體育資源的經費投入與支出也越大。因此，人口規模對公共體育資源總量、人均公共體育資源擁有量和享受度、公共體育資源的經費投入等產生了直接影響，從而成為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主要依據。

（二）人口構成多元化要求公共體育資源供給多樣化

人口構成的內容比較豐富，既涉及人口自然屬性構成，如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等，又包括人口社會屬性構成，如收入結構、受教育程度結構等。人口構成多元化要求公共體育資源供給多樣化，因為不同人口群體的體育參與意愿、體育參與時間以及體育服務的需求點等都有差異，例如，許多研究證明不同文化程度人口對公共體育資源需求有所不同，文化程度與體育健身需求成正相關。[2]這就要求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與人口的需求相匹配，充分考慮不同人口群體特征的體育參與需求，采取差異化、具有針對性的供給策略。

（三）人口分布對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據現代步行空間理論，空間可達性是公共服務設施利用的基本決定因素，[3]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必須要有適當的服務半徑，才能使居民方便享有公共服務。如果公共體育資源布點不均，人口分布與公共體育資源分布之間存在空間錯位，那么就會影響居民需求的可獲得性。例如，相關研究表明，可達性、可入性、適停性越高，居民參加體育活動的頻率越高，每次體育活動的持續時間越長。[4]因此，在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中，需遵循空間區位理論，以一定空間尺度的人口分布情況作為單位，從而使居民方便、公平享有公共體育資源，最大限度增加社會福利。

二、城市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失衡的實證分析――廣場舞之爭現象的人口學解讀

如前所述，公共體育資源最終的服務對象是“人”。因此，人口的規模、結構、分布等因素就成為合理配置公共體育資源的主要依據。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人口狀況也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人口城鎮化規模不斷增加，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口空間結構不斷重構。與人口的快速轉變相比，城市公共體育資源的回應速度則顯得相對滯后，人口和公共體育資源之間的矛盾也逐漸顯現。當前，廣場舞之爭現象就是這一矛盾的典型示例。因為從人口學視角看，廣場舞之爭現象實際上反映了人口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失衡，體現了城市公共空間治理不能有效應對人口因素的變動。由此，本文以廣場舞之爭現象為例，對廣場舞之爭背后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失衡現象進行人口學解讀，具體如下：

（一）人口規模增加導致公共體育資源供給的數量不足

眾所周知，廣場舞之爭的焦點在于廣場舞“噪音擾民”和“爭搶場地”，[5]在這背后，則是反映了人口快速城鎮化所帶來的公共體育資源供給數量的不足。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3年末我國城鎮人口數量達到7.31億人，相比2003年，城鎮人口數量增加了2.07億人，鄉村人口數量減少了1.39億人，人口城鎮化率增長了13.2%。從城鎮的體育場地面積看，2013年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顯示，全國體育場地中，分布在城鎮的體育場地96.27萬個，場地面積13.37億平方米。以2013年末城鎮人口73 111萬人計算，全國城鎮平均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13.17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1.83平方米，相比2003年，二者增幅均在40%以上。雖然公共體育資源增長的絕對速度快于人口增長的速度，但這僅是全國平均水平，在不同的地區，由于人口基數、人口增速等都不一樣，使得人口規模對公共體育資源的擠壓程度也不一樣。例如，在上海（據上海市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雖然2003～2013年間上海體育場地面積有了42%的增長，但是常住人口的增長率也達到了44%，使得人均擁有的體育場地面積不增反降（由1.75平方米降至1.72平方米）。再以武漢為例，武漢三鎮的人均健身場地面積僅為1.29平方米，也大大低于全國1.83平方米的平均水平。[6]也就是說，在北京、上海、武漢、溫州等一些大中城市，由于其就業收入、教育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涌入，人口增速加快，使得人口規模更為龐大，從而加劇了對城市公共體育活動空間的擠壓。因此，在這些人口眾多的大中城市，城市公共體育資源和活動空間更為緊張，“武漢廣場舞被潑糞”等廣場舞新聞事件也是發生最多的地方。而反觀寶雞、張掖等人口較少的西部城市，雖然也有廣場舞，但公共體育空間相對充裕，廣場舞擾民現象的發生也就更少。[7]

不僅如此，當前體育公共資源存在按“戶籍人口規模”為口徑進行配置的傾向，并未嚴格按照常住人口規模進行規劃，也進一步加劇了公共體育資源數量的供給不足。例如，以上海為例，按照2013年末上海市戶籍人口（1 432.34萬人）為口徑來分析，上海平均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26.88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90平方米。然而，若以常住人口（2 415.15萬人）為口徑來分析，則上海平均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僅有15.94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為1.72平方米，比戶籍人口的口徑分別少了10.94個、1.18平方米，減幅將近70%。這說明，雖然上海市公共體育場地數量和面積等不斷增加，但是，在以“戶籍人口規模”為口徑配置的路徑依賴下，公共體育資源的人均擁有量卻大幅下降，城市缺少足夠的體育場地為廣場舞等健身活動服務，也就容易引起搶奪公共空間資源的現象與糾紛。

（二）人口結構變化引發公共體育資源供需的結構不匹配

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遷移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城市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一是城鎮老年人口數量大量增加。“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城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為0.78億，2000年為0.44億，十年間增長了0.34億人口。另據學者預測，到2025年，城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1億人，并會超過農村老年人口數量，從而將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8]二是城鎮女性人口的數量和比重大幅增加。“六普”數據顯示，我國鄉村女性人口的比重從1990年的74.1%下降到2010年的49.7%。與之相對應，2010年，我國城鎮女性人口的比重為50.3%，在歷史上首次超過了鄉村女性人口的比重。

因此，我國城市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城市中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比重在不斷增加，而這也是廣場舞興起的一個重要的人口學原因。因為廣場舞的參與者主要由中老年、女性人口群體構成，俗稱“大媽”。首先，對于中老年人口而言，隨著年齡的增長，常常會受到高血壓、腦中風等各種老年疾病的威脅，一旦疾病來臨，則不僅給自己帶來了病痛的煩擾，同時也給家庭造成很大的經濟和生活照料負擔，因此，兩方面因素的疊加使中老年群體意識到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從而在體育參與意愿、體育參與頻率等方面也表現得更為主動和積極。全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數據（1996年、2000年、2007年）及相關研究表明，60～69歲年齡段人口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者比例最高。[9]其次，對于女性人口而言，由于我國女性退休時間比較早，50～55歲就退休了，而平均預期壽命能達到77歲，因此女性退休后，有了大量空閑時間，并很快轉換成體育休閑空間。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情感交流的需求更為突出，因此，更加需要通過這種集體活動的形式來獲得快樂感、歸屬感等情感滿足。

可見，中老年女性人口群體是廣場舞等城市公共體育活動的最大需求人群。而按照供需結構匹配的原理，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應根據人口結構的變化，考慮和協調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等人口群體的需求類型和數量。比如，未來我們都會變老，一些社區老齡化程度會比較高，同時女性老年人比較多，那么，有助于情感交流的養老設施就會要求多一點，這不僅包括室內的文化體育活動中心，還包括室外的健身場地設施建設等，從而滿足中老年人疏通筋骨、強身健體，以及社會參與、愉悅身心的養老需求。然而，當前我國體育等公共資源的投放、公共空間的配置標準等主要根據以年輕人的特點或經濟收益為主要考慮因素來加以確立，比如，一般的體育場館都是為中青年服務的，和老年人跳舞的關系不大，而一般的廣場和城市空地則主要用于房地產開發商的商業利益、商業設施的需要，也未充分考慮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因此，這種忽視人口結構變化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便難以滿足龐大的中老年群體對體育健身的正常需求，無奈之下她們在小區等公共場所跳舞，擾亂了居民的休息權和安居權，從而引起廣場舞者與居民之間的矛盾與糾紛。

（三）人口分布變動造成公共體育資源供給的結構性短缺

廣場舞之爭的例子也是人口分布與公共體育資源分布空間錯位的直觀體現。也就是說，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布局忽視了人口的空間分布差異，使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可達性下降，成為誘發廣場舞矛盾與沖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廣場舞案例來看，“大媽們”選擇小區、公園、廣場甚至是馬路等各種公共區域和體育場地跳舞，主要是因為“大媽們”活動半徑有限，這些地方離家近、可達性、可及性好，而公共體育場館一般分布在學校、機關或者企事業單位中，不僅遠離人口居住區，同時也由于場館開放率低、收費不合理等原因，具有“單位化”性質，使得“大媽們”往往望而卻步。因此，這實際上反映了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布局與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公共體育場館遠離人口集聚區，由此形成公共體育資源的結構性短缺，即社區公共體育資源供給不足與單位公共體育場館利用不足同時并存。

以上海為例，“六普”數據顯示，上海常住人口的空間分布呈現由中心城區向郊區轉移的趨勢，2000～2010年間，中心城區（原黃浦區、原盧灣區、原靜安區、長寧區和虹口區）常住人口減少14.08%，近郊區、遠郊區常住人口增幅較大，分別達到69.91%、67.65%。然而，城市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布局卻未跟上人口空間再分布的步伐，甚至與人口分布呈相反趨勢。據相關研究資料，上海市公共體育的空間結構總體上呈現出“核心―邊緣”的特征，即城市核心區體育空間供給密度高、規模大，而外圍邊緣地帶的體育場地則極為匱乏。[10]可見，上海市中心城區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好于郊區，與人口分布存在空間錯位，居住地與體育場地距離在500米以上，影響了“500m健身圈”目標的完成。

三、結論與建議――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協調性發展

以往文獻普遍從公共空間角度對廣場舞擾民現象進行研究，認為廣場舞困境的本質是城市體育休閑公共空間的缺失，凸顯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公共空間管理乏力的現狀。[11-14]然而，城市公共體育空間缺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這就要考慮人口因素的影響。由此，本文從人口學的視角出發，通過對廣場舞之爭背后的人口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失衡現象進行解讀，認為公共體育空間不足只是廣場舞之爭的導火索，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失衡才是這種矛盾產生的深層次根源，即人口規模增加導致公共體育資源的供給不足，人口結構變化以及人口的空間移動則進一步加劇了公共體育資源的供需矛盾。

（一）按照區域人口的變動趨勢，合理配置公共資源

廣場舞之爭的本質并不是城市社區公共體育空間不足，而是城市社區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沒有充分應對人口的變動，包括數量、結構和分布等變動。廣場舞之爭所衍生的問題，只是人口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失衡的一個縮影。面對這一失衡現象，相關部門就應當按照區域的人口狀況及變動趨勢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使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協調發展。

第一，構建以人口變動為導向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機制。人口變動有其自身的規律，首先，人口變動具有連貫性，今天的人口狀況是由過去的人口變動決定的，同時也是未來人口變動的基礎，其次，人口變動具有關聯性，人口在數量、規模等方面的變化會引發人口結構等方面的變化。因此，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應以人口變動規律為導向，采取“全面掌握、瞻前顧后”的變動機制，[15]即建立人口數據平臺，全面掌握和整合公安部、體育局等各個部門的人口信息，既要考慮當前人口總量、結構和分布等的影響，也要著眼長遠，預測未來人口發展的趨勢，從而調整各區域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方向。

第二，構建以常住人口為基數的公共體育資源供給模式。長期以來，受戶籍制度阻隔和財政分權機制等的影響，各個省、市、區縣等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體育資源僅考慮了本區的戶籍人口規模，而很少考慮實際居住人口，特別是將外來人口排斥在外。然而，與教育、低保等公共資源具有一定的分割性與封閉性不同，公共體育設施的受益范圍更加具有公共性與開放性特征，原則上可供任何居住人口使用，但如果按戶籍人口作為基數配置公共體育資源，便難以滿足常住人口的體育參與需求。因此，政府須根據屬地化管理、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則，以常住人口為基數，增加公共體育資源的供給數量，從而減少人口規模增加與公共體育資源供給數量不足之間的矛盾。

第三，按人口結構差異提供針對性的公共資源配置，同時向廣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傾斜。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不僅要以人口總量作為依據，同時還應根據社區內群體構成及其需求的不同，構建多元化、多層次、差異化的公共體育資源服務模式，滿足不同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等居民對公共體育資源的消費需要。特別是對于老齡人口、學齡人口等體育參與需求較大的特定群體，需要制定專門的特殊群體健身計劃，加強社區體育場地、體育組織等建設，確保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向廣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傾斜。

第四，優化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布局，盤活現有資源。當前，城市在公共空間建設和治理過程中，已經開始關注公共體育資源空間布局與市民的體育文化需求的匹配，但總體而言，其更加追求公共空間總量以及人均公共空間的平衡，沒有考慮具體的人口分布狀況，導致體育資源空間布局與市民需求的不相適應問題。例如，許多城市寧愿將大量資金投入到大型體育場地與場館建設、大型群眾體育活動組織上，卻不愿花資金建設更加貼近人口集聚區的社區公共體育空間。

（二）從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出發，盤活現有資源

作為城市管理者，在“十三五”期間，需要從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出發，盤活現有資源，提高現有資源的供給質量，使公共體育資源空間設計更加適應市民需求。

一是要改變公共體育資源投向大型體育場地（館）、大型群眾體育活動的政績化、功利化的模式，加大社區公共空間建設投入，以“最佳服務半徑”為原則，在資金和規劃上優先保證提供“群眾身邊的體育場所”，使得市民能夠方便、就近參與體育健身。

二是協調好體育場、體育館、文化館、活動中心、學校操場等城市現有公共體育資源，強化公共體育場館的公益屬性、社會屬性。

三是探尋將學校或單位體育資源調動起來的合理路徑。例如，上海目前有市民卡，市民可以使用這張卡在每天及周末規定的時間里進入社區里的中小學進行各種形式的鍛煉。但是，學校體育場館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由于面臨場地保養費、場地維護費、衛生清潔費、水費、電費、安保費、管理人員工資等，學校難以承擔；另外，體育場館值班制度、現場管理制度、出入制度、活動記錄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缺位，也使學校面臨更大安全壓力。經費和安全等問題給學校帶來較大壓力，使得市民卡的這項功能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因此，對有條件開放的學校體育場地，還需要提供安全、資金、人員方面的保障，解決好學校體育場地（館）不想開、不敢開的后顧之憂，從而真正將市民身邊的體育資源調動起來。

四是積極營造更多的體育休閑方式，統籌兼顧好市民休息、鍛煉等諸多方面的關系，倡導市民以散步、納涼、“樂跑”等相對安靜的戶外體育鍛煉方式為主。與此同時，也可以借鑒“新加坡鄰里中心”的模式，為社區居民的休閑、體育鍛煉提供戶內的公共活動空間，以緩解戶外人口與公共空間的矛盾。

說明：本文系湖南師范大學青年基金項目“以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更高質量的城鎮化研究”（14XQN07）、博士啟動項目“以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人口城鎮化質量提升的路徑研究”（2014BQ05）、公共管理學院青年教師科研基金項目（2014GGY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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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試論杜郎口中學教學模式改革的多視角解讀與反思論文

[論文摘要]以“三、三、六”自主學習模式，“10+35”課堂時間模式以及獨特的課堂設計為特點的杜郎口中學教學模式為我國當代課程改革指出一條奇行的道路。杜郎口中學立足于兒童本性，融合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育人觀，使教育與環境、經濟三者協調發展，有效地解決了教學論中教與學、學與思的矛盾關系。

[論文關鍵詞]義務教育；義務教育質量；杜郎口中學；改革模式

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讓人感到迷茫，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新課程改革與傳統教育體制的沖突日益尖銳起來。杜郎口中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以課堂改革為突破口創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課堂學習模式，從新課程改革的浪潮中脫穎而出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杜郎口中學作為一所鄉村中學能夠做到這樣，這其中一定有著它堅定不移的信念與原則。

一、杜郎口中學教學模式的實施結構

在素質教育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面對自己學校發展的困境，杜郎口中學堅持教學模式改革的方向，把課堂作為自己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改善現有教學狀況的主要陣地，以自主學習為導向，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教學模式改革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三、三、六”保障了學生在學習中的自主性

“三、三、六”是一種自主學習模式，也就是課堂自主學習的三個特點、三大模塊、和課堂教學六環節。

三個特點就是“立體式、大容量、快節奏”整體性教學。立體式就是：教學目標、任務是新課程要求的三維立體式，將學習任務分配給每個同學、每個小組來完成，充分發揮了學生的主體作用，展示他們集體智慧的結晶；大容量的課堂教學內容使課堂活動多元化，每個學都能夠參與進來并且體驗團結的力量；快節奏的緊密時間圍繞學習目標和任務安排讓學生體驗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的快樂。

三大模塊包括：預習、展示、反饋。預習模塊中既有自主學習又有合作與交流，學生全員參與，考慮問題角度不同，帶來了思維的碰撞，經過預習，他們明確了學習目標、了解了本課題的重點、難點并初步達成學習目標；展示模塊通過展示預習的知識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臺，以個人或小組為單位回顧預習情況，進行組內、全班的展示和交流，得到知識的延伸和成功的體驗；反饋模塊對前面的課進行反思和總結，對預設的學習目標進行回歸性的檢測，尤其關注學困生，不讓一個弱者掉隊，點燃他們求知向上之火。

六個環節包括：預習交流、明確目標、分組合作、展示提升、穿插鞏固、達標測評。預習交流讓學生說出自己的預習情況；明確目標讓學生有雙銳利的眼睛，明確本節課的學習目標；分組合作中老師把學習任務平均分到每個小組，讓學生體驗團結的快樂；展示提升讓學生對自己小組的學習情況進行分析講解；穿插鞏固讓學生把自己小組沒展示到的知識進行鞏固；達標測評以試卷或紙條的形式檢查學生的掌握情況。

每一個特點，每一個模塊甚至每一個環節都把學生的主體性與主動性緊緊扣在一起，圍繞學生生長發展的特點制定的課堂計劃更是毫無遺漏的把每個學生都“栓”在了課堂上。

(二)“10+35”為自主學習提供了時間條件

“10+35”是杜郎口中學課堂教學的時間模式，也就是一堂45分鐘的課，10分鐘的時間是屬于老師的，35分鐘的時間是屬于學生的。這就意味著把課堂主動權還給學生，意味著教師的角色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它要求老師用盡量少的知識性語言陳述，或者說教師應該完全不涉及對教材內容的陳述，并且時間限定在10分鐘以內。其他時間都交給學生，這樣，學生就有了充足的時間思考探索。在課堂中教師站在了學生的中間，取消了講臺，創造各種條件把課堂話語權交給學生，讓學生在課堂上敢說、會說；老師所起的作用就是解疑、監控、調節、配合評價，而學生才是課堂學習的主體，他們在參與中通過結對子的方式利用正確有效的學習方法快樂的學習。這種時間模式把提倡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和探究學習，對學生的尊重，化成了學生的行動，滿足了學生探究的需要；獲得新體驗的需要；獲得認可與欣賞的需要；承擔責任的需要。學生的主體地位真正得到落實。

(三)沒有講臺、三面黑板的教室拉近了師生關系

走進杜郎口中學的教室我們便會發現教室中竟然沒有講臺并且教室前后及背光面三面都是大黑板，沒有教室的前部與后部之分，更有趣的是學生的排座方式改變以往的按學習成績好壞或者是按身高排座位的“秧田”式排座方式為現在的小組對坐“方陣”式的座位方式，教室中間是縱向排成的三排課桌，學生分組排位，對面而坐，這樣不僅方便了學生探討問題，同時又避免了按成績排座給學生帶來的自尊的傷害。

每次上課的時候，都是把黑板分成塊，每組一塊，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上寫著畫著，還時不時的與自己的同伴商量著探討著，在各組展示自己的成果時，老師則站在了學生中間或后面，把自己融入到學生中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師道尊嚴者，老師只是在“不悱、不啟、不發”的時刻才會出現。而另外的學生則或蹲、或站、或坐，地上、課桌上、板凳上都成了他們聽課的獨特方式。

這樣的課堂把老師與學生放在了同樣的空間、平等的地位上，學生包圍著老師，老師就在學生中間，他們之間沒有了界限之分，拉近了師生之間距離的同時，有效的縮小了學生間的差異，促進了學習的交流與探索。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杜郎口中學這種模式的運用對學生來說不僅沒有負面影響而且這種創新改革解決了傳統義務教育階段存在的矛盾與問題，改變了以往教師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學生真正成為了學習的主人。

二、杜郎口中學教學模式的教育哲學分析

可以說，自從教育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人類活動以來，就有了教育哲學。教育哲學一直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幫助人們解決著教育中遇到的問題，并為教育者提供教育實踐的理論依據。因此，了解教育哲學對于教育者來說，不僅能獲得敏銳的洞察力，更能幫助他更好地進行教學實踐。

(一)從人性的角度來看

人性論是關于人的本質問題的學說，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論述自己的思想時幾乎都從人性的角度出發，杜郎口的教育者也以人性為基礎，抓住了學生喜歡游戲的本性，并以此為切入點開展了課堂教學的改革。

杜郎口中學的課堂上就有著豐富的游戲情境，在分組學習過程中他們每個小組都有不同的游戲形式，經常把課本編成課本劇，讓學生分角色來表演，而且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在游戲中老師與學生經常同臺演出，他們共同把學習的過程變成游戲的過程，不僅從中得到快樂，而且人們對游戲天生的熱情成了他們學習的內驅力，并不斷得到強化，形成良性循環。同時，游戲本身就有著很多未知性和挑戰性、刺激性，每解決一個問題就意味著又成功了一次，激發他們進一步解決問題的欲望，以呲一步一步的接近預設目標。

(二)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融合的育人觀

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一直作為兩種對立的思想在歷史上發展著，科學主義在哲學上重視理性，在人格發展上重視知識和智力的發展；人文主義則偏重非理性，在人格發展上重情、意的發展。反映在教育問題上也都各執己見，因此，如何在二者之間取長補短并使之協調發展成為教育哲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杜郎口中學不僅通過大容量的教學內容促進學生智力因素的發展，而且有多種課堂組織形式以促進學生的非智力因素的發展；既有老師的鼓勵引導，又有各小組的獨立探索；既有自己的理性分析，又有來自別人的人文關懷；在關注生命的同時，促進學生的自主發展。可以說，杜郎口中學在教學中把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結合起來，把價值論引進了教學領域，體現出認識論與價值論的統一，最終達成學生從學會生存到學會自立再到學會關心、學會合作的目的，促進學生個體的協調發展，找到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切合點。

三、杜郎口中學教學模式的社會學分析

教育系統作為社會中的一個子系統，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人的社會化，社會變遷，社會分層，社會政治、經濟甚至社會環境等都離不開教育。那么杜郎口中學又從社會學這里得到哪些啟示呢?(一)教育與環境

地理環境簡言之就是“環繞社會的自然界”，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并且對文化教育的實施和發展也直接產生著影響。一個學校的地理位置及周邊環境對學生學習生活帶來的影響是無可厚非的。

杜郎口中學就坐落在一片荒野之中，四周既沒有嘈雜的工廠車間，也沒有繁華的街道鬧市，這就為學生有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受不到外界的干擾，自然心理情緒就會平和。另外杜郎口中學對學生的管理也是住宿制的，學生吃、住、學全在學校，平時沒有接觸外界的機會，即便出了校門也沒有什么可以引起學生興趣的，不像有些學校外面往往有很多游戲廳或網吧誘惑著他們。

另外，一個學校周圍的人文環境同樣影響著他們的教育教學工作。人文環境是專指由于人類活動產生的周圍環境，是人為的，具有社會性的。

杜郎口中學的學生幾乎全都是農村家庭的孩子，從小就接觸自己的長輩在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艱辛及農村落后的生活條件，這些都會對他們產生很深的影響，并且，他們從小就受到大人們的“走出去”的教育，只有好好讀書考上大學，以后才有可能擺脫這種窮困的生活境遇，所以在他們的潛意識中就有一種為未來謀劃的思想，這也成為他們強大的內驅力來源之一。

(二)教育與經濟

教育與經濟同樣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二者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可以說，經濟是教育的基礎、保證著教育的正常進行、推動著先進的教育技術的發展，而教育又為經濟提供了技術支持，促進著經濟的發展。

杜郎口中學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作為一所農村中學，沒有大量的資金投入到學校建設及教育教學上，但每天都會接待很大數量的前來參觀的教育工作者，他們就會收取一定的參觀門票費用，這樣既有效的限制了人校參觀者的數量，又給自己帶來一筆可觀的收益用來更好的建全學校設施，為學生們提供更好的學習生活條件。

四、杜郎口中學教學模式的教學論價值

教與學以及學與思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存在于教學實際中的突出矛盾，杜郎口中學教學模式的教學論價值就在于很好的解決了這兩種矛盾關系。

(一)教與學的關系

教與學的關系一直被視為教學論中的根本問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師生關系。從孔子的尊師重道、師道尊嚴，到韓愈的《師說》無不詳盡的闡述著師生關系的重要性。

杜郎口中學為了落實課堂上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地位，對于課堂教學作出了“三個轉變”，第一，學生的學習態度要由“供應式”向“超市式”的轉變，在知識學習中充分給學生自主選擇的權利，從哪些材料中學習，學什么，都由學生自己做主，這樣既避免了學生的被動接受又防止了教師講什么學生學什么的發生；第二，教師教學由“注入式”向“發動式”轉變，在課堂上教師要充分的信任學生，并善于利用他們的特長，充分讓學生“動”起來，這樣的課堂不再枯燥無味，讓學生在快樂中成長；第三，課堂內容由“純知識型”向“能力、情感、價值觀”轉變，課堂教學內容要由知識培養能力，由知識生發情感，由知識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二)學與思的關系

學與思的關系是教學論中的關于認識論的問題。沒有學的思是空想，就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沒有思的學則只能停留在表面上，不能真正認識事物的本質，掌握事物的規律。

杜郎口中學的“三三六”課堂教學模式采用學思結合的方式，每個教學環節都注意到留給學生充分的思考時間，并試著讓小組解決思考的問題，小組解決不了的再請教老師，因此，學生便形成了在學習中敢于質疑、勇于問難、積極參與論辯的習慣。

五、杜郎口中學教學模式的現實意義與問題反思

杜郎口中學的改革回歸了教育的培養具有終生學習能力、能夠自主發展的人的本真，也正是這一教學實踐實現了被人們認為是“理想”的新課程理念，于是，在參觀了杜郎口中學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很多學校的紛紛效仿。在學習杜郎口經驗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普適性的問題

首先，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情況，杜郎口中學是一所住宿制中學，學生每天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學習，早晚都要上課，這樣的課時安排，恐怕城里的學校就很難做到。因此，學習杜郎口經驗，需要因地制宜，掌握他們的精髓與合理因素，不能照搬照抄，只注重形式上的改變。

另外，學生要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是要有一定的年齡階段和身心發展特點作為基礎的，比如說，杜郎口中學的教學模式就不適合小學生，最起碼從自主能力這一點來說小學生是不具備的。而高中生又面臨著嚴峻的升學壓力，各科的學習任務都很重，而且學科叉多內容又深，明顯的超出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范圍。

因此，要認識杜郎口教改的普適性，必須結合它所面臨的境況與學校的現實，仔細體會其中的智慧。

(二)教學模式機械化的問題

嚴格的“三三六”課堂教學模式及“10+35”時間模式，就把每堂課都牢牢的固定在了這個模式之內，不論什么科目，也不論學什么，都嚴格的按著這個模式按部就班地進行，顯然是有些僵化的，對于語言課程來說，就很難按這個模式進行教學，比如英語的發音學習，學生自己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一討論就能學會的程度的，沒有老師的指導與講解學生自己是很難辦到的。

因此，國有國法，校有校規是沒錯，但如果過于嚴格的按照這個模式進行教學有時候不僅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而阻礙了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

總而言之，杜郎口中學的教改找到素質教育與傳統學業成績質量觀的結合點，回歸了教育的本真，為目前我國提出的全面提高農村義務教育質量的要求提供了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模式，學習杜郎口的同時，我們更應該用發展的眼光，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看待它。